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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理想信念教育成效顯著，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和啟示：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為的“總開關”，加強理想信念教育是中國共產黨永恒的主題；把長遠理想與近期理想教育相結合，引導人們在實現近期理想的過程中追求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黨的理想和民族理想相結合，釋放強大的號召力和感染力；把社會理想的教育與個人理想的引導結合起來，實現黨的利益與人民利益的有機統一；理想信念教育要通過先進引領，力求把先進群體理想信念的培育建立在理性引導之上；注重理想人格的培育，夯實理想信念教育的道德基礎：把理想教育與理想實踐結合起來，為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而奮斗。

對理想信念堅貞不渝是中國共產黨的強大政治優勢。延安時期，正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善于用革命的理想和堅定的信念教育黨員和群眾，革命才有了不竭的精神動力和昂揚的革命斗志，黨及其領導的軍隊才由小變大、由弱變強，最終領導人民大眾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延安時期的理想信念教育為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歷史經驗和啟示。

一、理想信念是思想和行為的“總開關”，加強理想信念教育是中國共產黨永恒的主題

理想信念能給人以堅定的信念、明確的人生方向和巨大的精神力量。激勵人們為實現一定的目標努力奮斗。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理想信念教育，使得堅定的理想信念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為黨和人民事業不懈奮斗的動力源泉和精神支柱。延安時期，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中國共產黨“著重從思想上建設黨”，始終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重要位置，時刻不忘提醒黨員領導干部及廣大群眾堅定理想信念，為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國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國綱領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積極響應，尤其是讓知識分子從共產黨的綱領里看到了“一線希望、一條活路、一條通向未來的道路。”[1]493一大批知識分子抱著滿腔的愛國熱情和“爬也爬到延安城”的決心來到革命圣地延安，形成了“天下英才聚延安”的景象。當時，延安生活雖然很艱苦，“但大家都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信念和為共產主義奮斗的理想，所以大家是很樂觀的，革命的熱情日益高漲。”[2]15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提出了“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斷，在軍民中開展“蔣必敗、我必勝”的信念教育，使人們在革命必勝理想信念教育下“團結的像鋼鐵一樣”。正是在培育理想與實現理想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支持，黨的隊伍不斷壯大，黨員數量由1937年初的4萬多人發展到1947年底的270余萬人。鄧小平曾講道：

【“為什么我們過去能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奮斗出來，戰勝千難萬險使革命勝利呢？就是因為我們有理想，有馬克思主義信念，有共產主義信念。”[3]110】

當前，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理想信念依然是最重要的精神支柱。鄧小平強調：“我們這么大一個國家，怎樣才能團結起來、組織起來呢？一靠理想，二靠紀律。組織起來就有力量。”[3]111江澤民在“三講”教育中把堅定理想信念作為必須解決的第一個問題，胡錦濤把理想信念看成是思想和行動的“總開關”“總閘門”，警示全黨“理想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信念的動搖是最危險的動搖。”然而，近年來有些黨員和領導干部在矛盾面前畏縮不前，在困難面前悲觀失望，有的甚至抵擋不住權力、金錢、美色的誘惑而墮落為腐敗分子，究其原因，最根本就是理想信念出了問題。因此，當前思想建設的重點無疑依然是加強理想信念教育。習近平在十八大后多次重申“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道理，并形象地把理想信念比作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認為沒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堅定，精神上就會“缺鈣”，就會得“軟骨病”。堅定理想信念的任務依然艱巨地擺在我們面前，只有把理想信念教育放在思想建設的首位，引導黨員領導干部堅守共產黨人精神追求，才能帶動全民為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而奮斗。

二、長遠理想與近期理想教育相結合，引導人們在實現近期理想的過程中追求共產主義遠大理想

美國學者費正清認為：

【“毛澤東在延安成功的秘訣，是把近期目標和遠期目標結合起來的靈活性。”[4]295】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在強調共產主義“最高理想”的同時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相結合，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使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與黨的綱領有機結合起來，明確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必須走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必由之路”。當時，即便是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中國共產黨從未放棄自己的共產主義政治追求。1937年2月，周恩來在給張聞天、毛澤東的電報中就講道：

【“可以服從三民主義，但放棄共產主義信仰絕無談判余地。”[5]54】

毛澤東更是多次強調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黨的政治主張，要“擴大共產主義思想宣傳”。1937年5月，他就講道，

【“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階段。中國共產黨有自己的政治經濟綱領。其最高的綱領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和三民主義有區別的。”[6]】

1945年4月，他再次強調：

【“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我們黨的名稱和我們的馬克思主義的宇宙觀，明確地指明了這個將來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最高理想。”[7]1059】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將共產主義遠大理想、馬克思主義信念與時代主題有機結合起來，“把共產主義大目標與當前的斗爭任務聯系起來”，制定了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綱領，使得理想信念教育落到實處。毛澤東反復強調民主主義革命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必要準備、社會主義革命是民主主義革命的必然趨勢，作為“社會制度的主張，共產黨是有現在的綱領和將來的綱領，或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兩部分的。在現在，新民主主義，在將來，社會主義，這是有機構成的兩部分，而為整個共產主義思想體系所指導的。”[8]要求一切共產黨人必須首先為現實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而奮斗，決不能離開現實任務而空談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以至于當時來延安的外國記者福爾曼認為“中國的共產黨并不一定比我們美國人更為共產主義化”[9]161，《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是一個與共產主義相差甚遠的綱領——至少從我們對共產主義這個詞的理解上說來，它顯然是離共產主義太遠了。”[9]55

進入改革開放時代，鄧小平講道：

【“我們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是實現共產主義，在不同歷史階段又有代表那個階段最廣大人民利益的奮斗綱領。因此我們才能夠團結和動員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叫做萬眾一心。”[3]190】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承載著當代中國人民的理想和抱負，它把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目標、國家的發展、民族的振興與個人的幸福緊密聯系在一起，充分反映了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具有強大的感召力、親和力和凝聚力。只有自覺地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教育結合起來，把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現實理想結合起來，才能激發起人民群眾參與的熱情，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激勵人們胸懷遠大理想，腳踏實地地為實現共同理想而奮斗。

三、黨的理想和民族理想相結合，釋放強大的號召力和感染力

中華民族具有深厚的愛國主義傳統，歷經幾千年的滄桑歲月，把中國各族人民緊緊凝聚在一起的是中華民族共同堅守的理想信念。延安時期，黨的領導人對此有著清醒的認識，黨把理想信念教育與愛國的民族主義教育相結合，理想信念教育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延安時期，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的宏大的革命話語系統，它的最重要的特點就是將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結合了起來。”[10]126】

黨中央到達延安不久，爆發了抗日戰爭，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中共適時地把黨的綱領和民族利益結合起來，提出中國共產黨不僅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也是全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把愛國主義教育融入黨的思想教育之中，發揚無產階級的愛國主義精神，倡導共產黨人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的先鋒模范作用，贏得了人民群眾的廣泛認同，調動起了全國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參加抗日的積極性。1937年3月，毛澤東就“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和史沫特萊談話時批駁了當時一些人的錯誤認識：

【“有人說：共產黨是國際主義者，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不要保衛祖國。這是極糊涂的話。……十五年來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斗爭，是人人皆知的事實。這種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并不沖突，因為只有中國的獨立解放，才能有可能去參加世界的大同運動。”[5]61】

1938年6月，《中共中央關于中共十七周年紀念宣傳綱要》明確講到：“中國

【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馬列主義的黨……中國工人階級的最高利益，是同中華民族與中國人民的最高利益一致的。”[11]475】

中國共產黨在進行民族精神教育的同時，堅持用共產主義思想教育廣大群眾，保持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地位，使全體人民看到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與國家、民族利益之間的依存關系，人民自覺投身到轟轟烈烈的抗日戰爭中來，為抗日戰爭提供了堅強的后盾。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時期，習近平總書記將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與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結合起來，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夢是黨的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辯證統一，既考慮了黨的綱領，也照顧到群眾的需求；既考慮到民族利益，又照顧到國際環境；既考慮了物質利益，又照顧精神文化需求，更加貼近了現階段中華民族兒女的實際需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經提出，就釋放出強大的號召力和感染力，全世界華人為之振奮。當前，用中國夢凝聚民族意志，必將成為引導全世界華人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共同奮斗的力量源泉，應大力開展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中國夢”的教育，激勵、引導中華民族全體成員凝心聚神、為祖國建設事業奉獻力量。

四、把社會理想的教育與個人理想的引導結合起來，實現黨的利益與人民利益的有機統一

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本身就是個人理想和社會理想的統一體，理想信念的教育要關注不同對象的特點，針對不同教育對象的思想實際，確定不同的教育起點，采取不同的教育形式，實現先進性要求與廣泛性要求的結合。延安時期，對于中國最廣大的農民群體而言，他們最關心的是現實利益、土地問題，獲得土地是他們最大的愿望。中國共產黨根據老百姓的需求確立理想，著力解決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領導農民實現“耕者有其田”，引導人們把社會理想與個人理想相融合，調動了中國最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增強了他們對革命前途的信心。美國記者斯諾這樣描述到：

【“紅軍和蘇維埃政府已在他們區域內的全體人民中，造成了一種磐石般的團結，因為蘇區中的每一個人，都準備為他的政府反抗壓迫者而戰，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志愿的、自覺的，為著他本身的利益和他認為正確的信仰而戰。”[12]92】

貝爾登講到：抗日戰爭勝利以后，共產黨以什么名義動員人民參加解放戰爭呢？

【“以社會主義還是以共產主義的名義？顯然都不行。只能以人民群眾自己的名義。提出了一般性的號召，還必須有具體的綱領，才能有實現的可能。共產黨的土地改革政策正是這種具體的綱領。”[1]188】

對此，美國學者費正清也總結道：

【“中共的力量源泉在于它是一個理想的、無私的、為改善人民大眾生活而努力的組織。”[4]305】

一個政黨的理想信念教育只有兼顧群眾利益和需求，才能具有更強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共和國建設的歷史上，一段時期，由于我們過分強調遠大理想的實現而忽視了人們現實利益的需求，使得理想信念教育成為空洞的說教，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一陣狂熱過后，人們變得更加冷靜、理性，面對當代中國的基本國情，開始了深入的思考，結論是理想信念教育只有把黨的利益與人民利益有機統一起來，才能起到好的教育效果。新時期理想信念教育應緊密結合各行各業、各個集體的發展目標和具體任務，引導人們立足本職崗位，自覺把共產主義理想內化為個人理想，樹立共產主義目標并為之努力奮斗；要把理想教育與引導人們理性地追求合理的個人利益結合起來，幫助人們正確處理各種利益關系，引導人們在追求需要滿足的同時自覺地把個人理想、奮斗目標與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結合起來，這樣，理想信念培育才能落到實處。

五、理想信念教育要通過先進引領，力求把先進群體理想信念的培育建立在理性引導之上

對于普通群眾而言，理想信念教育要兼顧其物質利益，而對于思想文化素養較高群體的理想信念的培育則需要理性地引導他們把個人理想匯入崇高的社會理想之中，并在實現社會理想的過程中實現個人理想。延安時期，起初來延的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絕大多數是響應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張而來的，他們雖然有著強烈的愛國熱忱和豐富的知識，但相對共產主義理想而言，“他們的決心不是由堅定的政治方向出發的”[13]，有的青年自己也承認：“對于一個12歲的‘小鬼’來說，還不明白‘目標、理想’是什么。”[2]287中共特別注意理想信念的理論學習和宣傳教育，引導人們追求真理，力求讓理想信念教育建立在正確性、科學性、真理性之上。抗日戰爭時期，針對“速勝論”和“亡國論”思想，毛澤東發表了《論持久戰》這篇具有極強說服力的文章，撥開了籠罩在人們頭上的云霧，對人們當下最關心的抗日戰爭前途問題給出了科學合理而有分量的回答，讓人們對抗戰的前途充滿了信心，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的志氣。有老干部回憶，“我聽了思想上豁然開朗，從理論上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念，增強了不畏艱險、持久戰斗的決心和信心。”[2]361解放戰爭時期，針對部分干部對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認識模糊的情況，中國共產黨組織翻印了《共產主義與共產黨》等書，自編了《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等教材，有組織、有系統地對干部進行共產主義教育。中國共產黨非常注重對知識分子的理性引導，通過創辦學校等方式開展青年知識分子的理想信念教育，毛澤東在陜北公學講話時要求陜公學員學習到一個方向——政治方向；他在魯迅藝術學院講話時要求“魯迅藝術學院要造就有遠大的理想、豐富的生活經驗、良好的藝術技巧的一派藝術工作者”；張聞天在陜北公學的演講《論青年的修養》把革命理想與唯物史觀結合起來，詳細闡述了青年人應該樹立什么樣的理想及如何實現自己的理想問題，要求青年要有堅定的高尚的理想，為實現自己的理想而犧牲奮斗的精神，要學習實現理想的方法，要同群眾在一起去實現自己的理想。通過學校干部教育，一大批“帶著小資產階級尾巴”的知識分子經過黨的洗禮，建立起了堅定正確的政治立場，

【“抗大的學習使我的政治思想逐漸成熟，也獲得了豐富的文化知識。我從一個懵懂的青年成長為有理想、有文化的青年，積極投身于革命事業。”[2]244-245】

美國著名學者亨廷頓認為：

【“蘇聯敗在了意識形態上，敗在了對馬列主義、對社會主義信仰信念的動搖上。”】

蘇聯的解體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對理想信念的執著追求來源于理想信念自身的科學性、真理性，理想信念教育只有建立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教育基礎上，才能真正產生效力。2013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同各界優秀青年代表座談時要求廣大青年要堅持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武裝頭腦，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對科學理論的理性認同上，建立在對歷史規律的正確認識上，建立在對基本國情的準確把握上，不斷增強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增強對堅持黨的領導的信念，永遠緊跟黨高高舉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14]這為新時期加強理想信念教育的科學性指明了方向。

六、注重理想人格的培育，夯實理想信念教育的道德基礎

遠大理想的教育需要有高尚的人格作支撐，黨員的理想信念教育必須以黨性修養為承載。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理想人格的培育，夯實了理想信念培育的道德基礎。一是堅持把讀書學習看做是領導干部加強黨性修養、堅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個重要途徑，通過理論學習來加強黨性修養，產生了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紀念自求恩》《為人民服務》，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一大批經典著作；二是重視并善于發揮英雄模范人物來進行理想信念教育，通過榜樣的力量來弘揚共產主義精神，毛澤東號召共產黨員學習白求恩同志的“真正共產主義者的精神”、張思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為人們樹立起了一面面旗幟；三是提出要用共產主義思想武裝全黨的任務，要求黨員領導干部以共產主義精神開展工作，“延安五老”等一大批黨員領導干部率先垂范，他們執著的共產主義追求在理想信念教育中發揮了示范引領作用，成為帶頭踐行理想信念的楷模，產生了極大的親和力、感染力和號召力，成為理想信念教育的活教材，讓人民群眾感受到巨大的人格力量。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講道：

【“很明顯地可以看出，紅軍指揮員們都是忠誠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通過共產黨派在部隊每一單位的政治部中的代表有效地受到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對共產主義有一種宗教式狂熱的純粹感情”[12]292。】

當年訪問延安的紐約《先鋒論壇報》記者斯蒂爾在延安采訪了十天，深深地被共產黨人堅定的理想信念所感染，認為延安真是個可怕的地方，“我要是在延安住上11天，那我一定也將變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15]

在當前社會轉型期，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一些人身上，突破道德底線的思想和行為屢見不鮮，給理想信念教育帶來了新的挑戰。理想信念教育對道德人格的倚重尤為迫切，尤其是“黨員干部個人的品德修養對其理想信念具有巨大的反作用，高尚的品德情操是堅定理想信念的道德基礎”。[16]黨員領導干部以高尚的人格帶頭踐行理想信念教育，實現先進性與廣泛性相結合，依然是新時期理想信念教育的巨大能量。相反，如果黨員領導干部不信仰共產主義、不信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然會“傳染”給普通老百姓，黨的理想信念教育很難產生實效。新時期黨員領導干部只有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勤奮工作、廉潔奉公，為理想而奮不顧身去拼搏、去奮斗、去獻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才能引導人民群眾做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踐行者。

七、把理想教育與理想實踐結合起來，為實現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而奮斗

理想信念不僅僅是一個思想認識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延安時期，毛澤東提出：

【“在中國，任何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是同時具有現時實際任務與將來遠大理想兩種責任的。并且應該懂得：只有現時的實際任務獲得盡可能徹底的完成，才能有根據有基礎地發展到將來的遠大理想那個階段去。”[11]627

他要求“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而奮斗”[7]1059。】

劉少奇也講過：“我們共產黨員，要有最偉大的理想、最偉大的奮斗目標，同時，又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實的實際工作。……只有把偉大而高尚的共產主義理想和切實的實際工作、實事求是的精神統一起來，才能成為一個好的共產黨員。”[17]中國共產黨在內憂外患的不利形勢下，提出“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口號，成為國家動員的有力工具，成為鼓勵人民生產自救的行動口號。這些口號“為那些處于困苦生活的民眾展現了一幅美好的圖景，對100年來積弱積貧的中國民眾具有極大吸引力，它激發出民眾體內的道德能量，促使他們追隨所選擇的政黨，共同建設美好的新中國。”[10]135特別是黨的領導人親自參加生產勞動，機關、軍隊、學校全面開展大生產運動，緩解了解放區遇到的困難，解決了“魚大水小”的矛盾，贏得了人民群眾發自內心的尊敬，人民群眾爆發出了極大的生產熱情，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和物質保障。

漫長的征途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崇高理想的實現需要一點一滴地奮斗。對理想信念的追求、人生價值的實現不是停留在豪邁的口號上，而是體現在愛崗敬業的實際工作中，為理想而獻身，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也是實現理想的重要條件。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的實現是一個需要長期奮斗的過程，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延安精神并沒有過時，仍然是激勵我們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而共同奮斗的強大精神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道理，強調幸福美好生活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要靠艱苦奮斗來創造，“人類的美好理想，都不可能唾手可得，都離不開篳路藍縷、手胼足胝的艱苦奮斗。”[14]現階段，要結合各行各業、各個集體的發展目標和具體任務進行理想信念教育，引導人們認識理想實現的長期性、艱巨性，立足本職崗位，踏實做好工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做貢獻。

延安時期理想信念教育的時代背景與當代中國的情況雖然不同，但其中不乏有效性的一些規律性的東西，繼承和發揚延安時期理想信念教育的歷史經驗，無疑會對推動當代理想信念教育理論研究有所裨益，為資政育人、增強當代理想信念教育的效果提供有益啟示。如何汲取延安時期理想信念教育的成功經驗，引導廣大黨員領導干部堅定理想信念，矢志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是一個值得深思的重大研究課題。

【王東維(1969- )，男，陜西綏德人，延安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從事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工作；李博(1991- )，女，陜西安塞人，延安大學碩士研究生。本文摘錄自《臨沂大學學報》2016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