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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人碑：知識改變命運嗎？一個女共產黨員的成長、斗爭與戀愛（上）

點擊：  作者：黨人碑    來源：黨人碑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07-14 12:33:05

 

1929年，大名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師范學校同學留念合影

 

“畢業就是失業，根本找不到生活出路！知識青年政治上苦悶，徘徊在十字街頭，不知向何處去？”

 

1931年，18歲的河北省立第五女子師范學校學生張桂英，因為家里太窮，根本無力負擔從濮陽（原屬河北，今屬河南）到大名，回學校的旅費，只能失學在家。幸好此時，河北省女子蠶桑師范講習所在全省各縣招生，錄取參加考試的前兩名。張桂英輕松考取第一名，順利入學。

 

同為師范類院校，桑蠶女師和五女師一樣，都免除學雜費和住宿、吃飯費用，更重要的是每年150塊的補助，只要你考上，發榜當天，就由本縣財政局預支給你，概不拖欠。

 

這不但解決了燃眉之急，還能給家人留足生活費，張桂英自然欣喜若狂。

 

 

大名女五師舊址

 

但是來到北平上學之后，很快她就發現求學夢破了，不管是成為知識女性，抑或是小鎮做題家，在當時都沒有出路！

 

1912年即民國元年，號稱“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中華民國建立了，統治中國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和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同時終結。

 

盡管城市知識階層歡欣鼓舞，但就在廣大中國農村地區，特別是在農民群眾中，卻影響甚微，他們的苦難還在繼續……

 

這年秋天，張桂英出生在河北省濮陽縣大屯村一戶貧苦農民家庭。

 

桂英爹幼年喪父，少年喪母， 孤苦伶仃，舉目無親，守著一間破土房、幾畝薄田，靠著起早貪黑，省吃儉用，攢錢從人販子手中買了個姑娘為妻，這就是桂英娘。

 

 

濮陽縣四牌樓

 

桂英娘家也是貧苦農民，老家遭了災，欠地主的租子還不上，要看就要被逼得家破人亡，只能賣兒賣女。在那個時代，賣兒賣女和自賣都屬常事，冀魯豫地區天災人禍不斷，每逢大集就有“人市”，十七八的姑娘頭插草標，哪個給她買點饃，買個窩頭，就跟著走了。

 

冀南一帶民謠有唱：

 

“針穿黑豆上街賣，河里水草上秤稱。二十多的小寡婦，倒貼光棍兩燒餅。十七八的大姑娘，不值三文或兩文。四五十歲的老嬤嬤，捋巴捋巴填糞坑。”

 

桂英娘來后，相繼生下兩個女孩，這個家剛有點生機，卻被本村惡霸地主無情扼殺。

 

1919年的一個晚上，突然一群人踹開門，闖了進來。

 

 

1917年的河南省會開封附近，（美）西德尼·甘博

 

帶頭的是當地著名的惡霸張小黑，本村財主張玉德努力兼并土地，這家人的幾畝薄田，就成了耽誤張玉德“勤勞致富”的“攔路虎”，本著先富幫后富的精神，張玉德指使張小黑，逼迫這家買地，然后靠出賣勞動力，男的給東家當佃戶，老婆孩子當老媽子、丫鬟，實現真正的“福報”。

 

可桂英爹“不識抬舉”，堅決不買，這可氣壞了“體面人”張老爺。

 

張老爺那也是被逼無奈，誰讓你窮生奸計？干脆弄死這家的男人，把他媳婦和倆閨女，都賣到窯子去，豈不是拓展就業途徑？

 

于是張小黑追著桂英爹打，你白天在地里干活，它到地里打你，晚上你回家睡覺，它追到家里打你。幸虧窮人幫窮人，隔壁貧農李大爺心眼好，讓桂英爹晚上來自己家躲著睡覺，可母女仨就倒霉了。

 

這一夜，身懷有孕，22歲的母親，讓張小黑活活打死了，一尸兩命。

 

 

1931年的河北定州，（美）西德尼·甘博

 

打官司？縣衙門向來是流水的知事，鐵打的老爺，你沒錢沒勢，哪有理呢？

 

男人沒辦法，滿村哀求，希望好心人買了他家的地和房子，反正不能便宜了張財主。可張財主有張小黑啊！人家有“以商養黑、以黑護商”的良性機制，誰惹得起？張小黑也滿街宣傳，張老爺看好的，誰敢搶橫，就弄死他全家，不信你試試？

 

幾千年來，封建地主階級就是這樣“勤儉持家，發家致富”的，所以窮人活該被欺負，稍敢反抗就是“窮生奸計”，妨礙了老爺“富長良心”，后果非常嚴重。

 

最后，桂英爹只好扔了世代居住的田地家園，背井離鄉，一根扁擔倆籮筐，挑著小姐妹，懷著深仇大恨，到處流浪。

 

每到一個村子，總有孩子追著喊， “賣小孩的來了！”

 

 

濮陽縣東關福音堂（濮陽市文物保護單位）

 

但桂英爹骨頭硬，再窮也不賣孩子，有錢的人家想買，不論怎么說，出多少錢，都不同意。

 

顛沛流離，風餐露宿中，桂英慢慢長大，從幼年就有了鮮明的愛憎感情和倔強的性格。

 

濮陽東關有個美國傳教士的福音堂，經人介紹，看父女三人可憐，就給桂英爹找了個既當雜役，又替他們在四里八鄉推銷福音書的營生，能掙點小錢，小姐妹也能到教會的女子小學讀書，還管食宿，費用低廉。

 

聽了美國傳教士的話，桂英爹千恩萬謝，想著這樣既能讓孩子讀書上進，學文化長志氣，不再受欺壓，又能有份固定收入，不再拖累孩子，也算對桂英娘有個交代。

 

這樣，小姐妹就成了教會小學的住校生，桂英爹住在東關一家大車棚下，總算有個安身立命之處。終于有條活路，桂英爹每天步行幾十里，下鄉串村去賣書。可是在舊社會，農村識字的人很少，人家既便買書，也不是為了看，而是為了做鞋樣子，所以銷售不多，每日掙的工錢除給小姐妹繳學費之外，自己連肚子都填不飽，更不用說穿衣了。

 

 

生活在開封城墻下的城市貧民，1917年，（美）西德尼·甘博

 

說是管食宿，實際上相當有限。特別是到了冬天，日子更難熬，晚上小姐倆只有一條白粗布被可蓋。怕妹妹凍著，桂英就把自己小小薄薄的棉襖棉褲，都給妹妹蓋在身上。

 

沒多久，美國人就露出真面目了，先是向桂英爹勸募，說教堂要擴建，上帝這么愛你，你是不是要回報上帝？說白了，就是克扣工錢，順帶拉羊入教。

 

桂英爹據理力爭，說父女三人，除交學費外，吃飯都困難，根本剩不下錢，也存不住錢，您要我捐，我捐不起，您要以扣工錢的形式讓我捐，那我們根本活不下去了！

 

美國牧師暴跳如雷，指責桂英爹不知感恩，也顧不得上帝的諸般教誨，痛打桂英爹一頓，還要拽他到教堂里，向上帝真心懺悔。

 

 

開封教堂女子班，1917年，（美）西德尼·甘博

 

別看桂英爹是老實巴交沒文化的農民，卻極富民族氣節，絕不容忍帝國主義分子的侮辱，更不肯出賣人格國格，索性扔下他們的書，帶著小姐妹，憤然而去。從此認清了“洋大人”的真面目，畢生再不踏進教堂半步。

 

王助鎮有家親戚，桂英爹拉下臉哭求，租種了三畝半地，維持父女三人的生計。這家正好也有跟桂英同歲的獨生女，在縣城讀女子小學，覺得孤單，一直想找個伴兒。碰巧跟桂英投緣，桂英學習又好，親戚就請桂英當伴讀。桂英也是爭氣，門門名列前茅，最終取得了高小文憑。

 

盡管品學兼優，可是桂英家貧，無力繼續求學。學校老師看她可憐，就介紹到南壩頭鎮完全小學教書，一人同時教國文和音樂、圖畫三門課，每月工資12元。

 

可是好景不長，桂英這姑娘性格耿直，看不慣校長跟她同屋的女老師，光天化日，不避學生，就亂搞男女關系。稍微提點意見，讓他們收斂注意些，就砸了飯碗，被校長辭退。

 

 

開封城市貧民家的兒童，1917年，（美）西德尼·甘博

 

女小的窮同學尚其貴、張秀梅等人聽說后，都很同情桂英，大家組成了個互助組，一起想辦法，找出路，為了糊口，有時就給人家洗衣服。

 

1927年，女小的程老師介紹桂英到縣通俗教育講演所工作，當放足宣傳員，負責走街串巷，向婦女宣講裹腳的害處，放腳的好處，也是每月工資12元。

 

一年多，桂英又失業了。因為有人去省里告狀，說講演所宣傳女子放足，男子剪辮，還大講時政，反對求神拜佛，是傷風敗俗，毀壞良序，肯定是共產黨在里面“搗亂”，不單辭退了所有宣傳員，還一并裁撤了講演所。

 

幾個窮女生都學習好，大家一商量，干脆投考大名第五女師，竟然全部考取。因為是高小畢業生，16歲的桂英被分到了初級師范班，畢業后分發各縣縣立初小，就成了有編制的老師，再不是校長可以輕易辭退的。

 

 

1917年，浙江杭州，裹腳的小女孩，（美）西德尼·甘博

 

五女師是當時大名周邊冀魯豫幾十個縣的最高女子院校，師資條件相當優秀，但校長黃世芬政治上很反動，限制學生的一切自由，連學生的信件和課外閱讀的書籍都要受到審查，親友來訪旁邊還得站個訓育員監視，跟探監沒啥區別。

 

這就引起了學生的強烈不滿，忍無可忍的她們，在進步學生組織的學生會領導下，爆發了罷課斗爭。大家提出要求：

 

準許學生有言論、集會、結社、看書、通信自由，校方不得無理干涉，如果得不到答復，學生決不復課。

 

共產黨在冀南地區的基礎非常好，特別是大名七師，不但是直南的文化中心，也是黨的戰斗堡壘和革命策源地，天津著名的《益世報》稱其為“共產黨大本營”。老校長謝臺臣和教師骨干晁哲甫、王振華都是黨員，培養了大批革命青年。至1929年底，七師約有黨團員百余名，占全校師生員工總人數的三分之一。以致黨團的大名特支，實際上就是七師的黨團組織，女五師黨團支部也歸其領導。

 

 

大名河北省立第七師范學校校門

 

罷課斗爭中，桂英是骨干，被推選為學生糾察隊隊長，實際上她此時已經是一名共青團員。隨著年齡的增長，桂英對社會的不滿情緒更強烈了，在進步同學的帶領下，閱讀了大量革命小說，產生了砸碎舊社會、改造舊社會的思想。

 

在罷課斗爭中，桂英表現積極，一向孱弱的女同學們爆發出驚人的斗爭力量，最終趕走了黃淑范，逼迫反動政府不得不更換校長。但也為此付出了代價，桂英的入團介紹人李秀芬、劉月琴和其他5名同學被開除。

 

順便說，大家可能想不到，當年黃校長還在北京女子師范學校讀書的時候，可是五四運動的干將。校方不許學生們出去“散步”，這位學過武術的湖南女生一怒之下，大吼一聲，一腳踹斷門閂，帶著同學們就出去，到承天門了。

 

停課期間，桂英爹病倒了，開學后要返校了，發現路費都成問題，桂英只能失學在家，一邊照顧父親，一邊想轍。

 

 

1931年，河北定州的女學生，（美）西德尼·甘博

 

幸好考上桑蠶女師，作為“低端職業院校”，這種學校天生就是為沒錢沒勢的小鎮做題家，特別是那些懷揣“知識改變命運”的窮人家女生準備的。富家小姐不屑于去的，因為不但要求學習好，更重要的事業方向“不太好”，畢業后要長期扎根基層，指導農村養蠶家庭的合作桑蠶事業。關鍵跟窮人在一起，那多丟份？

 

由于預支了150元，桂英可以從容安頓家人，留下一部分作為喪失勞動能力的父親和妹妹的生活費，以使他們維持最起碼的生活，剩下的足夠路費和在平期間的最低生活消費。

 

每年150塊，意味著什么呢？

 

桑蠶女師在北平安定門內琉璃胡同，當時北平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費平均只需要30元左右，工人的最高工資（包食宿）也不過每月16元。

 

 

平漢鐵路始發站前門西站

 

從濮陽到北平，需要先雇馬車到道口（今屬河南滑縣），從道口經道清鐵路到新鄉，再上平漢線的火車到北平。到北平后，雇黃包車到安定門內的學校。

 

本來想著人生地不熟，可是到北平上學不久，桂英參加了一次河北省在北平上學的同鄉會，就發現熟人不少：

 

有在大名五女師鬧學潮時相識的，省立十一中的學生馮洋舟，他不僅是當時援助五女師時的志同道合的同學，而且是濮陽女小學程老師的丈夫，程老師一直很關心桂英，多次給她介紹工作。

 

馮洋舟的兄長馮品毅，更是我黨的早期革命家，在豫北冀南一帶，為黨組織的創建和發展，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是這一帶中共黨組織的主要創始人之一。大名黨團特支就是他一手建立的，黨團的特支負責人也是他介紹入黨的。

 

 

重修后的大名明代城墻

 

此外，桂英還遇到了在教會學校上學時的同班的王同學的丈夫平杰三。

 

馮洋舟、平杰三都是黨員，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既是老鄉，又是熟人，更是同志，桂英喜出望外，私底下就跟他們說，我還想繼續為黨工作。

 

由此，他們經常找桂英，安排一些革命工作。先是散發革命傳單，書寫革命標語，桂英表現積極，不懼危險，所以很快，馮洋舟同志就代表黨組織通知桂英，她由團轉黨，正式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員了！

 

那時候黨團員沒有太多界限，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甚至宣誓都不一定，只是組織上說一下，同意了再告訴你一聲，你就不再是團員，而是一名共產黨員了。

 

 

中共“五大”會場主席臺上的國共黨旗（俄文為“1927年4-5月，中共五次代表大會”）

 

為啥不宣誓？

 

我祖父的一位老戰友，就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入黨的，他說他認為反正都在黨旗下宣誓過了。這倒有可能，因為那時候沒有團旗，入團也在黨旗下，宣誓都是為了共產主義奮斗終生。

 

那時候我們是個窮黨，你不但要冒著殺頭坐牢的威脅，為黨工作，還要把微薄的收入，拿出一部分貢獻出來，比如張桂英這樣的公費生，就要把相當一部分收入交給組織，你怎么生活呢？

 

只有靠理想，靠省吃儉用，這就是那時那黨那人。

 

 

 1928年中共修水縣第二區區委秘密發展黨員時使用過的CCP黨旗

 

那時候入黨，可不意味著享受，沒有分文工資和任何待遇，分分鐘被捕犧牲都是家常便飯。正如桂英同志后來回憶所說：

 

“那時的黨員完全是自愿、自費、甘心情愿為黨為人民的解放事業干革命的。我們一無所有。有的就是一顆為共產主義而奮斗終身的堅定決心。”

 

此時正逢“九·一八”，北方特別是河北黨組織（北平黨組織當時也歸河北管）積極宣傳抗日，桂英很快就被捕了，沒辦法蔣介石在搞攘外安內，人家說了，“侈言抗日斬無赦！”

 

還好，桂英堅不吐口，看起來又是個“小鎮做題家”，還是個女生，國民黨的有關部門關了一年就把她放出來，學校也沒追究就讓她回去復學了。但這個學校，卻在蔣介石“不抵抗”政策下，變得桂英都認不出了。

 

 

北京美國公理會寄宿女子小學的女生，（美）西德尼·甘博

 

不換思想就換人，國民黨北平市黨部做主，讓教育局換了河北蠶桑女師的校長，積極貫徹親日“和平”主張，說白了就是給日本帝國義當清道夫，即把學生由學英語而改為日語，并制訂出很多限制學生愛國運動的一系列清規戒律：

 

不準學生有集會、結社、言論等自由，連學生看課外書的自由都被剝奪，學校的教務主任整天賊頭賊腦地監視著學生，如學生有違犯他們的戒律，就立即處理。

 

如發現有看課外書的，他馬上就給沒收，然后對書的內容進行檢查。是那啥顏色小說，就還給學生；有進步內容的，就刨根問底地追查政治背景，逼問是從哪里借來的，跟共產黨有沒有關系？

 

特別可笑的是，當學生拿本紅色封面的書時，根本不管書是什么內容，馬上沒收！

 

 

沙塵暴中的北京街頭，1917年，（美）西德尼·甘博

 

有這樣的“教學宗旨”，主張抗日就是你的罪過，所以復學沒多久，桂英就被開除了。從此，張桂英同志走上了職業革命者的道路。

 

不過在此期間，桂英爹卻凍餓而死。

 

年幼的妹妹在組織的幫助下，到北平找到姐姐，告訴姐姐：

 

入獄期間，原本正常發放的學費，被小學某同學從縣財政局領走歸為己有，致使父親和妹妹失去經濟上的資助，生活無保障，父老妹幼，喪失勞動力，父女倆只好沿街乞討，當父親知道我被捕的消息后，再也經不住這打擊，在絕望之中，凍餓死在街頭。

 

盡管心如刀割，悲痛欲絕，但國難當頭，黨需要桂英繼續工作，所以桂英只能把悲痛埋在心里，更加積極地參加抗日救亡運動。

 

 

“九一八”事變中，日軍占領北大營

 

1932年底，中共天津地下黨市委組織部干事，以寶成紗廠細紗車間女工為掩護身份的桂英，因為叛徒的出賣而被捕，當時她的住地在謙德莊。

 

熟悉老天津衛歷史的朋友都知道，那是塊三不管地帶，魚龍混雜，善惡交匯，道路四通八達，一直沒建立正規的社會管理體系，不但居住了大量貧苦市民，也有窯子、煙館等許多不良場所，所以低價相當便宜。

 

請大家注意，這樣的地方，特別適合當時我地下黨作為交通站。

 

多說兩句，“謙德莊”從字面上看，含有典型中國文化的內涵，但它卻不是咱中國人起的地名，而是引申天主教直隸東南教區（后改為獻縣教區）經租機構“崇德堂”的堂號。

 

 

“九一八”事變中，日軍占領東北邊防軍長官公署

 

交通站的地方選得不錯，問題是寶成紗廠的黨組織里出了叛徒。那時候我黨強調多吸收工人入黨，這不是壞事，相反是好事，能穩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主的黨員隊伍。可是入黨了，只是解決了組織身份，并不一定解決人的思想，起碼不是塞進去個芯片，一勞永逸就可以了。

 

廠里有個工賊，平時跳得很高，領導覺得是個人才，可卻不知道他是兩面吃，隨時準備出賣我們黨組織以換取榮華富貴的。敵人覺得該收網了，一網下去，桂英同志就被抓了。

 

當天夜里，敵人把桂英從謙德莊的組織部所在地押上警車，一直開到位于金湯橋附近的天津市警察局。

 

過了幾次堂，桂英同志別看也是小知識分子的學生出身，可是艱苦斗爭經驗較多，所以敵人一直沒問出來什么，就這樣拘押在警察局的看守所里。

 

 

暴雨過后的天津市內，1917年，（美）西德尼·甘博

 

幾個月后，到了第二年初，敵人把桂英和市委三位被捕的男同志一同押上了囚車。臨行前，每個人的衣襟上都別個小紙條，寫上：“共匪某某某”，然后每人拍一張照片。

 

桂英同志也不例外，比男同志還多一個字——“‘女’共匪”！

 

熟悉我講革命史的朋友和同志們都熟悉這套流程，下一步就該是槍斃了，前幾年我在網上找到的山東濟南那批烈士照片，就是這個狀態，不過韓復榘的人，給咱的同志寫的還“含蓄”點，不寫“共匪”，寫“共犯”，或者直接寫個“共”。

 

囚車開動，大家互相看了看，都是老熟人，不但沒有恐懼，反而笑起來了，難得聚這么全！然后就不約而同唱起了《國際歌》，高呼“共產黨萬歲”，無論男女，同志們都做好了犧牲的準備。

 

大考到了，真正的共產黨人，不改信仰，豈能叛黨？

 

 

1931年8月19日，犧牲在濟南緯八路刑場的21位烈士中的王立敬同志

 

誰知車沒往刑場走，拐個彎去了河北省政府衛戍司令部軍法處。看來暫時是死不了了，但這是敵人的“武衙門”，過堂更狠，所以就得趕緊把剛才唱歌喊口號這事兒，給圓回來，不然不是不打自招，我們都是共產黨員嗎？！

 

編了好幾個理由，自己都不信，怎么辦？

 

桂英同志牙一咬，說咱們干脆不承認唱過、喊過，讓他們打吧，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刑場都不怕去，還怕他們打？

 

結果過了三次堂，敵人楞沒問這事兒。后來才明白，河北這幫國民黨反動派是土鱉，東北軍系統的，遠不如南京那幫“專業”，責任心更是差許多。

 

 

民國明信片上的天津金湯橋及警察廳

 

因此管押運的，移交后，一句“廢話”都沒多說，就走了，至于囚車上他們喊什么、唱什么，自從移交之后，就跟我沒關系了，我憑啥給下家兒提供方便呢？你多給我一份工資獎金了嗎？

 

這事兒也就這么糊弄過去了！

 

1933年秋，桂英他們幾個被捕同志，陸續從軍法處被放出來，大家向組織報到，經過審查后，又被派到新的工作崗位上，繼續戰斗。

 

今天的我們，特別是不少青年朋友，也許不理解桂英：

 

那么危險，隨時可能掉腦袋，輕則也要蹲監獄，這革命還有什么奔頭？革命的確浪漫，但現實太過殘酷無情，你說你革命為了這個國家，這個民族，但國家愛你嗎？民族珍惜你嗎？

 

 

1942年的河南災民，一眼望去都是婦孺

 

桂英在那時并沒有專門回答過這個問題，但她的奮斗，卻在一次次回答這個問題。

 

個人與國家民族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特別是青年，青年決定著國家未來發展的方向與發展的程度，正如李大釗同志曾寄語青年的：

 

“中華自身無所謂運命也，而以青年之運命為運命。青年不死，即中華不亡。國家不可一日無青年，青年不可一日無覺醒。”

 

今天我們的幸福生活，是無數個桂英，覺醒奮斗創造的結果，但是我們的未來，幸福與否，卻需要今天的無數個桂英，去覺醒，去奮斗，去創造！

 

 

人民英雄紀念碑浮雕“五四運動”

 

又：題圖照片來自《老照片》第40輯，中排右一就是張桂英同志的入黨介紹人劉月琴同志，她就是大名學潮被開除的七女生之一，也是我的清豐老鄉。文中提到的不少同志，我祖父在世時也多次提到，有的甚至就是我祖父的革命領路人。

 

我的本專業是宋代政治制度史，當年讀書的時候，家師苗書梅先生就經常引用鄧小南先生“‘活’的制度史”的觀點，教導我們，歷史是鮮活的，事件和人物也是鮮活的，每項制度的創設更該是有原因的，不是沒有來由，突然就誕生的。所謂“‘活’的制度史”，不僅是指生動活潑的寫作方式，而首先是指一種從現實出發，注重發展變遷、注重相互關系的研究范式。

 

如今我做基層革命史研究，仍然是這個觀點，中國革命特別是基層爆發的革命烈火，不是吃飽撐的，更不是“一聲炮響”就能輕易帶動的，是幾代中華民族優秀分子，特別是青年，因為種種原因理解革命，參與革命，為革命而犧牲，才最終形成燎原之勢，所以中國革命史，特別是基層革命史，也該是“活”的。即一張張鮮活的面孔，無數璀璨的生命，被點燃之后，劃破夜空，驅散黑暗，最終迎來陽光普照大地。

 

由此，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我，雖然收入微薄，完全的網絡賣文求生，但我的“兩微（微博和微信公眾號）”卻很少趕熱點，追風頭。寧愿多寫寫張桂英同志這樣的基層的、普通的、無名的革命者，因為愿意去做，還有能力去做這種“傻事”的極少，更因為他們就是我們，他們完成了那代人的歷史使命，剩下的就該看我們的了。如果我們不努力，后人會如何看待我們，書寫我們？

 

這次又是分成上下文，無它還是老原因，寫得太多沒人看，更關鍵的是“支持”太少，無以為生了。大家如果喜歡這篇，希望看到桂英同志的愛情，還有從城市到農村，作為地下黨員，完全不同于影視劇怒馬鮮衣的生活斗爭方式，那就拜托多多支持，讓我有能力能繼續寫下去，做下去！

 

2024年7月13日中午12:59于鄭

注：所有圖片均來自網絡。

 

來源：黨人碑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