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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對于抗戰期間犧牲的中共將領群體的考證與認定問題，在人們的認知乃至學術研究上一直是個空白，由此導致很多人認為，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共部隊只犧牲了1位將領，而國民黨部隊卻犧牲了100多位將領。這種認識誤區直接影響到人們客觀、理性地認識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及其評價，甚至影響到客觀評價中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抗戰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如何界定這個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的群體呢？這首先需要我們把中共領導的抗日部隊的發展置于整個抗日戰爭的大背景下來考察。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中國開始了局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入侵的艱苦抗戰，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為止，中國整整經歷了14年的抗戰。在這14年中，中共領導下的抗日部隊逐步由散兵發展到正規軍，特別是在1937年后，中共抗日部隊逐漸發展成為包括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簡稱“八路軍”）、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簡稱“新四軍”）、華南抗日游擊隊、東北抗日聯軍等在內的部隊。

 

 

 

　　在抗日戰爭的艱難歲月里，在血與火的洗禮中，這支人民軍隊戰斗在華北、華中、華南、東北等廣袤國土上，與日本侵略軍進行了殊死搏殺。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37年盧溝橋事變，再到全國全面抗戰路線的形成，直到1945年抗日戰爭的勝利，中共領導的抗日部隊除堅持了游擊戰等敵后戰場作戰、開辟抗日根據地外，在抗日戰爭最艱難的時刻堅持人民戰爭，緊密配合國民黨的正面戰場作戰，為打敗日本侵略軍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許多人為此獻出了寶貴的生命。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到1945年8年的全面抗戰中，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游擊隊人員損失共584267人，其中傷290467人，犧牲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蹤87208人。當然，這里面還沒有包含1931年至1937年間的軍人傷亡，也沒有包含東北抗聯的傷亡。

 

　　那么，在14年抗戰中，有資料可查的中共抗戰先烈中到底有多少位是將領呢？筆者經過初步考證，在與國民黨部隊犧牲的同等級別的將領對比研究中發現，僅東北抗聯就有70位以上的中共將領在抗戰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由于受到資料的限制，筆者以為，實際上遠遠不止70位中共將領。

 

　　造成人們對中共將領群體認識的缺失與失真的原因有很多，不僅僅有今天學術研究上的空缺與偏差，同時還有歷史造成的種種原因。總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937年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宣布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轄3個師、每師編制1.5萬人，師轄兩個旅，每個旅轄兩個團。國民黨當局又于1937年10月12日宣布，將湘、贛、閩、粵、浙、鄂、豫、皖8省邊界地區的中國工農紅軍游擊隊和紅二十八軍等部，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下轄四個支隊。取消紅軍番號，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這是中共在民族危難關頭為促成國共合作而向國民黨做出的重大讓步之一。由于部隊編制的減少，許多位中共部隊的高級軍官，實際上被降了幾級使用。有些人后來在抗日戰場上犧牲了，但歷史并沒有給他們“正名”，恢復應有的將領身份。

 

　　紅軍經過改編后，就八路軍而言，與改編前相比人數雖未減少，但編制級別卻大大降低，主要表現在，由原來的三個方面軍改為三個師，有的軍級編制降為營級編制，如原紅二十九軍改編為第一二九師特務營，原紅三十軍改編為第一二九師炮兵營，原紅軍獨立第一師和陜北獨立團改編為第一二○師特務營。

 

　　在此次改編過程中，大多數紅軍干部不得不降級使用，許多高級將領“官降三級”，甚至“官降四級”。方面軍總指揮當師長，軍團長當旅長，軍長當團長。如紅二方面軍總指揮賀龍任第一二○師師長，紅二方面軍副總指揮肖克任第一二○師副師長，官降四級。如紅十五軍團軍團長徐海東任第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旅長，紅六軍團軍團長陳伯鈞任第一二○師三五九旅旅長，官降四級。如紅一軍團第二師師長楊得志任第一一五師三四三旅六八五團團長，紅十五軍團第七十八師師長韓先楚任第一一五師三四四旅六八八團副團長，官降三級、兩級不等。這就導致后來在抗戰中犧牲的中共部隊的將領，許多本來與國民黨軍隊中將領級別相當，應當是將領，但并沒有被授予同等的軍銜。如1938年4月18日犧牲的葉成煥烈士，紅軍改編時由師政委改任團長。如果根據國民政府當時授予旅長以上為少將的規定，葉成煥烈士理應為將軍，這還沒有考慮軍銜追加的問題。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為了拉攏人心，以求壯大自己的力量，試圖削弱共產黨，獨享抗戰勝利成果，對國民黨將領甚至對一些坑害人民的土匪授予將領等職，而對共產黨高級將領卻極其苛刻。如1943年任命甘肅土匪馬步芳為國民革命軍第四十集團軍總司令，1949年5月18日，再次任命其為代理西北軍政長官，同時他獲得了陸軍中將加上將軍銜。1941年2月，蘇魯戰區游擊縱隊副總指揮李長江率所部8個支隊投靠國民黨，被國民政府授予少將軍銜，等等。

 

 

　　縱觀整個抗戰期間，中共部隊在軍銜制上沒有形成一個系統的制度和管理體系，這是造成抗戰期間中共領導的部隊一直沒有統一的軍銜，乃至軍官犧牲后也沒有進行軍銜上的追加和認定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共部隊從初創到抗戰初期在待遇方面都是平等的。正如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指出的，紅軍“從軍長到伙夫，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 這種辦法在軍隊中實行了很長時間。因此，那個時候軍隊內部還沒有明確的等級觀念，官兵待遇基本上是一樣的。因此，從中共領導人的謀略上看，也就談不上實行軍銜制的問題。

 

　　七七事變以后，為了國共合作和促成全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又因為當時國民黨軍隊是有軍銜的，并且已經有了比較完整的軍銜體系，所以中共部隊在這個時候提出了軍銜問題。1939年4月2日，八路軍以總司令朱德和副總司令彭德懷的名義，給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發電，正式提出了在我軍內實行軍銜制度的建議，并正式發文對軍銜的評定標準做了明確規定。此后，有一部分中共將領被授予了軍銜，如當時的第一二○師師長賀龍、副師長肖克被授予了中將軍銜，第一二○師參謀長周士第、第三五八旅旅長盧冬生等被授予少將軍銜。

 

　　實際上，中共部隊在這一時期被授予軍銜的只是少數人，這部分人大都是需要經常與國民黨打交道或搞統戰工作的人。盡管1939年的這次授銜工作，有具體的措施，也有部分人員被授予了軍銜，但是，由于歷史的原因，這一次授銜工作最后還是沒有真正在中共部隊內普遍實施。1942年4月24日，黨中央作出了“軍隊中暫不規定等級軍銜”的決定，標志著中共部隊的第一次授銜工作宣告結束。

 

　　在第一次授銜工作結束后，黨中央又進行過兩次純屬臨時性的授銜。一次是在1945年9月，為了與蘇聯紅軍在軍銜上一致，從而能夠更好地開展工作，黨中央給臨時派到蘇聯的六位派出人員授以軍銜。另一次是1946年，為了便于中共部隊派往各地的軍事調停處的代表能與國民黨的代表平等工作，進行了臨時性的授銜。但在國民黨發動了全面內戰之后，這部分中共將領被授予的軍銜也就自動被取消了。

 

 

　　二戰中，無論是國民政府，還是蘇聯、美國等都曾對在戰爭中陣亡的將士嘉獎的同時，普遍追加了軍銜，就連加害國日本的軍隊也不例外。如，1937年8月29日，侵華日軍第三師團步兵五旅團步兵六聯隊隊長倉永辰治步兵大佐，在入侵上海吳淞鐵路碼頭的作戰中，被中國軍隊擊斃，死后被追晉為陸軍少將。

 

　　1939年6月17日，侵華日軍華中派遣軍第十三軍十五師團步兵團團長田路朝一陸軍少將，在安徽南部的一次戰斗中，被中國軍隊擊斃，死后被追晉為陸軍中將。國民政府方面，如第七十九軍中將軍長王甲本在衡陽保衛戰中壯烈殉國，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上將；南京保衛戰中犧牲的蕭山令等幾位少將，后均被國民政府追贈為陸軍中將，等等。但對于中共領導的抗日部隊犧牲的將領們來說，截至目前，沒有對他們進行過軍銜上的追加。

 

　　1955年在全國授予軍銜的時候，只是對在戰爭中幸存下來的中共將領進行了軍銜授予。從此，中國人民解放軍有了自己的10位元帥、10位大將、57位上將等等。但對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官兵僅僅是追認為烈士，并沒有進行軍銜上的追加，貽誤了追加抗戰期間犧牲的中共將領軍銜的最佳時機，留下了歷史的遺憾。

 

 

        毫無疑問，所有抗日的黨派，所有抗日的階級、階層，都對抗日戰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其中，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在抗日戰爭中擔負著敵后戰場作戰的任務，人民軍隊在敵人后方所進行的游擊戰爭，有著偉大的戰略作用。在這中間有許多的中共將領獻出了寶貴的生命。從職務上來講，他們有的是師長，有的是旅長，有的是團長，但他們對于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的貢獻則是巨大的。全面定位這個群體有利于進一步理解中共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更有助于理解中共領導的人民軍隊作用。

 

　　據史料記載和部分官兵的回憶，在許多中共開辟的根據地中，當地老百姓平時都稱中共高級指揮官為將軍。如1938年11月犧牲的范筑先，歷任連長、營長、團長、參謀長、旅長等職，建立了中共魯西南抗日根據地，生前在魯西南一帶被稱為“范將軍”。再如1937年9月9日升任為中共東北反日聯合軍第五軍軍長的柴世榮，被東北當地老百姓稱為“神兵天將飛將軍”。有的中共部隊領導人，不僅僅是老百姓，就連國民黨人也認為他們是將軍，如1939年底，蘇中根據地負責人管文蔚及惠浴宇、陳同生等同志，應國民黨人李明揚的邀請，去泰州訪問李明揚時，李明揚公開打出了“歡迎四將軍”的標語。

 

　　在抗戰中犧牲的中共將領作為一個特殊群體，理應給予他們應有的定位。正如徐向前在1955年授軍銜大會上說的：“我們這些人是幸存者，許多戰友犧牲了，如果他們不犧牲，元帥、將軍應該是他們的。”

 

　　在國際上，通常把一國在戰爭中犧牲的將領數量，作為考察其在戰爭中貢獻度大小的重要數據之一。考證與認定抗戰期間犧牲的中共將領群體，就可以改變戰后幾十年來一直認定的中共在抗戰中犧牲的將領數量偏少的偏見，還原歷史本來面目，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人們理解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即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巨大民族犧牲。

 

　　在20世紀90年代，筆者曾寫過一篇論文，吁請學界要正確認識與評價抗戰先烈群體定位的問題。在那篇文章中，我表達的主旨是要從歷史階段論出發，從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至上的角度，正確認識與評價國民黨部隊在抗戰中犧牲的先烈們，實事求是地恢復他們的歷史地位，褒獎他們的歷史功績。今天，值此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我把在抗戰中犧牲的中共將領群體的考證與定位問題提出來，同樣吁請學界加強對他們的重視和研究。我以為，無論是從學術研究由宏觀走向微觀、由關注個體到群體的層面上來講，還是從擴大視角和提升歷史認知，深入理解和認識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言，均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來源：北京日報，作者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史學會副會長、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