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帶領中國人民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成功道路，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也找到了一條類似的通向勝利的迂回道路！”
新中國成立初年，東北電影制片廠譯制了不少蘇聯電影。這些早期的配音人員，對電影臺詞的天才口語化翻譯，以及帶著泥土味的東北口音，使這些同中國距離遙遠，文化背景差異甚大的蘇聯電影，迅速被當時的中國觀眾，尤其是文化水平很低的農村觀眾所接受，這很了不起。老實說，東影做到這一點，比后來上海電影譯制片廠用富有貴族氣的、華麗的配音贏得知識分子和市民觀眾，要困難得多。這里順便說一句，上譯那些極為優秀的藝術家，用純金、珠玉一般的聲音，建構了一個關于西方的浪漫迷人、英俊瀟灑的烏托邦世界，塑造了整整一代中國人對西方的想象——這可能是他們一開始所沒有意識到的。如今，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蘇聯已不復存在，但這些蘇聯電影，卻成為今天的人們用直觀的、感性的方式，去觀察、觸摸、乃至總結二十世紀波瀾壯闊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經驗教訓的重要資料。1939年，列寧格勒制片廠攝制了故事片《政府委員》，講述了一個關于農業集體化的故事：
貧農婦女索闊洛娃在革命前受夠地主、富農的壓迫，出嫁后又常常挨丈夫的打，在家中沒有地位。集體農莊成立后，索闊洛娃看到了希望，后來在區委書記的支持下，擔任集體農莊主席。索闊洛娃在工作中遇到了許多困難，但沒有被嚇到，在這一過程中，她成長了，農莊變得興旺發達，她也當選為最高蘇維埃代表，在克里姆林宮向來自全蘇各地的代表、委員發表演講，介紹自己的經驗。
蘇聯農村的集體化運動，是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進行的，這部電影相當于從一個側面對集體化進行了總結，令我產生了這樣兩個印象：一是，蘇聯十月革命走的“城市武裝起義”的道路，即首先在首都彼得格勒發動起義，奪取全國政權，然后再派干部、工人下鄉，改造農村，包括征糧和集體化。這樣的路徑，一個不利之處是，與走“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中國革命不同，布爾什維克黨在農村的基礎非常薄弱，幾乎沒有黨員，更沒有多年來在黨的領導下堅持武裝斗爭，經過生死考驗的老支書、民兵骨干這樣的人物。索闊洛娃作為一個不識字的農村婦女，幾乎在一派懵懂的情況下，因為偶然的機緣，被區委書記提名為集體農莊主席。二是，蘇聯電影藝術家的水平非常高。他們沒有拔高索闊洛娃，而是用一種娓娓道來，富有生活氣息的手法，把索闊洛娃的成長，表現得合乎邏輯，真實可信。在索闊洛娃身上，既可看到俄羅斯婦女的傳統美德，又展現出了在革命影響下涌現出的新型婦女的優秀品質。
需要強調的是，這部電影有兩個版本，一個1939年的原版，另一個是1964年重新剪輯的版本，后一個版本把原版中涉及到斯大林的部分全都剪掉了，這就使人物和情節都變得有些莫名其妙。比如，在原版中，區委書記是發現索闊洛娃和“區集體農莊指導員”斯達士闊夫爭論時的觀點，與斯大林剛剛發表的《勝利沖昏頭腦》一文中的觀點不謀而合，于是決定提名她做集體農莊主席。但在后一個版本中，由于剪掉了這一情節，觀眾就很難理解區委書記的決定。不過，《政府委員》這部電影，最引起我們思索的，還不是故事是否生動感人，而在于它實際上觸及到了社會主義革命中的一個命運攸關的根本問題——分配制度。索闊洛娃當上農莊主席，她很快就遇到了一個大麻煩：沒人愿意勞動。麥子熟了，不收馬上就會爛在地里，但麥田里靜悄悄的，看不見一個人的身影。
一個年紀很大的女莊員哭著喊道：“布爾什維克們經過了多少困難，并沒有害過怕。我的生活也很困難。我們要平分！”農莊的“農學家”，也是農莊唯一的“知識分子” 克里沃塞耶夫，一個長得酷似托洛茨基的人物站起來支持平分。克里沃塞耶夫：“這就叫共產主義。過去的斗爭就為了這個……一切都平均分配，不許有一點差別。誰高興勞動，誰就去自由勞動。布爾什維克號召我們這么做。”別嘉：干一天的活，按勞動領一天的份。多勞多得。一點不干活的人，那就……（她用腳做了一個踢出去的動作）誰贊成？因為一籌莫展已經放棄對會議領導的索闊洛娃忽然看到了希望，她站出來支持別嘉，并通過了按勞分配的決議。后來發生的事情，是索闊洛娃自己也沒有想到的，她的做法，居然驚動了斯大林，區委書記專門派車把她接了去。
區委書記：大概斯大林同志現在正在讀你的那封信。好像是，這封信并不是你一個人寫給他的。不，不，這是生活本身寫給他的。許多先進的集體農莊的經驗，像提出一個已經成熟的法律似的，提出了這個問題。區委書記：（領她走向蘇聯地圖）你的這條法律，我怎么和你說呢，就把它叫做按勞分配法，怎么樣？——它不光要適用在你們一個農莊，它還要適用在整個蘇聯！這個你懂嗎？這段情節非常生動展示了“按勞分配”原則如何在蘇聯確立了高無上地位的。在一定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對“按勞分配”對絕對化理解，一方面成就了蘇聯，另一方面，也埋下了社會主義運動在蘇聯失敗的誘因。這里，最關鍵的問題在于，“按勞分配”，本質上是一種“資產階級法權”，其內在邏輯是“等價交換原則”，其中也暗含了對“資本-利潤”原則的承認。當年，索闊洛娃和區委書記，也許還包括斯大林，都沉浸在順利解決勞動者生產積極性的喜悅中，他們可能還沒有顧得上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既然只有和個人利益掛起鉤來，人們才愿意干活，那么，又為什么要搞公有制，搞集體農莊呢？小農不是更關心自己的土地及收益嗎？事實上，大約四十年后，蘇聯以及其他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正是遵循這樣的邏輯，重返了小農經濟。從一定意義上，克里沃塞耶夫說的并沒有錯：社會主義的目標或出發點，正是消除城鄉、工農、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等三大差別，實現人人平等，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言，“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但問題的關鍵在于，在取得革命勝利的國家，無論蘇聯還是中國，因為受到生產力發展水平以及人們的思想覺悟等兩個條件的限制，都無法通過分配制度的改變來直接實現這一目標。
當然，如果像克里沃塞耶夫別有用心地建議的那樣，“一切都平均分配，不許有一點差別。誰高興勞動，誰就去自由勞動”，那只能葬送社會主義，因此絕不可行。怎么辦呢？只好采取妥協的方式，承認資產階級法權，用形式上平等而實質上不平等的“按勞分配”取而代之。誠如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所言，“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的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法權，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這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矛盾，也是巨大的隱患，即社會主義的分配制度，不支持社會主義的價值目標，甚至反對這一目標。社會主義要求人人平等，但“按勞分配”卻每時每刻都在制造著不平等。由于無法消除三大差別，一個令人尷尬的事實是，工人、農民在政治上被宣布為國家的主人，但在實際分配中，相對于干部和知識分子，又處于絕對不利的境地。被很多中國觀眾所喜愛的蘇聯電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淚》，就折射了這一現實：青年女工跑到知識分子、精英運動員云集的俱樂部廝混，希望能為自己釣到一只金龜婿。
并且，無論在蘇聯還是后來的中國，農民因為要承擔國家工業化的成本，分配上更是處于最底層。這一矛盾，事實上成了二十世紀建立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矛盾。承認不承認這一矛盾，如何處理這一矛盾，決定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命運。面對這一矛盾，蘇聯采取的是不予承認，甚至把按勞分配原則法律化、神圣化了。盡管蘇聯一開始沒有直接走上全盤私有化的道路，但其無法擺脫的困境是：如果說，在一座集體農莊，還可以“干一天的活，按勞動領一天的份。多勞多得”，同時實現效率和平等的話，那么，在整個蘇聯，要這樣做就非常困難了。因為，要精確計算每個人的勞動量并予以公平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試問，如何計算斯大林的工作量呢？如何計算一位將軍、一位教授、一個警察的工作量呢？最終的結果，“按勞分配”只能以“按等級分配”的方式表現出來，即默認那些具有更高地位、擁有更多頭銜的人付出了更多的勞動，在分配上向他們傾斜，賦予他們特權。這就在事實上回歸了等級制和封建制，甚至回到了資本主義制度之前的狀態。
蘇聯在其存在的七十多年中，取得巨大的成就，蘇聯的勞動者，相較于資本主義國家，也獲得更多的尊重、權利和保障，這毋庸置疑。但由于資產階級法權的存在并且被和社會主義制度本身聯系在一起，在國際國內都導致了嚴重的政治后果。在蘇聯國內，這種狀況使得蘇聯官方關于“人人平等”、“勞動者是國家的主人”這樣宣傳，顯得很像是一種蓄意欺騙，蘇聯社會流行的政治笑話，根本上就來自于這種矛盾，這也成了蘇聯解體的一個重要誘因。在國際上，蘇聯這種“名實不符”的狀態，反而使宣稱“自由”，承認不平等的西方，顯得更加“真實”，更有吸引力，最終導致了蘇聯在冷戰中的失敗。1956年，中國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宣布進入社會主義。此后的二十年里，毛主席為了解決資產階級法權問題，使社會主義名至實歸，付出了艱辛的努力。10月20日，毛主席在會見丹麥首相保羅·哈特林時說：“總而言之，中國屬于社會主義國家。解放前跟資本主義差不多。現在還實行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12月26日，毛主席和周恩來總理作了一次單獨長談，主要內容之一就是理論問題。毛主席說：“列寧為什么說對資產階級專政，要寫文章”，“這個問題不搞清楚，就會變修正主義。要使全國知道”，“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資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級工資制，等等。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加以限制”。
在這次談話中，毛主席提出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思想，這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具有石破天驚的意義。這意味著，毛主席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帶領中國人民找到了“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成功道路，在社會主義革命階段，也找到了一條類似的通向勝利的迂回道路。之所以需要迂回，是因為對資產階級法權，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甚至不能用革命的方式將其直接取消，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法權都將是一種客觀的、制度性的存在。如果一定要取消，就只能像別有用心的克里沃塞耶夫主張的那樣，搞“自由勞動，平均分配”，瞬間葬送集體經濟和社會主義。那么，能不能用革命戰爭年代行之有效的“供給制”來取代“按勞分配”呢？也不行，因為供給制本質上是一種戰時共產主義，是一種平均分配制度，無法適應革命發展到城市后變得紛繁復雜的生活。但是，盡管不能取消資產階級法權，也不能放任其野蠻生長，以至于從內部把社會主義蝕成一具空殼。在這種情況下，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就成了唯一合理的選擇。限制的含義是：把資產階級法權帶來的變化，控制在量變的范圍內，以防止出現質變——資本主義復辟。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毛主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包括干部、知識分子參加勞動，取消軍銜制，降低高級干部工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廠實行鞍鋼憲法，農村走大寨道路……等等。
當然，最根本的探索，還是嘗試落實“人民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這是對資產階級法權從限制到管控的根本舉措，是為了“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產生的條件”。毛主席所做的努力，使中國的社會主義運動，保持了樸素的本色，這和前蘇聯那種以繁復的制服與令人窒息的等級制以及“物質刺激”等呈現出來的“土豆燒牛肉式的社會主義”形成鮮明對比，讓全世界熱愛社會主義的人們看到了希望。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本質上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持久戰，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空間換時間”。換來的時間干什么用呢？就是等待（同時也努力爭取）“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條件的成熟。有人寫文章說，毛澤東關于理論問題的談話，“顯然誤解或教條化理解了馬克思關于‘資產階級法權’的論述，與此相聯系，表明他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是什么，也存在不少模糊認識。這是他發生晚年失誤的一個重要原因。”對于“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這樣一個大是大非問題，沒有誰比毛主席認識得更清楚，歷史已經證明，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是清醒的、偉大的、孤獨的、悲壯的，他的理論與實踐對未來必將再次出現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高潮的意義，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分！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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