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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了兩岸的幾位老將軍發言，很受啟發。我是老新四軍的后代。70年前的那一場戰爭，以血與火的歷史，銘刻在我們父輩的記憶中，也銘刻在我們后代人的心上，銘刻在我們民族的心上，永遠不會忘卻。回顧歷史，是為了走向未來。我覺得，總結這場民族正義之戰，僅有勝利者的光榮感、自豪感是不夠的，更需要實事求是地總結我們民族抗戰的經驗教訓，從中找到反映我們民族特點和品質的最有價值的遺產，為走好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凝聚共識，提供精神支持。這是我們抗戰后人的責任。

　　抗戰精神中對我們民族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認為，就是“團結一致、共御外侮”。

　　一個民族的團結，是力量之源、勝利之本，也是敵人之最怕。“九一八”事變后，面對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國共兩黨捐棄前嫌，化敵為友，實行第二次合作。在中國共產黨倡導下，中華民族結成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華兒女“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有錢出錢，有力出力，舉國上下，萬眾一心，用我們的血肉筑成了日本侵略者不可逾越的新的長城。“團結一致、共御外侮”，是全民族抗戰能夠戰勝強敵、最終取得勝利的根本原因。但也要看到，同樣在這方面，由于我們民族中存在弱點和失誤，使得中國人為贏得這場戰爭付出了難以想象的過大代價。抗戰是中國亙古以來最慘烈、最英勇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對人類和平的貢獻是巨大的，犧牲也是巨大的。資料表明，在這場戰爭中，中國軍民頑強抗擊侵略者，殲滅日軍150萬多人，占第二次世界大戰日軍傷亡總數的70%以上；但中國軍民為此傷亡3500多萬人，直接經濟損失1000億美元，間接經濟損失5000多億美元。這么大的代價，二戰中歐洲戰場無法比擬，在世界戰爭史上也絕無僅有。從客觀上講，武器裝備差距固然是重要原因，但主觀方面的問題不能回避。“團結一致、共御外侮”的抗戰精神，是用我們民族的正反兩方面教訓換來的。

　　我們中國人內部不團結，容易被外敵欺侮，是有歷史緣由的。中國封建社會太長，古老的農業文明近代以來逐步落伍于世界，分散化、個體化的小農經濟如汪洋大海，既缺乏大工業的先進生產力，也缺乏大工業的組織力和凝聚力。鴉片戰爭以來，帝國主義列強那怕是彈丸小國也敢侵略中國，并屢屢得逞，而中國飽受欺凌，喪權辱國，其根本性原因，就是在腐朽落后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封建禮教下，人心渙散、自私自利，軍閥割據、四分五裂，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所以“地廣不足以為大，人多不足以為眾”，孫中山曾發出感嘆：“四萬萬中國人，一盤散沙而已!”晚清時期的中國，不可謂不大不富，而是大而散，富而弱，抱不成拳頭，形不成強大戰斗力。中國是在財富創造為世界之最的基礎上，被世界資本主義各國搶奪瓜分而變成積貧積弱的。

　　抗日戰爭對我們民族是一個歷史的呼喚。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踐踏和殘忍屠殺，以血的事實教育了國人，喚起了同胞，百年“睡獅”終于覺醒了。抗戰成為中華民族由渙散走向團結、由分裂走向統一、由懦弱走向剛強的轉折點，讓世界重新認識了中國。林語堂當年說過：“日本的武裝侵略，使得中國成為一個完整的國家，使中國團結得像一個現代化國家應該團結的那樣，眾志成城。”這種現象在中國歷史上任何朝代都沒有出現過，是中華民族新覺醒的里程碑。所以，“團結一致、共御外侮”，是抗戰留給我們民族最有價值的精神財富。

　　總結團結抗戰精神，我覺得最重要的有三條：

　　第一，要自覺維護民族大義。民族利益高于階級利益。在一個民族面臨外部欺凌的情況下，國內各階級、階層、政黨、派別和各軍事集團都必須舍去歷史上的恩恩怨怨，一切以民族利益至上，為了祖國的危亡、民族的命運，捐棄前嫌，團結一致，萬眾一心，共赴國難，這是民族大義，是勝利的保證。

　　然而，中國的抗戰歷程是充滿悲情的。中國共產黨有這樣的政治大局觀，長征中就提出“北上抗日”的方針，先后提出了一整套正確的政治主張和軍事戰略策略，促成全民族的團結抗戰。毛澤東做過《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政治方向》演講，強調：共產黨“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就是要“糾正一切不利于抗戰的錯誤思想”。在《當前時局的最大危機》中指出，“中華民族的歷史任務是團結抗戰以求解放”，“反對投降和分裂——這就是全國一切愛國黨派、一切愛國同胞的當前緊急任務”。在抗戰期間，即使面對國民黨一次又一次的反共摩擦，甚至新四軍大部被圍殲，也沒有改變聯蔣抗日的立場，始終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但蔣介石是有差距、有搖擺性的，對日本人抱有幻想，對共產黨總想斬盡殺絕。先是“攘外必先安內”，拱手讓出東三省和華北五省；“西安事變”對蔣是個教育，開始國共合作，全面抗戰初期表現不錯，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正面戰場，打了淞滬、太原、徐州、武漢等幾個會戰，使日軍受到重挫、“3個月滅華”的速勝企圖未能得逞，功不可沒。但是戰局穩定后，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日軍矛頭轉向敵后戰場，對正面戰場采取政治誘降為主時，國民黨就開始“三心二意”，轉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甚至與日本人勾勾搭搭，搞所謂“曲線救國”。日本戰犯岡村寧次《回憶錄》中披露，國民黨投降將領曾經親口告訴他：“我們不是叛國投敵的人，共產黨才是中國的叛逆，我們是想和日軍一起消滅他們的。我們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慶的軍餉。”簡直叫人難以置信。特別是國民黨軍委會成立“防共委員會”，確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針，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制造“皖南事變”剿殺新四軍，在日軍眼皮下演出了一場同室操戈、親痛仇快的慘劇。

　　我父親當時在抗大九分校，屬粟裕的新四軍一師。1943年4月國民黨軍同日軍暗中配合，想在蘇南地區圍殺我一師抗大九分校和六師十八旅，搞第二個“皖南事變”。粟裕師長命令九分校立即突圍，跳出日頑夾擊的包圍圈，打回蘇北。當時我父親所在的三大隊九連（政工干部隊）奉命參加銅山戰斗，在陣地上挖出道道壕溝，準備決一死戰。到中午時分，杜平教育長下命令，讓九連撤出陣地，調二大隊的班排干部隊上來接防。后來戰斗打響，有同志起來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當即中彈犧牲。大多數同志在子彈、手榴彈打完后，跳出戰壕拼刺刀，血灑戰場。這個英勇的連隊，從連長、指導員到學員，全部犧牲在國民黨“忠義救國軍”的槍口下，非常悲壯！如果不是校領導為保存政工干部而把班排干部隊換上去，那么全部犧牲的一定是我父親他們連隊。

　　抗戰后期，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進入最困難時期，要對付中國戰場上的大部分侵華日軍和全部的偽軍，這與兩個戰場態勢嚴重失衡有直接關系。當然，抗戰初期有國共兩軍配合很好的戰例，如“忻口會戰”，蔣介石中央軍、閻錫山晉綏軍和我黨八路軍聯合作戰，在華北戰場上第一次大規模成功狙擊日軍。但必須承認，整個抗戰期間的“打內戰”，讓我們民族付出的代價的確太大了。中國有句古訓，“兄弟鬩于墻，外御其侮”。在民族大義面前，沒有任何理由不寬忍為國、同仇敵愾，親者痛、仇者快的事再也不能允許了！

　　第二，要充分依靠民族大眾。民族戰爭是人民戰爭，必須最大限度地發動和依靠全民族廣大民眾才能進行。所以，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依靠群眾的全面抗戰路線。毛澤東認為，人民群眾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力量源泉，只有動員起全國的老百姓才能進行戰爭，放手發動和武裝群眾，實行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自衛隊三結合，陷日寇于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但蔣介石不相信人民群眾，甚至也不相信社會各界擁護抗日的民主人士，推行的是單純由政府和軍隊抗戰的片面抗戰路線，所以這個仗越打越被動，地盤越打越小，力量越打越弱。很多人奇怪，抗戰初期，國民黨有300萬軍隊，共產黨只有5萬軍隊，而且國家政權在國民黨手中，國內國際資源都由國民黨調配，為什么一無所有的共產黨，反而能夠越打越強？答案就一個，因為共產黨贏得包括民主人士和廣大工農群眾在內的最大多數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

　　我的祖父和外祖父就是很好例子。他們抗戰前都是工商業者兼地主，一個在平陽鰲江，一個在南通金沙，都是當地有影響、有民族氣節的知名人士，正是受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和實際行動的感召，使他們相信共產黨，與共產黨成為真正的朋友，在國難當頭之際挺身而出，與日偽軍展開英勇斗爭。我的祖父1938年為阻止日本軍艦進犯，毅然關閉自己的公司，把自家全部的十多艘大船，裝上石頭，自沉鰲江口主航道，御敵進港，做出了毀業抗日的英雄壯舉。我的外祖父在1940年秋新四軍東進時，參加統一戰線共同抗日，當選為南通抗日民主政權的縣參議員和區參議會副主席，帶頭減租減息，家里成為共產黨開會、辦事的落腳點和新四軍的聯絡站。他還鼓勵支持自己所有的子女都參加了新四軍。日偽軍想利用他在地方的名望，以種種官職利誘拉攏，均被他拒絕。后被敵人抓去關進碉堡，仍不屈服。在日偽“掃蕩”“清鄉”中，敵人把他的家抄了，威逼他就范，他干脆橫下心斗到底，自己動手把家里房屋全拆了，以絕敵念。這種堅強不屈、毀家抗日的大義行為，受到抗日民主政府高度贊揚，特地贈他一面錦旗，上書“舍己為群”四個大字。沒有想到的是，這樣一位民主人士，在與日本鬼子作斗爭時大難不死，卻在抗戰勝利后，倒在了為漢奸報仇的國民黨還鄉團屠殺的血泊中，身中九彈而犧牲，場面悲慘至極！為什么國民黨抗戰勝利后反倒丟了政權？像這樣對待自己的同胞，不失敗天理不容！

　　第三，要重視培養民族血性。習近平主席講軍人要“有血性”，一個民族也要有血性。血性與團結不矛盾，相反，有血性的民族，最團結、最勇敢，能夠生死相依，拼死一搏；有血性的民族，才會珍惜民族血親，不忘民族血仇，敢于為民族血戰。我欣賞金一南教授的一句話，“缺乏血性的人性，就是奴性。”我們這個民族，近代以來有奴性的人太多，對內欺壓同胞，對外卑躬屈膝，“漢奸滿地跑”。抗戰中，中國軍隊以身殉國的將領有200多名，這是民族的驕傲。但是，投降的國民黨將軍也高達67名；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以及大批高官、政要公然投敵；還有數十萬國軍陣前倒戈變成偽軍，抗戰中偽軍最多時有200多萬，經常是要打的偽軍比鬼子多得多，“中國人打中國人”成為這場反侵略戰爭的常態，這不能不說是民族的恥辱！南京大屠殺時，十來個鬼子就可以押著幾百個中國人不用捆綁地去集體送死，沒有一個奮起反抗的。其心態，無非是誰都知道帶頭反抗者先死，便誰都不愿為救別人去死，寧可等著一塊死，聽話得就像任人宰割、只會落淚的羔羊。有人認為，“奴性十足”是中華民族的劣根性，歸咎于長期儒家文化影響造就了中國人明哲保身、逆來順受的性格，這并不客觀。我們民族歷來倡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愛國主義是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以和為貴”思想也包含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要義，不是沒有原則的。如果中華民族沒有血性，不可能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抗戰前線，千千萬萬中國軍人以及我抗日根據地軍民，在對敵斗爭中表現出的那種舍生忘死、前赴后繼、勇于犧牲的大無畏英雄氣概，與敵占區的奴化精神狀態形成了鮮明對比，這才是抗戰中我們民族精神的主流。這說明，民族的血性是可以培養和激發的。

　　問題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教育和輿論導向問題嚴重，只有在歷史紀念的時候才講團結抗戰、義無反顧、赴湯蹈火、決不屈服，平時卻把自我保命要緊的利己原則當作“人性”、“普世價值”來宣傳，甚至讓“漢奸”理論登堂入室，當作“言論自由”來保護。在臺灣，“洋奴”思想也大有市場，有些人恨不得給美日當殖民地。這豈不是對我們民族的侮辱和犯罪？何以對得起在抗戰中英勇犧牲的將士們？屈原《楚辭.國殤》云：“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一個沒有血性、不能團結戰斗的民族，沒有未來，沒有希望！

　　中華民族愛好和平，向往美好，但和平和美好不是別人賜予的，要靠自己去爭取。1935年，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說：“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中華民族是一個大家庭，是一個命運和利益的共同體。過去是民族救亡，現在是民族復興，兩岸同胞肩負共同的歷史責任。無論是反對侵略威脅，還是應對困難挑戰，都要有團結一致、共御外侮的意志和“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血性。在當今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下，“反對投降和分裂”是擺在我們面前新的“抗戰”任務。日本右翼勢力復活軍國主義，給我們民族敲響了安全警鐘。美國加快實施“亞洲再平衡”戰略，對日本縱容支持，在我東南海施加壓力，企圖阻擾我對領海領土實施主權。促進“和平統一”，不能光“和平”、不“統一”，如果祖國不能完全統一，中華民族復興大業就不能算完成。面對實現神圣歷史使命的機遇和挑戰，需要我們兩岸同胞真正記取抗戰的歷史教益和昭示，以民族大義為重，團結一致、共御外侮，同心同德、攜手奮斗，那就一定能夠創造中華民族明天的輝煌。

　　（作者是解放軍總參某部原政委、少將，昆侖策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高級研究員；本文為作者2015年5月21日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暨中國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兩岸將軍座談會”上的發言；來源：昆侖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