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我們偉大領袖,這毋庸置疑,但最要研究的是,為什么第一代的領導和干部們,不管受到什么樣的批評和處理,不管多么艱難困苦,仍堅定不移地幾乎一口同聲地肯定毛主席、敬仰毛主席。父親彭真就是其中之一。
我從出生直到1966年一直等于在中央領導身邊生活,對于毛主席我認識但只是認識并不深刻,他的為人卻讓我無比佩服;他最不講究吃喝玩樂,他生活簡單,他是一個真正脫離低級趣味的人。他為黨的事業獻出了那么多親人仍義無反顧,他受了那么多挫折和冤屈卻仍義無反顧,居然沒有怨言和立自己的山頭,他無私心地按干部的特點、能力去安排干部,讓其發展至極。最偉大之處是1949年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果從長征遵義會議開始算僅用了十四年,而如果從1945年七大確立了毛主席的領袖地位開始算僅用了四年。
我只是憑在主席身邊膚淺的感覺和認識,而父親是在長期革命斗爭中選擇了領袖:父親1923年入黨后即任山西第一個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從1923年至1937年一直在山西、河北、天津、北京(北平)做黨的地下工作,中間曾被捕入獄長達六年。1937年在率北方白區工作團赴延安開會時認識了毛主席,他們相見恨晚,相談甚歡。也是此次參加會議,因均在白區工作,代表們紛紛用了假名,父親給自己取名“彭真”,大約是澎湃真理的意思吧,我竟以后數年沒問過父親為什么取名“彭真”!
從1937年至1966年近30年的歲月中,毛主席前后將關乎中國共產黨革命中六個重要任務交給了父親,從這六個任務,看到了毛主席的高瞻遠矚,他老人家一環扣一環的偉大戰略部署,引領了中國革命的勝利,就如父親說過的:“沒有毛主席就不可能在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
第一個任務 建立晉察冀根據地
毛主席給父親第一個任務是任命父親為晉察冀書記,去開拓、建立晉察冀革命根據地。
紅軍長征到達延安后,三萬將士、各根據地來的干部、進步青年、知識分子、民主人士數萬人聚集在延安地區,延安地區面積不大,又處在黃土高原上,這才有了“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口號。1937年為了生存,并為了走向抗日戰場,毛主席決定開辟晉察冀根據地:晉察冀是建立在遠離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山地、農村。政治上便于自治,軍事上便于防守,經濟上可以自給自足,離開城市可以生存,獨立性強,這個決定是中國共產黨的關鍵一步。毛主席把開辟晉察冀根據地的重任交給父親和聶榮臻,一位主黨政,一位主軍事。當時同派去的部隊進村時,老百姓門都不開,他們只知道國民黨政府,不知共產黨是什么。但很快在晉察冀建立了政權,黨的組織,關鍵把黨組織直建到村,群眾很快發動起來,才有了抗戰時期1000萬人口的山西,當兵支前就有500萬人次,為抗戰犧牲了26.7萬子弟。晉察冀成為中國共產黨鞏固的自給自足的后方,同時亦是抗日戰爭的前線。中央給予了“晉察冀模范根據地”的稱號,不僅如此,父親在晉察冀同時建立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最早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雛形。
第二個任務 主持中央黨校、中央組織部工作
1940年中央決定召開七大,七大代表是中央黨校主要成員。各根據地負責同志先后齊聚延安。后中央又決定將抗日軍政大學、魯藝并入中央黨校,以中央黨校為主,學習理論,總結黨的歷史經驗教訓,提高干部的理論及文化水平,并通過整風統一思想。毛主席把父親從晉察冀調回延安,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主持中央黨校工作(毛主席任校長),后兼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這是毛主席交給父親的第二個任務。中央黨校在統一全黨思想的關鍵時刻起了重要作用,為全國的解放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第三個任務 建立東北根據地
有了晉察冀模范根據地,順利地召開了“七大”,日本投降,抗戰勝利。毛主席此時提出“不能一直是小米加步槍”,“中國革命要準備由農村轉變到城市,由游擊戰轉變到正規戰”,“如果我們對工業問題,對大城市問題,對于經濟問題,對于軍隊正規化問題不能解決,那共產黨就要滅亡”,而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的是東北。東北地區是中國最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更是全國鋼鐵、機械、能源、化工最大的生產基地。根據1936年統計,當時東北大豆產量占世界總產量的60%以上,生鐵產量占全國的87.7%,鋼鐵產量占全國93%以上,發電能力占全國78%,煤產量占全國49.5%,鐵路占全國總長的1/2以上,公路也幾乎占了一半。東北的地理位置:北靠蘇聯,西鄰外蒙古,東南鄰朝鮮,西南則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晉察冀模范根據地,南面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隔海相望,緊接我山東解放區,毛主席說:“如果我們把現有的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么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獨占東北”是毛主席進一步的偉大戰略決策。毛主席又一次把重任交給了父親,任命父親為東北局書記。這是毛主席交給父親的第三個重任。1945年9月父親率四位政治局委員及十七位中委及候補中委赴東北。在這之前父親在他赴東北前后已派遣近兩萬干部以隱蔽方式進入東北,抵達東北后建立了基層黨的組織、政權及召開了東北各省聯席會議迅速發動了群眾、黨僅幾個月就控制了3/5的東北地區、并建立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航校、培養了新中國第一批飛行員、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廠,生產了大量的槍炮、中央派往東北的十萬部隊,三個月就發展到三十萬人……為1948年僅用三年半即“解放東北全境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見訃告)。
第四個任務 建設首都—北京
全國解放在即,父親又被調回中央,繼續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根據毛主席意圖組織五萬北方根據地干部南下,作解放全中國的準備。同時中央決定定都北平。毛主席給父親的第四個任務是接收北平、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毛主席選擇父親任首都北京的第一任書記大概是因為父親時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書記處為毛朱劉周任),父親當時仍任中組部部長、城市工作部部長。且父親曾在建立晉察冀根據地時建立了黨新民主主義國家的雛型,有一定的治理經驗;并曾長期領導北方城市的地下黨工作對北京、天津,情況相對比較熟悉。
1949年2月父親率經過近一年組織培訓的干部隊伍開進了北平,隨行帶來了晉察冀人民支援的3500萬斤糧食,20萬斤食油,66萬斤鹽,70萬噸煤等物資,以解決北京市民的饑寒交迫。北平市委在進京初期,首先接管了政權,掃蕩了社會的“污泥濁水”—特務、間諜、一貫道、不法商人,包括妓院;掃蕩了人民生活相關的“污泥濁水”—首先就是在市委領導下根治了北京最窮苦百姓居住的龍須溝;義務勞動清理了堆積在城市上百年的垃圾25萬立方米;在一窮二白的經濟條件下,在市委領導下,1952年陸續建起的北京友誼醫院、同仁醫院、北京兒童醫院、阜外醫院、北京積水潭醫院、北京天壇醫院、北京宣武醫院、北京朝陽醫院、北京婦產醫院、首都醫科大學、北京中醫醫院、肺結核防治專科等,同時還建立了區和區以下的街道的醫療衛生機構;義務勞動修建了至今仍是北京人民飲用水水源地的密云水庫、十三陵水庫……規劃是城市的靈魂,父親親任市規劃委主任。在市委領導下,1953年開始編制首都總體規劃。1958年報中央獲批準,這個規劃建設了寬大馬路,計劃了二環至五環的環路,衛星城市(各區縣),以及地鐵、公交,涉及民生的工業企業:天燃氣、紡織廠、鋼鐵廠……規劃了公園綠地等,“有長遠考慮,為后人留下了發展的余地”。世界矚目的天安門廣場,北京的十大建筑至今仍讓人感到宏偉、大氣,可以在世界面前自豪。
父親就像北京市的大家長,他操心首都的各種大事,也操心具體的細節:他為北京人愛吃的芝麻醬操心;為北京蓋了大樓,總不能把蜂窩煤搬上樓而操心;他親自選址便于各區百姓看病的醫院;市委一夜關了妓院,同時為這些人辦起了培訓班,讓她們能自食其力;北京停了人力三輪車,同時給車夫們辦起了駕校;他從遠郊區縣里征集了一批苦孩子,給他們辦了護校,醫校,后來成為北京衛生系統的主力;北京有了傳染病,他組織清理龍須溝,親自參加清理25萬立方米的百年垃圾,組織疫苗工作,親自跑遍北京郊區,確定了北京上風口和下風口,在上風口種植了蔬菜果樹,在下風口,建設了工廠……他的確像北京市的好家長。北京老市民都親昵地稱他為“老市長”。
第五個任務 中央工作
黨的八大以后,父親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父親協助鄧小平負總責,同時分管政法、統戰、港澳、并任中央政法小組組長。這是毛主席交給父親的第五個任務。
父親進北京后在中央任的職有: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人大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黨組書記,中組部部長,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1951年2月兼任市長。
我知道父親這期間及以后很長時間的時間安排:白天忙中央的工作,晚上市委領導就來到七號,有時全體,有時個別,研究討論北京的工作。而12點、1點左右則是去毛主席駐地的時間。我不知道父親一天能有幾個鐘頭睡覺。晚上我們睡了,他還在開會,早晨我們上學去,他可能剛睡。反正我能多少天見不到父親。父親他不會跳舞、打橋牌、打各種球,實在疲勞,只會散步,天安門廣場是他經常去散步的地方。
1963年到1965年是北京老人們認為是生活雖不富裕但舒心,社會穩定,城市安全,甚至是可以晝夜不用大門上鎖的日子。
第六個任務 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
此時,毛主席卻感到了干部的變化,貪圖享樂,官僚主義等,毛主席認為必須進行一次思想上的整風,要反修、防修。于是毛主席給了父親第六個任務,任命父親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思想上的整風,父親并無更多的經驗,僅有1942年延安整風的經驗特別是教訓,父親接受了經驗教訓一直至60年代還經常檢討延安整風傷害了一些干部。父親也是在七號,討論撰寫了后來有名的關于“文化大革命”指導思想的“二月提綱”。核心是“區別政治問題和學術、藝術問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必須實事求是,不能自以為是”。后來看,父親和毛主席希冀不同。
1966年4月父親在杭州受到批評,5月16日,中央下達了“五.一六”通知,批判了彭羅陸楊。1966年12月4日父親被綁架,后關在北京秦城監獄達九年,1975年5月父親母親分別被送往陜西商洛流放,奇怪的是,盡管如此,父親從未被開除黨籍,他始終是一名中共黨員。
毛主席很快反應過來,想起用父親,1969年黨的九大時,毛主席提出讓父親進中委,未成(見《毛澤東傳》);1973年八大軍區調動時,在主席臺上大聲問鄧小平:布加勒斯特會議是你去的嗎?鄧小平回答是彭真、康生去的,毛主席說:“彭真對整蘇修還是有功的。”……(見《彭真傳》)父親出山又未成。毛主席的話不是一句頂一萬句嗎?!
1978年12月28日,離別十三年,父親回到北京并獲得平反。
從1979年至1988年,父親任了好幾個都是無法“偷懶”的職務,全國人大法委主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秘書長,政法委書記,“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主任,主持八二憲法修改,修憲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委員長。父親在八二憲法脫稿之日寫了一首詩:“高原高山出高峰,珠穆拉瑪凌太空。翻天覆地舉世頌,黃昏失誤遺憾終。憶老人家。于憲法修改草案脫稿之夜。”擱筆時,跟我說了句:“主席太急了。”此時已是深夜,我想讓父親靜下來,他有些興奮,更有些惋惜。我沒有再發問什么,1988年父親全退下來后,一直在研究理論,他寫了好幾篇關于中國尚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文章。我猜想這就是說主席“太急了”的理論根據吧。
父親1979年平反后第一次參加中央工作會議就旗幟鮮明地說明我黨必須依舊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關于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曾有一段很感情的話:“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與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是兩回事。旗幟就是方向,一定要舉;丟掉這面旗幟,就會迷失方向,黨心民心會亂,那還得了?個人崇拜不是好事,不光誤黨誤國,還可能把被崇拜的對象推向反面。不過, 對個人崇拜,也要歷史地看。講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就不能把賬都算在毛主席頭上,我們這些人都有責任。捫心自問,我不是一個盲目迷信的人,但我就是崇拜毛主席。打個比方,一件事情來了,如果是主席與少奇或總理有不同意見,我很自然地就贊成主席的意見;如果是少奇與總理有不同意見,那就不一定了,在這件事情上,我可能贊成少奇的意見,在那件事情上,我可能贊成總理的意見。為什么會有這樣一種心態?這是因為,在黨的歷史上,幾次重大關頭,毛主席的意見開頭多數人不贊成,他是孤立的,但最終的事實證明還是他正確,他高明,他站得高,看得遠。這樣一來,對他的個人崇拜就逐漸形成了。我也不例外。好多錯誤的決定我也舉手了,不能毛主席去世了,都推到他身上……”。(見《彭真傳》)
從父親的歷史看,父親是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堅定的踐行者!
作者:付彥;來源:一朵小瓣兒蘭 轉自紅色文化網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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