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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場戰爭，既是中日兩國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的較量，也是中華民族與日本大和民族在意志和精神方面的一場較量。

 

　　“抗戰精神”，是中華民族愛國主義傳統在抗日戰爭時期的發展與升華，它為戰勝日本法西斯發揮了強大的動力源泉和精神支撐的作用，是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決定性因素之一。

 

　　“抗戰精神”有四個重要特點：一是從國家、民族、階級與政黨的關系上說，它是屬于全民族的，而非某一階級或政黨的。二是從地理上講，它是全國性的，而非某一區域的。三是從時間上講，它是富于時代特點的，即中華民族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偉大民族精神，在20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的集中體現。四是從認識論的哲學層次上講，它是中華民族抗擊日本法西斯侵略戰爭實踐的思想認識的抽象與概括。

 

       中華民族有著深厚的愛國主義傳統，歷來崇尚正義、熱愛和平，不畏強暴，勇于反抗外來侵略。1840年鴉片戰爭后，由于晚清政府的腐敗無能，以及后來封建軍閥的爭地盤混戰，和投靠列強所采取的妥協投降政策，使中國屢遭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蹂躪，國家主權和領土不斷受到侵蝕，中國因外敵入侵不斷被迫割地賠款，喪權辱國。中國人民奮起反抗外敵入侵的斗爭，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敗，地大物博的中國成為西方列強眼中的“唐僧肉”。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把中華民族逼到“亡國滅種”的危難地步，同時也喚起了全民族的危機意識和使命感。在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較以前任何時代都表現得更強烈、更廣泛、更持久、更具戰斗性，它超越了階級、階層、政黨、地方實力派和不同軍事集團。抗日戰爭時期的愛國主義具體表現為：愛國須抗日，抗日即愛國；一切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可以說，抗日成了全民族不同階級、階層、政黨、派別、各軍事集團的共同信念，是否堅持抗日成了區分是否愛國的唯一標準。各階級、各政黨、派別和各軍事集團均能以民族國家利益為重、堅持民族國家利益至上，舍去歷史上的舊有恩恩怨怨，自覺地使自己的利益服從反對日本法西斯侵略這個最高的民族利益，為祖國的危亡、民族的命運，捐棄前嫌，團結一致，萬眾一心，共赴國難。這也是偉大抗戰精神的核心靈魂和本質。

 

　　近代反侵略斗爭史告訴我們，光有愛國主義精神還不足以打敗外敵入侵，只有以愛國主義精神凝聚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共赴國難，才能戰勝敵人。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鞏固和發展，是抗戰時期愛國主義精神的核心體現，是愛國至上，團結御侮的最好明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抗日戰爭取得勝利的基本保證。

 

　　國民黨與共產黨是近現代中國歷史舞臺上兩支最為重要的政治力量。上世紀20年代初，為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統治，兩黨合作北伐，取得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勝利。國共兩黨雖然政治信仰和追求不同，并且由于十年內戰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敵，但面對“亡國滅種”的民族危機，抗日救國成為兩黨共同的最高目標。

 

　　抗日戰爭中，中國共產黨成為凝聚人民力量的堅強組織者和鼓舞者。日軍的主要對手，既不是甲午戰爭時期腐朽、軟弱、無能的晚清政府，也不是簽署二十一條的竊國大盜袁世凱政權，和九一八事變時采取不抵抗政策的蔣介石國民黨政府，而是一個團結起來的偉大的中華民族，其中特別是用馬克思主義武裝起來的，以國家和民族解放為己任的中國共產黨。隨著中日民族矛盾逐漸成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從國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逐步調整自己的斗爭方針。九一八事變后，中國共產黨首先提出武裝抗日的愛國主義主張和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此后，中國共產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進行了艱辛的努力，不斷調整政策，將“抗日反蔣”改變為“逼蔣抗日”及至“聯蔣抗日”，從而促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推動了國共兩黨的第二次合作，最終促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實現了全民族抗戰。

 

　　國民黨作為中國“最大和最有影響的黨”，在九一八事變后仍一直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政策，丟失了東北三省和華北不少國土，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和譴責。1935年“華北事變”后，蔣介石面對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迫近，和華北即將成為第二個“滿洲國”的危險，也開始逐步調整政策，由對日妥協轉向強硬，內政上逐漸變“攘外必先安內”為“攘外”與“安內”并舉。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后，國民黨采取聯共抗日的政策。七七事變后，國民黨政府承認了共產黨和其他黨派的合法地位，接受并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從而促進了空前的全國性團結救亡高潮，形成了舉國一致全民族抗戰的新局面。

 

　　中國的民主黨派，抗戰前大都既反對國民黨蔣介石的一黨獨裁專政，又不贊成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一直從事第三條道路的斗爭。但是，在七七事后，他們紛紛改變了自己的政治主張，或放棄反蔣，或放棄反共，都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當國共兩黨結束了十年內戰實現了第二次合作時，各民主黨派都表示堅決支持和擁護，并積極加入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

 

　　國民黨中的政治、軍事集團及地方實力派，在七七事變前，為爭權奪利，一直明爭暗斗，上演了一幕幕軍閥混戰的鬧劇。但隨著中日民族矛盾逐漸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他們逐漸認識到，只有全國團結一致共同抗日，中國才能免遭滅亡，因而公開反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內戰政策，主張聯共抗日，力促團結抗戰。到全國抗戰爆發后，各政治、軍事集團和地方實力派全都歸順國民政府，團結一致共同抗日。

 

　　在八年全國抗戰中，國民黨頑固派先后發動三次大的軍事摩擦，使全國抗戰的大好局面出現分裂、倒退的危險。對此，中國共產黨始終沒有放棄同國民黨的合作抗日，提出“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方針，并適時采取既聯合又斗爭的策略，始終把自己的斗爭目標限制在不破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底線上，處處以民族大義為重，從而有效地阻止了時局的逆轉，維系了國共合作、團結抗戰的局面，并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各民主黨派對國民黨頑固派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限制民主運動發展的行徑十分憤慨，但也從民族利益的大局出發，配合中國共產黨自覺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參加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的各階級、各政黨、派別、各軍事集團，雖然也為各自的利益斗爭過、磨擦過，有時甚至矛盾十分尖銳，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卻始終沒有破裂，一直堅持到抗戰最后勝利。空前的民族團結，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意識大覺醒的生動體現，是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決定因素。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是各國人民相互支持，共同戰斗所取得的成果。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曾經得到過有關國家的援助(比如，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援外租借物資共485億美元，其中英國所得占63.71%，蘇聯所得占22.76%，中國所得占1.8%，約7.48億美元 )，但主要是中國人民自強獨立抗爭，不畏強暴，敢于同敵人血戰到底；發揚開拓創新精神，堅忍不拔，堅持持久抗戰，長期浴血奮戰的結果。

 

　　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時間最長。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中國人民揭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序幕開始，到1945年9月2日日本戰敗投降，前后達14年之久。從九一八事變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在長達10年的時間里，中國人民獨立堅持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軍，是東方唯一的反法西斯戰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戰場仍然是東方反法西斯戰爭的主要戰場。從1937年七七事變中國全國抗戰爆發，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爆發點后，中國人民開辟了世界上第一個大規模的反法西斯戰場，獨立堅持抗戰也有4年多的時間。

 

　　據日本防衛廳戰史研究所戰史室資料載：1937年，日本陸軍共24個師團，其中21個師團投入侵華戰爭，占其陸軍總兵力的88%以上，還有50%的空軍和40%的海軍用于侵華戰爭。1938年日本陸軍共34個師團，其中32個師團用于侵華，占其陸軍總兵力的94%。1939年，日本陸軍共41個師團，其中34個師團投入侵華戰爭，占其陸軍總兵力的83%以上。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陸軍共51個師團，其中用于侵華戰爭的有34個師團、44個獨立混成旅團，仍占其陸軍總兵力的80%，而用于南太平洋戰場的日本陸軍只有10個師團，不及其侵華兵力的20%。

 

　　在八年全國抗戰期間，中國戰場始終抗擊和牽制100萬左右的日本陸軍主力，和五分之二的日本海空軍力量，使其既不能回援太平洋戰場和日本本土“決戰”，也無力在中國大陸或參加東北地區支援關東軍決戰，最后不得不在中國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1945年9月，日軍向中國戰區投降的兵力達128.3萬余人，這個數目超過了在東南亞及南太平洋各島投降的日軍的總和，大約相當于全部海外日軍（不含向蘇聯投降的日軍人數）的50%以上。中國戰場斃傷俘日軍155.9萬余人，占日軍在第二次世界中軍隊傷亡人數的75%以上。歷史證明，中國抗日戰爭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大貢獻。中國作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四強（蘇、美、中、英）之一，成為聯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是世界各國人民對中國抗戰地位作用的認可。

 

　　在空前慘烈的抗日戰爭中，面對武器精良的日本法西斯軍隊，不管是正面戰場打破日軍“三個月滅亡中國”速戰速決神話的淞滬、忻口、徐州、武漢會戰，還是在山區平原廣泛開展游擊戰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敵后抗戰，中華大地到處涌現出不畏強暴、勇于同敵人血戰到底的民族英雄氣概。誓死不投降堅守四行倉庫的國民黨軍八百勇士，浩氣長存的八路軍狼牙山五壯士和新四軍“劉老莊連”，寧死不當亡國奴而英勇獻身的東北抗聯八女投江……中國軍民以血肉之軀筑起了捍衛祖國的鋼鐵長城，用同敵人血戰到底、同歸于盡的英雄氣概，譜寫了自強抗爭的愛國主義新篇章。涌現出佟麟閣、趙登禹、張自忠、戴安瀾、楊靖宇、趙尚志、左權、彭雪楓等抗日名將，他們是中國人民不畏強暴、英勇抗爭的英雄集體和杰出代表。

 

　　為什么中國人民具有如此強大的自強抗爭的民族信念和敢于同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

 

　　這是自強不息民族精神的傳承與升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自強不息精神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顯著特點。從春秋戰國至今的近3000年里，特別是從宋、明以后，中國大地上，戰亂、貧困、天災、人禍，連年不斷，中國人民的生活經常處在沒有安全感的饑寒交迫困境中，“多難興邦”，中華民族素有在亡國滅種的危境中開辟出民族復興新道路的精神，從而造就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堅忍不拔的品格。

 

　　在20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精神得到充分展現，并發展成為自力更生，開拓創新的民族品格，成為抗戰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生產力、軍力、民力，都遠不如日本，敵強我弱的國情軍情，要求中國人民必須開拓新的理論思維和作戰形式，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首先，實行全面全民族的人民戰爭的抗戰路線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及作戰原則，創造游擊戰與正規戰相配合的作戰形式。

 

　　制定正確的抗戰路線和戰略方針，是取得抗戰勝利的基本保證。實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是指導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成功戰略，弱國要戰勝強國，必須經過長期的斗爭，不斷削弱敵人；積小勝為大勝，逐漸壯大自己的力量，從而達到轉換敵我力量的對比，奪取反侵略戰爭的最后勝利。為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抗日戰爭敵強我弱、敵退步我進步、敵小我大、敵寡助我多助四個基本特點，科學預見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并認為相持階段是抗戰時間最長、最艱苦，但它是轉換中日力量的“樞紐”。持久戰三階段理論的提出，極大地鼓舞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信心和決心。

 

　　同時，全國抗戰一開始，中國共產黨就提出了實行全國總動員，全民、政府和軍隊團結一致抗戰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為此，提出建立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游擊隊三結合的抗日武裝力量體制，是進行人民戰爭的最佳組織形式，以激發廣大軍民的愛國主義熱忱，發揮全民族抗戰的自覺能動性，“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 “兵民是勝利之本”，（《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11、509頁）從而形成陷日軍于滅頂之災的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以彌補中國軍民武器裝備落后等不足。

 

　　決定戰爭的勝負，除了要有軍事、經濟實力和精神支撐外，還必須有正確的戰略戰術指導方針。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特別是敵后戰場的開辟和發展，正是按照毛澤東的持久戰思想和游擊戰理論，一步步走向勝利，創造了以弱勝強的戰爭史奇觀。戰后，日本著名學者伊藤憲一把毛澤東的持久戰思想歸結為“以動員人民的戰略和游擊持久的戰略，來實現弱者對付強者的戰略理論”。（伊藤憲一：《國家與戰略》〈中譯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頁）原日本大本營參謀山崎重三郎認為“世界上雖然有各種各樣的游擊戰爭，但只有毛澤東率領的中國共產黨軍隊在抗日戰爭中進行的游擊戰堪稱歷史上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游擊戰。他的游擊戰和運動戰相結合，在中國打敗了日本人”。（[日]《丸》雜志，1965年12月號）基辛格在1957年所著《核子武器與外交政策》一書中評價：《論持久戰》的顯著特點是善于作敵我情況的對比，善于將列寧主義的原理運用于中國的實際情況。……中國打敗日本的最大優點，就是它的持久戰思想。

 

　　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歷史說明，先進的軍事理論，對于弱國戰勝強國，有著不可估量的指導作用。由于抗日戰爭極大地促進了中國人民的覺悟和團結的程度，從而最大限度地喚起了全民族的危機意識和使命感，中國軍民以正規戰與游擊戰、前方與后方、武裝與非武裝、公開與非公開、軍事與經濟、文化等手段，密切結合，特別是敵后戰場的廣大軍民廣泛開展伏擊戰、破襲戰、地雷戰、地道戰等戰術，使日本侵略軍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國人民經過艱苦卓絕的14年浴血奮戰，終于打敗了兇殘的日本侵略者。

 

　　其次，開辟敵后戰場，與正面戰場相配合，對日軍形成戰略夾擊的戰略格局，是中國人民的獨特創舉。

 

　　中國抗日戰爭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條件下進行的，在反對日本侵略的統一戰略目標下，國民黨軍隊擔負著正面戰場的作戰，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擔負敵后戰場的作戰，形成相互配合，相互依存的兩個戰場。這一特殊的戰爭形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乃至中外戰爭史上都絕無僅有。這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顯著特點。正面戰場起主戰場的作用，而敵后戰場的開辟，也可以獨當一面，它打亂了侵華日軍前線與后方的區分，變戰略內線為戰略外線，變戰略包圍為戰略反包圍，與正面戰場相呼應，對日軍構成兩面夾擊的有利戰略態勢，這是中國能堅持持久抗戰，最后戰勝日本法西斯的有效作戰模式。這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開拓創新的民族精神。

 

　　（作者是軍事科學院原軍事歷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來源：《紅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