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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景清：毛澤東女婿王景清憶許法善同志

點擊：6014 作者：王景清來源：紅色參考發布時間:2015-07-19 21:12:09

　　《紅色參考》【編者按】王景清同志是毛主席的女兒李訥的愛人，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他是陜北神木人，生于1927年5月，1936年9歲時就參加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兒童團。1938年，年僅12歲的王景清被選入八路軍120師第三衛生所擔任衛生員，正式參加了革命工作。1940年加入八路軍神府軍分區獨立第六營;1944年入黨時才17歲。戰爭年代里，王景清在陜甘寧邊區堅持參加革命斗爭，剿匪、打擊國民黨頑軍;同時積極開展勞動大生產，在中央黨校警衛隊工作時曾進駐南泥灣開荒種地、像張思德一樣伐木燒炭，并在勞動中光榮負傷。因表現突出，政治可靠，后被選拔進中央警衛團保衛黨中央毛主席。1947年國民黨胡宗南部隊進攻延安，中央“三委分工”，毛主席率領中央前委轉戰陜北，王景清擔任劉少奇衛士隨中央工委進駐西柏坡。1949年3月進城后，他調整到新組建的中央警衛師政工辦工作。1951年曾隨中央警衛師師長劉輝山遠赴抗美援朝戰場，在志愿軍朝鮮停戰談判代表團保衛處，參加了板門店和平談判的警衛及志愿軍代表團的安全保衛工作。因嚴重凍傷，1953年歸國療傷并學習文化，1958年任中央警衛師三團參謀長。1960年作為軍事指揮干部選派南京軍事學院進修學習四年。畢業后，繼續在中央警衛師工作。1967年調昆明軍區，曾任軍區公安總隊警衛科長、警衛團團長，1979年調任云南省軍區怒江軍分區參謀長，1982年離休。

　　王景清在1983年經中央警衛團時的老戰友、毛主席原衛士長李銀橋介紹，與李訥組成家庭。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李訥當時正值人生最困難的時期，王景清從此與她攜手相扶，共同面對磨難。風雨幾十年來，他們不僅一直保持著艱苦樸素的革命作風，安于清貧，過著最普通的百姓家庭的生活;而且盡可能地參加一些傳承革命精神，弘揚紅色文化的社會活動。他曾創作《神府紅軍游擊隊》一書，并親自擔任編劇、制片人，拍攝了20集同名電視連續劇，以樸實無華的藝術手法，生動再現了陜北神府地區第一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神府紅軍游擊隊，從七個人發展壯大到2000余人，并最終創建了神府佳榆革命根據地，為中國革命作出貢獻的歷史一幕。2011年，他出任中國紅色文化國際交流促進會會長至今，以自己的方式，堅持高揚革命傳統的旗幟。

　　王老也是《紅色參考》的讀者，一直關心支持我們的發展。這篇文章就是他百忙之中特意為《紅色參考》撰寫的。文中，他滿懷深情地回憶了他的革命領路人許法善同志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大公無私，堅持原則的光輝事跡，向我們真實展現了一位對無產階級事業無限忠誠，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堅持繼續革命的真正共產黨人的高貴品質和人格魅力。也讓我們第一次了解到了，王老在共產黨和人民軍隊這個革命的大熔爐里，怎樣從一名普通的小戰士，鍛造成長為具有堅定革命信仰的共產黨人。他和他的革命領路人許法善同志一樣，其實都是跟隨毛主席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堅持繼續革命的老一代革命者的楷模，更應該成為我們后來人學習的榜樣。

　　在此，謹向王老的革命領路人許法善同志，同時也向王老，致以深深的敬意!

◆2015年4月24日，《紅色參考》執行主編陳洪濤到家中探望王景清、李訥夫婦，并合影留念。

王景清：我的革命領路人許法善首長

許法善同志是我們的革命老前輩，我們黨和軍隊早期的中、高級領導干部，也是我的老領導、老首長，革命領路人。

許法善首長人品高尚，學習應用宣傳毛主席思想積極用心、結合實際，做得好。早在紅軍時期，他就擔任過中國工農紅軍人民抗日獨立第一師宣傳科長，騎兵團政治委員。他還是當時工農紅軍中名氣很大的優秀青年政工領導干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擔任過師、軍領導工作;建國后，他轉入中國民航總局任副政委，離休前是中國民航總顧問。

我是1938年初認識許法善首長的。當時，在共產黨、毛主席的動員、領導之下，全國人民已經開始了反對日本侵華的戰斗。在根據地，年青力壯的都上前方抗擊日本鬼子去了，后方工作有兒童團，婦女同胞干。我是兒童團員，被選進120師衛生部第三所(相當于野戰醫院)當衛生員。那里住著平型關大捷后的很多傷員。一個嚴冬寒天的早晨，我挑一擔熱水，路過部隊大操場，與許法善首長走了迎面。他那一雙明亮的大眼睛盯著我，熱情又認真關心的對我說：“冰天雪地，一個小人挑擔熱水，萬一滑倒怎么得了。”同時伸出雙手，從我肩上接過擔子，自己挑著就往前走。

我忙抓住擔子說：“我自己挑，不會滑倒。”但是他力氣大，我拉不住。他邊走邊轉了話題問我：“你十幾歲，叫什么名字?”

我說：“十二歲，叫王各亮。”

他開心的哈哈大笑：“你叫王各亮，古代有個名人叫諸葛亮。他12歲時，不僅不會做事，還要大人伺候他。你比他強，你不僅不用大人伺候，還能挑擔水。”說完又哈哈笑起來。

他換了口氣，接著問：“大清早，你挑熱水干什么用?”

我說：“給咱們三所的傷員送洗臉水。”

他開心的又問：“你為傷員還會干什么?”

我說：“為重傷員打飯、喂飯、接送大小便，洗澡、搓背、打掃衛生，有時還唱歌跳舞，開展娛樂活動。”

許主任更加高興地放聲大笑：“你個小小人，本事真大，好好伺候傷員，他們是咱們八路軍的英雄，平型關打了大勝仗，消滅了日軍板垣師團，一定把他們照顧好，作個伺候傷員的抗日英雄。”

他的話溫暖人心，把我感動的連連說：“謝謝八路軍叔叔，謝謝八路軍叔叔。”

他笑著糾正我：“你叫我八路軍大哥吧。”

我又連著說了兩遍“謝謝八路軍大哥，謝謝八路軍大哥。”

我又攔住他，要挑擔子，但還是拉不住。他硬是幫我把水挑到了傷員住地。

因為都住在盤塘鎮，后來，他還幫我挑過多次水，有時在大街上也遇見。他還問過我家里一些情況。給我講革命和抗日道理，對我教育很大。讓我一生都牢記在心中。

我特別喜歡他，因此多次要求跟他當八路軍去打鬼子。他總是說：“你還小，現在伺候傷員，也是打日本、救中國的革命工作。再長幾年我帶你參加八路軍。”總是說著說著哈哈大笑起來。

1940年2月，神府軍分區八路軍擴軍。我大哥當紅軍打白軍腿負傷成殘;二哥有癲癇病，不夠當兵條件。我雖小，體檢夠條件。就光榮的當上了八路軍。我的二哥則接替了我的衛生員工作。

三個月新兵訓練結束后，我經過考核以良好成績完成了訓練任務，跟部隊開往神(木)府(谷)縣邊境地區打擊國民黨頑固軍隊(當時也叫政治土匪)對我邊區邊境的搗亂破壞活動。當日本鬼子掃蕩到黃河邊時，第六營嚴守黃河，阻止鬼子渡過黃河西。

半年后，我被調去給神府軍分區政治部新來的主任當警衛員。當軍務參謀把我帶進主任辦公室時，我和許主任一眼認出了對方。原來，他從第六營教導員的職位去延安抗大學習幾個月后，回來當軍分區政治部主任。

軍務參謀向許主任報告后，我高興地上前半步，在敬禮的同時，大聲說：“首長好，王各亮前來報到”。

在許主任眼里，我是他久別的小孩子。他高興的走近我，笑著問：“這是王各亮，什么時候當的兵?”

他把右手放在我左肩上，親切地說：“己經是個經過訓練的好兵，也長高了。”

“來這里工作，有什么意見?”

我高興的回答：“我完全同意在許主任身邊工作。”

許主任說：“好，你要和我在一起的愿望實現了。但是，到了機關也不能散漫，仍要保持在連隊那樣團結緊張的作風。因此，除工作以外，你仍要參加警衛連軍政訓練，加強鍛煉自己，做一個優秀的革命軍人。”

我大聲回答：“是!一定按首長指示辦，而且一定做好。”

許主任高興地笑了：“好，我相信你說的到，辦的到。”

他的工作很忙，很辛苦，但不管什么時候對人都熱情和氣，親切關懷每一位同志。干部、戰士都夸他是好首長，好領導。我也暗暗下決心，在許主任身邊好好工作、努力學習，一定要認真保護好首長。

不久，上級指示許主任親自帶領獨立第六營(因為營長諸士明要到延安去學習)支援綏(德)米(脂)清(澗)縣邊境部隊打擊政治土匪的破壞活動，后來第六營又轉移到安、定、靖三邊的邊境地區打擊頑固軍破壞，以更好地保衛陜甘寧邊區北部邊境的安全。許主任不但是優秀的青年政工領導干部，也是優秀的軍事指揮員。在他的正確指揮下，有兄弟單位積極配合，以及廣大人民群眾的大力支持，運用打埋伏，襲擊與連續作戰的戰術，在三個多月的時間里殲滅政治土匪7股300多人。再加上我軍揭露、批判敵人破壞團結，破壞抗戰的罪行，有效的遏制了國民黨政治土匪的破壞活動。我們還積極響應毛主席關于大生產的號召，利用戰斗的間隙，多開荒、多種地、多收糧，受到了上級和地方政府的表揚、獎勵。

冬天到來的時候，許主任又奉命到延安參加邊區保衛工作會議。劉柏青(許主任愛人)大姐和我也隨同許主任回到延安。當時我只有14歲，第一次長途行軍，走遠路困難。許主任就叫馬夫“二不楞”拉著馬，他和劉大姐扶我騎他的馬，我實在不好意思上馬，他便強制把我扶上馬。我們到延安后，住在城北門外大砭溝臨時草棚里。草棚地中間挖了一個土坑，用來燒火取暖，我們三人圍著火坑睡地鋪。雖然艱苦也深感幸福。

盡管首長開會很忙，但是他還用早晚時間教我和劉大姐學習文化。劉大姐上過小學.許主任指定她當我的輔導員。我們上午在草棚里學習文化(認生字)，下午上山撿柴草，用來晚上燃火取暖。

一個禮拜天，開會的首長休息。許主任帶上劉大姐和我，去看望神府在延安學習的老鄉王兆相、楊文莫，還有許師忠和佳縣的張達志幾位首長。首長們的住處小，人多坐不下，大家就到延河邊散步、滑冰。突然王兆相首長指著楊家嶺方向說：“你們看楊家嶺下來的人群中，有毛主席的愛人江青同志。”

張達志、許師忠見過江青，他們一看高興的說：“是，走在前面的女同志就是江青同志。”江青同志再走近些時，主動地向大家打招呼問好。說起來，他們都在抗大學習過，是老同學。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江青同志，覺得她為人熱情真誠，穿衣樸素大方，身材端正美麗，是位可敬、可愛的女同志，給我留下了深刻而永久的美好印象。但是怎么也沒想到，她老人家后來竟成了我最敬仰與最崇拜的，偉大的岳母大人。

第二天，習仲勛首長對許主任說：“甘泉南邊一帶，正值土匪搗亂猖狂，你盡快回到獨立第六營協助諸士明，帶領部隊趕到甘泉縣城南打擊政治土匪的破壞，保衛延安南大門。同時，執行毛主席大生產的號召，爭取自力更生，解決吃飯問題。在打破國民黨對邊區軍事包圍的同時，也要打破國民黨對邊區的經濟封鎖。”

就這樣，許主任帶著劉大姐和我，第二天上午就直奔甘泉縣，下午和甘泉縣有關領導交談后，當晚住在甘泉縣南面的窯店子村，與部隊匯合了。

他根本顧不上休息，忙著傳達上級命令，研究敵情。帶領干部到重要的地段查看地形，制定作戰方案。住在我們對面的國民黨頑固軍，聽說神府軍分區許主任帶領的常勝八路軍來了，也縮頭了。

不久，許主任由于過度疲勞，累病了，但還往連隊跑。我求他休息，他卻根本不聽，仍帶領部隊鉆森林，查地形，直到病的起不來。我要給他燉只雞，或一條魚也難，他仍和大家一起吃小米干菜稀飯。

我挖來幾條蛇，給他煮蛇湯補養身子。誰知當我把蛇煮好，端一碗請他用時，他卻說：“你這是個好辦法，快端給營部病號用。”我要求他先用，他不肯。經過再三要求，他只留下半碗，別的還是讓端給了營部病號。許主任就是這么一位不管大事小事，都只想別人，不想自己，值得敬佩的好領導，好首長。

1942年11月，在甘泉縣守衛延安南大門和執行大生產任務后，許主任和諸營長以急行軍速度帶領部隊，參加三邊鹽池保衛戰。戰斗雖然打的艱難，最終還是我們打贏了，保住了鹽池。然后，參加陜甘寧邊區警備第三旅的組建。從此，陜北的數支獨立部隊，組成了一支強大的野戰軍隊。我被楊文莫司令指名調去當警衛員。不久隨司令員到了延安。

當時的陜北已經寒風刺骨，白雪飛舞，原定發放棉衣時間早已過去，但是由于蔣介石對邊區的軍事大包圍和嚴密的經濟封鎖，物資匱乏，仍然發不了棉衣。上級指示獨立第六營的棉衣自己解決。許主任親自帶上孟副官去買棉花、買棉布。而且，只能買到農村織的白布，回到部隊再把白布用草灰染成灰色。在駐地人民的幫助下，我們自己動手縫制棉衣。經過五天的緊張工作，全營600多人全部穿上了新棉衣，樣式雖然不太理想，但畢竟還是暖和的。大家感謝許主任、諸營長的關心。有人還要求許主任穿自己做的新棉衣。

但是，獨立營唯一的一個小孩，許主任和劉大姐兩歲的女兒胡平，仍穿著破舊夾衣。我自作主張從孟副官那里要來幾塊碎布頭和一些碎棉花。請劉大姐給胡平做棉衣。許主任不同意，要我把布塊和碎棉花送回副官處。他說那是公家的東西。我蠻有理的說：“全營都穿上新棉衣了，胡平也應該穿新棉衣。”

許主任嚴肅認真的說：“全營穿上棉衣已經晚了，同志們受凍了。我們領導對不起大家。但是，胡平不能用公家的東西做棉衣，快把東西送回原處。”我求許主任不行，就請來諸營長、孟副官做工作，求許主任同意給小胡平做棉衣。可許主任說什么還是不同意，堅決要我把棉花團小布塊送回副官處。

最后，諸營長笑著說：“老許，你比包公還包公。”

許主任就是我們革命隊伍中的包公，鐵面無私。

許主任嚴于律己，不僅戰爭年代困難時期如此，而且幾十年如一日，在解放后依然如此。他的第八個孩子因殘疾難找工作，身邊的同志求他說：“首長，你老八自己很難找到工作，請你說句話吧。”

許主任說：“我的殘疾孩子找不到工作，我說句話能找到。別的殘疾孩子找不到工作怎么辦?我不能只想著自己的殘疾孩子。”被他拒絕了。

他的愛人劉柏青大姐，1940年參軍的老兵，老同志，一直是普通干部，這在我軍是極為少有的。許主任的確是我們革命隊伍中大公無私的模范和英雄。

建國以后，我多次見到許主任。每次見面，他總是嚴肅認真地教導我說：“我們黨、我們國家、我們軍隊能有今天繁榮強大，都是毛主席黨中央領導的好。我們一定要好好學習毛主席著作，努力工作，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繼續革命，繼續前進，勝利前進。”許法善首長是這樣教育我們的，他自己更是這么做的。他一直是我學習的榜樣和旗幟。

1966年12月31日，我在昆明機場見到老首長許主任時，他特意把隨身帶的毛主席新四卷送給我。他還寫下：

景清同志：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一輩子革命化的人。

　　許主任這樣勉勵我，首先他自己正是堅定的這么做。我們更應該堅定的向他學習，大公無私，反對一切貪污腐敗。

在改革開放，經濟大發展的時代，我們尤其需要牢記毛主席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教導。尤其需要以許法善同志這樣的人為榜樣，在實踐中做到，一心想著人民，想著工作，完全徹底地為人民服務和繼續革命。大力提倡清正廉潔，堅決鏟除各種腐敗分子。也一定會有千千萬萬的許法善式的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英雄模范涌現出來，把我們的黨建設成戰無不勝的堅強、正確的黨;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繁榮統一強大的社會主義新中國;把我們的軍隊建設成所向無敵、常勝的人民軍隊。

　　【編注】許法善，生于1918年，陜西神木太和寨鄉許家坬村人。1934年參加革命并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次年2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8月參加中國共產黨。1936年任紅軍獨立師青年干事，宣傳科長、騎兵團政委;抗日戰爭時期歷任陜西神府軍分區政治處主任、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時期歷任陜甘寧邊區警備五團政委、西北野戰軍四縱政治部組織部長。1950年任第四軍干部部長，1952年任中國援越顧問團顧問。1955年任防空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空軍第三軍政治部主任，并獲二級八一勛章、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二級解放勛章，被授予大校軍銜。1960年任空軍學院政治系主任，61—72年歷任民航上海、成都、北京管理局政委，73—83年任民航總局副政委，顧問。1983年7月離休。1992年7月19日，因病在北京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