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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習總書記指出，干部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程恩富教授為廣大網友講課的直播稿。全文共分四大問題：一、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產權理論；二、分配理論；三、經濟調節理論；四、經濟開放理論。因字數限制，分上、下篇編發，上篇為第一、二部分。
　　
　　同志們，大家好！今天我們的講座題目是“各級干部學習和應用好政治經濟學”。我們知道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指出，干部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前幾年習總書記到中國人民大學去視察《資本論》教研室，當時也有一個重要講話，認為《資本論》仍然在當今世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是顛撲不破的真理，對于觀察世界，特別是解釋金融危機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我們知道，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三大重要組成部分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事實上也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及相關部門專題經濟學科的指導下，進行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的經濟改革、開放、發展。我們知道，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經典著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都是我們闡述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的著作，這些原理撇開所論述資本主義某些特殊性的東西，還有關于社會化大生產和經濟全球化的一般規律，包括關于市場經濟一般規律這個論述，所以，馬克思主義關于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對于我們改革、開放、發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又繼承和發展了馬列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所以今天我們結合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結合我們經濟學的一些原理，重點分析以下四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產權理論。
　　
　　什么是產權？廣義的產權和廣義的所有權是一致的，它的內容包括了財產的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產權是一個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所以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中央的文件一向是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定義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這樣一個經濟制度，稱之為基本經濟制度，所以，什么樣的產權結構和制度決定了什么樣的社會類型和性質。
　　
　　當代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或者叫基本經濟制度，就是以私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這樣一個經濟制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公有制為主體，其中，國有經濟為主導，各種非公經濟共同發展的一種所有制結構。這個不僅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隊伍里面得到公認，就是像美國出版的《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中，在解釋什么是市場社會主義的時候也是這樣認為的，認為市場社會主義就是經濟運行方式使市場占主導，而生產資料所有制是公有制占主導，結合起來就叫市場社會主義。當然我們知道還有英國工黨的一種市場社會主義觀，瑞典社民黨的一種市場社會主義觀，它們解釋的社會主義只是福利多一點、計劃稍微多一點，并不包含著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在財產關系上必須是公有制占主導。所以我們搞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顯然是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所以在黨的十八大報告里，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文件里，在我們的《憲法》里，都是明確肯定這個基本經濟制度的。
　　
　　現在我們知道，三中全會提出了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這個提法首先是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出現的，以后又在其它文件中也使用過，這次三中全會文件就突出地做了一些闡述。我們剛才講了，實際上從社會宏觀來講，當代資本主義和當代社會主義都是混合經濟，但是混合經濟里面關鍵是哪種所有制占主體，如果是公有制占主體，那就是社會主義混合經濟，如果是私有制占主體，就是資本主義混合經濟。所以美國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90多歲的薩繆爾森也早就講過，我們要發展混合經濟，但是他講的混合經濟仍然是私有制為主體的，當然他是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新自由主義就是私有制越多越好，不僅要占主體，而且是越多越好。
　　
　　我們現在講的混合經濟怎么發展，根據中央文件，根據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講話，我們應當是既有非公經濟控股，也有是公有資本控股，特別是國有資本控股，非公經濟參與的一種混合所有制。如果要確保《黨章》、《憲法》以及三中全會中明確的一些基本經濟制度，我們說在實際工作中，在宏觀層面、在全國層面，或者在絕大部分省市里面，都應當是貫徹重點發展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經濟。現在有些地區和部門，有些學者主張主要發展非公經濟控股的混合經濟，如果這樣，全國范圍內大部分地區和部門都這樣做，我們說在整個社會宏觀層面上就難以確保公有制占主體、國有經濟占主導，所以對混合所有制的發展不能做片面的理解。
　　
　　我們可以來看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這個問題的一系列重要講話。今年在兩會中間，也就是3月5日，習近平總書記參加上海代表團審議時強調，國有企業不僅不能削弱，而且還要加強。3月9日又到我所在的安徽代表團中來講話，又明確指出，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的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牟取暴利的機會，類似的話它在中紀委的會議上也說過，所以他認為混合所有制這個理論和政策非常重要，關鍵是要細化政策，政策要細化。
　　
　　美國等西方國家懼怕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強大，而中國共產黨強大的一個原因，是我們國有企業是支持黨的，提供了財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命脈。這是我們的一個命門，不要被人家忽悠了，各種所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營經濟也要發展，有些領域開放了，不能搞壟斷，這是對的。國有企業經營也不是完全靠市場決定的，還要靠政府決定，這個政府決定就是要符合國家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目標，它不能只追求經濟效益或者它的經濟效益相對差一些就把它完全賣了，這樣的話完全像私營經濟那樣做是不行的。
　　
　　國有企業雖然發生了像中石油案那樣的腐敗問題，我們要舉一反三、加快改革、加強監督，管住、管好就是了，不能被有的負面輿論綁架，認為國有企業必然就是一種不好的體制，出路只有去國有企業化、去國有化，這是不對的。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有的人格外興奮，說共產黨這回弄對了，把國有企業搞掉了，國家就有希望了，這是謬論。我們自己要把握住，我們要去掉國有經濟、國有企業的一些弊端，讓他們更好、更健康的發展。
　　
　　最近，習總書記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四次會議上再次強調，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管理企業，在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主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占據支配地位，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在我們黨執政和我國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經濟基礎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須搞好。
　　
　　這里面我們知道，過去有爭議，有些中高級干部認為國有企業和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國家政權沒有關系，以為只要共產黨領導，就可以經濟完全實行私有化或者說民營化、非公有化，這個是背離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常識，也不符合數百年以來整個世界經濟發展的方向。
　　
　　所以這里面我們可以回顧一下，俄羅斯在改革中有后來擔任代總理的蓋達爾，以及當時相當于我們國資委主任這樣一個職務的叫丘拜斯。他們兩位年輕的經濟學博士，當初就說搞非國有化、搞私有化，在改革前他們就要搞非國有化，改革后他們就公開說搞私有化、搞民營化，說主要是為了提高經濟效率。但是蘇東劇變以后，他們就說了真話，他們說當初我們要搞非國有化、要搞民營化、私有化，為經濟效益是次要的，主要是讓共產黨不可能再上臺。為什么呢？因為我們知道如果整個經濟都是由私人來掌握，那么實際上私人就必然掌握整個媒體，那么這些媒體整體說共產黨不好，妖魔化共產黨，妖魔化共產黨的領袖，妖魔化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這樣無論公民怎么一人一票，最后公民都會受到輿論的影響、受到教育的影響。
　　
　　前幾年我就預測到，如果是資本主義政黨掌權的話，不管是葉利欽還是普京，實際上共產黨的人數就不可能太多，因為剛剛劇變，還有一些特別是中老年人會留在黨內，但隨著他們的去世，年輕人就可能少，因為整個輿論是他們的、教育系統是他們的。所以私人經濟、非公經濟一旦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占主導地位，媒體、教育都是被他們控制，這樣實際上你要靠普選上臺這個是相當相當困難的，黨員人數也很難增加。這并不是現在俄共的比如說各項政策不正確，我問過了，俄共在經濟政策上跟我們中共差不多，包括日本共產黨負責人我也問過，其實他們也是主張如果共產黨掌權就是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強調公有制占主導，同時保留和發展各種非公經濟。但是為什么他們這兩個黨不能掌權呢？就是因為經濟基礎已經變了，資產階級不僅控制了經濟，而且控制了媒體教育等等，這樣的話選民就很難主動去贊成共產黨的理論和政策，他很容易被忽悠、被蒙蔽的。
　　
　　其實我也問過美國共產黨的負責人，他也是這樣，他們的經濟綱領和我們中共差不多，但是他們在數十年內都很難掌權，選民也是很少。這個就說明習近平總書記從歷史唯物主義這個基本觀點出發，強調了國有經濟、公有經濟是國民經濟的支柱，雖然我們社會主義上層建筑下面有好幾種經濟成份或者說好幾種經濟基礎，但是其中占主要的、占支柱的是公有企業、是國有企業，這就糾正了有些學者和官員認為公有制和共產黨執政沒有關系這樣一個長期流行的錯誤觀點。所以我們在理論上要認識到產權或者叫所有制的極端重要性，在實踐中，我們在改革中要進一步把握在發展混合所有制中間的重點和非重點，這樣才能真正確保。不光是國有經濟，現在談集體經濟比較少，所以我們在農村方面，就是要重視和注意落實鄧小平在聯產承包責任制這樣一個雙層經營的農村經濟改革中，一開始和他晚年都多次強調兩次飛躍論，就是說社會主義農村和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有兩次飛躍。第一次飛躍，就是從人民公社到以家庭聯產承包為基礎的，同時又包含集體層經營的這樣一個雙層經營的制度。第二次飛躍，他說就是要從這樣一個制度轉變為集體經濟，或者他有時候說方向還是集體經濟，方向還是集體化。而且他說有條件的地方可以搞集體化，但是沒有條件的地方也不要行政措施硬搞，愿意搞的不要去阻止。在農村的集體經濟還是我們社會主義的大方向，私人家庭農場可以搞，但不能成為主要方面，如果成為主要方面，那么農村就會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變成資本主義大大小小的農場占主體，農業的社會主義、農村的社會主義性質就會發生變化，也不利于真正做到“三個有利于”。
　　
　　城鎮的集體經濟同樣要高度重視，集體經濟既具有國有經濟這樣一個效率和相對比較公平，同時又具有非公經濟和民營經濟的一種船小好掉頭，具有一定靈活性的特點，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大問題，就是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一個產權理論或者叫所有制理論。
　　
　　政治經濟學的第二個重要理論，就是分配理論。
　　
　　按照經濟學原理，分配關系是由產權關系決定的，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一個是生產關系，一個是分配關系。馬克思說，生產方式決定分配方式。當時馬克思時代就和現在我們社會某些流行的錯誤觀點一樣，認為資本主義或者叫私有制的生產方式是好的，但是分配方式不好，所以在馬克思的《資本論》等著作里面再三講，分配關系是由生產關系、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這一點很多人就忘了，完全是在當初馬克思批評過的只是再分配上面兜圈子，沒有認識到生產領域才是事物最本質的，而生產領域最關鍵的問題就是產權關系。我們公有制為主體，就決定了整個社會可以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如果是私有制為主體的，那就決定了是按資分配為主體。所以我們所說的國家和黨的文件，包括三中全會、包括十八大的文件，都是強調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這樣一個基本的分配制度。這樣一個分配制度很重要，因為按勞分配它是差距相對比按資分配要小得多，不容易導致貧富過分懸殊的分化，既不會產生平均主義，又不會產生財富和收入分配上的過分懸殊，不會產生像前幾年美國等出現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并且波及到80個左右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以西方為什么信貸那么普遍呢？就是因為群眾購買力不強，而資本主義生產為了賺錢又大規模的生產，這樣生產的無限增長和人民群眾有貨幣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間產生了一個矛盾，這個矛盾就導致消費信貸的大規模使用和擴張，但是這個信貸的大規模使用和擴張，只是短期緩解這個矛盾，你搞了一二十年、三四十年以后這個矛盾依然激化，因為能信貸都已經信貸了，信貸完了它仍然是錢不夠用，怎么辦呢？它就會東西賣不掉，就容易導致經濟危機，它可能在流通領域先表現出來，在金融領域先表現出來，但是金融危機、商業危機的深層次根源還是生產的相對過剩，還是東西賣不掉。
　　
　　像2008年開始的，實際上是大量的住宅生產出來了，開發商生產出來以后賣不掉，開發商和銀行、和金融界聯合起來，就是所謂次貸，本來你這個還貸能力比較好的優級貸款，我應該主動貸給你。優級貸款是少數人，多數人還貸能力很差，這個就叫次級貸款。本來是不能貸給他的，因為你貸給他以后，一旦經濟有波動，他可能就失業，或者由于其它原因，他就斷供了，不能及時還貸，就出現了問題。但是各類資本家，特別是金融資本家和開發商，他們都要繼續賺錢，怎么辦？他們就合謀說，給還貸能力差的群眾公民也可以貸款，而且當時美國總統是支持這件事的，所以政界、商界聯合起來支持這件事，就留下了后患。
　　
　　幾年以后，經濟一旦有波動，這個次貸危機就出現，次貸危機引起了整個金融界的大地震，金融界的危機又反過來作用于整個生產領域的經濟危機，然后特別是美國為什么有財政危機呢？因為他的行政開支并不減，他的軍事費用大規模上升，冷戰以后它的軍費還繼續上升，但是他的群眾福利又不愿意增加，或者增加很少，新自由主義還要減少群眾福利，資本家的稅又不愿意多收，小布什等還要減稅，要有利于大資本家、壟斷資本家，這樣他財政就發生危機了。軍費要增加，行政費用不能壓縮，福利減也減不了多少，特別是歐洲，歐洲的公民斗爭性比較強，所以你要減福利公眾就罷工，政治家就要下臺，所以他減但也不能減太少。這樣又要照顧壟斷資本家的利益，減稅也要減，如果這樣軍費增加、行政經費不變，福利就算減一點也減不了多少，減稅也會遭到某些反對，也減不了，這樣他手指就不平，于是出現了財政危機。如果美歐主動減經費，再減不必要的一些行政經費，它就可以繼續增加福利，或者他可以通過多增加，至少是不減少大資本家的稅，通過這樣他財政就不會危機。但是你要知道，它是壟斷資產階級政府，所以他在這四個變量之間的選擇，經費、行政、福利和稅收方面，他肯定是采取有利于大壟斷資產階級的一種方針，所以他是背離了勞動人民，所以我們說資產階級政府他不是人民政府，他和共產黨執政的人民政府區別實質性的關鍵就在這兒。
　　
　　所以我們現在回過頭來看，為什么黨的十八大文件要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是社會主義的八項基本要求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大以后，包括三中全會以后的一系列重要講話，反復強調共同富裕。為什么小平同志在晚年，在整個90年代多次強調共同富裕是體現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東西，小平關于社會主義本質是有5句話、36個字，有的學者只強調3句話，把中間2句話給省略了。比如說國務院研究中心的一位著名研究員，過去就建議中央只要談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和共同富裕，而不提中間的兩句話，叫做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有的知名學者認為，鄧小平的新社會主義觀是不要公有制的，他說你看社會主義本質里面5句話、36個字里面并沒有公有制啊，這個觀點出來遭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嚴厲批評，因為這是斷章取義。因為鄧小平在別的地方反復講社會主義有兩個根本原則：第一是公有制占主體；第二是共同富裕，或者說不搞兩極分化。
　　
　　社會主義本質的5句話似乎是沒有公有制，其實我們知道，在鄧小平的這個知識結構里面，他的原則里面消滅剝削就是消滅私有制，和《共產黨宣言》講的消滅私有制一樣的，只不過初級階段我們還不是一下子消滅私有制，還是要適當保留私有制，在鄧小平的話里面，是讓它起補充、起輔助的作用。黨的十五大提到重要的組成部分，但是它再重要也不能成為主體、成為主導，否則社會經濟性質就發生了根本的逆轉。所以在鄧小平的話里面，消滅剝削，剝削就是私有制帶來的，公有制是沒有剝削的，公有制內部如果分配有不適當，按勞分配等等做的不好，那也不叫剝削，剝削是一個專有名詞，就是各類私有制帶來剝削，公有制即使有些分配政策不當，那是一個政策問題，是一個體制問題，不是一個所有制決定的必然如此分配。
　　
　　就像最近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領導的財經領導小組開會，就通過了國有企業的一個薪水的辦法，總書記馬上就來抓這個事，這個事實際上從廣大干部群眾中間已經反映了十幾年了，我過去在中央領導中南海召開的理論座談會上也說過，為什么廣大干部群眾關于這個問題已經批評質疑了十年了，為什么有關部門還不動，還是批準國有企業的負責人拿非常高的薪水。而他們主辦的一些報刊又說，你看國有經濟稅交的那么少，自己多分，總經理、高管的收入這么高，國有經濟職工的收益也普遍的比非國有經濟的職工收入要高，然后就說這是國有經濟必然帶來的，這個就說明它已經背離了國有經濟趨勢，這樣的企業最好通通私有化......這就很奇怪了，即使你批準它拿高薪，你辦的報紙又認為這是必然的，事實上經濟學原理證明，這根本不是必然的，因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有企業負責人的收入也比一般職工就是高出幾倍，你高出十多倍的或者高出二十多倍的都是有關部門批準的，所以這個意見反映了很多，現在總書記親自來抓財經工作，這是非常有必要的。黨的第一把手不僅是政治、文化、社會、外交、軍事方面的第一把手，也是財經工作領導的第一把手，現在看來很多工作總書記親自來抓是非常必要的，才能真正解決廣大干部群眾十幾年來議論的一些普遍存在的問題。
　　
　　所以這就說明什么呢？很多問題是一些不良政策導致的，甚至于受新自由主義影響而產生的某些措施。所以我們要貫徹小平同志曾經多次講過的，有錯趕快改、錯了就改這樣一個精神，而不能把人民群眾質疑某些不良的改革措施叫做反改革，這不對。總書記強調，要從人民群眾最期盼的改革來采取措施，我認為這個改革的思路、方法非常正確。事實上我們總書記親自抓了，比如說糧食的自給率這樣一個關鍵問題，也抓了信息安全這樣一個問題，等等，抓了科技創新驅動的戰略，等等。所以在分配方面，我相信新一屆的黨中央會逐步采取更多的措施來緩解貧富過分懸殊，來實現共同富裕、推進共同富裕。
　　
　　我們知道這個問題曾經在十八大起草小組里面就有爭議，當時我們社科院的常務副院長，現在是社科院的院長王偉光教授，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他就提出十八大應該突出寫一下“共同富裕”，當時有的起草小組成員是不贊成的，認為時機未到。而我們重溫一下鄧小平的講話就很清楚，鄧小平在90年代初期和中后期都講過，說總有一天我們在本世紀末，要把共同富裕的問題作為中心議題來抓。在另一次講話又說，在本世紀末我們應該把共同富裕的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來說、來做。而鄧小平說的本世紀末是20世紀末、是上一世紀末，所以現在都21世紀了，又過了十幾年了，如果我們不采取切實有利的措施來緩解矛盾，推進共同富裕的話，那可能也不符合我們紀念鄧小平的含義。所以我們要真正搞懂真實的鄧小平理論、它的戰略思維是什么，剛才我們提到，一個是共同富裕，一個是農村和農業的改革發展的兩次飛躍論，這個在各界都是有爭議的。所以我們要堅持科學闡釋鄧小平理論，習近平很多講話是完全符合和積極推進落實鄧小平思想的。
　　
　　實際我們說，從經濟學上說，多種分配方式，本質上說到底也就是兩類基本分配方式，除了個體戶這個分配是自食其力，它既不屬于按勞分配，又不屬于按資分配，其它的企業，公有制的企業，非公經濟的企業，它只要不是個體戶性質的，本質上多種分配方式都可以，說到底分解完了都可以，要么是按勞，要么是按資。比如說有人問，按技術分配屬于什么分配啊？我們要問，假定我在一個企業里面發明了一項新技術，企業獎勵我50萬或者100萬，這個是獎勵什么呢？我認為是屬于按勞分配范圍。如果你把這50萬或者100萬沒有拿回去，而是折合成技術股放在這個企業里面，以后企業盈利了你又按股分配，那么這個技術股就是按資分配了，實際上是按私人的技術股份來分配，所以屬于按資分配。按經營才能也是這樣，如果你是擔任副總經理或者擔任一定的經營部門經理的職務，你有經營才能，這個分配屬于按勞分配，如果你是有股權的，你這個股權的分配還是屬于按資分配。
　　
　　所以我們在改革中就是要繼續完善推進以按勞分配為主體，這樣一個按資分配為輔體，或者我們說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一種基本分配制度。這里面涉及到一個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問題，我們知道西方經濟學、社會學它有一個錯誤的理論，就是認為經濟公平和經濟效率是反向替代關系，比如說美國的經濟學家奧肯寫了《平等與效率》這本書，國內有兩個中文版，我都看過，他在這個書里面把四個定義，內涵不完全相同的定義完全等同，比如說他的書是《平等與效率》，第一，把平等等于公平，這個倒也算了，我們在一定意義上可以等。接著他又說，公平和平等等于均等，這就有問題了，因為西方經濟學、社會學家講的均等，他是用收入的兩個指標來衡量的，第一個指標，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叫做基尼系數，基尼系數0.2，比較平均，0.3它們認為還是可以，合理的范圍內還是可以容忍的，0.4就比較高了，就超過了這個合理的界限，應當加以調整了，如果0.5、0.6那就更厲害了。第二個指標，就是家庭收入分成五個等分，拿20%最窮的家庭收入和20%最富的家庭收入倍數，就看幾倍，如果你是十倍以下就比較合理，如果十倍以上相對就不合理，不合理的程度也是越來越大。但是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我要指出，這兩個收入的指標實際上可以說明一定的問題，但是不能完全說明問題。為什么要選五等分，不選十等分、二十等分呢？因為里面就受到資產階級學者的階級局限了，他知道發達國家因為城鄉差距較小，所以當他取五等分的時候，它的倍數關系比較小。比如說美國大體上是十三四倍，發展中國家經濟是二元經濟，甚至于三元經濟，城鄉差別非常大，所以我們中國現在的五等分大概要十七八倍，就超過了美國，基尼系數我們現在也是高于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這樣他就可以忽悠全世界、忽悠他們本國的學生和公民了，它就可以說你看他們社會主義國家有什么好，改革到現在他們還沒有我們公平，為什么？因為他把前三個概念等同了，公平等于平等、等于均等，均等又是由這兩個指標來衡量，這兩個指標我們都超過了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是說我們的兩極分化比他們嚴重，他們認為沒有必要共產黨執政，沒有必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
　　
　　其實我在1996年專門研究過這個問題，就曾寫文章指出，西方經濟學、社會學是偷換了概念。假定說平等是大體上等于公平的話，公平決不等于你們所說的收入的兩個指標，而且也不等于平均。我們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總書記，從來沒有說過按勞分配是平均主義，按需分配也不是平均主義，但是西方學者、政治家歪曲馬克思主義，有時候把按勞分配、按需分配都說成是平均主義。我們傳統體制只能說帶有平均主義色彩的按勞分配，也不能說傳統體制我們就是在搞平均主義。因為眾所周知，當時工人中間是有八級工資制，當時我父親拿的就是八級工資，工人中間最高級工資，后來當干部當然又拿干部工資，干部當時是有二十幾個等級的，當時的教師也是二十幾個等級，我們現在各行各業大體上也就是十個等級或者到二十幾個等級這個之間，每個行業不一樣，所以批評傳統體制也不能閉著眼睛瞎批，也要科學，如果否定計件工資，老是搞文革中間的36塊、32塊，這樣是平均主義。但是從改革前將近30年的實踐，總體上它還是一個按勞分配，當然它是計劃型的按勞分配，它是帶有一定平均主義色彩的按勞分配。這個按勞分配在我們市場經濟條件下就要轉化成市場型按勞分配為主體，就是既是按勞分配，這是說的實質，但是又是采取了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比如分配方式有區別，比如說我們可以招收職工雙向選擇，在雙向選擇的時候可以進行工資和收入的福利談判，它是采取了企業有自主分配的權利，政府要制定一個指導線等等，這樣一種做法都是市場型按勞分配，而且是貨幣化程度相對比較高，這和計劃經濟也是有區別的。所以公平和效率它是同方向變動，是互相促進的一種關系，也就是說越公平越有效率，除非你把公平理解為是平均主義，所以我在中國最高級的學術期刊《中國社會科學》等雜志上都有詳細進行理論論證的文章。
　　
　　從黨的文件來看有變化，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按勞分配為主體，兼顧公平和效率。一年以后，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里面又提出，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和兼顧公平，以后到十六大之前，已經有著名經濟學家，我們社科院的原副院長劉國光教授等一批馬克思主義學者提出，貧富分化已經較大，應該放棄這個說法。當時十六大報告起草小組，多數人沒有接受這個觀點，所以仍然寫了效率優先。但是十六大以后的一年，胡錦濤總書記講話就再也不提效率優先了，以后十七大報告，包括十八大報告，包括三中全會文件，包括總書記的一系列講話，都強調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要處理好公平與效率的關系，在再分配中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這樣一個表述，實際上又通過否定之否定，又采取了十四大報告的一個說法：兼顧說。而且在初次分配是兼顧，到再分配就是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了，實際上就帶有公平優先的這樣一個精神在內了，所以這里面是否定之否定，認識更加深入。所以，這個提法對我們下一步對財產和收入體制進一步的改革是有重要的指導作用的。
　　
　　我們想說明的問題是什么呢？就是根據經濟學常識，既然分配是由所有制決定的，所以你要根本解決財產和收入這兩個問題上，一個分配不公或者差距過大，首先就是要在產權上面做文章，這里面又回復到我們第一個大問題講的，你還是要堅持像習近平總書記講的，它不是在8月18日的講話里面提出了嘛，說中央企業負責同志肩負著搞好國有企業、壯大國有經濟的使命，要強化擔當意識、責任意識、奉獻意識，正確對待、積極支持這項改革，就是指薪水改革。這里面提到，搞好國有企業、壯大國有經濟，所以國有企業不僅是要做優、做強，而且要做大。特別是中央企業，但是各個省市也要掌握一批關系到國計民生和關鍵部門、戰略部門的國有經濟，在江澤民文選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加強和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它明確指出國有經濟就是共產黨執政的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可見最近的幾任總書記都是強調這個問題的。所以我們各級干部必須以黨的總書記和黨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作為我們實際工作最終的依據，至于有些地方、有些部門的某些政策和改革措施是否符合總書記和黨中央的基本精神，這個還要和大家判斷，并且實事求是來進行推進改革，不能單純的唯上，還要唯實，就是從實際出發。我認為不管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還是總書記，它們關于國有企業、關于公有經濟的思路是一貫的，但是在這個問題上現在是有激烈爭論的，大家也聽到過很多噪音和雜音的負面影響，習近平總書記講了，不要被負面影響所綁架。
　　
　　（未完待續；來源：昆侖策研究院根據“程恩富新馬派”微信號整理編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