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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文穎：毛澤東頭腦“發熱”考

點擊：作者：羅文穎來源：昆侖策網【原創】發布時間:2022-02-26 07:33:11

【1958秋，毛澤東主席視察合肥鋼鐵廠同工人交談】

因為毛澤東頭腦發熱，倡導大躍進、大煉鋼鐵、大辦人民公社，違背經濟發展規律，使國民經濟比例失調，造成了三年困難時期——這個說法從1980年代起，至今耳熟能詳。連美國漢學家傅高義也認為“毛頭腦發熱發動了大躍進”。可見此說影響范圍之廣。究竟是不是毛澤東頭腦發熱產生的一系列的問題，我們通過公開發表的史料，來辨析辨析。

1958年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四十項決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號召全黨全民為生產一千零七十萬噸鋼而奮斗》、《關于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關于一九五九年計劃和第二個五年計劃問題的決定》，無疑對國民經濟產生了重大影響。在全國很快形成了全民煉鋼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高潮。

關于大煉鋼鐵，袁寶華說（摘要）：

1958年8月召開北戴河會議，我作為冶金部的工作人員參加。當年完成1070萬噸鋼，冶金部的部長王鶴壽向毛主席拍了胸脯，他是想借毛主席的威望把鋼鐵搞上去，后來王鶴壽專門檢討了這一條。會議結束以前，毛主席又把幾個省市的負責人和冶金部負責人找在一起開會，王鶴壽、劉彬和我都參加了。毛主席找我們這些人在他的會議室里詳細地詢問了1070萬噸鋼到底可靠不可靠，一個人一個人地問。后來問到我，說“你做什么呢？”’我說我先在東北工業部，后來去蘇聯談判，回來在鋼鐵局。毛主席說：“你是經常接觸基層的，你說究竟有沒有把握？”我說：“冶金工業的生產，從礦山、冶煉、軋制到機修、運輸等等有十個環節，我們樹了十面紅旗（先進單位），只要十面紅旗能站得住，他們的經驗能夠推廣，我看有希望。”最后問到薄一波同志，他說：“主席，我建議把1070登報，登報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義無反顧，就會努力奮斗。”毛主席說，這是個好主意。根據你們剛才講的不是1070，是1100多萬噸，發表1070，那我們兜里還裝有幾十萬噸。主席的思想是留有余地，這是他一貫的主張。他對陳云說，1070看來還是可以的。陳云不放心，專門找王鶴壽和我去談了一次。我就把當時他要求的數字，現有的基礎能生產多少，新建小高爐有多少，能生產多少，生產能力都打了折扣；原來煉鋼設備能生產多少，新建小轉爐能生產多少，這也是按公稱能力打了折扣算的，今后五個月【1】我按四個月算。這樣算了細賬，陳云認為，看起來是有希望的。后來毛主席與陳云同志談話時，陳云說，我與冶金部的同志算了細賬，看起來是有希望的。陳云同志說話向來是很慎重的。

1958年8月初毛主席去北戴河召開的這次座談會，我印象非常深刻。后來冶金部的同志坐下來作檢討，我說，大躍進問題，是我們在那里唬弄毛主席。農村搞“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工業也是這樣。后來毛主席在黨內通訊中提出，他和農村基層干部是同呼吸共命運的，農村基層干部犯了浮夸、共產、平調這些錯誤，他要負責任，而且寫了檢討，要求發到全黨【2】。少奇同志把它壓下來沒有發，我參加了他主持的西樓會議。少奇說，毛主席的威望不是他個人的，而是全黨的，毛主席寫了檢討，發出去有好的影響，也有副作用，以不發為好，我們在實際工作中糾正。事后來看，不如發了，發了容易統一思想，毛主席都檢討了，大家還不認真地去檢查自己？

（《緬懷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

北戴河會議結束兩個月后，經過調查研究，毛澤東就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搞法有了疑問。在1958年11月2日至10日的史稱第一次鄭州會議上，毛多次講話，批評了社會主義建設中急于求成的思想；要求各級干部讀書，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說自己睡不著覺，繼續對一些同志作說服工作：

“現在有一種偏向，好像共產主義越快越好。實現共產主義是要有步驟的。……河南提出四年要過渡到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太多’了，不要在四年內搞成。不要以為四年之后河南的農民就會同鄭州的工人一樣，這是不可能的。”（《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在武昌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指出：

“作假問題要專搞一條，不要同工作方法寫在一起，否則人家不注意。現在橫豎要放‘衛星’爭名譽，就造假（文內所有黑體字，均根據原文所加）。有一個公社，自己只有一百頭豬，為了應付參觀，借來了二百頭大豬，參觀后又送回去。有一百頭就是一百頭，沒有就是沒有，搞假干什么?……綠化，年年化，年年沒有化，越化越見不到樹。說消滅了四害，是‘四無’村，實際上是‘四有’村。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在的嚴重問題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什么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比如一千一百萬噸鋼，你說一萬噸也沒有，那當然不對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嗎？”（《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有人說，是毛澤東要“超英趕美”，才有了大躍進。

關于“超英趕美”。1957年11月毛澤東率中國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紀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會。期間在莫斯科舉行了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會議，毛澤東在會議的發言中說：

“我國今年有了五百二十萬噸鋼，再過五年，可以有一千萬到一千五百萬噸鋼；再過五年，可以有兩千萬到兩千五百萬噸鋼；再過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萬到四千萬噸鋼。當然，也許我在這里說了大話，將來國際會議再開會的時候，你們可能批評我是主觀主義。……中國從政治上、人口上說是個大國，從經濟上說還是個小國。……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后，他們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后，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利特、高蘭同志談過兩次話，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兩千萬噸鋼，再過十五年，可能爬到三千萬噸鋼。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豈不超過了英國嗎？那么，在十五年后，蘇聯超過美國，中國超過英國。”

15年整的1972年英國鋼產量2519萬噸，中國鋼產量2338萬噸；15年后的1973年鋼產量，英國2665萬噸，中國2522萬噸。請朋友們注意！毛澤東說的是：鋼產量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從產量看說“趕上”不為過吧。從毛的原話中那點能看到中國有“趕美”愿望！

關于大躍進，《王力反思錄》里說：

“小平、克誠同志都強調不能把過去的錯誤都算成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很擁護。舉一個例子，我記得一九六三年七月毛主席在武漢一次談話中說：‘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我和小平同志在莫斯科，就看到北京的報上提出了‘躍進’。這是違背唯物辯證法的。躍進，就是質變；沒有量變，怎么有質變呢？我一回到北京，報上就出現了‘大躍進’了。什么‘三面紅旗’，這是三元論。我們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一元論，只有一面紅旗，就是總路線。’這次談話，有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康生、陳伯達、吳冷西、姚溱、范若愚和王力參加（我整理的記錄全文在‘文革’中被沒收）。我還記得一九五八年十月，喬木同志就向我傳達毛主席反對浮夸風和‘共產風’的意見，要我帶《紅旗》雜志幾個人到河北安國縣做調查。可見‘大躍進’的錯誤，不能算毛主席一個人的。”

1959年6月29日在去廬山途中的船上毛澤東與各大協作區主任委員進行了交流；7月2日毛澤東在廬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講話。根據交流和講話的記錄，形成了《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其中第七是：

“綜合平衡問題。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并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工作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這說明毛澤東已意識到國民經濟發展比例失調的嚴重性。兩條腿走路是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即中央和地方如何分權管理。

1959年8月2日至16日在江西廬山舉行了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會議公報中指出：根據國家統計局對去年國民經濟統計的核實數字，考慮到今年上半年工農業生產發展的實際情況，和最近以來出現的大面積的嚴重水旱災害，重新審查了今年的國民經濟計劃，認為這個計劃的原定指標有些偏高，需要加以適當的調整。

有位中共中央負責人，在1959年10月出版的《紅旗》雜志第19期上，發表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勝利》，文中指出：

“有人說，采取躍進的速度，會違反客觀經濟規律，會引起國民經濟比例關系的失調。但是，我們的事實完全不是像這些人所說的。我們的躍進，恰恰是在我國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軌道時出現的新事物。客觀經濟規律是不能違反，而必須遵從的，違反了客觀經濟規律，也不可能有國民經濟的躍進發展。……從去年以來的大躍進中，我國國民經濟各部類之間，工業和農業之間，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積累和消費之間的比例關系，總的說來都是協調的，相適應的。雖然出現了某些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失調現象，但是很快就被我們發現并且克服了。”

隨之而來的——在1960年，大辦鋼鐵，大辦縣、社工業，大辦交通，大辦文教的“躍進”繼續著。為了實現“躍進”目標，“浮夸風、共產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干部腐化風”也吹了起來。洪水、干旱等自然災害比1959年更嚴重了。據中國統計年鑒相關數據，1958年糧食播種面積19.14億畝，糧食產量1.9765億噸；1959年糧食播種面積17.40億畝，受災面積（包括種植經濟作物和蔬菜的面積，下同）6.6945億畝，糧食產量1.6968億噸,比1958年下降了14.1%；1960年糧食播種面積18.36億畝，受災面積9.82億畝，糧食產量1.4385億噸，比1959年下降了15%；1961年糧食播種面積18.22億畝，受災面積9.2625億畝，糧食產量1.365億噸，比1960年下降了5%。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使1961年糧食產量僅為1958年的70%。勞動者沒飯吃，再美好的計劃也不能使國民經濟向前發展。

有的人會說，毛澤東大搞一言堂，迷信權力，個人專斷作風嚴重，聽不得其他人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反對意見。對此，我們來看看毛澤東的原話是怎么說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澤東提出了：

“今年九月以前，要醞釀一下我不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的問題。”（《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同年十二月十日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公報：

“在經過了充分的、多方面的考慮以后，決定同意毛澤東同志提出的關于他不作下屆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候選人的建議。全會通過的關于這個問題的決定指出，這完全是一個積極的建議。”

毛澤東在1956年召開的中共七屆七中全會上就說過：

“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在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樣干事，只要能干的都干。”（《關于中共中央設副主席和總書記的問題》《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1961年6月12日在北京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指出：

“廬山會議后，我們錯在什么地方呢？錯就錯在不該把關于彭、黃、張、周的決議，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記錄》【3】、上海會議的十八條【4】，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范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當然，鄭州會議基本上是正確的，上海會議提出的十八條也還是基本上正確的，但對食堂問題、供給制問題講得是不正確的。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參加人代會的一些同志談了一下，就給六級干部寫了那六條【5】。那六條等于放屁，因為我們各級干部中許多人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什么東西，什么叫按勞付酬，什么叫等價交換。……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總結經驗，教育干部》《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961年9月29日毛澤東給中央常委寫信：

“我的意見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此問題，我在今年三月廣州會議上，曾印發山東一個暴露這個嚴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廣東一個什么公社包死任務的材料，并在這個材料上面批了幾句話：可否在全國各地推行。結果沒有被通過。”（《給中央常委的信》《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1962年1月30日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說：

“第一書記同其他書記和委員之間的關系是少數服從多數。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來說，常常有這樣的事情，我講的話，不管是對的還是不對的，只要大家不贊成，我就得服從他們的意見，因為他們是多數。聽說現在有一些省委、地委、縣委，有這樣的情況：一切事情，第一書記一個人說了就算數。這是很錯誤的。哪有一個人說了就算數的道理呢？”（《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這些史料，哪一點能看出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呢？給我的感覺是，毛澤東說的話沒人聽了。

一些人說是毛澤東提出鋼產量翻一番的。很遺憾，本作者沒找到確切的出處。根據袁寶華的回憶文章，說明毛澤東在提出完成1070萬噸鋼時就有疑問，否則毛不會召開會議對鋼產量翻一番進行調查了解。毛澤東與馬恩列斯一樣，是辯證唯物主義哲學家和實踐家，懂得量變才能引起質變，懂得欲速則不達。在做出決策的時候，既考慮事物的有利因素，也考慮不利因素。尤其是不利因素更要考慮周全。正是毛澤東不斷糾正黨內左、右傾錯誤思想，及時制定出符合客觀實際的路線、政策，才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成立初期的亂象，與土地革命時期左傾盲動主義何其相似。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同新民主主義革命一樣，都有一個認識過程。出現“左”或右的傾向并不奇怪。讓人奇怪的是，明明是毛澤東發現了問題，不斷地做黨內同志的思想工作，提出正確的主張來糾正錯誤的路線，扭轉了二五時期國民經濟的被動局面。怎么會出現毛頭腦發熱、大躍進等鍋讓毛澤東一個人背的情形？一段時期以來，描述毛時代比萬惡的封建社會還悲慘的言論大行其道，而客觀敘述毛時代所取得的成就文章卻經常被屏蔽。難道新中國前三十年就不是共和國的歷史！就不是中共百年奮斗史的一部分！習總書記“兩個互不否定”言猶在耳。

我們治史不能連西漢獻王劉德都不如。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旗幟！是中國共產黨的旗幟！是全國各族人民的旗幟！旗幟如果倒了，自然會產生信仰危機，不利于我們堅定“四個自信”。袁寶華說：

“我們的同志，特別是搞黨史工作的人，應該根據大量的材料和實際情況，深入研究和分析毛主席。決不能籠而統之地說，毛澤東思想光芒萬丈，毛主席晚年錯誤百出。”（《緬懷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

作為黨史、國史的研究者，不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都應該學習袁寶華前輩的治史精神。

注釋：

【1】此處和下段“1958年8月初”袁寶華在時間上記憶有誤。北戴河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在1958年8月17——30日召開的。到年底只有四個月。

【2】應該指1961年6月12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對自己缺點和錯誤的檢討。這次會議于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在北京召開。毛澤東檢討的具體內容從公開發表的文獻還查不到。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說到此事：“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后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詳見《毛澤東文集》第八卷296頁。

【3】參見《毛澤東文集》第八卷30頁注6。

【4】1959年3月25日至4月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主要是討論人民公社整頓和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草案。形成了《上海會議紀要》。緊接著4月2日至5日召開了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全會檢查了人民公社的整頓工作，通過《關于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即《上海會議紀要》）。參見《毛澤東文集》第八卷165頁注3。

【5】指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寫給省、地、縣、公社、大隊、小隊干部關于農業的信。詳見《毛澤東文集》第八卷48頁《黨內通信》。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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