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金靴｜歷史已然并將繼續證明：毛主席是對的
點擊： 作者：歐洲金靴 來源：金靴炮打鼕宮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08-25 10:08:53
文化大革命雖然最后使得毛澤東以悲劇的結局而告終，但是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是永恒的；同時，他通過他這樣一個不成功的探索給我們中國共產黨留下了永恒的課題、永恒的思考：就是如何保持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地位，如何保證黨的性質不變質。中國共產黨不能成為一個富人俱樂部，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
現在各種各樣的情況的限制，有些東西不太好寫。不好寫的原因，不是因為說出來有損于毛澤東，而是說對現在有些人不利……這還是有一些禁區的。
—— 2004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演講報告。
1
1949年建國之后，百萬黨員從“打江山的人”變成所謂“坐江山的人”，配合著斯大林逝世蘇共黨內的“新局面”，中國共產黨內、尤其是新中國的基層政治生態產生了某些“苗頭”，這讓毛主席不得不開始思索干部隊伍建設的新道路。
誠如后來他老人家所言：
我們的黨，一般說來是很好的。我們黨員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貧苦農民，絕大多數干部都是好的，他們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
但是，也要看到，我們黨內還存在一些問題，不要想象我們黨的情況什么都好。
我們現在有一千七百多萬黨員，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國以后入黨的，五十年代入黨的。
建國以前入黨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這百分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零年以前入黨的，二十年代入黨的，據前幾年計算，有八百多人，這兩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
不論在老的和新的黨員里面，特別是在新黨員里面，都有一些品質不純和作風不純的人。他們是個人主義者、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者，甚至是變了質的分子。
還有些人掛著共產黨員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階級，而是代表資產階級。
黨內并不純粹，這一點必須看到，否則我們是要吃虧的。
1949年的深秋，進城第三天，機關食堂加餐，立刻就挨了毛主席的批評：
要想做脫離人民群眾的事情，什么時候都可以找到借口。如果這樣吃下去，不用多久，我們餐桌上的菜飯就會擺滿。到那時，我們把“為人民服務”喊得越響，人民群眾越恨我們！
為治吏之事操心，是毛主席在新中國成立后始終無法安心的心病，他反復叮嚀：
脫離群眾，官僚主義，勢必要挨打。
現在，有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應當，我最歡迎。
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群眾的貴族階層。
不足二十年，馬鋼，即蘇聯的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成為毛主席在60年代作為領導干部盛行官僚主義的反面教材典型，用以同堅持工人本位的《鞍鋼憲法》相區別。
1960年3月11日，鞍山市委向黨中央作了《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毛主席親自于十天后對該報告進行批示，高度評價了鞍鋼的經驗，提出了管理社會主義企業的原則：
開展技術革命，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堅持政治掛帥，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
毛主席掀起《鞍鋼憲法》與鞍鋼精神顯然是有現實依據的。
1966年6月10日，他在同胡志明談話時憂心吐露：
解放十幾年來，我們脫離群眾是很厲害的。青聯、婦聯、團中央都是空架子。我們的要求是不脫產，既當官，又當老百姓。假如不當老百姓，有什么辦法呢？一個月里當一個星期的官，三個星期的老百姓。假如不當老百姓，工人運動的領袖，這樣下去就可能變。這個是大方向問題！
他同時還尖銳地指出：
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官僚主義，共產黨員成了官僚主義者。如果說有什么東西會把我們毀掉的話，那就是這個。
就在那一年多前，1965年1月29日，中央正式轉批陳正人給一波同志“干部深入工廠蹲點勞動”的信，毛主席做了批示。
陳正人是井岡山的老戰士，1964年10月上旬時，時任八機部部長的他到洛陽拖拉機廠蹲點搞研究。
當時工廠領導考慮他是老同志、年紀大，要給他開招待所。而他拒絕了，自己把鋪蓋放進精密鑄造車間生活間，和工人同吃同住。
陳正人在信中感嘆道：
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認真克服，干部與群眾生活的距離如果不縮小，群眾必然是會離開我們的！
毛主席的批示則如下：
如果管理人員不到車間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那就一輩子會同工人階級處于尖銳的階級斗爭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當做資產階級打倒………官僚主義者與工人階級、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
毛主席那幾年時常與秘書、警衛員等談起，不少領導干部當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眾，而是做起了“老爺”……
他曾引用一首詠泥神詩來給官僚主義者畫過像：
除了三餐不食這一點不像外，官僚主義者的其他方面都很像一個神像：一聲不響，二目無光，三餐不食，四肢無力，五官不正，六親無靠，七竅不通，八面威風，久坐不動，十分無用。
就在那個月初，毛主席在中南海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不點名批評了某些領導同志在四清運動中的做法：
你只依靠工作隊，為什么不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要讓群眾去搞！你不相信群眾、只相信工作隊，這樣不好。
這就是他一直批評的“包辦代替主義”。
包辦代替主義，使毛主席敏銳覺察到官僚主義抬頭、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會議上，毛主席還憂心地說：
去年10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么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我總感到要出問題……
2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后不久，中央黨校逐步被關閉，因為毛主席已經為千萬黨員干部找到了那條他所期望的不偏離“為人民服務”本色的道路：五七干校。
自季羨林首創“牛棚”這一偽概念以來，三四十年的時間里，五七干校成了一個任人攻擊的靶子，全無還手之力。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親自給林彪同志手書：
一、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以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還要從事農副業生產，甚至是去創辦一些中小工廠；
二、工人也可以像解放軍一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也可以從事農業生產，也要搞四清，也要接受文化方面的教育；
三、農民也一樣，在有條件的時候，也可以由集體辦小工廠；
四、學生也一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要向工農兵學習；
五、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也可以這樣搞。
毛主席認為這些意見不是新鮮的發明創造，我們人民軍隊在戰爭年代早已開始這樣做了，現在需要更大的普及與發展。
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它直接催生了紅紅火火的五七干校在中國大地的開花。
五七干校的直觀效應是收攏了極多因國家部委精簡而被排逐的干部，深層次的政治意義和歷史價值則在于它提供了一種殲滅干部群體官僚化、權貴化、特殊化趨向的思路與實踐。
它讓干部擼起了袖子、挽起了褲腿、扛起了鋤頭、滾起了汗珠。
如是一來，黨用了二十八年的浴血革命和五年之久的一化三改所創造的“階級消失”局面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維護，社會各領域之間、城鄉之間、干群之間、工農之間沒有出現“少部分人養尊處優，而大部分人面土背天”的分化格局。
五七干校，特點在一個“大”字，就是毛主席解釋的：
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應該是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
這種“大學校”的實質就是延續社會化的生產和社會化的分配，在繼續發揚“軍隊搞建設、抓生產”的優良作風的同時，也提升了軍民融合、干群融合、城鄉融合的程度。
與之幾乎配套進行的知青上山下鄉運動和赤腳醫生運動，共同譜繪出了一幅新中國最絢爛的圖景：知識、認識、意識，這些直接決定一個群體如何在社會中自處的資源（或者說“能力”），被充分下沉到鄉間的田野和工廠的車間，沒有被某一階層所壟斷。
正如1968年7月毛主席在接見北京“五大學生領袖”時嚴肅指出的：
學生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
隨著河南省回郭公社的五七化工廠和黑龍江柳河五七干校的一炮而響，以及工農兵大學的拔地而起，毛主席的號召得到了貫穿性的實施。
1968年9月30日毛主席寫下批語：
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以上請提到碰頭會上討論決定。
早在1939年4月時，毛主席曾在抗大生產運動初步總結大會上講話中指出：
歷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個勞動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個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動手做桌子、椅子……歷史上幾千年來做官的不耕田，讀書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國黨政軍學，辦黨的，做官的，大家干起來，那還不是一個新的中國嗎？
1958年5月20日，毛主席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發表講話時，再度指出：
官氣是一種低級趣味，擺架子、擺資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這是最低級的趣味，這不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則是一種高級趣味，是高尚的共產主義精神。
那年7月，經過了1957年莫斯科社會主義大會的洗禮后愈發春風得意的赫魯曉夫，秘密訪華，會見毛主席。
在交談中，毛主席向赫魯曉夫介紹說，中共中央現在在要求干部參加體力勞動，并規定中央委員每年也要有四個月到各地搞調查研究。
而赫魯曉夫竟然對此表示他不贊成干部參加體力勞動：
拿我們費德林來說吧，他是外交部副部長，他每天需要了解世界上發生的各種事情。如果讓他脫離外交部的工作，把他下放勞動半年，他回來后就會感到落后了。因此需要拿出相當長的時間來補課，來研究這半年來國際上出現了什么新問題，外交部半年來做了什么工作，等等。
對于我黨和毛主席下放干部勞動的做法，赫魯曉夫同志在會議上顯示出極端的不理解。
后來直到60年代中期，他還對訪蘇的阿爾巴尼亞領導人謝胡說：
中國黨讓他們的干部把時間浪費在體力勞動里，得不償失。
然而讓干部參加體力勞動，是我黨自井岡山時期就形成的一個優良傳統，也是「毛澤東治吏思想」的一大體現。
土地革命時期，朱老總就曾親自率眾挑糧上山；抗戰期間，毛主席更是親自在大生產運動中開荒種菜屯墾。
新中國成立后，如何使原有的干部隊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更好地適應新中國建設的需要，是擺在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說過：
政治路線確定以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
在1956年八大開幕詞中，毛主席直接點明：
在我們的許多同志中間，仍然存在著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的觀點和作風，這些都是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必須用加強黨內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
八大召開的一年后，1957年4月27日，毛主席起草的《中央關于整風和黨政主要干部參加勞動的指示》下發到全黨各級黨委，提倡：
縣區鄉三級黨政主要干部，凡能勞動的，每年抽一部分時間下田參加生產，從事一小部分體力勞動。縣以上各級黨政軍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勞動的，也要這樣做，每年以一部分時間，分別下田、下工場、下礦山、下工地或者到其他場所和工人農民一道從事可能勝任的一小部分體力勞動（哪怕是很少一點）。
主席的思路很明確：
這樣一來，黨和群眾就打成一片了，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老爺作風，就可以大為減少，面目一新。
與赫魯曉夫乃至勃列日涅夫領導下的蘇修距離蘇聯群眾越來越遠不同，中國大地卻始終保持著昂揚的革命面貌。
火紅的年代里，新中國的各級黨委都會傳頌著毛主席的話語：
官僚階層不事勞動，這是一種很惡劣的現象。如果大多數干部能夠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那么這種少數干部就會被孤立，就可以改變官僚主義的習氣。靠做大官吃飯、靠資格吃飯，會妨礙創造性的發揮。
由此，毛主席也在著名的《工作方法六十條(草案)》中苦口婆心地寫道：
以真正平等的態度對待干部和群眾，必須使人感到人們互相間的關系確實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給他的。
3
對于“下放勞動”，毛主席向來身先士卒，從自己的家人做起。
從抗戰結束后留蘇歸來、被遣去吳家棗園的岸英，到1969年被下放到內蒙古阿拉善左旗的李敏，再到1970年被下放到江西井岡山干校的李訥，毛主席對于子女的嚴苛與對待其他黨員干部別無二致，甚至“更狠”。
1945年岸英到延安后，中央辦公廳立即把他安排在延安交際處住下，這里吃住條件非常好，本是給傷員和一些外賓記者住的，毛主席自己等一些領導同志都不住在那。
這個決定，辦公廳誰也沒有告訴，包括毛主席。
但不久后，還是被毛主席知道了，他勃然大怒，堅決不同意兒子回到延安過這樣養尊處優的生活。
幾天后，岸英便搬到了陜甘寧晉綏聯防司令部，賀龍時任司令員，親自安排岸英在自己身邊的警衛班。
賀老總當時還生怕警衛班的人對毛岸英不好，親自給警衛班長交代：
你的任務是要把這年輕人照顧好、保護好，絕對不允許出任何問題！
班長用疑惑的眼神看著他：
這年輕人是誰，要受這樣的待遇？
賀老總不得不告訴說
他是毛主席的孩子，叫毛岸英！
班長這才明白過來，立馬保證一定完成任務。
就這樣，岸英在賀老總處住了下來。
因為在蘇聯生活了十個年頭，他不太吃得慣中國飯菜，賀總便讓他到司令部的中灶吃飯。
中灶是部長、處長和主任用餐的，一般是兩菜一湯，比戰士食堂多了一個菜。
在賀總看來，這也算不上太大的照顧，岸英基本就等于半個外國人，讓他全部中國化還是需要一個過程的，飲食上慢慢改變，同樣也是需要一個過程的……萬一毛岸英在這里水土不服得了什么病，豈不是對不住主席的重托了嗎？
結果，毛主席又是在一次無意中交談時得知兒子在賀總的部隊上中灶吃飯，又發了火！他立刻指示：
把他送下去鍛煉！
毛主席的想法很樸素，但也很嚴肅，他就是希望岸英能從最底層學到東西，了解人民軍隊的具體情況，不是讓他一回國就憑借著特權享受好的待遇，成為一個眼高手低的特權子女、特權分子。
趁著兒子回延安來看自己，毛主席對岸英第一次提了要求：
必須去鍛煉，必須下基層！
毛主席當時的話，放到今天都是振聾發聵的：
農民手上有老繭，你手上卻是血泡，說明你還沒有完全學好農活。等手上老繭厚了，你才能從‘勞動大學’畢業，然后再來上‘延安大學’吧！
他親自教育學成歸國的岸英：
你在蘇聯學了革命理論，現在回到中國，如果你不了解農民、不了解農村，你就不懂得怎樣革命！中國的農民在全國的人口中占百分之八十，他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要做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必須首先了解農民，向農民學習，只有懂得了農村的現狀，才能擔當起革命的重擔！
李敏也有回憶，父親曾對身邊的衛士說：
要比貢獻，不要比享受”、“她們(李敏和李訥)不如你們有出息，也不如你們有前途。因為她們比你們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4
就干部子女的問題，毛主席曾與時任湖北省委秘書長的梅白有過討論。
他問梅白：
你記得曹操評漢獻帝的話嗎？
梅白答道：
記得。有這樣兩句：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
毛主席贊道：
不錯，你讀書不少。現在有些高級干部的子女也是漢獻帝！也是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嬌生慣養，吃不得苦，是溫室花朵，有些是阿斗呀！中央、省級機關的托兒所、幼兒園、部隊的八一小學，孩子們相互之間比坐的是什么汽車來的，爸爸干什么，看誰的官大。這樣不是從小培養一批貴族少爺嗎？這使我很擔心呀！
建國初時，毛主席就對干部子弟小學用汽車接送的問題表達過不滿：
浪費汽油…這值得注意！
當時，根據華北、西北、東北、華東四大區的統計，各類干部子弟小學達到42所，學生超過13000人，教職工將近3000人。
這些干部小學的待遇普遍優渥，甚至像北京育才小學、華北育才小學還出現過教師每日給孩子稱體重、陪吃陪喝、生怕體重下降的怪像。
緊跟著同一時期的三反運動，毛主席“反特權、反官僚”的改革思路被貫徹下去，干部子弟小學開始了一輪大整改。首先解決的就是北京育英、育才、培英等學校占地廠房過多、經費開支過高、寄宿制范圍過大等現象。
但這其中遭遇的阻力不可謂不大，某些在中央黨校工作的家長甚至聯名給北京市委寫信要求保留寄宿制和汽車接送，甚至要求用黨校的宿舍再建一群干部小學……
面對既得利益集團的阻礙，1952年6月，毛主席正式做出批示：
一、如有可能，應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學；二、干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請酌辦。
“貴族學校”，這是毛主席親自為這一類權貴教育場所貼上的標簽。
審視當下中國的太多惡像，我想無需多論：毛主席是對的。
美國學者約翰·加納德在他的調查報告《知識青年與城鄉差別》中有寫：
正如毛澤東所看到的，大學正在促進社會分化，正在造成一個被利已野心驅使的特權階層。
只是，不論是對貴族學校的要求取締，還是對五七干校的極為欣賞，歷史往往不為人民領袖一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也就往往不為人民的意志為轉移。
七十年代中期開始，隨著周恩來主抓平反工作、“恢復解放”工作，一大批老干部被召回崗位，重新坐回了辦公室。
也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五七干校的規模逐漸縮減，而重新開辦中央黨校的聲音隨之抬升。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了《關于辦好各級黨校的決定》。
四天后，經過中央認真的準備，中央黨校舉行了嶄新的開學典禮，原來在各地各級五七干校中的教職工，也隨即合并到黨校系統之中。
1979年2月17日，國務院正式發出了《關于停辦“五七”干校有關問題的通知》，從此，五七干校從中國的歷史舞臺上陸續消失，淪為了一個歷史名詞，也淪為了傷痕文學的一柄靶子。
那些昔日被教育要求勞動勞作的干部們、知識分子，懷著極大的仇恨熱忱，揮灑墨水，用人造的傷痕在八十年代上演了數不盡的群魔亂舞景象。
對于五七干校，對于捏造制謠的“牛棚”，他們不吝于傾注最濃烈的憤恨，窮極氣力潑污咒罵。
對于知識分子和高級官員“竟然”與農民群眾、普通工人共同生活勞動的“前科”，他們更是毫不惜墨、咒盡畢生的狂怒，控訴那個在他們這幫精英階級看來無比黑暗的年月。
除了知識分子和文藝精英爬上勞工大眾的頭頂，八十年代一眼望去的重新把權持章的尸位官僚，同樣是無法忽視的奇觀。
還是以前文提及的《鞍鋼憲法》為例。
自1979年開始，以武漢國棉一廠廠長張保新的回憶為代表，國企工廠的權力開始“上升化、壟斷化”，比如新增加的獎金分配權，就被授予車間主任單獨行使。
可以說，1979年后中國的國有企業已開始逐漸褪去《鞍鋼憲法》的痕跡，而越來越多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國方面的命名）的味道。
進入八十年代后，從扁平化管理走向科層化管理，從分工負責制走向一長負責制，從領導工人一體走向領導工人分離。宣傳《鞍鋼憲法》時，更是已然抹去了“政治掛帥”和“群眾路線”，開始無限突出「工廠廠長」在企業內部的權威。
最先發現這一變化是法國學者貝特蘭，他尖銳地指出問題并發明了一個新名詞：
中國出現了一種‘工廠專制主義’。
正是從這種“工廠專制主義”開始，到了1984年，“一長掛帥、四總當家”也被擺上臺面。在我看來，這才是毀掉國有企業的真正元兇。
跋
對比這些八十年代后期崛起的、不事勞動又高高在上、只會舞弄酸腐文墨的“藍色知識精英”其懷揣一幅“啟蒙眾生”的傲慢姿態，六七十年代淬生于紅色革命年月中的下放勞動大潮之溫暖融融，堪稱一個歷史的奇跡。
其奇跡在于：縱觀人類文明史，事實上「冰冷」才是一種常態，不論是冰冷的當權生態，還是冰冷的階層格局。
而「溫暖」正由于其珍有，方才顯得格外寶貴和偉大。
1957年2月，毛主席語重心長地說：
在我們的許多工作人員中間，現在滋長著一種不愿意和群眾同甘苦，喜歡計較個人名利的危險傾向，這是很不好的。我們在增產節約運動中要求精簡機關，下放干部，使相當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產中去，就是克服這種危險傾向的一個方法。
1963年5月，毛主席再次就干部參加勞動問題發聲：
干部只有參加勞動，才能解決貪污、多占問題，也可以了解生產情況，而不是浮在上面。干部不參加勞動，勢必脫離勞動群眾，勢必出修正主義......縣干部也要參加勞動，基層干部不參加勞動，不就跟國民黨保甲長一樣嗎？
歷史深處寫滿了答案，那里也寫滿了回過頭來之后，我們應該如何繼續前進的方向。
如馬克思有語：
歷史本身就是審判官，而無產階級就是執刑者！
“下放勞動”，這是作為一名共產黨人無尚的光榮，是革命印記不褪色的標志，而不是被解構主義所污化的逆向史觀素材。
將“下放勞動”污名化、委屈化、悲慘化，這是十足的歷史虛無主義，需要一切文藝作品和黨史相關題材的受眾們明晰甄別。
今天是小平同志120周年誕辰的偉大日子，作為完整經歷過長征、新民主主義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建設、反右、大躍進、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武斗、改革開放建設的一代偉人，在今天，我們更應該牢記小平同志在革命時期的殷切囑托——
1978年夏天，時任人民日報總編的胡績偉，與胡喬木在圍繞報社為少奇同志平反社論題目進行爭論時，為此整理搜集了大量材料。
而胡績偉當時翻出了一個珍貴史料：1947年6月21日，在冀魯豫干部大會上，小平同志發表的講話里有如下諄諄語句：
凡是自己思想與毛主席相抵觸時，要無條件承認自己錯了，因為歷史證明毛主席是絕對正確的，沒有一點不對；凡是地主與農民發生糾紛，不用調查，要首先承認農民是對的，地主是錯的，這是立場問題，要無條件提倡。（見何方《從延安一路走來的反思》上冊，178-179頁）
這是黨史有據可查的最早的“兩個凡是”。
致敬小平同志。
歷史已然并將繼續證明：毛主席是對的。
文：歐洲金靴；來源：金靴炮打鼕宮微信號
責任編輯：向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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