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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在天安門城樓上，毛澤東用濃郁的湖南鄉(xiāng)音向全世界宣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同一天，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發(fā)出通告：“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愿與之建立外交關系。

在較短的時間內，新中國迎來了第一次建交高潮，先后有26個國家對新中國表示了外交承認。其中，既有蘇聯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和亞洲民族獨立國家，也有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荷蘭等，但沒有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

在東西方冷戰(zhàn)格局下，新中國的成立，遭到戴著意識形態(tài)眼鏡的美國的敵視。政治孤立，經濟封鎖，軍事威脅，美國試圖通過“遏制孤立”政策，編織一張封鎖包圍網，將新生的人民政權扼殺在搖籃里。

面對封鎖包圍，百廢待興的新中國沒有屈服，中國人民沒有逃避。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新中國軍民團結，上下一心，堅決斗爭，以“亂云飛渡仍從容”的自信和“敢教曰月換新天”的豪邁，上演了一出成功突圍的大戲。

董希文創(chuàng)作的油畫《開國大典》

“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

樹欲靜而風不止。正當中國人民重建家園的時候，1950年6月25日，近鄰朝鮮，戰(zhàn)火重燃。

讓新中國大感意外的是，大洋彼岸美國的反應，首先指向中國。6月27日，美國總統(tǒng)杜魯門下令“第七艦隊阻止對臺灣的任何進攻”。理由是，臺灣“地位未定”，現時“共產黨部隊的占領臺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qū)的安全，及在該地區(qū)執(zhí)行合法與必要職務的美國部隊”。

美國干涉中國內政的舉動，打亂了中國大陸派軍隊渡過臺灣海峽，完成國家統(tǒng)一的戰(zhàn)略部署和行動計劃。在中國人心中，激起的不僅是失望，更是憤怒。從那以后，直到今天，作為中國內政的臺灣問題始終是影響中美關系的根本癥結。臺灣海峽兩岸不得統(tǒng)一，成為中國人心中的隱痛。

更危險的是，1950年9月，美軍在朝鮮半島仁川登陸，組織了所謂“聯合國軍”直接參戰(zhàn)。他們很快突破作為南北朝鮮分界的三八線，向中朝邊境推進。不斷后退的朝鮮政府緊急請求中國政府出兵支援，蘇聯政府也建議中國派遣部隊援助朝鮮。

出兵援朝，事實上是直接對抗美國。當時，新中國政權還沒有完全鞏固，經濟社會百廢待興，人民解放軍的裝備更是落后。從國力上講，美國是世界上經濟實力最雄厚、軍事力量最強大的國家。1950年，美國的GDP是2800億美元，而中國僅有100億美元。中美之間極不對稱的力量對比，就像是壯漢與兒童的拳擊比賽。

怎么辦?這對新中國的決策者來說，是個艱難的抉擇。中國有個成語叫“唇亡齒寒”，面對朝鮮燃起的戰(zhàn)火，中國領導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這個成語。

中國政府一再向美國表明：“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中國政府還反復警告，美軍不要越過三八線，這是中國的底線。

對于中國的警告，美國最高當局作出“自信”的判斷：中國沒有能力單獨與美國對抗，只要蘇聯不采取軍事行動，中國不會出兵。于是，美軍無視中國政府的立場，不僅越過三八線，還把戰(zhàn)火燒到了中朝邊境的鴨綠江邊。

經過慎重討論，反復權衡利弊得失，毛澤東最終拍板：出兵。1950年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戰(zhàn)場。

好幾天睡不著覺的毛澤東稍微松了口氣。他在中南海會見了表兄王季范和老同學周世釗等人。談到抗美援朝時，毛澤東對他們說了這樣一番意味深長的話：

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可以寫出百條千條，但這百條千條理由不能抵住六個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如果置之不理，美國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兇。用三把尖刀插在中國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頭上，從臺灣一把刀插在腰上，從越南一把刀插在腳下。天下有變，它就從三個方向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所以，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wèi)國！

從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中國人民志愿軍經過5次大的戰(zhàn)役，將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從鴨綠江邊重新打回到三八線，并將戰(zhàn)線穩(wěn)定在三八線附近地區(qū)。

戰(zhàn)場上的僵局，讓雙方坐到了談判桌前。又經過兩年多在戰(zhàn)場上和談判桌前的反復較量，1953年7月27日，雙方在板門店簽訂了《卓月鮮停戰(zhàn)協定》。“聯合國軍”總司令、美國陸軍上將克拉克說了一句被后人反復引用的話：“我執(zhí)行政府的指示，獲得了一個不值得羨慕的名聲：我是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在沒有取得勝利的停戰(zhàn)協定上簽字的司令官。”

擔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的彭德懷，在戰(zhàn)爭總結報告中則寫道：“它雄辯地證明：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是一去不復返了。”

對新中國來說，抗美援朝是一場立國之戰(zhàn)、止戰(zhàn)之戰(zhàn)，打破了美軍不可戰(zhàn)勝的神話，打出了新中國的尊嚴，也為中國東北地區(qū)進行大規(guī)模的經濟建設，打出了幾十年相對安全的環(huán)境。

從“維馬號”到“廣交會”

美國對中國采取的遏制和孤立政策，除了戰(zhàn)爭威脅，還有經濟上的封鎖。西方政客大多不看好新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前景，認為新中國沒有能力自給自足。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表示：“在共產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具體現實之間的第一個沖突大概會具體地在經濟領域中產生”，“正是在對華經濟關系領域中，美國具有對付中共政權的最有效的武器”。

1988年秋季廣交會的外景

這個武器，就是經濟上封鎖孤立，以促使新中國自內生亂。

說起來真是恍若隔世。今天的美國，是多么希望中國購買自己能夠出口的產品，削減貿易逆差，但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不僅拒絕向中國運銷自己的產品，還反對別的國家與中國進行經濟貿易。1953年的“維馬號”事件，正是那個年代，美國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的一個縮影。

1953年2月，中國經波蘭租船公司租得芬蘭籍油船“維馬號”，從羅馬尼亞載煤油1.02萬噸運至上海。美國知道后，先是要求芬蘭政府制止“維馬號”油船駛往中國，接著又要求土耳其政府就地扣留該船，但均未得逞。美國政府最后甚至考慮讓臺灣國民黨當局的軍艦擊沉“維馬號”油船。拖了幾個月，盡管中國政府想了幾種辦法，讓該油船能夠駛向中國內地港口，但最后，“維馬號”油船的船東竟然私自把中國進口的這批煤油全部賣掉了。中國不僅失去了這單生意，還蒙受了巨大經濟損失。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封鎖孤立，確實讓新中國無法迅速融入世界。為了突破重圍，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頗有智慧地在有限的空間里開展起對外貿易。除了加強與同屬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貿易往來，新中國還倡導以義利相交，積極拓展與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進行經貿活動的渠道。

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后，為了對中國實行禁運，美國要求產膠國禁止向中國出口橡膠。由于美國自身囤積橡膠過多，減少從產膠國的進口，致使世界橡膠市場供過于求，膠價急劇下跌，一些主要產膠國的工人面臨著失業(yè)的威脅。印度洋上的錫蘭（今斯里蘭卡）是傳統(tǒng)的產膠大國，曾一再要求美國給以合理價格，但均遭拒絕。與此同時，由于主要輸出大米的國家出口量銳減，引起國際市場大米價格猛漲。嚴重的經濟困難特別是大米的短缺，激起錫蘭民眾的不滿。他們在各地集會，要求政府開展與中國的貿易，以橡膠換大米。

1952年9月，中國與錫蘭簽訂了以“大米換橡膠”為主要內容的政府貿易協定。負責此項談判的錫蘭商務貿易部部長表示：“中國對錫蘭平等相待，并在貿易條件上如此照顧，這與西方國家以殖民地對待錫蘭形成強烈對照。”

中國和錫蘭的經濟貿易，開創(chuàng)了中國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開展貿易的先河，其他亞洲國家也先后同新中國做起了生意。1953年3月14日，巴基斯坦同中國簽訂相互供應棉花、煤炭的貿易協定。11月，印度尼西亞派出經濟貿易代表團訪問北京，與中國簽訂了政府間的貿易協定。

與上述國家“自上而下”做生意不同，中國與日本的經貿往來則始于民間。

1952年4月，3位日本國會議員在參加了蘇聯舉辦的國際經濟會議后來到中國，這是日本在二戰(zhàn)后第一批訪問中國的客人。6月1日，中國與他們簽訂了第一個中日民間貿易協議。回國后，他們在日本各地舉行訪華報告會，介紹新中國的情況，聽眾的反響意想不到地積極正面。由此，日本民間出現持續(xù)不斷的促進日中貿易和呼吁恢復邦交的熱潮。民間貿易交往這個突破口一旦打開，很快就見到成效。20世紀50年代前半期就有4個中日民間貿易協定簽訂。

對于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新中國領導人想盡一切辦法，利用有限的溝通機會，推進對歐貿易。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期間，中國組織了貿易代表團訪問英國，該團成為中國派往西方的第一個貿易代表團。其后，中英貿易額迅速增長，從1952年英國對華出口額的300萬英鎊上升為1957年的1200萬英鎊。在中英貿易關系發(fā)展的帶動下，法國、瑞士、聯邦德國、挪威等國的工商界代表紛紛訪華，中國同西歐的貿易有了較快增長。到1957年底，中國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比1952年增長了6倍多。

為了推動對外貿易，從1957年開始，每年春秋兩季，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廣州定期舉行。那時，中國人能拿出來的大多是一些農副產品和簡單的工業(yè)品。作為對外交流的窗口，廣州交易會一直延續(xù)到了今天。

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中，新中國就這樣用力撕開了一道道裂口。

“兩次國際會議，一個中國方案”

1954年2月，中國政府收到了一份邀請。在亞洲，在印度支那戰(zhàn)火有愈演愈烈的跡象，而朝鮮半島停戰(zhàn)后依舊問題不斷的情況下，美、蘇、英、法四國準備于4月在瑞士曰內瓦舉行討論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由于很難回避中國在解決這兩大問題上的作用，自然需要中國參加。長期以來一直試圖將新中國與國際社會隔絕的美國，一開始并不同意中國參會，但在其余三國的堅持下企圖落空，只能無可奈何地單方宣布：雖然美國參加有“共產黨中國”出席的會議，但并不意味著美國對新中國的外交承認。

中國政府接到邀請后，毛澤東決定派周恩來作為全權代表參加日內瓦會議。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次以大國身份登上極其復雜的多邊外交舞臺。

會議從4月26日開到7月21日，中間休會一段時間。參會的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討論日內瓦會議的準備工作時，表示日內瓦會議是一種“拖延性行動”，透露出沒有誠意解決和平問題的心跡。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新中國則明確本次會議的工作“目標圖”，即“采取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并加強外交和國際活動”，“力爭不使日內瓦會議開得無結果而散”。

中國代表團在日內瓦會議上積極斡旋，協調各方，使這次會談最終在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上，達成關于在印度支那三國停止敵對行動的協議，還發(fā)表了《日內瓦會議最后宣言》（總稱《日內瓦協議》），實現了印度支那的停戰(zhàn)。持續(xù)了近三個月的日內瓦會議，盡管在實質上成果有限，但是由于中國的努力，整體來說，取得了人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突破性成果。

回國后，周恩來在會議總結報告中，談了自己的認識：“日內瓦會議的成就證明，國際爭端是可以用和平協商的方法求得解決的。”毛澤東在聽取周恩來的匯報后，對新中國的國際戰(zhàn)略作出了新的估計：關門關不住，不能關，而且必須走出去。

在日內瓦會議期間，周恩來邀請在場的各國記者，一起欣賞新中國第一部大型彩色電影藝術片《梁山伯與祝英臺》。在發(fā)給各國記者的請柬上，周恩來只寫了一句話：“請你欣賞一部彩色歌劇電影——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觀影后，一位美國記者悟出一個道理：中國現在不要戰(zhàn)爭，要工業(yè)化。

1954年6月，周恩來利用日內瓦會議休會空隙，訪問了印度首都新德里。早在1953年12月，周恩來在談判中接見印度代表團時，第一次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他說：“新中國成立后就確立了處理中印兩國關系的原則，那就是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處的原則。”五項原則的措辭后來稍有改變。在1954年的中印、中緬聯合聲明中，“平等互惠”改為“平等互利”。在1954年10月12日的中蘇聯合宣言中，將“互相尊重領土主權”改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此次訪問，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寫進了兩國總理發(fā)表的聯合聲明。中印聯合聲明指出，這些原則不僅適用于雙邊外交，也適用于處理一般國際關系。幾天后，周恩來訪問緬甸。中緬確認，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應該是指導中國和緬甸之間關系的原則。

如果說1954年的內日瓦會議是新中國在國際政治舞臺的“首秀”，那么，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山城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新中國則因第一次扮演大型國際會議的“主角”，而受到世界的矚目和尊重。

亞非會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第一次沒有西方殖民國家參加、由29個亞洲和非洲國家聯合舉行的國際會議。與會國家的人口數超過了世界人口的半數。

毛澤東決定派周恩來率領中國代表團前往出席。中國參加萬隆會議的方針是：爭取擴大和平統(tǒng)一戰(zhàn)線，促進民族獨立運動，為建立和加強中國同若干亞非國家的關系創(chuàng)造條件。

不少西方國家對亞非會議并不看好，甚至抱有敵視，說亞非會議“算不得是一件有重大意義的事件”，渲染參加國間的分歧，預測會議不可能達成任何協議。美國媒體甚至發(fā)表了所謂“中國要奪取亞非世界領導權”的評論，意在離間中國和亞非國家的關系。

會議召開后，氣氛確實有些緊張。當時擔任大會主席的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擔心，因東西方矛盾的爆發(fā)，“會議就可能成為沖突的冷戰(zhàn)場所”。在這種情況下，周恩來決定把原來準備好的發(fā)言稿改作書面發(fā)言散發(fā)，另外作一個補充發(fā)言。

正是在這個補充發(fā)言中，周恩來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異”方針。他說：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團結而不是來吵架的。我們共產黨人從不諱言我們相信共產主義和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是好的。但是，在這個會議上用不著來宣傳個人的思想意識和各國的政治制度，雖然這種不同在我們中間顯然是存在的。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

新中國的坦誠和友誼贏得了與會者的理解和尊重。美國記者鮑大可在新聞報道中寫道：“周恩來是平息爭端帶來和平的人物”，“他的發(fā)言是中國以和解態(tài)度與會的絕好說明，發(fā)言是前兩天公開會議的高潮”。菲律賓外長羅摩洛則說：“周恩來是我去的時候的敵人，回來的時候的朋友。”

1955年亞非會議通過了《關于促進世界和平與合作的宣言》，提出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藍本的處理各國關系的十項原則。從此，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被明確為新中國為世界冷戰(zhàn)格局中的國際社會實現和平提供的中國方案。

據統(tǒng)計，到1976年，有90多個國家在同中國共同發(fā)表的文件中，都確認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這五項原則，后來還被應用于一個又一個的中外條約，事實上已經成為公認的處理國際關系的準則。

會后不久，印尼總理沙斯特羅阿米佐約訪問中國。毛澤東在會見時表示：“中國是作為一個亞非國家參加這次會議的，以這種身份中國也盡了一份力量。”毛澤東還不無幽默地說：西方國家?guī)装倌暌詠恚捎谶M行長期的侵略，它們對亞非兩洲產生一種心理，輕視落后國家。他們說我們是有色人種，這是拿膚色來區(qū)分，就好像說有色金屬那樣。我們這些“有色金屬”是會膨脹起來的，當然，我們不會去侵略別人。但“有色金屬”是更有價值的，因為有色金屬包括金、銀、銅、錫等。

新中國成立時，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之間曾出現第一次建交高潮。亞非會議后不到10年的時間里，中國先后與30多個國家建交，迎來第二次建交高潮。這次建交高潮，使新中國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之外，開拓出新的國際空間，朋友圈越來越大。

“兩個國際會議，一個中國方案”，成為新中國打破美國封鎖包圍網的最好注腳。

“中國是不能被忽視的”

1960年5月27日，毛澤東在上海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

1958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功勛卓著的英國元帥蒙哥馬利卸任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隊的副司令。退休后的他在思考國際問題時，得出了自己的結論：“在討論世界問題和世界和平的時候，中國是不能被忽視的。”

1960年5月和1961年9月，蒙哥馬利元帥曾兩度訪問中國，毛澤東分別在上海和武漢同他深談4次，一共談了9個半小時。

1961年10月，剛剛在9月結束第二次訪華之旅的蒙哥馬利在《星期日泰晤士報》上，寫下了訪華感悟：

這個國家的人民具有巨大的潛在力量，他們聰明而苦干，可能是世界上最勤勞的民族。西方世界最好還是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和維持友好關系；這個國家需要以平等相待；它在一定時期內將成為不亞于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強國。一個偉大的國家，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正在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