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學習】毛澤東生產勞動思想及其時代價值述論

點擊：作者：梅定國　同雪婷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2-05-01 11:10:10

【摘要】毛澤東生產勞動思想主要包括“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理念”“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婦女參加社會勞動”“人民軍隊既是戰斗隊又是生產隊”“執政條件下干部應參加生產勞動”等。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們要與時俱進，不斷賦予毛澤東生產勞動思想新的時代內涵，實現創造性發展、創新性轉化，發揮其應有的時代價值。

毛澤東從小就熱愛生產勞動，生產勞動強健了他的體魄，磨礪了他的意志，加深了他對勞動人民的感情。在成長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后，毛澤東對生產勞動的作用有了更加科學的認識，他把馬克思主義生產勞動思想與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致力于推動馬克思主義生產勞動思想中國化，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生產勞動思想。毛澤東的生產勞動思想博大精深、見解獨到，是毛澤東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筆者在本文就其中幾個主要方面加以梳理和闡釋，以期對當前進一步認識生產勞動的時代內涵和時代價值有所裨益。

一、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理念

1938年底，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帝國主義逐漸把主要力量用于對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敵后抗日根據地。國民黨當局在日本的誘降下，開始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逐漸減少乃至停發抗戰經費，甚至切斷了陜甘寧邊區同外界的一切聯系。加之1940年至1942年的自然災害，邊區和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經濟每況愈下，廣大抗日軍民的生活遇到極大困難。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毛澤東逐漸形成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理念。

毛澤東敏銳地察覺到以后的局面會愈發困難，1938年12月，他在后方軍事系統干部會上正式提出了開展生產運動。毛澤東說：“要想到有一天沒有錢、沒有飯吃，那該怎么辦？無非三種辦法，第一餓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餓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產。我們來一個動員，我們幾萬人下一個決心，自己弄飯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統統由自己解決。”這彰顯了毛澤東未雨綢繆、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1939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對陜甘寧邊區進行軍事包圍、經濟封鎖。2月，黨中央召開延安黨政軍生產動員大會，毛澤東到會號召廣大軍民“自己動手，生產自給”，他鄭重指出，陜甘寧邊區204萬人中，今年都要種田、種菜、喂豬，要辦工廠，織襪做鞋。同年4月，毛澤東在抗大生產運動初步總結大會上指出：“歷史上幾千年來做官的不耕田，讀書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國黨政軍學，辦黨的，做官的，大家干起來，那還不是一個新的中國嗎？”6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強調說：“一切可能地方，一切可能時機，一切可能種類，必須發展人民的與機關部隊學校的農業、工業、合作社運動，用自己動手的方法解決吃飯、穿衣、住屋、用品問題之全部或一部，克服經濟困難，以利抗日戰爭。”到了9月，毛澤東在邊區秋收動員大會上進一步指出：“看不起勞動是不對的。世界上最有學問的人第一是工人農民，‘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觀點是不對的，應當改為‘萬般皆下品，唯有勞動高’。”1940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強調：“各個根據地的中心問題，都是經濟問題。……要把經濟建設當作黨與民眾團體整個工作的中心，邊區黨委和政府工作的中心。”在毛澤東的倡導和領導下，陜甘寧邊區率先掀起了第一階段的大生產運動（1939年至1940年），機關、部隊、學校紛紛行動起來，他們抽出相當一部分時間和精力，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和農民、工人一起參加勞動。1939年開荒總數超過了原計劃的75%，涌現出一大批勞動英雄，機關部隊學校不同程度上改善了生活。

1941年至1942年是大生產運動的第二階段，也是經濟最困難的時期，大生產運動也從邊區在取得經驗的基礎上擴展到其他抗日根據地。1942年8月，毛澤東致信陳毅直陳抗戰面臨的極大困難：“如使根據地民力財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軍愁，便有坐斃危險。”12月，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說：“我們是確信我們能夠解決經濟困難的，我們對于在這方面的一切問題的回答就是‘自己動手’四個字。”

為了減輕人民負擔，解決嚴重的財政經濟困難，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黨中央和邊區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第一，除成立專門的生產負責部門外，首先對黨員干部進行思想教育，強調經濟工作和生產勞動的重要性。毛澤東對各級各類領導人員提出嚴格要求：“各級黨政軍機關學校一切領導人員必須學會領導群眾生產的一全套本領。凡不注重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一切軍民人等凡不注意生產反而好吃懶做的，不算好軍人好公民。一切未脫離生產的農村黨員，應以發展生產為自己充當群眾模范的條件之一。”他對一些人提出批評：“由于我們有許多負領導責任的同志至今還采取輕視或不很重視經濟工作的態度，以致其他許多同志都學樣，愿意做黨政軍學工作，愿意弄文學藝術，而不愿意做經濟工作。有的女同志不愿嫁經濟工作者，似乎認為他們是不大名譽的人，認為與其嫁一個騾馬隊長，不如嫁一個政治干事，才算不辱沒了她。所有這些觀點，實在都是錯得很的。”第二，中央領導人以身作則，率先垂范。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毛澤東、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人親自帶頭參加生產勞動。毛澤東在楊家嶺開墾了一塊菜地，精心管理。朱德在王家坪組織了一個生產小組，開墾了三畝菜地，還背著籮筐到處拾糞積肥，解決了吃菜問題。周恩來帶頭學習紡線，在中央直屬機關的紡線比賽中被評為紡線能手，任弼時則奪得了紡線第一名。毛澤東不但自己身體力行，還把毛岸英送到吳家棗園參加生產勞動鍛煉。第三，注意樹立典型，發揮帶動作用。毛澤東等人不但親力親為，也很注意調查研究，善于發現大生產運動中的先進分子和先進集體并大力宣傳推廣。譬如延安《解放日報》在農業戰線和工業戰線上分別發現了吳滿有和趙占魁兩個典型并做了報道，毛澤東不失時機地引導開展了吳滿有運動和趙占魁運動，把大生產運動推向了高潮。毛澤東在了解延安縣大生產運動的情況后稱贊道：“延安縣同志們的精神完全是布爾什維克的精神。他們的態度是積極的，在他們的思想中、行動中，沒有絲毫消極態度。他們完全不怕困難，他們像生龍活虎一般能夠征服一切困難。”所有這些，對于提高邊區干部群眾的生產覺悟，改變勞動觀念，發展工農業生產起到了重要作用。第四，改善勞動組織，提高生產效率。毛澤東認為，發展大生產運動，必須把分散的群眾力量組織起來，“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隊機關學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無例外地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成為一支勞動大軍”。原來分散的群眾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則成立互助組和合作社，實行集體互助，提高生產效率，所以在邊區的大生產運動中，合作經濟有了較快發展。毛澤東尤其重視提高農民的生產效率，把分散的千家萬戶的農業個體生產組織起來，實行勞動互助。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號召農民群眾發展集體勞動，于是農民集體勞動的互助組織變工隊和扎工隊開始組織起來。實踐證明，這種互助合作的集體生產明顯提高了生產效率，也培養了群眾的集體觀念。為提高大生產運動的積極性，毛澤東強調指出：“除各大小單位應一律發展集體生產外，同時獎勵一切個人（軍隊除外）從事小部分農業和手工業的個人業余生產（禁止做生意），以其收入歸個人所有。”

對第二階段的大生產運動，毛澤東總結道：“取之于己這一方面，兩年努力的結果，從總量上說來，是超過了取之于民那一方面的。這一階段的經驗，使我們發生要感謝那些封鎖我們的人們的感覺。因為封鎖這件事，除了它的消極的壞處一方面之外，還產生了一個積極的方面，那就是促使我們下決心自己動手，而其結果則居然達到了克服困難的目的，學得了經營經濟事業的經驗。”“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兩年中，軍隊和機關學校因自己動手而獲得解決的部分，占了整個需要的大部分。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未有的奇跡，這是我們不可征服的物質基礎。”

即便到了1943年，邊區的財政經濟狀況好轉，大生產運動的步伐也并未停下，而是進一步走向高潮。當年10月，毛澤東在一份黨內指示中說：“不論黨政軍民男女老幼全體一律進行偉大的生產運動，增加糧食和日用品，準備同災荒作斗爭，將是繼續堅持抗日根據地的物質基礎。”同年，八路軍總政治部拍攝電影《生產、戰斗結合起來》，毛澤東欣然為電影題詞：“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經過1943年至1945年的努力，邊區實現了農業生產“耕三余一”的目標，財政經濟狀況進一步好轉。1945年1月，毛澤東依然強調大生產的重要性：“一九四五年，整個解放區，必須全體一致地從事一個比過去規模更大的軍民生產運動”。毛澤東在抗戰勝利前夕再次號召開展大生產運動，可見大生產運動并非解決困難的權宜之計，而是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建立長期穩定的大生產的制度和機制。關于生產勞動的重要意義，毛澤東鄭重指出：“沒有整風和生產這兩個環子，革命的車輪就不能向前推進，黨就不能前進了！”“整風是前進的精神基礎，生產是前進的物質基礎”，“讓我們進一步地、普遍地去推廣這兩大運動，以為其他各項戰斗任務的基礎。果能如此，那末，中國人民的徹底解放，就有把握了”。

大生產運動不但使邊區軍民渡過難關，實現了生產自給，而且有力促進了邊區農業、畜牧業、工業、鹽業較快發展，也帶動了邊區商業的繁榮，使邊區軍民實現了各種日用品基本自給的目標。其他敵后抗日根據地的大生產運動也戰勝了嚴重的經濟困難，粉碎了敵人的封鎖，為爭取抗戰的勝利奠定了物質基礎。大生產運動的蓬勃開展，還改變了輕視勞動，輕視勞動者的落后的封建觀念，使勞動光榮、勞動者偉大的觀念深入人心，培育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創業精神。大生產運動增強了根據地軍民的獨立自主意識，鞏固了黨的獨立自主地位，從而使黨和人民在和敵偽頑的斗爭中立于主動地位。

二、教育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馬克思指出：“教育同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教育制度和勞動制度，不僅是提高社會生產力的一種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發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毛澤東立足中國的生產實際和教育實際，繼承發展了馬克思的勞動和教育相結合的思想，形成了內涵豐富的生產勞動與教育相結合的思想。一是進行勞動教育，通過教育手段樹立勞動觀念，端正勞動態度，改變輕視勞動的世俗偏見，在全社會形成崇尚勞動、熱愛勞動的社會風尚。二是在生產勞動實踐中進行學習，總結勞動經驗，借以提高自己的知識技能，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不斷改造主觀世界。三是教育要理論聯系實際，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通過生產勞動既把教育獲得的知識轉化為內在能力，又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并在生產勞動實踐中檢驗知識的科學性。四是工農群眾和知識分子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

青年時期，致力于教育事業的毛澤東就觀察到舊式教育與勞動完全脫離的痼疾。1919年12月，毛澤東發表《學生之工作》一文，主張學校減少教授時間，“使學生多自動研究及工作”，從事種園、種田、畜牧等事項，實行“工讀主義”。次年3月，毛澤東作為發起人之一執筆《上海工讀互助團募捐啟》，開門見山針砭道：“現在中國的社會，是受教育的人不能做工，做工的人不能受教育，受教育的不做工，所以教育幾成一種造就流氓的東西；做工的不受教育，所以職業幾成一種奴隸的東西。”11月，毛澤東在給友人的信中說：“中國下力人身體并不弱，身體弱就只有讀書人”，要矯正這弊病，“須養成工讀并行的習慣”。雖然毛澤東早年信奉的工讀主義具有理想化色彩，在社會實驗中也碰了壁，但他善于在實踐中總結經驗，始終認為生產勞動要與教育相結合。1921年8月，隨著對教育認識的深化以及工讀主義的反思，毛澤東等人創辦“使文化普及于平民”的湖南自修大學，在他擬定的組織大綱中，專列“勞動”一章，其中說：“為破除文弱之習慣，圖腦力與體力之平均發展，并求知識與勞力兩階段之接近，應注意勞動。本大學為達勞動之目的，應有相當之設備，如藝園、印刷、鐵工等。”

大革命時期，毛澤東主要從事農民運動，他非常重視農民教育。1925年春夏，毛澤東在家鄉湖南韶山創辦了二十余所農民夜校，旨在實現生產勞動與教育相結合，對農民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1926年，在主持農民運動講習所時，毛澤東教育學員回到農村后要重視農民教育，開辦農民學校。同年12月，毛澤東指導制定湖南全省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農村教育決議案》，指出“下級農協應竭力注意開辦農民學校，分日班、夜班，日班教農民子弟，夜班教成年農民”“規定青年農民受補習教育的時間，在此時間內，雇主或家長不得課以工作”。1927年1月，毛澤東赴衡山視察農民運動，強調要辦好夜校，編寫適合農民的教材，提高農民文化水平。3月，毛澤東寫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褒揚農民的“文化運動”：“農民一向痛惡學校，如今卻在努力辦夜學”“農民運動發展的結果，農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了解到，根據地人民群眾受教育程度低，絕大多數都是文盲，沒有一技之長，只能從事苦力勞動，這極大影響了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思想的傳播，更使其認識到生產勞動與教育相結合的重要性。在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后，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有條件的地方開辦小學和中學，在教學計劃中設置勞動課程，而且占比很高。1934年，毛澤東指出，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在于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于使教育與勞動聯系起來。后來，毛澤東在對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及中央蘇區的文化教育時自豪地說：“在鞏固的蘇區里，群眾教育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在某些縣，共產黨人在三四年里達到的人民識字程度，超過了中國任何其他農村地區多少世紀來所取得的成績”“在共產黨的模范縣興國，將近百分之八十的人口都識字了。”

針對蘇區地方和部隊干部文化程度普遍偏低、較難勝任工作的情況，中央蘇區開辦了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工農紅軍大學等，對他們進行中短期培訓。這些學校都設有勞動基地，在教學計劃中安排一定學時的勞動課程。師生們親自動手修繕校舍、種植糧蔬，既解決了經濟困難，又培養了學員的勞動習慣。

到達陜北后，毛澤東號召繼續發揚中央蘇區時期生產勞動與教育相結合的優良傳統。1938年4月，毛澤東為魯迅小學題詞：“學習之后，就要工作，工作之中還要學習。學習與工作，都要為著一個總的目的——打倒帝國主義及其跟隨勢力，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國與新世界。”同年10月，毛澤東出席抗大校舍落成大會，說你們這次挖窯洞，證明能夠克服困難，并欣然題詞：“聽說你們建筑校舍的勞動熱忱很高，開始表現了成績，這是很好的。”1939年1月，抗大師生在毛澤東號召下積極投身大生產運動，毛澤東為抗大農莊題詞：“一面學習，一面生產，克服困難，敵人喪膽。”后又勉勵抗大學員：“現在一面學習，一面生產，將來一面作戰，一面生產，這就是抗大的作風，是足以戰勝任何敵人的。”

1939年5月，毛澤東撰述《五四運動》一文，指出：“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在出席延安各界青年紀念五四運動20周年大會上發表的講話中，毛澤東提出：“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農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農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毛澤東稱贊延安的青年運動是全國的模范：“他們在學習革命的理論，研究抗日救國的道理和方法。他們在實行生產運動，開發了千畝萬畝的荒地。……現在全國廣大地方的學校，革命理論不多，生產運動也不講。只有我們延安和各敵后抗日根據地的青年們根本不同，他們真是抗日救國的先鋒。”同年5月20日，毛澤東又要求廣大干部“在工作和生產的百忙之中，用‘擠’的辦法獲得學習的時間，以‘鉆’的辦法求得對問題的了解和深入”。

在毛澤東的倡導下，抗戰時期陜甘寧邊區利用冬閑時節開展冬學運動，辦各種識字班、補習班和夜校等，實現了農忙時節生產勞動與農閑時節教育相結合的目的。除了進行抗戰教育，進行科學知識和生產技術教育也是冬學的重要內容，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群眾的文化水平。在邊區的示范引領下，冬學運動逐漸擴展到其他根據地。由于掃盲效果較好，冬學運動一直持續到解放戰爭時期乃至新中國成立后的50年代中后期。

新中國成立后，在總結革命戰爭年代經驗的基礎上，毛澤東進一步發揮了生產勞動與教育相結合的思想。1957年2月，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指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個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這徹底改變了幾千年來教育片面強調智育的頑瘴痼疾，著手消除舊學校嚴重脫離勞動的弊端，大力推行勤工儉學、半農半讀、半工半讀，使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相結合，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生產與教育相結合。

1958年8月，毛澤東視察天津大學時再次強調“把教育和生產勞動結合起來”，他說：“以后要學校辦工廠，工廠辦學校”“學生要勤工儉學，教師也要搞”“老師也要參加勞動，不能光動嘴不動手。”根據毛澤東的意見，1958年9月，中央下發《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以下簡稱《指示》）并指出“教育工作在一定的時期內曾經犯過教育脫離生產勞動、脫離實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忽視政治、忽視黨的領導的錯誤”，為此，“黨的教育工作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指示》要求，在一切學校中，必須培養師生的勞動觀點，即“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結合的觀點（同輕視體力勞動和體力勞動者、主張勞心勞力分離的觀點進行斗爭）”，“必須把生產勞動列為正式課程。每個學生必須依照規定參加一定時間的勞動”，“學生可以在學校自辦的工廠和農場中勞動，也可以到校外的工廠和農業合作社去參加勞動”，“在缺乏勞動的學校里強調勞動”，“逐步向理論與實際的更完善的結合前進”。同年12月，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進一步強調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雖然在“大躍進”的裹挾下，師生一度過多被卷入社會活動和生產勞動，一定程度上打亂了正常的教學秩序，但這并不影響毛澤東關于生產勞動與教育相結合的總體指導方針的正確性。

在毛澤東生產勞動與教育相結合思想的指引下，一所半工半讀的新型大學——江西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應運而生。學校采取總校和分校相結合的辦學方式，在全省各地因地制宜辦了幾十所分校，學生既學文化和專業技術，又從事生產勞動，既動手又動腦。共產主義勞動大學既為貧困工農群眾提供了讀書機會，又有效解決了經費困難問題，不但多快好省地培養了社會主義建設人才，還為社會創造了大量物質財富。周恩來和朱德多次到共產主義勞動大學視察，都充分肯定其辦學形式和辦學成效。1961年7月，毛澤東給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寫信說：“你們的事業，我是完全贊成的。半工半讀，勤工儉學，不要國家一分錢，小學、中學、大學都有，……這樣的學校確是很好的”，“這樣的學校可以多辦一點。”

1965年12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指出：“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粱、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看不見商品是怎樣交換的，身體也搞壞了，真是害死人。”關于高等教育，他鄭重指出，理工科學生“如果只有書本知識而不做工，那是不行的。”要進實驗室做實驗，進實習工廠、附屬工場做工，理工科師生可以同當地工廠訂立勞動合同。至于文科，“大學文科不好設工廠，不好設什么文學工廠、歷史學工廠、經濟學工廠，或者小說工廠。文科要把整個社會作為自己的工廠”。

毛澤東生產勞動和教育相結合的思想，深刻揭示了生產勞動和教育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是中國共產黨理論聯系實際優良作風的具體體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但促進了生產事業的發展，而且提高了廣大群眾的文化水平，對于推動我國的教育變革也起到了積極作用。

三、婦女參加社會勞動

幾千年來，封建宗法和禮教禁錮了中國廣大婦女的人身和精神自由，使她們的個性尊嚴被踐踏，自由意志被扼殺，無數婦女終身生活在凄苦之中，沒有地位和自由可言。婦女解放成為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重要任務之一，毛澤東從青年時代起就非常重視婦女解放問題，他飽含對婦女命運的同情，充滿對實現婦女解放的熱盼，進行了孜孜不倦的思考和探索。

在調查研究的基礎上，1919年11月，毛澤東敏銳地認識到，雖然封建禮教是造成女性悲劇的罪魁禍首，但“中心關系，還在經濟”，經濟關系不平等是男女不平等的根源所在，經濟獨立是婦女擺脫依附地位的前提，所以婦女解放首先應當從經濟方面著手，婦女參加社會勞動也就成為婦女解放的重要突破口。誠如恩格斯所說，“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婦女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婦女的解放，只有在婦女可以大量地、社會規模地參加生產，而家務勞動只占她們極少工夫的時候，才有可能”。

1930年5月，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毛澤東對中國婦女的悲慘境遇有了更為深刻的體會，他在《尋烏調查》一文中寫道：“養育兒女是女人的專職，所以女子的勞苦實在比男子要厲害。她們的工作不成片段，這件未歇，那件又到。”她們是男子經濟的附屬品，“男子雖已脫離了農奴地位，女子卻依然是男子的農奴或半農奴。她們沒有政治地位，沒有人身自由，她們的痛苦比一切人大”。毛澤東認為，要蕩滌這種男尊女卑和性別壓迫的社會現實，就必須找到一條正確道路。毛澤東認識到，要實現婦女解放，就必須通過革命手段實現社會解放，要在黨的領導下號召中國婦女行動起來，積極參與社會變革，和男子一樣從事社會生產，才能打破封建禮教的束縛，實現自身解放。毛澤東認為，婦女不是不勞動，而是被束縛于沒有報酬的家庭私人勞動的義務，因而把她們從繁重的家庭私人勞動中解放出來，把婦女勞動轉化為社會勞動的一部分，是實現婦女解放的重要途徑。從根本上說，婦女解放正是從逐漸融入社會、參加社會生產勞動開始的。

1931年，蘇區大多數青壯年男子參加紅軍或支前，蘇區政府大力發動婦女從事生產勞動，“每個勞動婦女英勇地踏上勞動生產前線，要像紅軍戰士上前線一樣英勇”。1934年1月，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上指出：“有組織地調劑勞動力和推動婦女參加生產是我們農業生產方面最基本的任務。”

毛澤東關于婦女參加社會勞動思想成熟于延安時期。1937年9月，在毛澤東的親自參與下，中央組織部下發《婦女工作大綱》，動員“農婦參加國防生產及一切國防建設與合作社”，吸收城市貧民婦女“參加戰時國防生產及一切后方工作” 。1940年2月，毛澤東在給中央婦委的指示信中明確指出：“婦女的偉大作用第一在經濟方面，沒有她們，生產就不能夠進行”，要多給她們工作機會，有組織地引導她們參加社會勞動，體現她們的社會價值。同年3月，在延安三八節紀念大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強調說：“婦女的力量是偉大的。我們現在打日本要婦女參加，生產要婦女參加，世界上什么事情，沒有婦女的參加就不成功。”

1942年12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中說：“邊區婦女雖多小腳，但仍然是僅次于男子的廣大的勞動力。她們過去已經相當普遍地參加了，今后還應廣為宣傳、勸告，發動她們的勞動熱忱，借以增加農產。”“邊區還有很大一部分婦女沒有放腳，大大妨礙勞動生產，應用宣傳與強制兩種辦法，在數年之內，使她們今后無論何人，不許再為幼女包腳。”他向婦女工作者發出號召：“第一個任務就應是研究與幫助邊區婦女群眾廣大地參加勞動生產的問題，使一切多少可以從事勞動的婦女都走上生產戰線，和男子一同解決增加生產的大問題。”

1943年2月，《解放日報》發表由毛澤東審改的中共中央《關于各抗日根據地目前婦女工作方針的決定》，即“四三”決定，首次提出婦女工作“以生產為中心”的方針。“四三”決定明確“動員婦女參加生產是保護婦女切身利益最中心的環節”，“廣大的農村婦女能夠和應該特別努力參加的就是生產”，要“把經濟工作看為婦女最適宜的工作”，把組織婦女參加社會生產提升到戰略高度。“四三”決定提出：“各地婦聯會、婦救會要以研究組織農村婦女個體與集體的生產為首要工作。農村婦女生產工作的好壞，是測量婦女工作的尺度。”

1948年12月，在毛澤東的領導和關心下，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目前解放區農村婦女工作的決定》，史稱“四八”決定。“四八”決定指出：“組織婦女積極參加生產，是婦女工作的中心任務”，“必須使婦女充分認識勞動的重要，把勞動看成是光榮的事業，而積極地去參加在體力上可以勝任的各種勞動生產工作”，“婦女參加勞動，不僅是婦女解放的基本關鍵；無論為著今天的支援戰爭，為著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以及為著將來社會主義的勝利，婦女勞動都是極端需要而不能缺少的”。“要用一切努力，繼續去動員和組織廣大婦女群眾參加農業、手工業及副業生產”，“對于阻礙婦女參加政治、經濟、文化活動的（首先是參加生產的）封建思想傳統習俗，必須有意識和有步驟地去消除之”。

1949年3月，在毛澤東和黨的領導下，中國婦女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平召開。毛澤東為大會題詞：“為增加生產，為爭取民主權利而奮斗”。會議指出：“婦女積極參與恢復與發展生產成為婦女運動頭等重要的中心任務”，“要教育婦女樹立‘勞動光榮’的新觀念，動員婦女投身生產建設”。發動和組織城市婦女“參加適合于城市經濟建設的各種生產事業”，繼續遵循“四八”決定的方針，動員和組織農村婦女參加生產。1949年7月，毛澤東為《新中國婦女》雜志創刊號題詞，號召婦女“團結起來，參加生產和政治活動，改善婦女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

革命戰爭時期，在毛澤東婦女參加社會勞動思想指導下，根據地廣大婦女熱情地投入社會生產活動。在長期戰爭環境下，她們擔負起敵后生產的重擔，成為生產戰線的“突起異軍”，承擔了一半以上的生產任務，對發展經濟，戰勝經濟困難，贏得革命戰爭勝利，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毛澤東盛贊：婦女在大生產運動中有時“在耕種上盡的責任比男子還要多”。解放戰爭時期，“男子前線立戰功，婦女后方立富功”成為一句響亮的口號。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繼續強調只有婦女走出家庭，踏入社會，參加勞動，才能改造自己，才能改變婦女依附男人的家庭地位和社會地位，才能改變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現實，也才能充分發揮婦女在生產建設中的重要作用。他說：“中國婦女是一種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發掘這種資源，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社會主義建設中，要充分發動婦女，好比一個人有兩只手，缺少一只不行，缺少了婦女的力量不行的，兩只手都要運用起來。”只有女性和男性并肩戰斗，共擔歷史重任，才能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共創輝煌。1955年，毛澤東在給兩篇關于婦女工作的文章寫的按語中說道：“使全部婦女勞動力，在同工同酬的原則下，一律參加到勞動戰線上去，這個要求，應當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予以實現。”

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號召下，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婦女受壓迫的經濟基礎得到鏟除，婦女參加社會勞動有了制度保障，這激發了廣大婦女參加社會主義勞動的積極性，使婦女群眾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生力軍，她們參加社會生產勞動更使自己獲得了自立自強的物質基礎，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在社會主義建設熱潮中，各條戰線涌現出一大批女能人、女模范、女先進工作者，她們的辛勤勞動不但為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應有貢獻，而且她們自身獲得了解放，家庭地位、社會地位有了顯著提高，這在舊社會是不敢想象的。因此，在毛澤東時代，“婦女能頂半邊天”成為謳歌婦女解放，彰示男女平等的政治話語和國家話語而廣為流傳。

通過參加社會生產活動，廣大婦女使自身成為推動婦女解放事業的主體，逐步實現了經濟獨立，增強了自我解放意識和獨立人格意識，有力推動了中國婦女解放的歷史進程，從而提高了自身社會地位。誠如毛澤東所說，“婦女的解放不能僅僅依靠男子，只能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勞動生產”。應該說，毛澤東在推動近現代婦女解放事業中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人民軍隊既是戰斗隊又是生產隊

人民軍隊既是戰斗隊又是生產隊，是毛澤東生產勞動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經歷了一個不斷發展日臻成熟的過程。抗日戰爭初期，由于戰斗任務相對較少，陜甘寧邊區留守部隊某部出于改善生活的需要，自發利用業余時間種麥、種菜、養豬，取得了良好效果。毛澤東了解情況后給予充分肯定，及時總結軍隊創造的新鮮經驗，安排留守處令各留守部隊推廣。大生產運動伊始，毛澤東就要求部隊在不妨礙作戰的條件下參加生產勞動，而且由于部隊勞動力眾多、強壯且紀律性強，毛澤東始終把部隊作為大生產運動的主要力量之一。

1939年1月，毛澤東在《〈八路軍軍政雜志〉發刊詞》中指出，在比較鞏固的根據地上，“在戰斗許可的情況下，戰斗部隊亦可利用時機，進行發動士兵群眾做衣服，做鞋襪，打手套等等工作”。“在鞏固的根據地上，種菜，喂豬，打柴，都可以發動非戰斗部隊做的”，這“一方面改善了軍隊的生活，補助了給養的不足；又一方面必然能夠更加振奮軍隊的精神，增強軍隊的戰斗力”。同年3月，第十八集團軍總部發出《關于開展生產運動的訓令》，提出“為了堅持華北抗日，克服困難，準備到更困難時以自己勞動所得解決必須給養，各部隊須發動熱烈的生產運動”。1940年2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發出《關于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要求“一面戰斗（非戰斗機關是一面工作）、一面生產、一面學習的口號”，“三者合一，我們就能戰勝一切”。從此，全軍各部隊大生產運動的序幕全面揭開。

1941年，朱德對部隊參加大生產運動的思想作了進一步發揮，建議“屯田軍墾”，得到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鼎力支持。同年3月中旬，朱德派三五九旅開進南泥灣屯田墾荒。從旅長王震到每一位戰士和隨軍家屬，在“一把鋤頭一支槍，生產自給保衛黨中央”“背槍上戰場，荷鋤到田莊”“在深山密林安家，向荒山野嶺要糧”“開荒好比上前線，沒有后退永向前”等口號鼓舞下，都參加了生產勞動。第一年開荒1.12萬畝，收細糧1200石，達到糧食自給1個月，經費自給78.5%。第二年開荒2.68萬畝，收細糧3050石，達到糧食自給3個月和蔬菜全部自給，經費自給達到92.2%。1943年就做到了“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分錢”。到1944年，除糧食經費全部自給外，還上交公糧一萬石。三五九旅不但發展農業生產，還發展畜牧業和工業生產，創辦了肥皂廠、紡織廠。經過廣大指戰員的艱苦奮斗，把荒無人煙的南泥灣變成了“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的“陜北的好江南”。毛澤東欣慰地說，有事就打仗，沒事就生產和學習，“我們的軍隊將來要采取朱總司令提出的‘南泥灣政策’，開荒生產，建立工廠，減輕人民的負擔”。在三五九旅的帶動下，邊區其他留守部隊大都進行了屯田墾荒，陸續開辟了十幾個屯墾區，取得了可喜成績。留守部隊的大生產運動不僅保證了自給自足，而且極大改善了生活條件。部隊參加生產勞動對于戰勝經濟困難，打破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1943年11月，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毛澤東發表講話，首先表揚了軍隊，他說，一面打仗，一面生產，“我們的軍隊有了這兩套本領，再加上做群眾工作一項本領，那末，我們就可以克服困難，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垮”。“我們的軍隊既不要國民黨政府發餉，也不要邊區政府發餉，也不要老百姓發餉，完全由軍隊自己供給；這一個創造，對于我們的民族解放事業，該有多么重大的意義啊！”“只要我們全體英勇善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人人個個不但會打仗，會作群眾工作，又會生產”，就會“無敵于天下”。

為使軍隊參加生產勞動健康有序發展，毛澤東在不同場合為軍隊立規正矩。首先，軍隊的生產勞動是一種自給性生產經營活動，禁止走私、囤積等牟取暴利的行為，一般也不從事商業經營活動（南泥灣由于后來結余很多從事商品交換是個例外）。其次，軍隊參加生產勞動初衷在于減輕人民負擔，不要與民爭地引起人民不滿。最后，不能搞特殊化，軍隊生產事業均須照章納稅，嚴格遵守政府法令。

直到1945年4月，各解放區的經濟條件明顯好轉時，毛澤東仍然繼續強調軍隊生產自給。他說，全軍“在不妨礙作戰和訓練的條件之下，一律學會完成部分的生產自給的任務，難道還有疑問嗎”，軍隊的生產自給，“形式上是落后的、倒退的，實質上是進步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這樣做使軍隊克服了困難，改善了生活，減輕了人民負擔，“因而取得人民的擁護，足以支持長期戰爭，并足以擴大軍隊，因而也就能夠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達到最后地消滅侵略者、解放全中國的目的”。毛澤東總結說，軍隊生產自給能夠帶來許多副產物：改善官兵關系；增強勞動觀念；增強紀律性；改善軍民關系；改善軍政關系；促進人民的大生產運動。

毛澤東不僅要求根據地的軍隊進行生產勞動，而且要求游擊區的游擊隊利用戰爭間隙進行生產，用武力掩護群眾的生產，用勞力幫助群眾的生產。1945年1月，毛澤東在為延安《解放日報》寫的社論中，以晉察冀游擊隊的生產運動為例，說明游擊區也能進行生產，不僅可以進行農業生產，而且可以進行手工業及其他生產。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仍主張軍隊參加生產勞動，但其性質已經發生變化，不再是自給性生產，而是國家經濟建設的一個組成部分，借以減輕國家和人民的負擔，同時也通過參加一定的生產勞動，使人民軍隊不脫離勞動人民的本色。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部隊要組織生產，生產也是作戰。”“戰士看到干部也挖地，官兵關系就可以改善。”毛澤東在起草的《軍委關于一九五〇年軍隊參加生產建設工作的指示》中號召全軍：“除繼續作戰和服勤務者而外，應當負擔一部分生產任務，使我人民解放軍不僅是一支國防軍，而且是一支生產軍，借以協同全國人民克服長期戰爭所遺留下來的困難，加速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建設。”由此可見，在毛澤東看來，軍隊參加生產勞動并非權宜之計，而是一種長期的戰略思想。1950年代，建立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屯墾戍邊，就是毛澤東“軍隊既是戰斗隊又是生產隊”思想的具體運用和成功實踐。

五、執政條件下干部應參加生產勞動

干部參加生產勞動，是我們黨自井岡山時期就形成的優良傳統，對于戰勝經濟困難，踐行群眾路線，改善黨群、干群和官兵關系，最后奪取革命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那么，在革命勝利以后，黨取得了執政地位，干部是否還要參加生產勞動呢？對此，毛澤東逐漸形成了在執政條件下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的思想。他認為，相比革命戰爭時期，在執政條件下，干部更容易滋生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主觀主義，在糖衣炮彈的襲擊下搞特殊化，脫離群眾。為了保持共產黨人的本色，干部必須發揚革命戰爭時期的優良傳統，參加生產勞動。因此，新中國成立后，盡管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但是黨和政府一直強調執政條件下干部應當參加生產勞動。

為了證明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的必要性，毛澤東對某些干部中存在的“官氣”進行了嚴厲批判。他認為，當干部首要的一條，就是要打破個人英雄主義，打掉官氣，忘記自己是什么“長”，把自己視為普通勞動者的一員。他說：“這個問題所以要特別提出來，是因為我們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資格吃飯，做了官，特別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則是一種高級趣味。”他鄭重地告誡同志們：“我們的同志應當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職位高，不要靠老資格吃飯”，“要靠解決問題正確吃飯。”他特別強調說，我們的干部是普通勞動者，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這是共產黨的干部與國民黨的干部的本質區別，“因此，要破除官氣，要掃掉官氣，要在干部當中掃掉這種官氣”。毛澤東進而認為，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可以防止權力變味，是打掉官氣的好辦法。

1949年10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說，“干部要參加生產指揮和勞動。勞動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并且強調“這就是政治工作”。1956年，波匈事件暴發，群眾示威游行抗議共產黨和政府，毛澤東深受觸動，他進一步關注防止干部特殊化、密切黨群干群關系的問題。毛澤東發現執政以后一些地方和部門滋生了領導干部養尊處優、好逸惡勞的惡劣作風，以及不勞而獲、勞動可恥的腐朽思想，使他下決心要使干部參加生產勞動成為一種制度固定下來。1957年4月底，毛澤東連續發出兩次指示指出：“縣區鄉三級黨政主要干部，凡能勞動的，每年抽一部分時間下田參加生產，從事一小部分體力勞動。縣以上各級黨政軍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勞動的，也要這樣做。”“這樣一來，黨和群眾就打成一片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老爺作風，就可以大為減少，面目一新。”“應該在全黨提倡各級黨政軍有勞動力的主要領導人員以一部分時間同工人農民一起參加體力勞動的辦法，并且使這個辦法逐步地形成為一種永久的制度。”“這種體力勞動，哪怕很少一點也是好的。”他還強調，要逐步普及到“一切凡能多少從事勞動的黨政軍領導工作人員和經濟、文化組織中的主要管理人員”。按照毛澤東的指示，中央下發了一系列文件，把干部參加生產勞動作為制度確定下來，“各級領導干部參加體力勞動，使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逐步結合，是發揚我們黨聯系群眾、艱苦奮斗這個優良傳統的一個制度”。

毛澤東不但要求干部參加勞動，而且以身作則，十分推崇集體勞動。他認為，集體勞動可以起到互相鼓勵、互相幫助、互相監督的作用。1958年5月，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率領中央和國家機關領導干部100多人到十三陵水庫工地與人民群眾一起參加勞動。毛澤東裝土，劉少奇砸夯，周恩來拉車，朱德挑擔，他們的勞動熱忱極大感染了工地普通勞動者。后來，周恩來又率中央和國家機關領導干部分期分批到十三陵水庫工地參加勞動。此后，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干部都在盡可能的情況下每年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形成了黨的一個優良傳統，為干部參加生產勞動樹立了光輝榜樣。

1958年8月，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指出：“凡是可能參加勞動的，不論做什么官，官大官小，都要參加。搞一點直接的勞動，使勞動跟工作結合起來。”隨后，毛澤東接連指出：“干部參加勞動，我看搞一個月總是可以的。同勞動者在一起，是有好處的，我們的感情會起變化，會影響幾千萬干部子弟。”“一年搞一個月勞動，與人民打成一片，對自己精神狀態會有很大影響。”

1960年3月，毛澤東在一份批示中對我國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工作進行了科學總結，高度肯定了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員相結合的“兩參一改三結合”制度。1963年5月，毛澤東對浙江印發的《一批干部參加勞動的材料》進行了認真批閱，并寫下一個長篇批語，史稱“五九批示”。在這個批示中毛澤東說，要逐步“加深廣大干部，特別是縣、社、大隊、生產隊四級干部對于參加生產勞動的偉大革命意義的認識，減少許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建議各地領導同志利用適當機會，對于干部參加勞動這個極端重大的問題，在今年內進行幾次討論”，“希望爭取在三年內能使全國全體農村支部書記認真參加生產勞動，而在第一年，能爭取有三分之一的支部書記參加勞動，那就是一個大勝利。城市工廠支部書記也應當是生產能手”。干部和群眾一道參加生產勞動，“使我們的干部成為既懂政治、又懂業務、又紅又專，不是浮在上面、做官當老爺、脫離群眾，而是同群眾打成一片、受群眾擁護的真正好干部”。

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全國各地各級干部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通過不同方式參加各種生產勞動，涌現出一大批先進典型，諸如山西省昔陽縣全縣四級干部參加生產勞動。上海市規定每周四干部下基層參加勞動，并形成一種延續多年的習慣，到了周四，干部們再忙也得放下手頭的事情，換上工作服下基層勞動。其中浙江做得最好，成為全國典范，浙江省在全省黨代會上對干部參加勞動問題做了認真研究和具體安排，產生了“七個關于干部參加勞動的好材料”。浙江省還在全省范圍內試行公社干部不脫產制度，由于干部堅持參加勞動，與廣大社員同甘苦共患難，極大調動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為保持農村基層干部勞動人民本色，防止形成特殊階層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革命戰爭時期，為了克服困難，生存下去，干部要同群眾一起參加生產勞動，在執政條件下參加生產勞動更具重要意義，這是踐行群眾路線、克服官僚主義的必然要求，能使廣大干部體驗勞動人民的疾苦，激發他們熱愛勞動人民的情感，更容易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增進干群之間的魚水深情，提高干部理論聯系實際、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還能使他們在生產勞動實踐中強健體魄。在執政條件下干部參加生產勞動，發揚了黨的優良傳統，培養了良好的社會風氣，加強了黨的作風建設，增強了黨在全國人民中的威信。艱苦奮斗、樂于奉獻成為那個時代的主旋律和鮮明印記。如果說革命戰爭時期干部參加生產勞動是形勢所迫，那么革命勝利以后，毛澤東要求干部參加生產勞動就是出于高度的思想自覺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各方面條件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應當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繼承和發揚毛澤東生產勞動思想，與時俱進，不斷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進行創造性發展、創新性轉化，發揮其應有的時代價值。

馬克思主義勞動創造價值的基本原理永遠不會過時，毛澤東提倡崇尚生產勞動，樹立勞動光榮的理念，正是對馬克思主義這一基本原理的繼承和發揚，在新時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習近平指出：“勞動是財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間的美好夢想，只有通過誠實勞動才能實現；發展中的各種難題，只有通過誠實勞動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輝煌，只有通過誠實勞動才能鑄就。”“必須牢固樹立勞動最光榮、勞動最崇高、勞動最偉大、勞動最美麗的觀念，讓全體人民進一步煥發勞動熱情、釋放創造潛能，通過勞動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社會主義是干出來的，新時代是奮斗出來的”，要“大力弘揚勞模精神、勞動精神、工匠精神”，“將辛勤勞動、誠實勞動、創造性勞動作為自覺行為”。我們要真正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必須繼續發揚革命和建設時期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的優良傳統，在各條戰線上付出艱辛勞動，用辛勤汗水澆灌民族復興之花。在新時代，重溫毛澤東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大生產思想，對于我們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糧。新時代的生產勞動，不僅包括一般的體力勞動，更多的則是指技術勞動和腦力勞動，要“尊重勞動、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尊重創造”。

培養擔當民族復興重任的時代新人，要求大力發展素質教育，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勞動課程是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針對一段時期內片面強調考試成績，忽視學生身心健康的問題，習近平指出，要“把勞動教育納入人才培養全過程，貫通大中小學各學段和家庭、學校、社會各方面，教育引導青少年樹立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的勞動觀，培養一代又一代熱愛勞動、勤于勞動、善于勞動的高素質勞動者”。做一名合格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沒有強健的體魄是不行的，必須加強鍛煉，增強體質。毛澤東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思想揭示了勞動對人成長的作用與規律，對于我國的國民教育健康發展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導和借鑒意義。我們要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重視勞動對成長成才和事業發展的重要意義，探索生產勞動與教育相結合的新形式、新辦法。

經過幾代人的不懈努力，我國的婦女解放事業取得了長足進步，如今中國女性的就業率處于世界前列，職業女性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經濟自立的女性不斷增加，她們的經濟地位、社會地位、政治地位都有了顯著提高，某種意義上男女平等取得了決定性進展，這與毛澤東一貫倡導并大力推行的婦女參加社會勞動有很大關系。然而，我國徹底實現婦女解放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重男輕女的現象在一些地方還未消除，女性在教育、就業、收入等方面還存在不平等現象。所有這些，都需要我們從毛澤東關于婦女參加社會勞動思想中進一步汲取智慧，結合新的時代條件真正實現男女平等，推進婦女解放事業。我們要在習近平“堅持男女平等基本國策，保障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指示精神指導下，充分發揮“婦女半邊天作用”，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婦女發展道路。

在新時代，“人民軍隊既是戰斗隊又是生產隊”的理念并未過時，需要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進行創新發展，永葆人民子弟兵的本色。支援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人民軍隊的神圣使命，也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生動寫照。要貫徹落實習近平關于人民軍隊“要積極參加和支援地方經濟社會建設，勇于承擔急難險重任務，以實際行動為人民造福興利”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動人民軍隊既是戰斗隊又是生產隊理念與時俱進和創新發展，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強軍之路。

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重溫毛澤東執政條件下干部參加勞動思想亦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各級干部主要從事腦力勞動，但要搞好服務和管理工作，歸根結底要靠理論聯系實際，要靠調查研究。習近平指出：“要把調查研究作為基本功，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深入實際，了解情況、問計于民。”調查研究有多種方式，適時參加生產勞動是有效方式之一。在深入基層調研的時候，各級干部在不影響本職工作的前提下，合理安排時間親自參加一線生產勞動，親身體驗一線生產勞動，洞察生產一線的實際問題，獲取第一手資料和信息，可以為科學決策提供寶貴依據。當前，我們已經建立了領導干部基層聯系點、干部駐村等制度。在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的偉大實踐中，數以十萬計的各級干部深入基層第一線，到最艱苦的地方去，與人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這正是對毛澤東關于執政條件下干部參加勞動思想的時代詮釋，也是踐行群眾路線，增強宗旨意識，密切干群關系，防止腐化變質，保持黨的先進性與純潔性，從人民偉大實踐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制勝法寶。

（作者：梅定國，西安建筑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同雪婷，西安建筑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來源：昆侖策網【授權】，轉編自“毛鄧理論研究”，原刊于《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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