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腦癱缺乏國家意志 甲午戰爭必然失敗
點擊： 作者：戴旭 來源： 發布時間:2015-05-11 14:58:49
有人看甲午戰爭多重軍事進程，而筆者獨關注《馬關條約》的簽訂過程。這是甲午戰爭最后的決戰，是唯一發生在日本本土上的戰役——外交戰。因為在筆者看來，軍事是刀光劍影的交鋒，外交是唇槍舌劍的交鋒，軍人和外交官真正的區別，只是在外表上是否配帶武器，而胸中都應有家國天下百萬雄兵。
（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馬關春帆樓上，李鴻章（清廷全權大臣）與伊藤博文（日本首相）簽訂《馬關條約》場景。）
直至所謂的甲午戰爭結束，中國依然有著戰略決戰的本錢
若問甲午戰爭在整個軍事階段都失敗的情況下，最后的對日外交如何打贏？筆者認為，應以外交做新戰場，抵近觀察對方虛實，再定下一階段國家戰策。須知，直至所謂的甲午戰爭結束，中國依然有著戰略決戰的本錢，這就是大國的好處：戰略轉圜余地大。
李鴻章若有此心思，到日本就會發現，此時的日本雖然僥幸打贏了陸海五個階段的小戰役，但舉國已經累得氣喘吁吁，根本無力再擴大至兩國總決戰，其攻擊北京的叫囂不過是虛張聲勢。
由于日本所提《馬關條約》條款過于苛刻，當時朝野多主張拒和、遷都、再戰。日本如果敢應戰，從遼東、山東半島到北京，還得從國內調多少兵？先是日本的財政根本就負擔不起，再是日本陸軍主要依靠騾馬機動，能走多少路？沿途只靠民間武裝即可讓其疲憊之極，此時若再集中全國各地勤王之師，將日軍包圍、聚殲于東北與華北之間完全可能！
即使不然，北京以南、以西，尚有人民四萬萬，疆域上千萬平方千米，何傷國體？繼續打就是了！且看證據：1895年1月至2月間，清軍先后五復海城。大平山爭奪戰中，毅軍最高指揮官宋慶坐騎中炮，墜馬摔傷仍堅持督戰；總兵馬玉崑身先士卒，三易戰馬，赤膊揮刀；當地民眾自發反抗，讓日軍死傷慘重。日軍在“吉野”“秋津洲”等6艘軍艦掩護下，攻占高雄港，進犯臺南。臺南義士鄭清帶領700多人襲擊，打死騎兵10余人。李翊安又指揮義軍4000多人，同日軍第四混成旅團的一個聯隊展開激戰，毫不退讓，英勇陣亡。有日軍在家書中寫道，自己遭遇了“日中開戰以來未曾有的勇兵”。
若甲午所有陸戰都如此打，日軍豈能取勝？若甲午之后繼續再戰，日本豈有能夠戰勝中國之理?即使是40年后日軍已經有了飛機、航母和坦克等最新機動攻擊力量，也不過是前進到湖南西部而已！
歷史本來是給了清朝最后的機會的：日本暴徒槍擊李鴻章事件就為大清提供了一個機會。若李鴻章以此為由憤而回國，被置于世界輿論爐火之上的日本將手足無措，日軍只能趴在中國的海邊張望，豈有后來賠款、割地之失？
這也是日本方面因為這一槍一下子降低賠款一億兩，急于達成條約的原因。李鴻章的身份，既是內閣中堂，又是北洋海軍統帥，出將入相還主管外交。他若能“從整個國家的利益著想”，是有這個可能的。
那為什么清政府不敢繼續和日本打下去？
一是遼東自己的祖宗陵地已在敵手，怕遭羞辱，內心已恐。
甲午戰爭中，朝廷之所以將大批陸軍調往遼東而不是守衛日軍主攻的北洋水師總部，難以啟齒的動機就在這里；
二是北京經營多年，有著無數的珍寶。
小物小件可以隨帶，頤和園、圓明園如何攜帶？上次被英法焚毀圓明園，已從心底重創了以慈禧為首的清廷統治集團，此時私心再動；
三是經歷太平天國“誓殺清妖”，清廷對深入漢地心有余悸，遷都怕生不測。
還是心病！權衡再三，賠款割地，負擔是全國人的；遷都再戰，損失的卻是朝廷自己的珍寶，甚至有可能是朝廷本身，于是同意接受強盜的勒索！
（清同治四年（1865年），曾國藩、李鴻章在上海共同創辦江南機器制造局，又稱“江南制造總局”，主要生產槍炮、彈藥等軍用品。）
握住中方腐敗大員的把柄，成為日本最后戰勝清國的一大戰略手段
李鴻章為什么不極力阻止以扭轉乾坤？此時的李鴻章，已是“頹廢的統治階層”之一員，怎么可能“從整個國家的利益著想”！他早知皇室不想再戰，而他自己，由于有太多的利益與日本綁定，一是沒有抗戰日本的理由，二是沒有決戰日本的膽氣——日本如果把李氏資敵以中飽私囊的劣跡抖摟出來怎么辦？握住對方腐敗大員的把柄，此時已成為日本戰勝清國的一大戰略手段！
甲午戰爭，事實上把清朝洋務運動的本質揭示得一覽無遺：那不過就是官員們中飽私囊的一場貪污盛宴。在以往正統帝制時代，官員雖然也會貪腐，但整個官吏階層尚沒有全面貪腐的條件。
對外開放了，合資辦工廠開公司了，錢從手里來來往往，于是，官員們都打起了自己發家致富的算盤，國家、人民，忠誠、道德，這些概念統統棄如敝履。官僚階層是封建統治的支撐，支柱腐朽，國家必然坍塌。無外敵，則起內變；有外敵，則戰必敗。勢所必然。這一點在李鴻章身上，又有標本的意義。
甲午黃海海戰前半個月，赫德在給英國政府的報告中說：“當前的難題是軍火，北洋艦隊有藥無彈，有彈無藥，漢納根（北洋艦隊的英國顧問）已受命催辦彈藥，他想能湊夠打幾個小時的炮彈，以備作一次海戰，在海上拼一下，迄今無法到手，最糟的是他恐怕永遠無到手的希望了。”
而日本“吉野”艦至海戰結束時還剩余120毫米和150毫米炮彈1251發，各種機關炮彈6095發。在黃海海戰中，北洋水師后續補充的彈藥，或者與火炮口徑不符，棄之無用；或者質量太差，彈身布滿小孔，炮彈未出炮口即炸膛……而日本艦隊的速射炮“所發炮彈相當于清艦隊同一口徑火炮的3～6倍”。
短缺的不止是炮彈。1894年9月17日黃海海戰時，日軍“吉野”號的瞭望士兵很早就發現了遠處海面的煤煙——北洋水師的軍艦。而由于日艦使用的是無煙煤，北洋艦隊很晚才發現日本艦隊。
豐島海戰后，丁汝昌指出：后方礦局所運之煤“煤屑散碎，煙重灰多，難壯氣力，兼礙鍋爐。雖在常時，以供兵輪且不堪用，況行軍備戰之時乎？”即使如此，北洋艦隊的用煤依然十分緊張。在蒸汽機時代，煤炭就如今天的汽油一樣是戰略物資。
為什么會這樣？原來李鴻章家族一直在和日本做大米和煤炭的生意，而出賣的正是北洋水師急需的戰略物資！
甲午開戰以后，有人參奏李鴻章用“米煤資敵”，建議停止向日本供貨。而李鴻章認為“訂貨在失和之先”，為“以示信用”，3萬噸煤炭和3千石大米照常運往日本。李鴻章的外甥張士珩擔任天津軍械局總辦，負責北洋軍需供應。他“偷盜抵換”，供給海軍的炮彈量少質差，黃海海戰艦隊炮彈缺少就與他有關。
梁啟超評論說：“槍或苦窳，彈或贗物，槍不對彈，藥不隨械，謂從前管軍械之人廉明，誰能信之？”留美的洋務要員容閎說李“絕命時有私產四千萬兩以遺子孫”，時人風傳“宰相合肥天下瘦”。
1895年，翰林院張謇等聯名向朝廷參奏李鴻章，揭露說：“倭來船則放之，倭運開平煤則聽之，倭諜被獲，非明縱則私放……軍械所歷年所儲槍炮多被監守盜賣。……有銀數百萬，寄存日本茶山煤礦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島開設洋行之所……”
李鴻章父子后來居然還代表大清去和日本談判，其不顧當時朝議和千秋罵名，上下其手，力排眾議簽下合約自在情理之中。事后李鴻章自嘲地說自己是清朝的“裱糊匠”，把亡國的責任推給體制，有些學者還為李鴻章翻案，說他不過是按照上面的意思辦，是替罪羊。大貪官似乎都有著過人的表演技巧，可以信誓旦旦地說自己清白無辜。但在無法遮掩的事實面前，不過是一出滑稽劇。
戰前，英國《經濟學家》雜志稱：“在同日本的最初沖突中，無疑清國會敗。日本軍隊的良好武器和訓練將使之如此。但是，無論最初怎么失敗，清國是完全不會放棄斗爭的。對于清國來說，它不太關心數萬人生命的喪失……它的政策將是以其單純的數量抑制其敵人。”
同年7月24日，英國《時報》更刊發評論，認為一旦日清開戰，“清國能夠把即使是非常優秀的日本軍隊也難以對付的大量軍隊不斷地送到朝鮮。事實上，清國在朝鮮和在自己的國家里一樣。與之相反，日本將不得不在遠離根據地的地點進行戰爭，而且將完全依賴于對海洋的支配”。
可惜，他們和當時大多數國家的觀察家一樣只看到了大清國龐大的外表，而沒有窺視到它虛弱的內心。在一個官場黑暗、全民腐敗的時代，李鴻章就是晚清統治階層的縮影，他身上折射出的就是歷代王朝頹廢的死光。
（1894年9月17日黃海海戰中，“致遠”艦激戰5小時彈盡且受重創后，艦長鄧世昌欲沖撞日艦“吉野”與之同歸于盡，結果被魚雷擊中鍋爐爆炸而沉沒，全艦270余人中除16人獲救生還外，其余全部遇難。）
《馬關條約》并非孤案，它是歷史上花錢買和平的“中國病”丑行之延續
和甲午戰爭不是孤案一樣，晚清急于簽訂《馬關條約》承認失敗，也不是絕無僅有，而是中國歷史上花錢買和平丑行之延續。
北宋神宗在西夏屢次寇邊的情形下，不張撻伐卻賜歲幣試圖安撫，當時邊將說，“朝廷素事姑息，所以狡虜生心，敢爾狂悖，今若再賜歲幣，是益令玩視，愈褻國威”。歐陽修形容當時的情狀是，“上下安于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知戰陣，器械腐朽，城郭隳頹”。這種做法導致公元1127年北宋滅亡。這可以算作八百年前陸地上的甲午戰爭（公元1114甲午年）。
13世紀初，金國緊逼，南宋和戰舉棋不定，有個起居舍人叫真德秀，在分析了當時強敵環伺的國際形勢后跟宋寧宗寫了一段話，“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群策，收眾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茍安之計也。陛下不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雖弱虜僅存，不能無外憂。蓋安危存亡，皆所自取。若失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
此語與六百年后的晚清何其相似乃爾！
晚清“不以自立為規模，則國勢日削，人心日偷”，“弱虜”終成“外憂”，而“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幾乎是晚清70年內政外交政策的寫照，從鴉片戰爭至甲午戰爭近50年，都是“積安邊之金繒，飾行人之玉帛”，賠錢，賠錢！豈非“安危存亡，皆所自取”？
《馬關條約》承認戰敗，割地賠款難道不是“示之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宋朝偏安心理生出“因循姑息”，接著又導致內外交困，在人口、兵員、財富和火炮技術都占有絕對優勢的情況下，竟然不堪一擊，始敗于遼，后敗于金，終亡于元……晚清何嘗不是如此？
力由心生。無戰心便無斗志，何談勇力。
1931年，日本關東軍密謀“九一八事變”，對此早有覺察的張學良卻電令其部下“此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本將要求割地賠款，東北萬劫不復，宜力避沖突，以公理相周旋”。此消息被日本外務省及關東軍偵測掌握。其思維與晚清和李鴻章一脈相承，都是將本家族的私利凌駕于國家之上的托詞。
恩格斯說，“當一個富有生命力的民族受到外國侵略者壓迫的時候，它就必須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自己的全部心血、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來反對外來的敵人”。
這句話反過來正可用作證明清朝已沒有“生命力”。它外面對著日本這個敵人，內部還警惕著漢族這個敵人，可是又不得不用著以漢族為主的軍隊，這種矛盾狀態，換了天兵天將也打不贏戰爭。清朝在這種內外夾擊的心態和狀態中，內外交困崩潰，實是必然。
戰爭爆發之前，清軍主要的任務是監督地方。日本間諜荒尾精在1894年10月所寫的《對清意見》稱：“清在各省設置督撫。恐其背叛，割財政權予布政使、儲糧權予糧儲道、武器權予兵備道。為遏制各省聯合叛亂，規定各營以防衛駐地為本職。接到調動諭旨亦可拒絕赴援。為此，中國根本無法舉國一致共抗日本。”
即使已經淪為忠實家奴，漢人出身的李鴻章獨掌海軍，也是不被清廷完全信任的。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后來經費短缺、糧彈不濟的問題，也解釋了為什么北洋水師上下腐敗，全不以國家為念、一觸即潰的問題。
孟子說：“君視臣如草芥，臣視君如寇仇。”你把軍隊僅僅當做給你皇家看家護院的雇傭家丁，他為什么要為你拼上性命？你買再好的武器給他，他也不愿意把命賣給你，你的江山跟他有啥關系？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他不明白為誰當兵、為誰打仗，更何談軍人血性和為國效命的心志？
在反思甲午戰爭的文章中，不乏關于裝備的論述，多是說北洋水師多年未添一艦，沒有速射炮等。這個理由即使成立，也只能為全部甲午戰爭中黃海一戰的不分勝負做解釋，可是，另外的四場陸地戰役怎么解釋？
牙山之戰，日本隨軍記者山本忠輔這樣寫道：“牙山是其根據地，本以為要背水一戰……豈料到牙山一看，他們競丟下幾十萬發彈丸、六七百袋軍糧逃跑了……嗚呼，憑此等羸弱之兵還欲在弱肉強食之世界夸耀獨立，妄想將朝鮮作為屬邦與我國一爭高下，實在是愚昧之極，令人忍俊不禁。”但是，牙山只是清軍戰略性潰逃的開始！
平壤戰役，守城清軍15000人，來攻日軍12000人。清軍儲備有一個月糧食，日軍只有兩天的糧食。清軍只需稍作堅守，日軍便陷入困境。左寶貴親穿黃馬褂坐于城頭，本已喚回軍心，清軍已在大同江岸及西南門擊退東西兩路日軍進攻，形勢大好，而葉志超卻以超人的志氣一心奔逃。
左寶貴剛一戰死，葉志超就連夜出城，結果自投羅網，被日軍伏擊和自家人馬踐踏而死者近2000人，被俘500余人。清軍“受傷之卒縱橫偃臥求死不得，哀號之聲慘不可聞”。
主帥葉志超跑出，過順安、肅州、安州、義州等地也毫不停留。時“安州尚有馬步八營，可將策應；且備險奧可固守”，葉志超仍一路狂奔，直至24日“渡鴨綠江入邊始止焉”， 8天之內狂奔250千米，平均每天潰逃31.25千米，這可是在山巒起伏、河流交錯的朝鮮！近萬清朝陸軍精銳被扔在異國盡遭敵軍屠戮。
《日清戰爭實記》寫道：“支那大將身形高大、力氣超群，貌似可指揮三軍，然一旦開戰就變成弱蟲一條，尚未聽到槍聲就已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婦女衣裝，企圖蒙混過關。”說的正是清朝陸軍主將葉志超。
和葉志超并肩狂逃的還有一個淮軍統領衛汝貴。甲午開戰，清廷命衛率盛軍十三營向朝鮮開拔支援前線。開拔前，衛把餉銀24萬兩之三分之一匯往自己家中，其妻則寫來一信說：“君起家戎行，致位統帥，家既饒于財，宜自頤養，且春秋已高，望善自為計，勿當前敵……”日軍撿得平壤之后在清理清軍遺棄物品時，發現此信，將此作為敗軍亡國的反面教材警戒國人。
再看陸地決戰的一個例子。同一部書這樣記載：“大連灣陷則旅順無援，旅順落于我手，即可長驅直攻直隸。”日本看到這一點，清朝也看到了這一點。
旅順口炮臺防御工事從1881年開建，沿周邊山勢修筑海陸炮臺數十座，配備的全是從德國購買的最新克虜伯后膛大炮，口徑從80毫米到240毫米等，一應俱全。
1887年，“地險水深，山勢回環”的大連灣炮臺也開始修建。由60余座炮臺要塞群構成的旅順口和大連灣防御體系，因地勢險要，火力強大，被稱為東方直布羅陀。如果單從軍事角度看，即使清軍在所有的地方都戰敗，也應該在這里贏得一場無論從哪方面看都應該勝利的戰役。但是，結果呢？
1894年10月，日軍逼近金州之時，守將徐邦道認為金州一地關系旅順安危，金州若失，旅順難保，因此向大連灣守將趙懷業建議分兵阻擊日軍。
但趙一口回絕：“我奉中堂之令守炮臺，不與后路戰事。”那趙是怎么守炮臺的？11月，日軍破金州之后轉攻固若金湯的大連灣。清軍大炮居高臨下且可以360度旋轉，能從任何方向打到日軍。日軍為此挑選了500名敢死隊員，準備用身體擋住炮火。但當這些一心尋死的日軍敢死隊沖上山頂，竟發現空無一人！
記錄表明，清軍總共只打出2發炮彈！日軍繳獲嶄新的火炮100多門、炮彈246萬枚；德國新式步槍600多支、子彈3381萬發——這些子彈足夠把日本全國人口消滅80%！還有馬匹、行帳、糧食以及沒有啟封的快炮等戰利品，大連灣不僅沒有成為清軍的屏障，反而成了日軍攻打旅順的物資保障基地！原來還在金州戰斗時，趙就把軍糧、軍服運到煙臺，換成白銀，帶著家眷棄陣而逃！
誠然，甲午戰爭如左寶貴、鄧世昌等戰死疆場、氣壯山河者有，但都是個例，清軍整體缺乏一種英雄主義精神灌注其中。
八旗子弟作為既得利益的一部分，入關不久就在皇族的榮華富貴中忘記了自己的使命，在安享利益中丟掉了尚武精神乃至基本的作戰技能，面對普通民眾的反抗都敢一潰千里，更何況對陣的是已得西洋軍事精髓的日軍？
靠著政府信用和宗族鄉親關系組織、武裝起來的“民兵”如淮軍和湘軍，只忠于地方領導者個人，本無國魂軍魂，更無正規軍的戰術素養，對付流寇尚可一用，一旦面對使用世界最先進的兵器、用世界先進理論和兵制武裝起來的外敵，則政治、軍事短板盡顯。這就是以淮軍和湘軍為主進行的甲午戰爭五戰連敗、陸海盡沒的根本原因。
晚清在軍事階段失利之后的“心敗”表現，之前就已經在清陸海軍中展現無遺。軍隊是國家機器中最外層的部分，對于一個內傷深重病入膏肓而垂死的人，只埋怨他的四肢無力顯然是沒有說到點子上。
統治階層的頹廢，最直接的表現就是不思進取，玩物喪志。透過現象看本質，凡是這種情形出現，基本上這時的政府就已經在腐敗亡國的“周期律”中打轉，內部火并（民變、起義）和外部入侵必將是接下來的節奏。
《馬關條約》簽行之后，中國的形象比“東亞病夫”還糟。日本舉國充斥蔑視中國的情緒，這種惡意很快就被凝聚成吞噬中國的更大黑色力量。“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的種子已經播下。
晚清的虛弱既已被日本窺破，一紙《馬關條約》的讓步豈能讓日本止步！日本隨后開始在中國內部扶持親日反政府勢力，為分裂中國緊鑼密鼓，一系列錯綜復雜的事件之后，抗日戰爭打響。這場戰爭，毫無疑問是甲午戰爭的繼續。
責任編輯：中國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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