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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昌明：晚年毛主席為何“憂傷”？?——唯恐“紅色江山”不保

點擊：作者：錢昌明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0-08-31 10:28:05

1976年6月15日，毛主席在一次談話中，把自己的一生概括為“做了兩件事”：

“一件是打倒了蔣介石，把蔣介石趕到了臺灣，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把日本帝國主義趕出了中國；一件是勝利地進行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年譜》第六卷第649頁）

毛主席做的“兩件事”，實際上就是為勞動人民“打江山”、“保江山”。

歷史上的毛主席，無疑就是神話世界中的“勝利之神”！他的一生，就是斗爭的一生，勝利的一生。在他的人生征途上，盡管遭遇過難以想象的艱難險阻，不管是在內外交困的兩萬五千里長征，還是百廢待興時期的抗美援朝，他從不氣餒，始終充滿著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最終，他依靠人民群眾，總能克敵制勝，堪稱所向披靡，無往而不勝，直至贏得對手——諸如蔣介石、日本戰犯和美國將軍等，無不都口心一致地服輸。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蓋世英雄”式的歷史奇人，臨到晚年，竟亦有他的“憂傷”。

據為毛主席做摘除白障手術的眼科大夫唐由之披露，1975年7月28日，就在術后的第五天，毛主席已可戴著眼鏡視物。他很高興，先是靜靜地讀書，后來小聲低吟，突然間嚎啕大哭起來。唐大夫見他手捧書本，哭得白發亂顫，嚇得不知如何是好，趕忙過去勸慰。后來才知道，原來他正在讀南宋詩人陳亮寫的《念奴嬌·登多景樓》。

陳亮，南宋愛國思想家。他力主抗金，曾多次上書孝宗，反對“偏安定命”，朝廷置之不理。1178年他連續三次上書，大膽揭發了一班大臣退讓求和、茍且求安；奏疏直言不諱，遭當道權貴的忌恨，致兩次下獄，然始終不改其恢復中原之志。1188年陳亮到京口、建康等實地考察地形，提出一系列經營方案，準備再次向孝宗上書。期間，寫下了這首詞：

“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
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
一水橫陳，連崗三面，做出爭雄勢。
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
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
憑卻長江，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
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
小兒破賊，勢成寧問疆場！”

顯然，毛主席感念詩人的愛國愿望未能如愿——進而觸發了內在心結而動情，一度不能自己。

那么，在毛主席的內心，究竟有什么樣的心結，居然讓他如此動情、“憂傷”？答曰：“保紅色江山”心結。

毛主席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導師，中國人民領袖。他的一生只在實踐一個心愿：為占人口極大多數、受苦受難的底層勞苦大眾求解放、謀幸福！實現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

經過28年的艱苦斗爭，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取得了革命的勝利，為人民打下了江山，勞動人民翻身得解放，作了國家的主人，徹底改變了受剝削、受壓迫的命運。然而，面對國際上帝國主義的壓力，面對國內被打倒階級千方百計的拚死反抗，面對五千年私有剝削制度的遺毒，怎樣保衛勞動人民紅色江山不被顛覆，始終縈繞在他的心頭。

早在1945年，毛主席在與黃炎培的《窯洞對》中，就討論過中國歷史上“人亡政息”的“歷史周期率”問題。其時，毛主席就認為，共產黨人已找到了跳出這一周期率的新路：

“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新中國建立后，毛主席就特別重視“純潔干部隊伍”與“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兩大問題。

建國僅半年，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便出臺了《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期間，中央對“黃逸峰事件”的處理，就是最能說明問題的一個典型。

黃逸峰是一位1925年入黨的“老革命”。建國后，任上海鐵路局局長兼黨委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長兼黨組書記、兼任下屬的華東交通專科學校校長。1951年12月3日，《人民日報》刊登《上海華東交通專科學校存在混亂現象》來信，批評校領導，批評者署名“上海華東交通專科學校一群學生”。事發后，黃逸峰片面聽了匯報，竟指示追查投稿人學生薛某，并對其施加壓力，逼令退學。毛主席獲知黃逸峰壓制批評的事實后，在一份材料上寫下了“壓制批評，輕則開除黨籍，重則交人民公審”的批示。《人民日報》為此發了社論《壓制批評的人是黨的死敵》，黃逸峰被開除黨籍，撤銷本兼各職。這在上世紀整個50年代，對鼓勵“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推進黨員干部隊伍創建勤政、清廉政風，強化不論職位高低，都必須接受人民群眾公開監督的觀念，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開展“整黨”的決議。“整黨”要求把黨員劃分為四部分人：一、具備黨員條件的；二、不完全具備黨員條件，或者有較嚴重的毛病，必須加以改造提高的；三、不夠黨員條件的消極落后分子；四、混入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叛變分子、投機分子、蛻化變質分子等。首先，要求將“第四部分人”清洗出去。然后對“第二部分人”、“第三部分人”加以區別，對其中經過教育而仍確實不合黨員條件者勸其退黨，務使這些退黨者自愿退出，不傷感情。

1951年11月到1952年10月，毛主席又在黨政機關中開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在私營工商業中開展“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資財、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運動，簡稱“三反”、“五反”運動。正是在這場運動中，殺了大貪污犯劉青山和張子善，極大地震懾了干部隊伍中的貪腐分子。

1953年1月5日，毛主席又向全黨發出《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指示，其中特別強調：

“凡典型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的事例，應在報上廣為揭發”，“各級黨委應在決心將為群眾所痛恨的違法亂紀分子加以懲處和清除出黨政組織，最嚴重者應處極刑，以平民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73-74頁）

毛主席不僅支持、提倡人民群眾監督政府、干部，而且總是支持“小人物”起來批判“權威”。1954年10月，他給政治局領導同志寫了一封《關于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批評一些黨的領導人壓制“小人物”：

“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作資產階級的俘虜”，出現“阻攔‘小人物’的很有生氣的批評文章的奇怪事情，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同上，第135頁）

1956年11月15日，毛主席出席八屆二中全會作總結講話，再一次強調：

“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三卷，34頁）

此后，毛主席又在多次講話中談及黨群關系，反對官僚主義。遺憾的是，任何事物都有它自己的發展規律。不管是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只要還存在著官僚機構與官僚隊伍，不管你怎么反對，“官僚特權”終究無法根除。

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主席偕鄧力群等一起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

“我們不能夠把人民的權利問題，了解為國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勞動、教育、社會保險等等權利。”“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實際上這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者最大的權利，最根本的權利。沒有這種權利，勞動者的工作權、休息權、受教育權等等權利，就沒有保證。”

這表明毛主席聯系社會主義實踐，已把反對“官僚特權”問題上升到“人民權利”理論高度，并與能否永葆勞動人民紅色江山聯系起來。歷史無情地證實了毛主席的科學論斷。

在蘇聯，隨著赫魯曉夫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隨著蘇聯官僚特權階層的惡性膨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終于在“和平演變”的過程中復辟了資本主義！“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聯系蘇聯的變化，眼看當時中國的現狀，為了“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毛澤東同卡博、巴盧庫的談話》），摸索改變社會主義的“官僚特權”體制，毛主席不惜“跌得粉碎”，毅然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提出“斗私批修”綱領，目的就是要永葆紅色江山。

毛主席是一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1976年的他，已是重病纏身，自知將不久人世。他沒有什么放不下的，唯一“憂心”念及的就是紅色江山的安危。

老人家一生為勞動人民打江山、保江山。已無私地奉獻了自己的一切。他不僅獻出了自己的畢生精力，還獻出了自己的愛妻、愛子，獻出了自己的弟、妹，獻出了十幾位親人。他更念及為打紅色江山前仆后繼而犧牲的無數先烈。如果勞動人民江山不保，不就意味著一切“歸零”。他“憂心”自己離世后，在國際、國內艱難復雜的階級斗爭環境中，會發生像王安石詩句中描述的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