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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毛澤東揮刀砍向了醫療部門

點擊：作者：觀察者網綜合來源：觀察者網發布時間:2015-07-01 08:5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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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宇按】今年6月26日是毛澤東發表“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談話50周年，這一談話以“六二六指示“載入史冊。

　　1965年，新中國已經在城市建立了基本醫療保障制度，但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仍然比較突出。而中國共產黨執政之后脫離群眾官僚主義的狀況也日益引起毛澤東的憂慮。在毛澤東眼里，醫療衛生不僅僅是一般的民生工作，而是關系到黨的宗旨和執政方向的重大問題。在發表626指示之后，他又親自推動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建設和赤腳醫生的培養。以626指示為起點，大量城市醫務工作者來到田間地頭，挽起褲腳，和農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形成了血濃于水的魚水深情。赤腳醫生和農村衛生員的隊伍最多時達到了500萬，從東南海島到雪域高原，新中國的土地上，每一個農村都有了自己的赤腳醫生。到1978年，新中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已經達到68歲，超過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直到今天，很多老一代的醫務工作者，特別是農村醫生，對六二六指示仍然感到言猶在耳，倍感親切。這是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宗旨的體現，是中國道路在醫療衛生領域的體現。當前醫療衛生改革進入深水區，重溫626指示，一定能使今天的人們有所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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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6日是毛澤東發表“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談話50周年，這一談話以“六二六指示“載入史冊

　　（六月廿六話醫改）

　　李玲

今天(2010年6月26日)是毛澤東“六二六指示”發表45周年。我剛參加一個國際學術會議回來，國際醫療衛生變革和發展的趨勢與六二六指示不謀而合。

通常地說，“六二六指示”是指1965年6月26日，毛澤東同中南海醫務人員的一段談話。(參考毛澤東“六二六”指示的歷史考察)

不過，今天人們對“六二六指示”的印象，主要集中在“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這一句話。其實，在這段談話中，毛談到了醫學教育、醫療政策、醫患關系等幾個問題，但正式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僅僅收錄了這一句話。這里還有一段緣故，在626指示整整五年之后，1970年6月26日，周恩來曾經請示過毛澤東，是否把整理出來的這個談話全文發表，而毛澤東的批示是“暫不發表，將來再說”，(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三冊“暫不發表毛澤東關于醫療衛生工作談話整理稿”)，按照毛的性格，這大概是因為他對當時的農村衛生工作仍然不滿意吧。

事實上，“把重點放到農村去”雖然傳播廣泛，但這僅僅是“626指示”的一個方面，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方面。在我看來，“626指示”最大的意義在于，他用通俗的語言概括了新中國發展醫療衛生事業的獨特路線。這條路線，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并且無論在歷史上還是世界上都是有獨創性的。今天我們進行的醫改，仍然需要繼承這條路線。當然，在新時代、新形勢和新的技術條件下，這一路線也有一些新的表現形式。

這里，必須首先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方法論。有的人一看到這里，便會激動地質問，“難道要回到文革之前，過那種缺醫少藥的日子?”。這種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其一，新中國用了30年的時間把人均壽命從35歲提高到68歲，早在70年代末就達到了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如果這種成就是在缺醫少藥的時代取得的，那么只能說明醫和藥并非是改善健康的主要因素;其二，不能用刻舟求劍的孤立觀點來看問題，正如今天很多人都信奉以亞當斯密為祖師的西方經濟學，但我們總不至于希望人們回到亞當斯密生活的那個連柴油機、電燈泡都沒有的年代吧?

“六二六”指示回答了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用什么辦法維護健康，也就是，醫療衛生發展的技術路線問題。毛澤東是這樣論述這個問題的——

“脫離群眾。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于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

“技術進步”在經濟學研究中可能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但是在實際中，技術進步是有不同的路徑的。舉例來說，1960年代中國的斷肢再植技術，在國際上是領先的，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進行手指斷肢再植的國家。我曾經到安徽一個煤炭城市的中心醫院調研，這家醫院曾經是皖北地區斷肢再植技術最好的醫院，但是近些年來，斷肢再植的水平節節下降，問其原因，回答是，第一，斷肢再植耗費人力多，但需要進行斷肢再植的基本是工人農民，購買力低，不劃算，不如直接截肢;第二，斷肢再植是成熟的技術活，在科研上價值不高，不好發表論文。

看來，醫療衛生的技術進步也有一個“為誰服務”的問題。同一切學術領域一樣，醫療領域的“高精尖”的界定，如果僅僅出于研究者的學術興趣，或者出于純粹理論上的挑戰性，或者出于市場的購買力，那么技術進步的路徑未必是符合社會福利最大化的，道理很簡單，大多數人的購買力，是低于平均水平的;大多數人的需要，也未必是技術上最有挑戰性、最容易發表論文的。但是，健康對每個人的價值是平等的，這個矛盾，就需要通過配給來解決。

還有一個因素，那就是健康是一個社會問題，健康的決定因素中，醫療服務只是一部分，而醫療專業人員和其他很多專業人才一樣，通常偏好更高的技術，更加強調利用專業性的技術來促進健康。從這種思路出發，必然的結論就是，要維護健康，必須不斷地擴大醫療服務供給;增加醫療衛生支出，要提供全面健康保障，就必然帶來醫療成本不斷上升。然而，新中國頭30年的經驗給了另一種思路，那就是通過全民預防、群防群控、大規模的健康教育、愛國衛生運動，把群眾運動和醫療衛生服務結合起來。這種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會組織的手段，來替代專業性的高成本、高技術投入，實踐證明是有效的。

如果考慮到中國傳統的醫療理念，醫療本來就不僅僅是技術行為，而是社會行為，中醫的望聞問切，不僅要問病情，還要問患者的心情、社會關系、家庭生活。這些都說明，醫療服務不能夠僅僅靠硬件投入、靠擴大服務供給的專業化路線，而是要把專業服務和社會組織結合起來。626指示之后，大批的赤腳醫生來到鄉下，他們不僅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更是農村社會的組織者，把農民組織起來進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衛生運動、心理疏導，許多農村的赤腳醫生，威信比村干部還高，農民家里請客以請到赤腳醫生作陪為榮。這種機制，彌補了專業力量的不足，也創造了改善健康的新模式。

今天看來，農村最缺的其實并不是專業化的醫療服務，而是能夠有效提供這些“非專業醫療服務”的組織資源。我曾經遇到過一個東北下崗工人，他對我說，為啥東北前些年信某邪教的多，就是因為生病沒處看，沒人組織起來鍛煉身體、過集體生活。前不久衛生部公布，全國有1.6億有精神障礙的患者(請注意，并不是一般所說的“精神病”)，這么大數量的群體，僅僅靠專業性治療是不可能應對的，而且可能邊堵邊漏。解決這類問題，僅僅靠引入資本、擴大投入、開放市場是不行的，還是要靠那句老話——組織起來。

第二個問題，有限的醫療資源應該如何分配。上一個問題弄清楚之后，再講這個問題就很清楚了。

還是先說說方法論。經常聽到這樣的說法，“醫改是世界難題，你看到哪個國家把醫療的所有問題都解決了?”。你說英國好，他說，你看英國排那么長的隊;你說美國好，他說，美國也在醫改啊。

誠然，“給所有的人都提供所有的醫療服務”，這是任何國家也做不到的，并且在可預見的將來也做不到。任何一種制度都能挑出來未滿足的需求，都有缺陷。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各種制度之間沒有優劣高下之分，也并不意味著我們就該安于現狀。幾害相權取其輕，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充分利用現有的資源，最大限度的提高健康水平。

除了上面講的路線問題之外，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有限的資源該如何分配。如果承認，人和人之間的健康和生命是平等的話，那么醫療資源的分配，是不是應該遵循如下的原則：

首先，患有相同疾病的人，無論收入、階層、地域的不同，應該享有相同的基本治療;

其次，在基本需求和享受性需求之間，應該優先滿足基本需求。

　　第一條，目前已經普遍為社會接受了，但是，第二條被接受的程度還不高，需要著重解釋一下。舉一個例子，目前有兩個人，一窮一富，都生病了，窮人的病是致命的，富人的病不致命，但是會降低生活質量。只有一個醫生。如果醫生去給窮人治病，窮人能救活，但是富人就被耽誤了，生活質量要降低;如果醫生去給富人治病，富人能治好，但是窮人就會死掉。如果是面對面的比較，我想大家基本都會同意，這個醫生應該給窮人服務，畢竟這是基本需求。但是，在現實中，畢竟很少有機會面對面的做出這種選擇，而實際上，我們的許多聽起來很好的制度安排正在進行此類選擇。比如，如果醫療服務的市場完全由購買力決定資源分配，那么必然會存在這樣一個情況，那就是本來可以給窮人救命的醫生去給富人看了富貴病。

所以，從“人人生而平等”出發，一個最優的醫療制度應該滿足這樣的條件，那就是，只要社會上的基本需求沒有滿足，就應該減少提供享受型的高端服務。因為在這種情況下，提供基本服務比提供高端服務的社會效益要高。(有人可能要問，基本和高端如何劃分，很簡單，相對的)

當然，這是一個理想，并且是幾乎不可能達到的烏托邦。但是，盡管不能達到，卻應當盡量接近。目前西方國家里，最接近的是英法兩國了，這兩個國家都有一個專業委員會，專門負責評估每種治療的社會效益，然后把醫療資源按照社會效益來分配——只有當絕大多數醫療資源接受嚴格規制的情況下，才能實現這一點。所以，英國有排隊，這是必然的，因為要按照社會效益來配給，所以要排隊。

看到上面這個例子，有人可能會說“那你擴大供給，多培養幾個醫生啊”，聽起來似乎也有道理，但是一方面醫生再多，也不可能包治百病，總會遇到上面的選擇的，另一方面，不斷擴大醫療供給，社會總的醫療費用就會不斷上漲，成為沉重的社會負擔。費用控制正是各國醫改面臨的關鍵難題。

而626講話之后的一系列政策，可以說把中國的醫療制度向這種理想狀態大大推進了一步。一般來說我們不喜歡“絕對平均主義”，但是從人和人生命平等的角度，醫療領域的平均主義可能應該提倡。那個時代在有限的條件下，最大程度的做到了這一點，那就是實現了最重要的平等——城鄉醫療資源分布的平等。這在世界歷史上，哪怕是社會主義國家中也是少有的。大家都知道，醫療服務的邊際收益遞減是很明顯的，農村的水平低，所以同樣的服務，在農村的邊際作用比城市要大得多，數據也證明當時中國的人均壽命等健康指標在發展中國家里遙遙領先。

另外需要提到的是，當時去農村的城市醫務人員，培養了一大批赤腳醫生，改革開放之后，農村醫療市場開放，各類診所如雨后春筍，其中的醫生的主力，就是那個時候留下的赤腳醫生，直到今天，這一批人還是農村醫療衛生的重要力量。印度是二戰以后一直搞市場經濟的國家，目前千人醫生數只有0.5(我們是1.5)，如今他們正在學習我們那個時代的做法，這也就是為什么印度出生的諾貝爾經濟獎得主阿瑪蒂亞森教授認為中國在醫療等領域的改革，關鍵是要學學自己過去的做法。

“六二六”到“保基本、強基層”

今年，醫改的工作重心確定為“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了，里面的含義，是十分接近六二六指示的，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但是，落實一個口號比提出一個口號要困難得多。六二六之后，保基本強基層的目標能夠順利實施，是建立在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基礎上的，具體地說，這些條件包括：公平優先的執政理念、強大的行政能力、健全的基層組織、比較公平的社會基礎、比較均等的收入分配，現在這些條件已經不完全具備了。所以，今天再實現“保基本、強基層”，難度比那個時候要大得多。

但是，話說回來，困難也是機遇。一個好的社會基礎，可以孕育出好的醫療衛生制度;反過來，醫療衛生工作做好了，何嘗不是改造社會的有力手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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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和實踐及其現實意義

　　李玲江宇

一、“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思想：把衛生工作視為重要的政治工作，把改善人民健康同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建設結合起來，對健康進行綜合治理

健康是人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最基本的人權。維護健康不僅僅是醫療衛生專業部門的事，而是涉及經濟、政治、發展方式、社會公平等許多方面，需要綜合治理。近來，這一思想越來越受到國際衛生界的重視。毛澤東一向把衛生工作放在全局考慮，作為一項重要的政治工作，把衛生工作看作是“關系到全國人民生老病死”，關系到“移風易俗，改造國家，改造世界”的一件大事，“是一個大的政治問題。黨必須把它管好”[2]。為此，他親自做調查研究，親自起草對衛生工作的指示，親自倡導和發動愛國衛生運動，親自推動農村合作醫療發展，把改善人民健康作為移風易俗、發展經濟、穩定社會、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徑。象毛澤東同志這樣把衛生工作提高到“移風易俗，改造國家，改造世界”的高度，提高到“愛國”的高度，是前無古人的。

毛澤東青年時代，舊中國災難深重，人民體質虛弱、精神萎靡，成為國家貧弱不堪的象征。毛澤東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體育之研究》[3]就說道：“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德智皆寄于體。無體是無德智也……體者，為知識之載而為道德之寓者也。”把人民健康作為思想和文化建設的基礎，認為改善人民健康是振興民族精神的必要途徑。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認為衛生工作是戰爭勝利的重要保障，明確提出了衛生工作必須堅持“一切為了人民健康”的方針。1933年毛澤東在長岡鄉調查時就指出：“疾病是蘇區中一大仇敵，因為它減弱我們的革命力量。如長岡鄉一樣，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鄉蘇維埃的責任[4]。”1941年他為延安中國醫科大學第四期畢業生題詞：“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1942年5月給延安中央醫院題詞“治病救人”。1945年5月，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5]”這些已經初步體現了他關于衛生工作根本目標是增進人民健康的思想、把群眾工作和衛生工作相結合的思想。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作為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多次對衛生工作做出指示，強調把衛生工作擺到全局高度來看待。集中體現在1951年9月他為中央起草的《關于加強衛生防疫和醫療工作的指示》中：“今后必須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極力發展這項工作。對衛生工作人員必須加以領導和幫助。對衛生工作必須及時加以檢查……必須教育干部，使他們懂得，就現狀來說，每年全國人民因為缺乏衛生知識和衛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經濟上的損失，可能超過每年全國人民所受水旱風蟲各項災荒所受的損失……決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6]。它深刻地闡述了衛生工作的重要性,并給衛生工作做了明確的定位,為此后黨和政府領導衛生工作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1955年10月12日，毛澤東在修改《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修改稿)》時寫道：“除四害的根本精神，是清潔衛生，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7]”。在10月13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中，毛澤東再次指出：“除四害是一個大的清潔衛生運動，是一個破除迷信的運動。……如果動員全體人民來搞，搞出一點成績來，我看人們的心理狀態是會變的，我們中華民族的精神就會為之一振。我們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8]”。1960年他起草的《中央關于衛生工作的指示》，嚴肅地批評了大多數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對衛生工作的忽視，要求對衛生工作“由黨委第一書記掛帥……立即將中央二月二日批示的文件發下去，直到人民公社;各省、市、區黨委迅即做出自己的指示，重新恢復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組織和工作，發動群眾，配合生產運動，大搞衛生工作”[9]。60年代之后，他又親自推動農村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運動，創造了為世界矚目的中國式初級衛生保健模式。

二、“預防為主”的思想：采取預防為主的方針，采取符合國情的適宜技術，控制醫療成本。

醫療衛生資源是有限的，因此始終存在一個如何在預防和治療之間、低成本的適宜技術和高精尖技術之間的選擇問題。預防和低成本的適宜技術，面向的是廣大人群，簡便易行，對健康的改善效果大，社會效益好，但是經濟效益差;而高精尖技術則相反。現代西方醫學一度片面強調發展高精尖技術、把大量資源用于晚期治療，忽視面向人群的預防措施和適宜技術的普及，西醫傳入我國之后，我國醫療衛生事業也出現這一傾向。使得醫療衛生資源集中于少數大醫院、醫務人員主要精力用于攻克疑難雜癥，而忽視了面向廣大人群的預防保健和普及基本服務。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糾正這種傾向，加強預防，推廣適宜技術，讓有限的醫療衛生資源惠及更多人群，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預防為主方面，毛澤東認為醫療衛生工作的首要目標是減少疾病，而減少疾病的主要途徑是預防。1941年6月，他在為《解放日報》撰寫的一篇社論中指出：“我們現在提倡自然科學，是為著掃除邊區人民迷信的、愚昧的思想和不衛生的習慣，普遍提高人民大眾的文化水平[10]”。在建國初期抓的愛國衛生運動，就是一場以預防疾病為宗旨的大規模群眾運動。他在為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的題詞中說：“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11]。他在1950年寫給教育部長馬敘倫的信中說：“要各校注意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營養不足，宜酌增經費。學習和開會的時間宜大減”。1951年1月15日，毛澤東再次就學生健康問題致信馬敘倫：“提出健康第一，學習第二的方針我以為是正確的[12]。”1964年針對干部保健說，“一個人，如果不動動，只是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出門乘車不走路，就會多生病。衣、食、住、行受太好的照顧，是高級干部生病的四個原因[13]。”并指示衛生部，取消專職保健醫生、保健護士的制度，把保健醫生、保健護士調回醫院去參加病房和門診工作。對于沒有嚴重疾病的人，提倡經常到戶外活動，鍛煉身體，積極預防疾病，增進健康。取消存在于高干保健工作中的一些特殊化的作法。毛澤東在審閱衛生部就此事的報告時又批注說：“保健局應當取消”、“北京醫院醫生多，病人少，是一個老爺醫院，應當開放[14]。”

在采取符合國情的適宜技術方面，集中體現在他在“六二六指示”中。人們對“六二六指示”最深刻的印象是“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但實際上，除了城鄉醫療資源的分配之外，毛澤東在“六二六指示”還談到了醫療衛生技術路線的問題。他說“脫離群眾。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研究高、深、難的疾病上，所謂尖端。對于一些常見病、多發病、普遍存在的病，怎樣預防?怎樣改進治療?不管或放的力量很小。尖端問題不是不要，只是應該放少量的人力、物力，大量的人力、物力應該放在群眾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上去[15]”。這段話針對的是當時醫療衛生界存在的忽視普通群眾的需求，而專注于那些在學術上有價值的、但是面向少數人群的高精尖技術的做法。這種做法不僅會導致人群之間的不公平，而且會不斷推高醫療費用。在毛澤東推動下，新中國頭30年的經驗是一種同現代醫學“以治療為本”不同的另一種思路，那就是通過全民預防、群防群控、大規模的健康教育、愛國衛生運動，把群眾運動和醫療衛生服務結合起來。這種思路的核心在于，用社會組織的手段，來替代專業性的高成本、高技術投入，實踐證明是有效的。626指示之后，大批的赤腳醫生來到鄉下，他們不僅是醫療服務的提供者，更是農村社會的組織者，把農民組織起來進行健康教育、自我保健、衛生運動、心理疏導。這種機制，彌補了專業力量的不足，也創造了改善健康的新模式。

另外，毛澤東始終主張中西醫結合，多次對此作出批示和推動。這除了著眼于繼承傳統文化之外，也是出于中醫具有“簡便驗廉”的特點，符合我國經濟發展水平低、人力資源豐富的國情，中醫在農村合作醫療中起了重要作用。

三、“面向工農兵”的思想：建立面向全體人民的公平的醫療保障制度，保基本、強基層

健康是人的基本權利，公平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是社會公平的基石。建國初期，在毛澤東推動下，我國在建立計劃經濟體制的同時，就建立了覆蓋城鎮居民的勞動保險和公費醫療制度。但是，直到60年代，城市和農村醫療服務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據1964年的統計：在衛生技術人員分布上，高級衛生技術人員69%在城市，31%在農村，其中縣以下僅占10%。全國衛生事業費9億3千余萬元中，用于公費醫療的2億8千余萬元，占30%，用于農村的2億5千余萬元，占27%，其中用于縣以下的僅占16%。對此，毛澤東于1965年在“626指示”中批評衛生部是“城市老爺部”，并且做出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號召。在這一號召下，衛生部組織了巡回醫療等措施，但是畢竟沒有從制度上解決問題。為此，毛澤東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又親自推動了農村合作醫療和普及和赤腳醫生運動。

我國農村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制度是在毛澤東親自推動下才建立的。合作醫療制度是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一部分，為解決我國農民看病問題起了重要作用，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農村醫療保障制度。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出現的農村合作醫療的萌芽，為解決農民看病問題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不久隨著經濟調整，覆蓋面大幅度下降。1962年8月，衛生部批評過去幾年“在治病方面，一個時期有公社包下來的傾向[16]”。到1964年，全國農村只有不到30%的社隊還維持合作醫療。1968年，湖北長陽等地的農民又自發搞起合作醫療，毛澤東給予了大力支持。1968年11月，毛澤東親自批轉了湖北省長陽縣樂園人民公社舉辦合作醫療的經驗，并稱贊“合作醫療好[17]”。12月5日，《人民日報》刊發《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的報道，介紹了樂園人民公社的合作醫療經驗。隨后，《人民日報》用一年時間，連續組織了23期專稿，開展大討論。在這次大討論的推動下，從1969年起，全國出現了大辦農村合作醫療的熱潮，到70年代末，覆蓋率達到90%。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病床的分布1965年農村只占40%，到1975年這個比重已提高到60%。全國衛生經費的65%以上用于農村。1968年9月，他又對調查報告《從江鎮公社“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做出批示和修改，號召廣大城市醫務工作者向赤腳醫生學習。赤腳醫生成為為我國農民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主力軍，最高峰時全國有約500萬赤腳醫生和農村衛生員，大大改善了城鄉醫療服務不公平的狀況。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把中國農村合作醫療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范”。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在1980—1981年年報中稱：“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落后的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為不發達國家提高醫療衛生水平提供了樣板[18]”。2003年之后，我國建立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2009年以來，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提出“保基本、強基層、建機制”的原則，這都是對毛澤東醫療衛生思想的繼承。

四、衛生工作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思想：黨的群眾路線在社會建設領域的體現

走群眾路線，把群眾“組織起來”，是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醫療衛生事業，遇到的最大問題之一是技術和人才的缺乏。毛澤東在領導中國解決這個問題的過程中，創造性地發揮了我們黨“群眾路線”的做法，把群眾運動和維護健康結合起來，通過發揮群眾集體協作的力量，彌補了技術和專業人才的缺乏，而且使醫療衛生成為人民普遍參與的事業，促進了社會建設、移風易俗。

毛澤東對愛國衛生運動的關注，是他關于衛生工作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思想的集中表現。1957年2月在《關于講衛生、除四害問題的批語和信》中要求，“中央和國務院應聯合發一個指示，號召全民動員，講衛生，除四害，立即動手，分步進行”，“內容要把人人振奮、改造國家，帶動消滅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講清楚”[19]。1958年為中央起草《關于在全國開展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的通知》說，“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達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工廠、商店、機關、學校和每一戶人家，鄉村一定要到達每一個合作社、每一個耕作隊和每一戶人家[20]”。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他批轉的福建省一個報告指出，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體會是：廣泛深入地發動群眾，采取多種多樣的方法展開宣傳活動，真正做到家喻戶曉，“戶戶動員，人人動手”。領導親自動手，書記掛帥。大部分地區的黨政軍負責同志親自帶領廣大干部和群眾投入運動，提高了群眾除四害的信心。1958年1月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開展以除四害為中心的冬季愛國衛生運動的通知,提出年愛國衛生運動的具體要求。毛澤東于1月上旬,親自檢查了杭州市小營巷的衛生情況。在毛澤東領導和號召下，愛國衛生運動成為將群眾路線運用于衛生防病工作的偉大創舉，通過有效的社會組織將中國政治優勢、文化優勢轉化為人民群眾的福利，以較低的成本實現了較高的健康績效。

毛澤東衛生工作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做法，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其中最突出的是我國在防治血吸蟲病上取得的成就。血吸蟲病是當時在我國流傳面廣、危害深的主要傳染病之一，1955年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血吸蟲病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它關系到民族的生存繁衍，關系到生產的發展和新農村的建設，關系到青年能不能參軍保國,我們應該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向全國人民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1956年四次就召開防治血吸蟲病會議做出批示[21]，推動這項工作。但是在如何開展血防工作上，衛生部門并不贊成用群眾運動的方式，認為“農村缺乏安全的醫療設備，工作的重點應當是在縣城開辦正規的現代醫院”[22]。毛澤東則推動各地通過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方式進行血防工作[23]。

五、樹立良好醫德醫風，激發醫務人員的職業榮譽感

　　醫療衛生服務十分復雜，難以監管，醫務人員自身的醫德醫風對保障服務的質量有很大作用。在醫療衛生工作中，是單純用經濟手段激勵醫生，還是樹立良好醫德醫風，用救死扶傷的榮譽感來激勵醫生?這是醫療衛生體制中的重要問題。毛澤東一貫提倡，發揚良好的醫德醫風。抗日戰爭時期，他把白求恩大夫樹立為“為人民服務”的典范，指出“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利益工作的”;“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不自私自利的精神。[24]”1941年,毛澤東同志在為延安醫科大學的題詞中,提出“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25]。”毛澤東還十分重視對衛生人員政治和業務素質的培養與提高，他十分強調“醫生一定要政治掛帥”。1968年，他在一個相關報告中批示：“從舊學校培養的學生，多數和大多數能夠同工農兵結合，有些人還有所發明創造，不過要在正確路線領導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教育，徹底改造舊思想[26]。”在他這些思想的感召下，再加上當時的經濟社會環境影響，這一時期的醫務人員有著很高的社會地位和威信，醫患關系十分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