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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知華”專家的對華態度很清晰，在國家戰略層面，6成以上對華持敵視態度，這從一個側邊也反映了美國遏制、打壓、甚至顛覆中國現有政治制度的企圖一直沒有放棄；而在經濟層面，大都主張中美經濟合作，何以如此？中國生產，美國消費，何樂不為。

原題：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怎么看中美關系？

　　“知華”不等于“親華”，美國國家利益是美國知華派研究中國的基點。立場、知識結構、意識形態等因素使一些美國知華派不能客觀看待中國。正確辨析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觀點，有利于對美開展有針對性交流，從而減少雙方出現戰略誤判的可能。本期“學海觀潮”力圖客觀呈現美國知華派對中美關系重大問題的看法。

　　習近平主席今年9月將應邀訪美的消息一出，再次引發國際社會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強烈關注。我們希望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建構能夠一帆風順，但是，戰略互疑、互知有限等因素一定會深刻制約中美關系的發展。如何增信釋疑，是中美兩國面臨的共同課題。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作為知識精英，他們的研究對美國對華政策走向、美國民眾對中國的認知產生著日益重要的影響。

　　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到底如何看待中國?對中美關系持怎樣的觀點?外交學院國際關系研究所“美國知華派評估”課題組近日完成了對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觀點的一次“摸底”調查。課題組選取美國158名中國問題專家為研究對象，分析了他們在2003—2013年對中美戰略問題、中國軍力問題、中美經貿問題、海洋爭端問題、全球治理問題等13個議題的觀點并對其影響力進行評估排名。

　　課題組基于學術影響力、政策影響力、社會影響力三大指標進行評估，綜合影響力排名前三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為戴維·蘭普頓(David Lampton)、容安瀾(Alan D.Romberg)和沈大偉(David Shambaugh)，排名第四至第十位的依次是杰弗里· 貝德(Jeffery A. Bader)、陸伯彬(Robert S. Ross)、李侃如(Kenneth G.Lieberthal)、杜大偉(David Dollar)、 庫爾特·坎貝爾(Kurt M. Campbell)、卜睿哲(Richard C. Bush III)、李成(Li Cheng)。

　　課題組負責人、外交學院副院長王帆表示，做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影響力排名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希望通過排名能夠更好地了解和把握美國對華研究的現狀和對華政策制定的路徑。王帆強調，課題組的研究遵循中立原則，主要基于客觀數據進行評判。排名絕非“光榮榜”，上榜的不僅有對華溫和派，也有對華強硬派。美國知華派研究中國問題、中美關系的出發點是美國國家利益，立場、知識結構、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局限使一些人不能客觀看待中國。“我們要認真辨析美國知華派的觀點，立足于解決問題的建設性態度，有針對性地加深和美國知華派的交流，澄清一些人對中國的錯誤認識，減少戰略誤判的可能，進而在中美之間實現聚同化異的目的。”

　　美國知華派專家廣泛分布于美國高校、智庫、政府和軍方。在課題組的研究中，158名知華派專家中有72人供職于高校的中國問題研究機構，如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耶魯大學東亞研究委員會、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等;61人任職于智庫，如布魯金斯學會、蘭德公司、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美國企業研究所等;來自政府和軍方的分別為11人和14人。

　　知華派專家如何影響美國政府對華決策?美國“旋轉門”機制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通過“旋轉門”，美國政府可以吸收智庫學者擔任要職，而決策人員退隱之后也可以進入智庫從事研究工作。奧巴馬政府中就有不少人來自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首任主任杰弗里·貝德在奧巴馬首個總統任期內的近一半時間里，擔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這一要職，全權負責制訂、協調對華政策事宜。貝德雖然在2011年重返學界，但其政策影響力仍然不可小覷。

　　除“旋轉門”機制外，知華派專家還可以通過參與政府或國會的涉華報告撰寫、參加國會的各類涉華聽證會等方式向政府傳遞觀點，通過出版物、媒體等擴大影響力。

　　中美關系定位：近六成專家張對華采取“接觸+遏制”策略

　　對中國能力和意圖的判斷關涉美國對中美關系的定位。據課題組分析，多數美國中國問題專家認為中國正在日益成長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大國，不僅在經濟領域崛起，在其他方面與美國的差距也越來越小。不過，也有相當一部分專家認為，雖然中國在經濟領域崛起，但在其他領域與美國仍然有巨大差距，中國遠沒有具備一個全球大國所需要的條件。喬治·華盛頓大學伊利奧特國際關系學院教授羅伯特·薩特(Robert Sutter)曾長期在美國中央情報局等政府部門擔任要職。他在2006年發表的一篇分析中國崛起的文章中認為，中國在亞洲的影響力被夸大了。談及中美兩國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時，人們強調的往往是中國的優勢和美國的劣勢，但事實上，中國對國內事務的專注、與鄰國的爭端等大大削弱了中國與美國爭奪地區領導權的意圖和能力。

　　“無論是智庫背景，還是高校背景，大多數美國專家對中美關系的定位是競爭加合作。”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達巍表示。據課題組研究，在中美競爭與合作并存的關系中，認為合作大于競爭的專家略多于認為競爭大于合作的專家。但不少美國專家明確指出，由于當前中美之間尚缺乏高度戰略互信和有效的危機管控機制，“競合”并存的關系有可能在某個危機時刻轉向惡劣的競爭關系，甚至滑向對抗的深淵。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金駿遠(Avery Goldstein)曾在多個場合表示，由于中美兩國較為模糊的戰略“底線”以及溝通不暢的現狀，兩國爆發沖突、沖突升級的可能性超過冷戰時期的美蘇對峙。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李侃如與中國學者王緝思合著的《中美戰略互疑：解析與應對》指出，中美之間的戰略互疑有三個主要來源：不同的政治傳統、價值體系和文化;對彼此的決策過程以及政府和其他實體之間關系的理解和認識不夠;對中美之間實力差距日益縮小的認識。

　　基于對中國崛起和中美關系的判斷，美國專家認為美國應對中國崛起的最佳戰略選擇是什么?課題組研究發現，主張對華以遏制為主，在各個領域以足夠強硬的立場作為政策根基的專家占16%;主張對華以接觸為主，將中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規則體系中的專家占25%;有59%的美國專家主張對華采取“接觸+遏制”戰略，既要強化與中國的合作，又要防范中國挑戰美國的地位。例如，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將中美互動描述為一個老牌國家和一個崛起國家之間的“大交易”——美國鼓勵和支持中國的商業現代化，開放美國市場、準入中國的大量出口;作為回應，北京方面支持(或者不反對)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及領導地位。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麥艾文(Evan Medeiros)認為，美國的對華戰略應該是兼有合作與競爭因素的“混合戰略”，由接觸、制度約束和安全平衡三部分組成。該戰略的中心前提是，巧妙運用中國對參與國際體系的渴望使其做出承諾，進而對其加以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政界和學界在對華態度上存在微妙差異。課題組指出，有政府任職經歷的人的對華態度相對保守強硬。例如，麥艾文認為美國希望管控兩國分歧，沒有人想讓中美關系轉向沖突、對抗，華盛頓和北京領導人有責任避免這一點，但同時美國也有責任保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和盟友安全，也需要在盟友面前做出像樣的保障承諾并予以堅定的支持。美國國防政策資深顧問白邦瑞(Mike Pillsbury)曾斷言，中國的“韜光養晦”政策就是“臥薪嘗膽”的現代版，美國必須避免中國在條件成熟之后挑戰美國的地位，如果不遏制中國，美國的命運最終也會和吳王夫差一樣。與之相較，來自智庫和高校的專家對華態度相對溫和。波士頓學院政治學系教授陸伯彬多次批評美國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他認為，美國旨在制衡中國崛起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實際上加重了中國的不安全感和“好斗性”，結果適得其反，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美國應該更加尊重中國合理的安全利益。

　　中美亞太互動：近六成專家認為中國地區安全戰略威脅美國

　　中美同處亞太地區，兩國在該地區利益交集最多。中美亞太互動既塑造著兩國關系，也深刻影響著地區和全球局勢，備受美國的中國專家矚目。在亞太地區力量對比變化、經濟合作深化、安全環境復雜化的背景下，中美亞太互動的態勢如何?課題組對美國專家關于中國軍力增長、中國地區安全戰略、臺灣問題、朝核問題、海洋爭端問題、“一帶一路”建設等議題的看法進行了具體分析。

　　美國專家普遍認為，當前中美在亞洲，尤其是亞太地區，已經進入到一個較為危險的“戰術行為趨同”的結構中，安全競爭呈上升趨勢。課題組發現，超七成美國專家認為中國正在改變常規防御型地區安全戰略，而有59%的專家認為中國地區安全戰略對美國形成威脅。也有專家認為，中國的國防戰略意圖并不能單純劃分為防守或進攻，而是二者的混合，關鍵在于中國未來會在多大程度上以防守或進攻為導向。鑒于此，很多美國專家建議美國應該針對中國安全政策的轉變，對美國在該地區的安全戰略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

　　第一，加強同中國在軍事安全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確保兩國兩軍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特別是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如裁軍與核軍控、太空非武器化、情報交流與共享等方面，中美兩國更應加強具有前瞻性的合作。例如，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副院長包道格(Douglas H. Paal)建議把中國納入國際社會安全體系之中，讓中國軍隊承擔在亞洲地區的救災等義務，與中國加強軍事方面的合作與交流，從而讓美國和中國結成基于共同利益，而不是基于共同價值觀之上的建設性伙伴關系。

　　第二，繼續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加強美國亞太安全網的構建，對盟國及伙伴國家的安全能力和信心建設提供必要的幫助，但應在一些涉及中國的措施上進行調整，避免向中國發出錯誤信號，避免兩國兩軍誤判的加深，避免過分刺激中國。

　　第三，在一些關鍵領域，尤其是網絡戰、太空、遠程導彈技術等前沿領域，加強投入和建設，保持對中國的明顯優勢。華盛頓咨詢公司“防務集團”的毛文杰(James C. Mulvenon)認為，美國首先應強化對軍用信息化作戰技術的出口管制，壓縮中國獲取相關能力的渠道。美國還可以對中國電磁空間(包括電信主干網)實施網絡攻擊，切斷解放軍的指揮控制網絡，這樣既能收到“警告”之效，還可削弱中國國家網絡能力。

　　“自2011年開始，海洋爭端成為中美之間非常重要的問題。”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周琪看來，海洋是中美亞太互動一個極其重要的場域。美國人把海上航行自由看作美國實施全球戰略重要的條件，是美國無限制自由投放兵力的保障，事關美國核心利益。美國政界和學界對海洋爭端的觀點值得研究。課題組的統計顯示，在海洋爭端問題上，美國知華派專家對中國的做法持負面評價的居多。在他們看來，中國的策略是高壓加一定程度的施惠。有別于傳統海洋強國的“大棒外交”，中國正越來越靈活運用“小棒外交”對周邊與其有摩擦和領海爭端的小國進行有效威懾。中國軍力在國防開支、武器系統等方面發展很快，有了一定的全球投射能力，這可能對關系美國利益的關鍵地區造成威脅。

　　在中國同其周邊國家的海洋爭端問題上，美國應持何種立場?課題組分析，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對此問題的看法主要有兩點：美國的基本立場是“不選邊站”，不在領土主權的歸屬問題上明確倒向任何一方;同時，鑒于海洋對于美國利益的特殊重要性，以及該地區有眾多盟友，美國必須適時采取行動保護自己及盟友的相關利益，維護該地區的機制和規則。例如，華盛頓智庫史汀生中心東亞研究室主任容安瀾曾在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表示，美國并無興趣卷入該地區各方對各島、礁、沙洲等的相互沖突的聲索，但美國不支持有人單方面改變現狀。美國的確在該地區有其他重要的國家利益，而中國暗指美國為“外部勢力”很不恰當。

　　也有美國專家主張，美國應極力避免陷入被盟國牽連而與中國為敵的窘境。陸伯彬曾撰文稱，在與中國開展合作顯得至關重要的時代，華盛頓實在無需挑戰中國安全，美國也有責任管好自己的安全伙伴。包道格在分析近年來亞洲海洋爭端的緊張局勢時表示，西方往往指責中國變得“更好斗”，但實際上這些爭端都并不是中方引起的。“華盛頓應該指導盟國謹言慎行。”包道格建議，美國的盟友應該被明確地告知，盡管美國會幫助他們維護其國家利益，但條約聯盟并不意味著他們可以躲在美國身后挑釁鄰國，然后指望美國來應對回擊。

　　在中美亞太互動中，中國近年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備受美國政界和學界關注。課題組指出，不少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對“一帶一路”建設存在誤讀，擔心“一帶一路”建設將對美國在亞太的影響力形成沖擊。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研究員克里斯托弗·約翰遜(Christopher Johnson)認為，奧巴馬調整亞洲外交政策的部分目的，是通過日韓菲等盟國來遏制中國，而中國正用兩條絲綢之路還擊美國，悄無聲息地通過在中亞和東南亞的活動予以還擊。公認的對華強硬派葛來儀(Bonnie S. Glaser)同樣來自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她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必將持續面臨來自美國的壓力，美國需要維護自身在亞洲的利益。

　　中美經貿關系：超七成專家持積極樂觀態度

　　中美經貿關系不僅一直是兩國關系的“壓艙石”，而且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經貿關系之一。課題組發現，有73.3%的美國專家對中美經貿關系前景持積極樂觀態度，認為兩國經貿相互依賴，合作前景廣闊。

　　在總體樂觀的大背景下，也有一些美國專家對中美經貿關系的發展心存疑慮。疑慮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認為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存在不確定性，支撐中美經貿關系穩定發展的后勁不足;指責中國政府與市場邊界不清，市場環境的透明度、穩定性和公平性不足、法治建設不完善，并將之歸結為中美經貿領域貿易摩擦頻發的原因;認為中國產品創新性較弱，很多產品沒有達到進入美國市場的標準，一些中國企業不適應美國市場的法律、文化和制度要求，整體競爭力有待提高;認為中美在貿易和投資結構上競爭性會越來越強，對正在進行的中美投資協定談判持悲觀態度，擔心開放投資之后一方面會導致美國公司大量涌向中國，影響美國“再工業化”，另一方面，中國對美國核心產業領域的大規模投資將危及美國國家安全。

　　也有美國專家認為，在中美經貿不平衡問題上一味指責中國的做法很不恰當。曾擔任尼克松訪華首席翻譯的傅立民(Chas W. Freeman， Jr.)2012年在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的一場辯論上表示，美國的問題不是中國問題，而是國內的投資和規制問題。毫無疑問，中國存在產業保護政策和知識產權法不合理等問題，但這不是中國所特有的問題，很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都存在相似的實踐。傅立民總結道，“美國應該著重引進國外最佳實踐規范，同時國民需要調整心態以適應生活在一個或許不再是世界第一的國家”。

　　美國應以何種策略應對中美經貿領域出現的問題?根據課題組的統計顯示，有81.5%的專家建議美國應該積極與中國展開深入合作，11.1%的專家主張美國應采取“冷處理”態度、維持現狀，7.4%的人認為美國應采取消極應對策略，對中國出口商設置更多技術和規則壁壘。

　　中美在哪些領域的合作最具潛力呢?課題組考察發現，清潔能源合作被寄于厚望。清潔能源合作不僅有利于兩國共同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問題，還有助于確保雙方能源安全、減少貿易逆差，為中美關系發展提供新動力。喬治城大學副教授喬安娜·里維斯(Joanna Lewis)認為，美中雙邊清潔能源合作符合中美兩國的利益。不過，清潔能源的開發是個資金大漏斗，有長期效益，卻沒有短期效益。由于開支巨大，美國在研究開發的同時，希望中國也能同步行動。

　　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約五成專家認為中國是現有國際秩序“改革者”

　　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是美國政界和學界關注的重要議題：中國會承擔其國際責任還是坐享其成，或是選擇性地作貢獻?中國會努力維護還是徹底推翻現有國際體系?中國會按現有體系內的既定規則行事，還是尋求建立新的規則和替代體系?中國將遵守國際通用的“公共規則”，還是只追求自身的國家利益?課題組將美國專家對此議題的主要觀點總結為三點：中國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國際體系，總體上比較積極;對西方提出的中國應對全球治理多作貢獻的要求，中國保持高度警惕;中國一貫認為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平等、不合理，支持發展中國家提高在國際體系中的話語權。

　　課題組的統計顯示，有51%的美國專家認為中國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是“改革者”角色，中國既不尋求徹底推翻現有全球價值和治理體系，也不愿意將自己束縛在由西方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結構中。G20機制、金磚國家合作等就是中國力求改革現有全球治理機制的努力。也有專家對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動機、能力和行為方式表示質疑，指責中國“搭便車”。美國保守派智庫美國企業研究所亞洲研究部主任卜大年(Daniel Blumenthal)曾表示，“中國顯然還沒有能力在國際事務中承擔主要角色，當然也更沒有準備好(為處理國際事務)流血、提供資金，或者消耗自己的政治資本”。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傳統意義上的全球治理領域，中美在網絡、太空和極地等“新疆域”上的競爭與合作給全球治理帶來了新的課題。課題組的研究顯示，有53.3%的專家對中國在全球網絡治理領域的作用持負面評價，認為中國參與網絡安全國際合作的意愿并不強烈。

　　在太空開發領域，絕大多數美國專家將中國視為美國的挑戰者。他們認為，中國航天技術和太空開發水平目前與美國有不小差距，但中國崛起的速度十分驚人。在美國國內財政狀況吃緊的情況下，未來20年內美國或許很難再有大規模的太空開發計劃;而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則為中國政府提供了豐厚的財政支持，中國尋求科技和經濟創新與突破的剛性需求會促使其在未來20年內加快進軍太空的步伐。許多美國專家主張，美國一方面應尋求與中國建立太空開發的雙邊規則制度，并在一些技術領域進行有針對性的交流與合作;另一方面繼續對中國在關鍵的航天技術上設置出口管制，并對中國參與國際空間站的要求持保留態度，以此提高中國開發太空的國際合作門檻。也有美國專家對這種“兩手”策略的效果表示質疑：中國目前已經擁有了自己的“天宮一號”，且中國在太空商業開發領域與許多國家的合作越來越密切，中國在太空領域自主研發和投入生產、獨立創造效益的能力越來越強。

　　總體看來，美國專家對中美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持謹慎務實的態度。曾經被西方媒體熱炒的“G2”概念近年來在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中并沒有太大市場。65%的美國專家認為，中美在全球治理中大有合作的空間和可能，但也面臨許多障礙，兩國需加強溝通協調。包道格就認為，“G2”這個概念給人太多想象，好像只要中國和美國兩國坐下來談判，就能做出世界上主要的重大決策，但兩國其實都沒有為此做好準備。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在幾乎所有主要問題上——從軍備控制，到人道主義援助，到維和——如果中國和美國不能合作，就不要指望世界有太大進步。

　?。?b style="mso-bidi-font-weight: normal">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