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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民：“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和“南街村道路”

點擊：36491  作者：郭松民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  發布時間:2015-07-23 00:27:55

 

  

1976年10月6日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的張春橋的文章和聲音就從中國媒體上消失了，他變成了一個無聲的政治箭靶。盡管1980年“兩案審判”時，他再次出現在聚光燈下，但卻一言不發，給世人留下巨大問號。直到2015年《張春橋獄中家書》的出版，人們才確認張春橋始終都是堅持文革的理論和實踐的。

 

毋庸置疑，毛澤東是非常欣賞張春橋的，因為在當年的中國，能夠理解毛澤東晚年思想并將其清楚地闡釋出來的人，大概非張春橋莫屬。毛澤東對黨內高級干部的理論水平一直不抱過高期待，他在好幾個場合說過“我黨真懂馬列的不多”或類似的話，但對張春橋卻不吝說出“春橋是思想家”這樣的贊譽之詞，由此可見毛澤東對張春橋的期許之深。

 

什么是“春橋思想”？

 

“春橋思想”在“粉碎四人幫”之后的“揭批查”運動中受到反復批判。那么，“春橋思想”的主要內容究竟是什么呢？

 

在我看來，有兩篇文章最能代表張春橋的思想，一篇是發表于1958年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另一篇是發表于1975年的《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兩篇文章，第一篇可謂張春橋登上政治舞臺的宣言之作，因為正是這篇文章使他進入了毛澤東的視野，并以此為起點逐步進入了中國政治舞臺的中心；第二篇則是他在政治舞臺上的謝幕之作，一年之后他就失去了公開發表文章的權利。

 

這兩篇文章有一個共同的中心思想：即在社會主義的制度條件下，必須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這是關系到“無產階級能不能戰勝資產階級，中國會不會變修正主義”（張春橋：《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的決定性問題。）

 

當然，嚴格說起來這也不是“春橋思想”，而是毛澤東的思想，只不過張春橋對這個重大的理論和政治問題最為關注，闡釋的最為系統罷了。

 

“資產階級法權”的概念是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馬克思在他的晚期著作《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并用于描寫社會主義經濟特征的一個概念。馬克思認為，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和社會關系中，由于實行等量交換的按勞分配原則，因此還存在著類似資本主義社會那種形式上平等而事實上不平等的屬于資產階級性質的法定權利。

 

馬克思的語言比較“學術”，如果翻譯成通俗的語言是什么含義呢？簡言之就是按勞取酬（即按勞分配）——這是傳統社會主義制度最主要的分配原則，也被視為傳統社會主義制度的一項重要優越性——是一項“屬于資產階級性質的法定權利”，即資產階級法權。

 

泛而言之，在傳統社會主義制度下，一個人所擁有的資歷、戰功、地位、學歷、職稱等都有可能成為其索要更高工資和更好待遇的“資本”，因此這種行為都是“資產階級法權思想嚴重”的表現。傳統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在分配領域里的最主要區別，其實僅僅是沒有了地主和資本家，即土地食利者階層和資本食利者階層被消滅了。

 

在今天的中國，按勞分配的原則早已被“按要素分配”所取代，土地和資本食利者階層吞噬了大部分的發展成果，因此，恢復按勞分配的原則是很多左翼人士馨香禱祝的目標。許多人可能不理解張春橋為什么對按勞分配的原則也投以警惕的目光，覺得這可能就是傳說中的“極左”，其實不然。

 

按勞分配有什么問題？

 

在傳統社會主義制度下，如果把按勞分配的原則絕對化，確實有可能導致“修正主義”。比如在工廠，按勞分配的原則完全可以推導出“獎金掛帥”，此后則是承包制→廠長負責制→股權激勵→MBO(管理層收購)→私有化；在農村，按勞分配的原則也可以毫無違和感的推導出包產到戶的小崗村道路，下一步則是土地確權→土地流轉→土地集中……，直至土改的成果完全喪失。因此，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沿著“按勞取酬”的路標向前走，終點都是“資本主義復辟”。這是一條又短又直的路，我們剛剛走過，記憶猶新。

 

難怪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當黨內就農村是否實行“包產到戶”以及工廠究竟是應該搞“獎金掛帥”還是“政治掛帥”進行爭論時，毛澤東當即將爭論的性質定義為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兩條道路斗爭”。在今天回看這段歷史，我們不得不嘆服一代偉人見微知著的目光和洞悉未來的遠見。

 

更為嚴重的問題還在于，作為一種激勵機制，按勞取酬最終將證明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而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道理很簡單，按勞取酬所激發的勞動熱情，無論如何也不能和資本增殖所激起的巨大貪欲相媲美。這一點，只要看看今天有多少人把一夜暴富的夢想寄托于股市就明白了。

 

另外，按勞分配訴諸的是人們的私心，在價值引導上極易發生偏差。理想的狀態當然是“按勞分配，多勞多得”，但在實踐中，由于“得”變成了“勞”的目的，“勞”變成了“得”的手段，“勞”和“得”的關系也會逐漸發生變異，由“多勞多得”，變成追求多得少勞、不勞而得。傳統社會主義是一個公有制社會，價值觀上要求人們一心為公，如果私心漸盛，那么對社會主義制度的腐蝕將是破壞性的。

 

為什么必須限制資產階級法權？

 

按勞取酬作為資產階級法權存在著如此巨大的隱患，但在傳統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囿于各種因素又不得不將其作為主要的分配制度，怎么辦呢？這讓甚至有能力扭轉乾坤的毛澤東也感到為難，認為“這只能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進行限制”，毛澤東的這一思想獲得了張春橋的熱烈擁護。

 

由于在傳統社會主義條件下不能依靠土地和資本發財，因此地位和“知識”就成為最主要的“資本”，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主要就是要限制干部和知識分子這兩個階層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沖動。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場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大規模實驗，張春橋的傾情投入，使他成為這兩個階層死敵，也是他在文革失敗后不能幸免于“千刀萬剮”的主要原因，而原本應該享有國父尊崇的毛澤東，也被標定為犯有“嚴重錯誤”，至今為精英所切齒。

 

簡言之，在傳統社會主義制度下，按勞分配和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必須作為一對互相矯正的制度安排同時存在，才能保證制度的穩定——否則的話，則要么是蘇聯式解體，要么是中國式改革開放。

 

如何才能有效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呢？在“春橋思想”中也有兩種，一種是制度性的安排，即恢復供給制，再一種是非制度性的安排，即主要靠在“斗私批修”、“人的思想革命化”等基礎上的自我限制，如毛澤東不要大元帥軍銜、主動降工資，陳永貴當了副總理不加薪，以及提倡干部參加勞動、知識分子要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等等。

 

供給制的積極意義

 

這里重點說說供給制。在革命戰爭時期，供給制是組織上對所有參加革命的人員實行的免費供給生活必需品的一種分配制度。供給范圍包括個人的衣、食、住、行、學習等必需用品和一些零用津貼，還包括在革命隊伍中結婚所生育的子女的生活費、保育費等。供給制是一種平均分配的形式，帶有戰時共產主義分配制度的性質。新中國成立后，經過一段短暫的過渡之后，供給制被取消，改為薪金制。

 

在革命戰爭時期，供給制所體現出來的“每個人都是革命大家庭中平等一員”的精神，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來自社會最底層的農民、工人的獻身革命的積極性，尤其是那些被俘、起義的國民黨軍士兵，參加解放軍后有一種進入新世界的感覺，煥發了極大的戰斗熱情。

 

供給制由于不能用“多勞多得”的承諾來激勵，所以最主要的激勵機制就是全體共同體成員高度的政治認同和領導干部的身先士卒、以身作則。供給制對共產黨/先鋒隊的要求極高，如果先鋒隊做的不好，供給制的制度安排看上去就會像是一種欺騙。

 

新中國成立后，共產黨解放軍進了城，面臨著新的復雜形勢。一方面，城市生活遠比農村復雜，供給制很難滿足五花八門的城市生活需要，另一方面，當時仍然處于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出于維護統一戰線的考慮，毛澤東同意取消供給制，改行薪金制。但供給制所體現出的平等精神，在供給制下革命隊伍的全體成員團結一心干革命的精神，都使得毛澤東深深留戀。所以在1958年，當他看到張春橋寫的《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批駁當時流行的貶低供給制的言論，主張恢復人人平等的優良傳統時，其擊節稱嘆也就順理成章了。他不僅指示《人民日報》全文轉載，還親自寫了編者按：“張春橋同志此文，見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現在轉載于此，以期同志們討論。這個問題需要討論，因為它是當前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認為，張文基本上是正確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說，對歷史過程解釋得不完全。但他鮮明地提出了這個問題，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讀。”

 

現在，供給制被高度政治化了，似乎一提供給制就是“極左”，其實不然。就本質而言，供給制是共同體（無論這個共同體是國家、軍隊抑或是企業、氏族、村社等等）向共同體成員提供的保障，現代國家的社會福利就是供給制的一種實現形式，因為都具有憑借身份就可以免費獲得的基本特征。

 

在文革期間，張春橋雖然相當鐘情于供給制，但他也清楚限于當時的歷史條件，并無可能恢復供給制，在他政治上的謝幕之作《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中，張春橋心有不甘地寫到：“我們從來認為，我們國家的商品不是多了，而是不夠豐富。只要公社還沒有多少東西可以拿出來同生產大隊、生產隊‘共產’，全民所有制也拿不出極為豐富的產品來對八億人口實行按需分配，就只能繼續搞商品生產、貨幣交換、按勞分配。對它帶來的危害，我們已經采取了并將繼續采取適當辦法加以限制。”

 

就在這篇文章發表一年之后，毛澤東逝世，張春橋被“粉碎”，“春橋思想”也被貼上“極左”的標簽，沉沒于歷史最隱秘的角落，似乎永遠不可能為世人所知了。

 

南街村道路的啟示

 

不過歷史的最奇妙之處就在于永遠會發生出人意料的事。“春橋思想”雖然不再被人提起，但確實在中國的一塊土地上生根、開花并結出了豐碩的果實，這個地方就是中外知名的南街村。

 

我常常感嘆，南街村的“班長”王宏斌生不逢時，如果在毛澤東時代，以他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政治地位不會低于陳永貴。而且，陳永貴帶領大寨大隊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時，政治大氣候是非常有利的，而王宏斌帶領南街村堅持走集體經濟的道路時，政治潮流卻是分田單干。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講，王宏斌是生也逢時，正所謂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王宏斌在政治逆境當中，用自己的實踐雄辯地證明集體經濟的道路才是農村繁榮的康莊大道。從這個角度來看，他的貢獻甚至比陳永貴還要大。

 

說王宏斌的實踐受“春橋思想”的影響，并非空穴來風。2000年4月18日，王宏斌在全國扶貧研討會代表參觀南街村后，有一個匯報發言。他在發言中說：“回想1975～1977年那三年，我王宏斌在臨穎縣紅得發紫，縣委通報全縣青年學王宏斌，不當工人回鄉當農民，當生產隊長產量一年翻番，是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縮小三大差別的促進派，年年評先進少不了王宏斌。”1975年，正是張春橋發表《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全國掀起學習理論熱潮的一年，“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屬于王宏斌的政治初戀，深刻地塑造了他思想，但他應該沒想到的是，在改革開放之后，他才獲得了把這些思想付諸實踐的機會。

 

關于南街村如何富起來的，這里就不多說了，對外界來說，南街村最引人注目之處是分配制度。目前，南街村實行的是“工資+供給”的分配制度，其中工資占30%，供給部分占70%。村民們免費享受水、電、氣、面粉、節假日食品、購物券、住房、上學、醫療等多項福利待遇。按照王宏斌的設想，以后工資的成分會越來越小，供給的成分會越來越大，供給的檔次會越來越高，“最終讓每個南街人富得個人沒有一分錢存款。”也就是說，最終的目標是要實行完全的供給制。

 

有人說，南街村是靠剝削1萬多名外來工致富，這是惡意造謠。實際上，南街村在分配上是向外來工傾斜的，相同工種，外工工資要比南街村籍的職工高出20%—30%。南街村村民和外來工的差別主要體現在供給這一部分，而這一部分，是村民作為生產資料所有者的一員而享受的保障，并非勞動報酬。

 

南街村之所以能夠有效“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當然關鍵的因素是領導干部的模范帶頭作用。南街村的資產規模已達十幾億元，如果按照現在流行的“經營者持大股”之類的分配方式，王宏斌早就應該是億萬富翁了，但是包括王宏斌在內的南街村的干部一直都只拿250元的工資。王宏斌說，之所以定成250元，就是為了提醒大家，要做“二百五”那樣的人，發揮“二百五”精神，拿出“二百五”的干勁，做“二百五”的傻事。就王宏斌個人而言，他掌管著26家企業，愛人卻在賓館最累的洗衣房工作；其他村民都住進了現代化的小樓里，而自己卻住在平房……有了這種精神，南街村就成了一個聞名遐邇的“共產主義小社區”。

 

這里順便要說一句，如何評價南街村的成敗？在我看來，最主要的標準就是看南街村的內部關系有沒有發生變化。在市場經濟和私有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南街村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將自己定義為外圓內方。外圓，就是要以一個企業集團的身份和市場接軌，非如此不能生存；內方，就是內部堅持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如果有一天南街村萬一真的像南方系媒體炒作的那樣“資不抵債”，是不是就意味著南街村道路失敗呢？我要說：只要那時南街村的內部關系沒有變，南街村道路就沒有失敗。“資不抵債”只是作為市場主體的南街村失敗，而南街村道路承載的社會主義理想并沒有失敗。這個道理，和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并不意味著共產主義理想失敗是一樣的。

 

最后勝利屬于社會主義

 

追求建立人人平等的社會，是人類亙古以來從來不曾放棄的夢想，而社會主義制度是迄今為止最為平等的制度安排。冷戰結束以后，關于社會主義的所有理論和實踐，都被貼上了“空想”、“瘋狂”的標簽，不允許人們深究，但實際上，即便被認為是最最“極左”的“春橋思想”，也是在探索社會主義道路時理性思考的產物，而南街村的實踐則表明，只要能夠有效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社會主義制度完全可以平穩高效運行。資本主義不會萬古長青，最后勝利屬于社會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