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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習總書記指出，干部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本文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程恩富教授為廣大網友講課的直播稿。全文共分四個問題：一、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產權理論；二、分配理論；三、經濟調節理論；四、經濟開放理論。下篇為第三、四部分。
　　
　　第三個大問題，就是馬列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調節理論，即經濟調節理論。
　　
　　我們知道，過去有個說法，叫市場與計劃這個關系，現在我們是提計劃與政府的關系，其基本內涵是一致的。經濟調節，也就是調節資源、調節供求、調節利益關系，這個調節在任何社會里面都存在。在自然經濟中間，我們知道它是靠自給自足的經濟，自給自足的經濟當時也不是計劃經濟、也不是市場來調節它，比如說私有制的小商品經濟、私人經濟，或者發展到私營經濟，或者發展到機械和資本主義生產大經濟，發展到現在是社會主義大企業，不管是公有制、私有制，以及發展到跨國公司這種形式，實際上資源供求利益都需要調節，這個調節是讓市場機制去調節，還是由政府來調節，這里面就顯示出不同的經濟格局。
　　
　　所謂市場調節，就是通過價格競爭和供求等機制的共同作用來調節商品和資源的供求，引導經濟資源在社會各方面流動，使其經濟利益在不同利益主體之間進行相應的分配，從而促進國民經濟的增長和健康發展。這里面最主要的有三大機制，一個就是價格機制，通過價格來調節，第二就是各類經濟主體之間有競爭，優勝劣汰。我們知道計劃經濟當時工廠里面都有一句口號，叫“比、學、趕、幫、超”，那個叫勞動競賽。市場經濟我們在一定方面仍然可以保留一種，特別在公有制內部可以保留“比、學、趕、幫、超”這樣一個精神。但是從基本面、主要面來說，它是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就是優勝企業重點不是幫助落后企業，它重點是來占領市場，來排擠一些落后的企業，來消滅一些落后的企業，所以這個就帶有一定的競爭性或者殘酷性也好，當然這里面也不妨礙有合作博弈，就是互利的合作博弈、雙贏這種合作也是存在的，但總的來說它是優勝劣汰的。
　　
　　供求機制，也就是如果通過經營這個資源能賺錢、賺的更多，那么生產要素，不管是生產資料還是勞動力，就流向了那個領域，那個產品的生產，那個產業部門。如果這個產品賣得好，大家都去生產它、經營它。所以這三大機制，當然還有貨幣供給機制，貨幣發行的流動機制等等，這些機制加起來發生合力，共同作用于整個經濟資源的配置、經濟行為。這樣一種經濟它是由市場調節的經濟，它是有一定的優越性，這個優越性我可以把它概括成市場調節的功能強點，或者說經濟效益，有五點：
　　
　　第一，微觀經濟均衡功能。就是說市場引導自主決策的個體這樣一個生產經營行為緊跟現實需求的變化，從而能調節微觀層面共同關系極其平衡，我們知道市場上經常這樣東西買不到了，很快就有生產者進入這個領域來生產、來銷售，這個就調節它供不應求。這個東西多了，很快它就賣不掉，價格就下跌，價格下跌利潤就下跌，甚至于沒有利潤，生產企業、流通企業都不生產經營這個產品，就是這樣來調節的。
　　
　　第二，資源短期配置功能。因為這個供不應求就發出信號，或者供大與求發出信號，資源迅速的流出這個部門或者迅速的撤出這個部門，從短期來說它的市場信號很有作用，可以調節資源的短期配置。
　　
　　第三，市場信號傳遞功能。剛才講了，價格的傳遞、質量的傳遞、經營人才的傳遞、競爭強弱的傳遞、科技狀況的傳遞、經營管理能力的傳遞，各類企業大家互相摸情況，了解行情，特別是同行業和整個宏觀經濟信息，它來做出決策。
　　
　　第四，科學技術創新功能。企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可以引導生產經營者改進生產資料，提高科技水平和商品質量，從而推動整個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提高。
　　
　　第五，局部利益驅動功能。我們知道企業要追求利潤最大化，追求利潤最大化就考慮它局部利益來組織生產經營，這樣它就有一個局部利益驅動的功能，在一定情況下有利于科技創新，有利于改進生產經營管理，這樣來促進經濟發展。
　　
　　所以市場經濟這五大功能強點，就是我們為什么要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的主要原因。
　　
　　但是我們從經濟學原理看，市場調節也有功能弱點或者說有消極的一面。它也有五點，我們從西方經濟學的觀點概括起來，結合我們自己的分析可以看到：
　　
　　第一個缺點，容易偏離社會宏觀經濟發展目標。比如說失業人數我們要控制，個體的企業不可能管社會的失業率過高，它是需要多少它就錄用多少員工，它不可能看面上的失業率多大，我來為它做貢獻，失業率過高我多雇一點職工，那不可能，因為它要追求本企業的局部利益。
　　
　　同樣，比如說國家這個產品東西多了，你希望不要馬上再生產這個產品，但是企業可能覺得我這個設備要轉產別的很難，我還是繼續生產，我可以通過競爭搞好，實際上整個社會太多了，現有的一百家都在那里生產，都認為我能比別人搞的更好，客觀上最后就可能有比如說十家、二十家甚至于三十家的產品賣不掉，這樣就導致庫存大量增加，導致產業結構調整就有困難，等等，這里面容易偏離宏觀經濟這個目標，總需求、總供給、就業等等。
　　
　　第二個缺點，它調節的領域還是受限制的。它不可能一切所有的產業部門、經濟部門完全都靠市場能夠調節好，比如說交通運輸等基礎設施，這些水、電、煤領域，如果你完全采用市場調節，這個效果就不理想。在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某些領域，比如說教育這個重要領域，衛生、環境保護、文化保護、基礎研究、國防經濟等等，你完全靠市場去調節，那么就會出問題。
　　
　　第三個缺點，容易導致貧富分化。這個我們剛才講了，如果完全由市場來調節財富和收入分配，特別是由非公經濟來處理這個分配問題，往往就導致貧富分化，馬太效應。
　　
　　第四個缺點，產業協調的難度增大。完全交給市場來調節，國家如果政府不發揮產業政策這個重要的作用，調節的時間就長，你要產業結構的升級合理化這個就有難度，尤其對那些資本投入周期回收長、具有戰略性的產業、一切基礎性的產業，往往產能就很容易過剩。
　　
　　第五個缺點，現實交易成本有時候會較大。因為你完全交給市場，有時候需要收集信息，而市場的信息有時候是透明的，是白色的，有的是灰色的，半透明，有的是黑色的，不透明，你并不能完全準確的及時的知道同行的外企和整個行業或者整個國民經濟的所有信息，所以這樣的話你的搜尋成本、決策成本、最后決策的效果也會花費較大的代價。
　　
　　所以亞當·斯密講，要用市場來調節經濟這個無形的手，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全，亞當·斯密作為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當時它提有積極意義，但是后來資本主義實踐的發展也證明不完全適用，尤其是1842年、1845年開始的英國第一次的全國性的經濟危機，1857年世界主要國家發生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一直到上一世紀30年代的資本主義整個世界的大危機，包括08年以來的又一次上一世紀最大的危機之一，以及各類大大小小的危機都表明單純靠看不見的手調節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難以穩定持續健康的發展。
　　
　　所以從30年代大危機，在經濟學上就出現了凱恩斯經濟學，主張要進行國家調節，或者它們用的國家干預，出現了30年代大危機應對的著名的總統羅斯福采取新政，這個新政和凱恩斯經濟學是吻合的，都是要加強對國家整個經濟的干預。干預的結果，是戰后實行了幾十年的凱恩斯主義和羅斯福新政的政策，這就是說要適當的發展國有經濟，因為私人不投資國家來投資，國家投資就是要辦國有企業。
　　
　　另外，私人不消費，因為超級富豪受到生理和時間的限制，不可能消費那么多，東西賣不掉，那怎么辦呢？凱恩斯主義，適當要增加窮人的收入，因為同樣是比如說1萬塊錢，你分給了超級富豪，超級富豪是不用的，或者它使用其中的1千塊，9千塊都存到銀行去了，影響了經濟的發展。如果了1萬塊錢給窮人，窮人可能用掉9千塊，把1千塊存到銀行，9千塊就刺激了經濟的發展，消費推動生產發展，所以凱恩斯主義，貧富差距不能過大，以及某些地方需要增強一定的計劃性，或者我們今天講的規劃性，這樣就出現了凱恩斯主義，包括資產階級左翼政黨、中左翼政黨，就是英國工黨、法國社會黨、瑞典社民黨，簡稱社會黨，這樣一個采用凱恩斯主義，使得戰后盡管也頻頻發生經濟危機，但是沒有出現30年代的大危機。
　　
　　不過由于資本主義私有制占主體，加上私有經濟結合起來，經過幾十年的相當資本主義國家來說是繁榮的時期，增長相對較快的時期（其實和社會主義國家比它都是慢的，只是相對它以前來說相對較快時期），但是由于它基本矛盾沒有解決，所以到70年代，1974年左右又爆發了一次滯脹，叫做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并存，各取一個字叫“滯脹”，是一個專用名詞，滯脹的出現使得凱恩斯主義部分破產。因為按照凱恩斯的政策主張之一，就是通過大體上2%左右的通貨膨脹來刺激消費、刺激投資，它認為問題不會太嚴重，利大于弊，但是刺激了幾十年以后結果資本主義經濟刺激不起來了，經濟停滯了，又發生經濟危機了，同時通貨膨脹倒不是2%了，而是7%、9%，甚至于更高，這樣出現滯脹，這樣凱恩斯主義破產。
　　
　　凱恩斯主義破產，新自由主義趁虛而入，由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看中了新凱恩斯主義，就是要恢復亞當·斯密和馬歇爾的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是最近幾十年我們黨中央重點批判的可以說批判第一對象的經濟政策、經濟理論。這個新自由主義它有四個“化”，就是主張國家管的最好、政府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就是主張經濟完全市場化，叫唯市場化或者叫非調控化，認為政府就像守夜人，只要管管窮人的吃飯、管管國家安全就可以了，別的通通交給市場，就是經濟基本上不要干預，不要去調節它，出現危機也不要緊，總有一天會走出危機的。第二個化，私有化。認為私有化程度越深越好，化的越厲害越好。第三個化，經濟完全自由化。要維護美國和發達國家主導下的不合理的經濟秩序，這樣一個舊秩序。要維持金融霸權，發達國家控制的經濟霸權等等，反對發展中國家主張改變某些國際規則、國際慣例、更加兼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第四個化，福利個人化。反對福利政策，福利國家、福利措施，就是要個人拿出更多的錢，自己來解決福利問題。
　　
　　本來社會發展的大方向應當是政府和社會更多的來承擔福利問題，但是新自由主義它是倒過來的，你想現在英國就是減少教育費用，要提高上大學的個人所交的費用，像英國中學老師都罷工，因為它們不加中學老師的工資，長期不加等等，不加工資那你中學怎么進行呢？那你只能多收學費。醫療費用也是這樣。所以新自由主義是主張唯市場化、私有化、完全自由化和福利個人化，這樣四化。所以黨從2000年開始，黨中央不斷的發文件，批評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最近中央文件又再次強調對各種錯誤思潮的批判，包括新自由主義，所謂民主社會主義等等。
　　
　　這是市場的功能強點和功能弱點，現在我們再轉過頭來講第二小點，政府調節的功能強點是什么呢？首先我們說廣義的政府調節是包括整個國家的立法機構和行政機構的調節，也就是包括了各級政府和各級人大的調節，所以廣義的政府調節等于國家調節，如果是狹義的政府調節就不包括人大系統的調節了。我們這里講的政府都是指廣義的政府調節，所謂政府調節就是政府運用經濟、法律、行政、勸導等手段調節各類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以實現經濟社會發展的整體和長遠目標。所以這里面，這個詞最近不太提，但是從我們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界來說大家還是提的，就是政府調節也不是隨心所欲、雜亂無章、沒有內在規律可循的，它內含著按比例關系、內含著有計劃發展這樣一個內容、這樣一個規律。比如說各個產業部門都要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產業政策等。當然，我們這個計劃不是指令性計劃，我們現在叫規劃，規劃也就是計劃，不過換一個詞就是了。規劃產業的發展首先就是哪些產業要有重點，哪些產業屬于淘汰產業，各類產業的地位不同，在某一時期五年計劃中間、五年規劃中間，或者當年的規劃中間，采取指導性調節或者是完全交給市場調節，或者個別的可能還有約束性的調節。
　　
　　這里面所謂政府調節，我們可以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來分析：
　　
　　第一，宏觀層面，就是政府調節。首先一個變量就是就業，我們大體上現在政府每年控制在城鎮登記失業率是4%左右，當然如果更低一點最好，還有物價的穩定，物價上漲，比如說我們希望不要超過在4%，也是在4左右，當然也可以更低一點，比如說社會總供給、總需求要均衡，比如說國際收支要平衡，比如說涉及到一個大的國際形勢，我們要不要采取某些措施，比如說我們企業要走出去，政府部門要配套的跟上，某些政策，包括財稅政策，包括外匯政策，這些政策如果跟上了，這個效果就更好了。所以宏觀層面政府有很多事要干，三中全會的文件里面也提出要健全宏觀調控系統。
　　
　　第二，中觀層面，關鍵在于產業結構和區域發展、區域經濟。產業經濟學也是一門學科，區域經濟學也是一門學科，中心意思，它們一個是要平衡，平衡不是靜止的平衡，是在動態平衡，平衡發展也要有非均衡發展，但是差距也不能過大，我們開發西部、扶植中部、振興東北等等，實際上都是有個區域政策。當前我們要采取有力的措施，來解決某些產業的產能過剩這樣一個嚴重問題。改革以來，我們在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中西部、東北部等區域經濟，包括最近兩年總書記非常強調的叫帶路經濟，長江帶，陸上、海上絲綢之路等等，這些規劃和較快發展，這就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都要共同的來進行積極的調控。包括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人口資源環境也都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所要關注的一個密切的調節內容。
　　
　　第三，微觀層面，政府是不是什么都不管呢？也不是，微觀方面，用經濟學角度就叫規制，叫國家規制、政府規制。這是日本方面引進的，規制也就是在微觀領域制定一些條例、制定一些法規來加以調節，所以規制也可以叫監管、也可以叫管理等等，這個翻譯的詞不同，有的叫規制經濟學，有的叫監管經濟學，這個都是指各級政府的一種管理。
　　
　　現在市場經濟的有序性和高效性不能完全建立在市場主體的自覺和自律的基礎上，政府調節因為有其公正性和權威性，所以能夠更好的規制經濟主體的合法和誠信經營。比如說通過準入制度、懲罰制度、黑名單制度等等這些經濟和管理手段，來維護市場秩序。其中，事先、事中、事后的監管視情況不同而各司其責、缺一不可。我到四川大學講學，四川大學的校長是工程院院士，它在吃飯中間主動跟我說起，說如果只提事中和事后監管，事先不監管，可能以后事中、事后監管的成本就比較大，我說你這個說法符合經濟學原理，但是什么樣的事情應該是事先、什么樣的事情是事中、什么樣的事情是事后，這個要視情況來分類。例如，最低工資制度，勞動者的各項權益，環境保護的評估等等，利用政策法規來進行規范是非常必要的，有些方面是市場調節所做不好的。
　　
　　所以，政府調節在中觀、宏觀、微觀上是有一些功能強點的，但是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一樣也存在失靈現象，比如說政府調節可能偏好不當，就是政府調節因為要靠官員來調節的，而各級干部可能他有偏好，如果他沒有經過民主決策、科學決策、依法決策的話，他就可能偏離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大目標。比如說GDP的過分偏好，會導致盲目投資、過度招商引資，忽視民生、忽視生態建設等等。第二，政府調節程序不妥。這個決策程序往往是非民主化，或者是措施延遲化，這樣就容易導致代價增大化。所以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我認為最重要的還是依法決策、民主決策，而科學決策實際上是這兩種決策的一個結果，盡管它有獨立的內容，所以我們更加要強調依法決策、強調民主決策，這樣就容易形成一種科學決策。
　　
　　民主決策，比如說在實際操作中間、我們在應用中間，習近平總書記從去年以來的講話也提醒了很多事情，比如說需要立法的就先立法后改革。過去我們改革中間有一種口號，當時的發改委有一個口號，叫做先發展、后規范，或者叫先改革、后規范，這個我是一貫反對的，我認為什么事你就是做好事，該立法的、該立出規章制度的也要先通過民主討論，定下一個框框，定下一個制度，然后再試點，再試行，再改革，改革中間如果需要調整，反過來再調整，所以不能進行盲目的試點，這個總書記講的是有道理的。
　　
　　比如說我們現在政府經常發布課題，但是這個課題應當是發布給兩三個持不同意見的、持不同政策主張的課題組來研究，比如說當時上海發展F1汽車賽，當時我在上海市人大當咨詢專家的時候也就提出，我說這個不能說政府想搞了你就搞一個課題組，這個課題組肯定是同意你的觀點，你搞了，然后給有關領導看，然后黨政部門就來決策。如果我們需要長期的財政投資的話，應該是由同意的、不同意的、折中的三個課題組，各出短期、中期、長期的財務預算和各項綜合評估，然后重大項目再交給各級人大去投票，而不是由黨政部門自己來決定，這個是將來改革的一個重要的應用性的、操作性的措施。
　　
　　第三個缺點，政府調節的配套性有時候不足。
　　
　　還有第四個，政府調節的某些動力不足。
　　
　　所以政府調節也可能存在四大缺陷，這些缺陷就需要我們要克服官僚主義、地方部門保護主義，比如說機構過于臃腫、過度的審批，這個都是不行的，所以將來改革的大趨勢，中央部門以及下屬各個地方都要實行大部制，現在有些審批減少也是非常必要的，所以總書記也強調，上面要辯證的處理，就是既不能錯位、越位，當然也不能缺位，這個就是說政府調節要科學、民主、依法，這樣才能做到高效。
　　
　　第三個小問題，發揮好市場和政府的雙重調節和互補作用。
　　
　　大家可以看，總書記在講話中間一向是強調“兩個更”，更好的尊重市場規律，或者說更好的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更好的發揮政府的作用。但是有的輿論、有的干部、有的學者講話一向是只講一個更——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的決定性配置作用，這個是不符合黨的文件和總書記講話精神的。因為經濟學的原理也告訴我們，這兩者，首先第一點，不能將全面深化改革看作是政府市場力量之間的簡單對立或者是較力，不能看成是對立的此消彼漲的關系，實際上它們搞得好完全是互補的關系。
　　
　　第二個，政府調節和市場調節的有機結合的基礎，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就是說它的基礎如果結合公有制占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這樣就容易搞好，如果你是市場化加私有化，那政府的作用也很難發揮，這個市場也不容易搞好。
　　
　　第三，發揮好市場和政府的雙重調節作用，是國家經濟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三中全會以及習近平總書記專門對這次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做了闡述，其中就是要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系這個道路，要加強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建設。國家治理可以包括經濟治理、政治治理、文化治理、社會治理等等各個方面的治理，其中經濟方面的治理是基礎。經濟治理實際上也就是說，市場要發揮好一定的決定性關系，那也離不開政府的作用，政府要發揮好作用，也離不開市場的作用，所以雙重調節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但新自由主義基本上強調單純調節，它們認為市場化程度越高越好，實際上中國的市場化程度已經和日本的市場化程度一樣，所以關鍵現在不是要大幅度的提高市場化的程度，而是要提高市場化已有程度的質量和效益，否則有時候給外界來看，甚至于認為市場化政府的作用還太小。比如說斯蒂格里茨，它是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擔任過克林頓經濟委員會的主席，也擔任過世界銀行第一任副行長和首席經濟學家，它4月份在清華大學演講時候就說，它說現在中國政府作用太小、市場作用太大，中國現在貧富差距太大，對私人資本有些收入也不收稅，它說這是不對的，在全世界都沒有的。還有另外一位剛才提到的，美國90幾歲的薩繆爾森也曾經寫文章提醒中國，說中國應當在市場和政府兩個方面不要走極端，不要過分偏向哪一方面，應該走中間路線，應該把市場作用共同發展好。不僅習近平總書記、，各類黨的文件，而且國外凱恩斯主義、各種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對中國目前問題的評論也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所以關鍵現在是市場和政府各就各位，不是一個量多量少的問題，那不是最大的問題，最大的問題是要各就各位，就是錯位、越位和不到位的現象并存。比如說我們食品安全、藥品安全、藥品的價格等等，這些問題，即使最近一兩年也并沒有得到大幅度的根本扭轉，這就說明政府有關部門需要發揮更有作為、更有效果的作用，所以不是簡單的政府的作用無限制縮小的問題，也不是西方講的一般所說的好像政府的作用越小越好。
　　
　　所以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化改革決定的說明中說，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但市場作用和政府的作用職能是不同的，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我國在政府調節和治理的范圍領域力度和強度必然要略高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這并不意味著否認市場在一般經濟資源，特別是在它的短期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我們只有讓政府在保護市場經濟、服務市場經濟、監督市場經濟中放的更開，必然要求管的更好，這樣才能使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又好又快的提升。
　　
　　第四個大問題，就是經濟開放。
　　
　　我們說經濟開放是生產關系或者經濟制度的第四個重要方面，因為市場經濟和經濟全球化內在的要求是國民經濟實行內外開放，以優化資源配置，促進優勢互補和推動經濟發展。開放與保護也是一對矛盾，也是存在正效應和負效應的，適度型和過度型的，可以分成這樣兩種類型，有正效益，開放也不完全是正效益，還是負效益。開放有適度開放，適合這個國家的實際。每個國家的情況不同，如果你是過度開放或者過度的不開放，那都是有問題的。
　　
　　發達國家和開放收益顯著的國家，往往在經濟開放之前或者開放之時這個過程中都十分注重自主創新、自立發展和經濟安全，突出開放的整體效益和長遠效益、以及開放的國民福利問題。所以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要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我們現在適應經濟全球化的新形勢，就是要貫徹黨的文件提出的必須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完善互利共贏、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所以這里面就是一種自主開放，把力量放在自己本國身上的或者叫自力更生為主導型的一種全方位的開放制度，這種新的開放制度要求處理好引進資本、引進技術、引進智力，同高效利用本國的資本、智力和發展自主知識產權的關系。要處理好實行內需為主，并與外需相結合的一種國內外的經濟交往關系，來促進引進，過去在相當程度上是追求引進的數量這種粗放型的開放模式，向追求引進效益的精益型開放模式轉變，從而盡快的完成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工業的加工業大國向真正的工業大國，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這樣一個高端的經濟轉化。問題是，我們在實際運用的時候要注意什么問題呢？就是要加快對外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推動開放朝著優化結構、拓展深度、提高效益的方向轉變，要開放創新模式，十八大報告提的這個方針我認為非常重要。
　　
　　如果冷靜的面對當前國內外一系列的問題和挑戰，這里面要特別注意什么呢？要特別注意面對中資大量過剩的問題，你要適當控制對外資的依存度，就是一般的以招商引資數量論英雄的不行，這個做法要是選商選資，強調引資的質量，來積極提升中外資本協調使用的效益，否則就會出現西方經濟學講的引進外國資本的一種擠出效應，就是擠出本國資本的效應，當然技術上也可以有擠出效應，比如外資影響中資和中國技術的發展，一個叫溢出，溢出就是有好處的，一個是擠出，擠出就是盲目的排擠、不適當的排擠。
　　
　　第二個，就是要構建創新性國家，應逐步降低、適當降低對外國技術的依存度，積極提升自主創新的能力。日本和美國的對外技術依存度只有5%，它們95%都是自主創新的，中國原來是50%，另外一半50%往往是高新技術是依賴的，依賴進口的，現在我們要逐步的降低，國家也有降低的目標，來積極提升自主創新的能力。有人認為，跨國公司研發總部都到中部來了，那好了，好像我們自主創新的任務就減輕了，不是這樣的，跨國公司研發中心的總部到中國來，它主要是來廉價運用中國的科技人才，然后進行科技創新，特別是適合中國市場需求的高科技的產品，然后高價以壟斷技術的價格來賣給中國人自己設計的產品。所以過去的以市場換技術，尤其是想換高新技術、高端技術，這個戰略實際上是不成功的，結果市場喪失了一大片，但是高新技術實際上人家也不賣給你。
　　
　　像高鐵，當時就做的比較好，為什么現在我們可以出國去賣高鐵呢？就是當時鐵道部它通過這個戰略和策略巧妙的打破了西方對高鐵的技術壟斷，就是你要是單純賣給我產品、不賣給我尖端技術，我就不引進你，這樣打破了法國、日本等國家的技術壟斷，再加上我們自主創新，所以現在我們的高鐵不僅發展快，而且可以大規模的出口。像轎車工業，這個就是失敗的案例，我們到現在關鍵技術還沒有掌握；像大飛機，過去我們也有經驗。改革開放有個失敗的案例就是大飛機，大飛機我們當時已經能制造了，但是麥道說跟我們合作，于是我們就相信了，就停止生產國產的大飛機，結果人家給你拖了20年，直到前幾年還是三位院士寫信給領導人，然后現在在上海搞了上飛公司制造大飛機，足足延遲了20年，所以我們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尤其像造船，我們為什么能夠比較強，這個也是習近平總書記最近還提到的造船、買船和租船的關系，所以現在我們用在軍事方面也是得心應手。但是我們像飛機的發動機，這些我們長期沒有及時的投入，想依賴外國，這個也是一個失敗的案例，所以技術方面這是很清楚的。
　　
　　第三點，面對全球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能源相對不足，也要適當降低對外國資源、能源的依存度，來積極提升配置資源、能源的總體效率，像過去我們青菜、蘿卜價格，各個企業、各個地方政府完全自主，把稀土賣給西方國家，現在要不賣給西方國家了，人家還聯合起來在世貿組織打官司，結果中國敗訴。日本、美國這些發達國家本土的稀土不開發，它買了我們十幾年，一二十年，結果我們現在想適當減少進口，它還說我們違反世貿組織規定。連鄧小平都說過，中東有石油，中國有稀土，但是有關部門沒有重視這個問題，所以這也是稀土包括煤炭，都是過去完全交給市場去決定，結果在資源配置上面吃了大虧。日本把中國，從中國進口的煤炭都埋在近海里、倒在近海里不用，做戰略儲備等等。
　　
　　第四點，對出口導向經濟的某些弊端我們也要適當控制外貿依存度，來積極提升消費拉動增長的作用，外貿主要還是強調它的質量、它的檔次、它的高科技含量。
　　
　　第五點，面對美國濫用美元的量化寬松政策，要適當降低外匯儲備度。外匯儲備不是越多越好，最近政府方面也感覺到儲備太多也是一個難題，來積極提升使用外匯的收益。所以在對外開放方面也要有一個經濟新常態，也要有一個像十八大報告提出的創新開放模式，這里面總的來說，要在鞏固和完善一種自主開放、雙向開放的體系上面建立起低損耗、高效益、雙向互動、自主開放的精益型對外開放模式，統籌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的關系，更加注重經濟開放中的自主發展、高端競爭、經濟安全、國家權益和民生實惠，以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持續健康發展。
　　
　　以上四個問題是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但是政治經濟學是一個體系很龐大的學科，它有很多豐富的內容，按照列寧的說法，政治經濟學是共產黨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和政策基礎，我本人創新政治經濟學已經編出一整套完整的初級、中級、高級的《政治經濟學》教材，三套一共三百萬字，由上海財大出版社出版，越南也翻譯了我其中的一部分教材作為它們的教師參考書，所以，有興趣的同志可以看這些教科書。大家也可以閱讀一批馬克思經濟學家所寫的專著或者論文，我想，通過學習和深入研究，我們一定能在習近平擔任總書記的黨中央的領導下把中國國民經濟和民生搞的更好。
　　
　　講的不對的地方歡迎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全文完；來源：昆侖策研究院根據“程恩富新馬派”微信號整理編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