葉劍英女兒凌孜說:共產黨不能忘記了來時的路!“那時候拿著槍桿去鬧革命,為的就是解決老百姓的民生問題,讓他們過上好生活。”這番話很簡單,也極為深得人心。如今比較浮夸、腐敗、欺上瞞下、日鬼到棒槌。凌孜的提醒,發(fā)出了老百姓的心聲,不管怎么宣傳和諧之音,但整個社會日趨焦慮、浮躁,離德離心,信任缺失,距離公平漸行漸遠,社會的搖擺、動蕩似乎越來越近,重回萬惡的舊社會視乎成為現(xiàn)實,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愿望逐步被拋到九霄云外,資產階級、錢老大成為莊主,不知道死去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看到今天的現(xiàn)實作何感想。
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紅色后代”也無不憂慮萬分:全國政協(xié)委員、總參謀部管理保障部原政委、革命家曾山的女兒曾海生曾在一封提案中說道:“我不知道什么才是真的?發(fā)展的速度上去了,但發(fā)展的質量又如何? ”社會道德之所以淪喪,在曾海生看來,責任不在社會而在政府。“主要是收入差距過大,很多人心理不平衡。”曾海生回憶,當年她在北大荒插隊,一個月22塊錢就已經很滿足了,因為大家都差不多,一些老職工也不過30來塊。但現(xiàn)在一些國企老總年薪卻動輒上千萬。“同樣工作8小時,很多人會問,憑什么你拿那么多?”
如今的老百姓有這樣一個困惑:如果好日子只給了少數(shù)人,這與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初衷不是背道而馳嗎?我們的改革還算成功嗎?“28年的革命戰(zhàn)爭,祖父輩們哪個不是大浪淘沙活下來的。雖然后來在困難時期,工作上有失誤,但老百姓也能理解,他們出發(fā)點和落腳點都是為了人民群眾。”伊麗蘇婭說。
但現(xiàn)在,“紅色后代”眼中那個雖然窮,但沒什么算計的日子,似乎一去不復返了。
“這好比咱們一家人,他可能做得不太好,比較笨,但心是好的。但如果換一個人,是為了把家人的錢弄到自己兜里去。那你是一種什么樣情緒?”凌孜說,“那個時候,遍地都是雷鋒式的人,今天你打著燈籠滿世界找去。不是沒有,少之又少。”
和所有普羅大眾的感受一樣,“紅色后代”們承認,他們也是改革開放的受益者。唯一不同的是,他們中的許多人親歷了這場驚心動魄的改革。
在“紅色后代”們看來,強人推動只是改革成功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動力,更來自整個社會。如今,中國又到了改革的十字路口。對于改革的爭論如何處理,在“紅色后代”們看來,可以從上一次改革中尋找經驗。
凌孜說,執(zhí)政黨有一個傳統(tǒng),就是出了什么問題,有個整頓鞏固提高的階段,現(xiàn)在最缺的是對過去30年的總結和反思。“哪些問題做得好,哪些地方走了彎路,究竟我們現(xiàn)在要改什么?都可以好好捋一捋。”
對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全國政協(xié)委員、陶鑄之女陶斯亮認為,反腐是一個重要突破口,而如何反腐,她又首推從吏治開始。
她提議,把競爭機制引入黨內干部選拔,通過差額選舉保證每個干部,都像干細胞一樣,是優(yōu)秀的,健康的,逐漸去替代那些“癌細胞”。
毛新宇說,毛澤東時代幾乎沒有貪腐,就是因為老人家預見到會有糖衣炮彈的進攻。“老人家在七屆二中全會時就強調,進京趕考不能學李自成,大家最熟悉的就是開國第一案——劉青山、張子善的案子,這說明主席深知腐敗問題對黨的危害。”毛新宇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
“所有盛世都有共同經驗,所有末日都有共同教訓。”凌孜說,唐太宗能創(chuàng)造貞觀之治,正是因為有魏征這樣的大臣講負面的意見,皇上就是聽了難受但是愛聽。但崇禎就是被貪腐包圍了,看不清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最后國家就壞了。“
如果共產黨忘記了來時的路,那真要亡黨亡國。這是不光是紅色后代的憂慮,也是所有愛黨百姓的憂慮和心聲,只有腐敗官員才恐懼與憤恨這樣的憂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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