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等在慶祝上海解放大會上(前排從左至右:張鼎丞、陳毅、饒漱石、粟裕、宋時輪)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后,國民黨預感到上海的日子也不會太久,便開始了有組織的人員物資大撤退。
作為當時中國乃至整個遠東地區的經濟中心,上海的城市設施和工廠企業、商貿機構等,每一項都應精心呵護。但戰爭又極其可能將這些基礎設施摧毀,何況,上海由于其自身防御條件限制,自'8.13'、'1.28'開始,經德國人、日本人、國民黨的層層加固,至解放初已密集地修筑了各類地堡和碉堡,攻堅難度非常之大。因此,時任第三野戰軍司令員兼政委的陳毅將之稱為“瓷器店里打老鼠”。
1949年5月12日,上海戰役打響,解放軍采取了吸引國民黨軍至城市外圍而圍殲的戰術。進入市區后,按照總前委指示,放棄了使用火炮,只用輕武器展開逐街逐巷爭奪。
1949年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
此前,解放軍曾有過成功接管沈陽、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經驗,但在接管上海的問題上,由于當時上海的情況非常特殊,許多人都出現了猶豫,并建議讓蘇聯幫助管理。當時,毛澤東曾直言不諱道:“上海,中國革命要過一大難關。”而此時的陳毅卻表態:“我的意見是自己準備搞城市。”陳毅有兩點原則:慎重,緩行。回到部隊后,陳毅組織“丹陽集訓”,內容囊括上海政治、經濟、文化、社會、民生乃至年鑒等一切資料,并要求每一名入上海的戰士都將《入城紀律》貼在背包上。
上海解放當天,軍管會就正式成立,陳毅、粟裕分任正副主任。但當所有接收材料送至陳毅手中,陳毅才發現,當時上海的現狀和他當初的設想卻大相徑庭。國民黨在敗退以前,基本上將能夠運走的物資,哪怕是牙膏、牙粉等一些及細碎的日常用品也撤運了一空,上海實際已成一座空城。“瓷器店里打老鼠”的結果,卻發現許多“瓷器”卻已經沒了。糧食,從國民黨各機關共接收到47萬石,這些糧食聽起來數量很大,但分攤到有500萬人口的上海,每人僅5.5公斤,不足一星期的供應量;煤也同樣不夠燒一星期。而占上海74%的輕紡工業,也已處半癱瘓狀態;全市12000家工廠,只有不足30%的車間還在勉強開工。全市接收到的黃金只有22390兩,白銀42萬兩;原先存放在上海中央銀行高達450萬兩的黃金和不計其數的銀元物資全被搬運一空,僅留下了21萬億金圓券。
慢,21萬億金圓券?這是何等巨額的數量,還不夠渡過艱難困苦?不過,自1948年8月國民黨財政部通過發行金圓券強行收兌民間金銀外幣后,此種貨幣在半年之內已經狂貶了兩萬倍;盡管當時金圓券的最大面值為500萬元,但上海街頭,百姓用麻袋做乃至用小車裝載金圓券出來購物的卻隨處可見。金圓券實際已是廢紙。
就是在上海解放的同一天,時任北海銀行發行局局長的楊秉超親自押運8輛滿載人民幣的卡車從丹陽出發已運抵上海軍管會財貿組辦公地金門飯店,爾后轉運位于滇池路的中國銀行金庫。
北平解放時,由于人民幣沒有及時跟進,給和平解放的北平增添了不小的貨幣混亂麻煩,以至于后來規定:“軍隊推進到哪里,鈔票就必須跟到哪里”。
人民幣一到上海,上海市軍管會便立即發布財字第一號令,確定人民幣為唯一合法貨幣;爾后二號令又明確規定,在1949年6月5日前完全廢止金圓券,一元人民幣折合10萬元金圓券。1949年6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正式成立,隨即開始兌換業務。
起初,人民幣兌換非常順利,全市各行莊收兌的金圓券源源不斷地送進人民銀行,庫房瞬間堆滿;很快,營業大廳、走廊、甬道甚至廁所都堆滿了金圓券。對金圓券深惡痛絕的上海市民爭先恐后毫不猶豫地拋棄了這種讓他們吃盡苦頭的貨幣廢紙。5天時間,上海市共收回金圓券36萬億。這大大出乎當時軍管會的意料。政權更替,貨幣兌換,當時軍管會還為此事擔憂過。時任中財委主任的陳云曾初步估算,上海市面流通的金圓券全部收回,約需4億人民幣。但陳云完全估計錯了。金圓券一開始兌換,軍管會就發現,在兌換金圓券之外,實際需要的貨幣量是預算的10倍還不止,包括經濟恢復、公教人員薪金、舊人員收容、災民救濟、軍費需求等。因此,陳毅、曾山在5月底就向中央財經部緊急發出了“請求撥30億元人民幣”的電報。
但是,和此前解放的其它城市一樣,上海解放后,軍管會對銀元的認識仍嚴重不足,以至于人民幣發出后,立刻引爆了銀元這顆“炸彈”。
一種情況是老百姓兌換或者領到工資后,轉身就去購買糧食、布匹、生活用品等;或者直奔淮海路、曹家渡、十六埔等黑市兌換成銀元,一分都不會留。以至于人民幣上午出了銀行,晚上又全都兜了回來。
另一種情況是黑市里銀元對人民幣的比價一路飆升,短短一周之內,人民幣就貶值了十倍。南京路上四大百貨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新新)竟然出現了用銀元標價,拒收人民幣的現象。
這種對紙幣的不信任,也不能怪百姓,因為此前金圓券對他們的傷害實在太大。首先步入困境的,是駐扎在上海的部隊。由于商家拒收人民幣,駐滬部隊甚至連鹽也買不到,后來不得不向總前委打報告,給每連發一個銀元以應急。
1949年6月5日,上海市委終于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決定向市場投放10萬枚銀元;6月6日,又追加31萬枚,以促使銀行降價恢復人民幣信心。但出乎意料的是,所有投放的銀元尤如泥牛入海一夜之間全被市場消化得干干凈凈。同時,黑市里銀元對人民幣的比價更是從1比600元一路猛漲至1比2000元。41萬枚銀元,就如三伏天撒在地上的一滴水,瞬間蒸發。甚至于反動勢力還瘋狂叫囂:“解放軍可以打進上海,但人民幣進不了上海!”
經過慎密分析,軍管會確信,民間絕不可能有這么強大的吸金能力;此事必有投機奸商和敵特份子利用市民飽嘗通貨膨漲之苦,對銀元、外幣存在盲目依賴和人民幣信譽還未建立的客觀條件而囤積居奇。
偵察人員及時出手,查明操縱黑市價格導致人民幣快速貶值的,就是位于漢口路422號的上海證券交易所大樓——當時中國最大的金融黑市。當時,每天上午九點至十點,一些專門左右上海金融的“大亨”便會聚集這里,經他們敲定并公布銀元、美元、黃金等硬通貨的比價,然后大批掮客便分散到市區各角落,統一參照此比價而進行地下交易。
實際上,上海戰役打響之后,各路金融資本已紛紛逃離上海,至上海解放,證券交易實際已處停頓狀態。但這并沒有妨礙一些金號經理、銀樓大班,及至銀行買辦頻繁地進出這棟大樓炒金、炒銀、炒美元。客觀地講,政權更替初期,有投機商人跳出來搞投機并不算反常;但是,所有投機目標都直奔人民幣,這就顯得不正常了。
調查繼續深入,讓軍管會吃驚的是,這竟然是一個龐大的系統,而操控這個系統的,是一些一貫堅持反共立場的大亨。
再進一步深入,發現這些大亨竟然還在貫徹“上線”的意思,而這“上線”,又被他們稱為“草字頭”。其時,上海確實還潛伏著許多敵特,這些大亨的背后,其實都有敵特在撐腰;目的就是用經濟擾亂社會秩序,打出一場殺人不見血的銀元戰爭。十里洋場花花世界,人民幣樹立不了威信,人民政權就談不上真正意義的當家作主。
其實,為應對當時的金融挑戰,陳毅已預備了500萬枚銀元。但拋出了41萬枚后,卻又有些擔心。如果繼續拋售,是不是真的可以打掉炒作的氣焰呢?通過向華東局匯報,上海市軍管會決定先禮后兵,發布《關于反對銀行投機及穩定金融物價的宣傳要點》,概括起來:一是界定銀元屬投機擾亂金融,破壞生產,是嚴重影響人民生活的危險敵人;二是目標為統一幣制,以人民幣為貿易本位,美元、銀元、黃金等一概不得在市場流通;三是取締黑市交易,實行折實存款。最重要的是最后兩句:“全市人民緊急動員起來,嚴懲怙惡不悛的銀元投機商。”這種表態其實更是一種警告。但是,證券大樓的回應卻是徹底的置若罔聞。金融敵對勢力如此囂張,是可忍,孰不可忍。陳毅在分析對策應對嚴峻局面的會議上一拍桌子,從嘴里崩出了一個字:“抓!”
上海解放時,原國民黨上海市副市長吳紹蓀的投誠,保存了大量商業大亨、社會黑勢力和國民黨情報系統的檔案。(吳紹蓀原屬“CC”派,日軍占領上海期間,作為國民黨高級間諜,曾加入“青幫”。)這些檔案,為陳毅的抓捕提供了幫助。
1949年6月10日,時任淞滬警備區司令員的宋時輪親自率領一個營的士兵包圍了證券大樓。此時,這座八層大樓里的大亨們,同時被幾百部電話炸醒:“解放軍!解放軍沖進來了!”由于這次行動極其秘密,而且是速戰速決,因此整個行動總共才持續了15分鐘。1500多名投機份子被集中抓捕,當場抄沒黃金3642兩,銀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還有人民幣現金以及囤積的其他各類商品,折價約5000余萬元。經過篩查,當場釋放了大部門脅從者,最后剩下238名嚴重違法并涉嫌通敵的奸商被正式批捕。
效果立竿見影。第二天,上海城內銀元兌人民幣比價便從1比2000元直接跳水至1比1200元;三天后已降至1比500元;一星期后,街面上已很少能夠看到銀元;一個月內,銀元已被徹底清理出了市場。
但使出霹靂手段以行政干預市場,陳毅當年也是頂著很大的壓力。軍管會查封證券大樓后,各種別有用心的言論充斥大街小巷。譬如:“共產黨軍事100分,政治80分,經濟上只能打零分”等等。但正義的力量更強大,證券大樓的被查封,上海市民拍手稱快,稱“大亨鼠”完蛋了!共產黨真有辦法!而陳毅的回答也更堅定:人民群眾拍手稱快的事情,我們就要放膽去做,哪怕流言蜚語如冰刀雪劍也不足為懼!
但是,人民幣保衛戰的完勝仍沒有徹底解決上海金融戰的最后問題——物資緊缺。
事實上,伴隨當初人民幣的大幅貶值,通貨膨漲也隨即發生。6月至7月,上海大米價格直漲四倍,面粉、棉花、煤炭價格上漲二至三倍,普通市民苦不堪言。
在人民幣保衛戰之初,陳毅就已經將進上海之前預備下的從各解放區籌集來的1億斤糧食和上千噸煤炭投入市場,本以為至少可保證上海正常運轉一周。但不曾想,這些物資投入市場僅一天就又泥牛入海,簡直就如銀元戰的翻版。不法份子甚至瘋狂叫囂:“只要控制'兩白一黑',就能讓共產黨在上海死無葬身之地。”
情況萬分火急,這已不僅是同國民黨殘余作斗爭的問題,而是關乎到上海500萬市民生死的問題。但這次還很難用行政手段去干預。因為銀元是禁止流通的貨幣,而糧食、煤炭、棉花等是生活必須品,縱使有奸商囤積居奇,又能拿他怎么辦?
軍管會請求華東局支持,華東局立刻呈報中央,中央立即派時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的陳云來到上海主持財經工作。陳云在解放初期積累了許多城市接管的模式和經驗,比如軍管會就是陳云率先在沈陽使用的。上海的人民幣保衛戰,從高層的決策上講,當時也是陳云拍的板。
陳云到上海后,立即召開了財經會議,明確:“解決上海困難,必須從全局出發,由中財委統一調動全國物資支援上海,打贏這場經濟仗。”爾后,在中央的支持下,一場極具秘密的行動正式展開——全國支援上海。在中財委統一調動下,大米由蘇北、蘇南、皖南地區籌集;煤炭由淮南煤礦輸送;中南地區則準備棉花。一時間,“兩白一黑”源源不斷地涌進上海。而對此一直懵懂不知的不法奸商,卻還在東拼西湊,做著大發橫財的美夢。
1949年11月,中財委一聲令下,上海全市統一平價拋售籌措到的所有物資。立刻,大米當天便跌三分之一,三天后再跌三分之一;食油下跌二分之一;其它如煤炭、棉花等,也基本回到了正常的價格水平。上海市民無不喜上眉梢,有些市民在購買物品時還故意調侃店主:“儂價格是不是搞錯了?”那些囤積了好久物資的不法奸商,一夜之間賠得血本無歸,最終難逃破產厄運。而近乎毀滅性的打擊,完全是靠著經濟手段一氣呵成!這就是后來被毛澤東評價為“其深遠意義不亞于淮海戰役”的上海金融保衛戰。
(來源:作者博客,昆侖策研究院編發)
責任編輯:昆侖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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