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個崇尚“忍為上”的民族,在國際交往中也往往屈就強權,就像在能樂表演中戴著面具一樣
【編者按】在當下日本,無論是右翼勢力還是大多數政府,都缺乏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嚴重傷鄰國的“加害意識”,因而也就談不上要承擔“戰爭責任”,當然更不愿真正考慮“反省”和“謝罪”了……
一、日本在戰后如何面對這一歷史?
日本裕仁天皇宣讀停戰詔書
盡管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宣告戰敗投降。但在天皇《終戰詔書》中卻不見“戰敗”或者“投降”,更沒有“無條件”的字眼。從那時起日本國內在面對這場戰爭方面一直存在著扭曲的態度。
1953 年在日本第十六屆國會上,日本修改了以對舊軍人進行補助為目的的《援護法》。根據這一修改后的法律,對受刑戰犯的遺族也發給“遺族年金”。
1958 年,日本政府對教科書審定基準進行修改,這完全基于文部省從戰后初期就建立的以行政手段審查教科書內容的體制,露骨地對教科書內容進行干涉。
1970年代,靖國神社與日本政府厚生省串通一氣,不僅將受刑的乙丙級戰犯亡靈祭祀于靖國神社,還于1978 年10 月17 日,趁舉行例行“秋祭”時,正式把14 名甲級戰犯的靈位放進了靖國神社。
2005年對政府篡改歷史行為持反對意見的日本民間團體向外界展示最新版教科書
1982 年,日本文部省篡改歷史教科書,刪改和淡化有關侵略的記述,釀成第一次教科書事件。
1985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作為首相正式參拜靖國神社。
1995年在戰后50 周年之際,日本眾議院通過不倫不類的所謂“不戰決議”,未能正視侵略戰爭的歷史。但即使是這樣一個決議,仍然遭到了一些日本政客、民間右翼勢力的竭力抵制。與此相聯系,日本在戰后由國家對戰爭中陣亡者的遺族等給予了高額補償,但一直拒絕對原殖民地的隨軍“慰安婦”、被強制服勞役者等以國家的名義給以正式賠償。
2001年起,小泉純一郎作為首相連續6 年參拜靖國神社,對日本與中國、韓國等鄰國的關系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日本現首相安倍參拜靖國神社
2013年5月,日本維新會代理黨首、大阪市市長橋下徹公然表示在當年戰爭中“慰安婦”制度是必要的,為戰前日本軍隊的“慰安婦”制度辯護;
2013年12月,安倍晉三作為首相參拜靖國神社。
2013 年至2014年,在靖國神社的春秋大祭期間,日本上百名眾參兩院議員參拜靖國神社。
二、日本人如何看待這場戰爭?
1、有限度的道歉與退讓
1982 年“第一次教科書事件之后”,由于國際社會與日本國內的強烈批判,內閣官房長官宮澤喜一發表“宮澤談話”,提出在日本教科書內容審定時不應刺激亞洲鄰國。1982年11月,日本在教科書審定基準中增加了一項“鄰國條款”,表示“在處理我國與亞洲近鄰各國之間近現代史的歷史事件時,要從國際理解和國際協調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慮”。
1993 年8 月4 日,圍繞慰安婦問題,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發表了“河野談話”,承認日本二戰期間原日本軍隊直接或間接參與了慰安所的設置、管理以及慰安婦的運送,以及強征“慰安婦”史實,并表示反省道歉。
1995 年8 月15 日,即在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50 周年的紀念日,也就是不倫不類的“不戰決議”通過前后,日本首相村山富市發表了有名的“村山談話”。該談話承認日本過去實行了錯誤的國策,日本的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和痛苦,并表示要深刻反省歷史、吸取歷史教訓。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
由此可見,日本政府的歷史認識主要是出于政治現實主義的需要,是在當時多種因素相互作用下造成的,并不是對侵略戰爭的徹底反省。而且,就連這樣的有限進步,也受到各種右翼勢力的百般阻撓和破壞。
2、對歷次侵略戰爭的定性問題
相當多的日本人對過去世界秩序的一種認識,即叢林法則,弱肉強食,勝者不受譴責。日本不成為叢林中的強者,就會為西方列強所吞噬,日本不占領鄰國,它們就會為西方列強吞并成為吞噬日本的基地。而日本的侵略戰爭,是符合西方“文明世界”的生存規則和邏輯的。
在這種世界認識邏輯下,不少人雖認為日本在二戰中對中國是侵略者,但未必其他戰爭中日本都是侵略者。而太平洋戰爭中日本對東南亞的侵略,日本人認為他們是解放者而非侵略者的數量相當多,因為當時這些被侵略者無一是獨立國家,皆為西方殖民地,日本是趕跑了西方白人,為戰后這些國家的反殖民獨立運動的勝利打下了基礎。持這一觀點的日本人一個有力的辯護理由是,部分東南亞國家的元首曾參拜過靖國神社。
3、對東京審判的質疑
1946年5月3日至1948年11月12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東京審判日本戰犯
正是因為日本人對日本歷次戰爭和二戰中部分戰場的性質有不同判斷,自然他們也認為,東京審判的裁斷,日本受了許多委屈。否定東京審判的最有力的武器,是當時的發法官之一印度籍的帕爾博士的觀點和言論。因為帕爾就“何謂侵略”“何謂戰犯”提出了質疑,他同情被送上法庭的日本戰犯。帕爾有篇60萬字的審判意見認為,東京審判是勝利者對失敗者的一次報復性的制裁,只審判勝利者而未對勝利者問責,缺乏法律上的嚴肅性。
日本這種質疑東京審判的態度,集中體現的幾點是:日本侵略的國家,除中國外,都是非主權國家,全部為西方殖民地,不像納粹侵略的全部是主權國家,無法以法理角度認定為侵略;日本沒有像納粹德國一樣進行了有系統有計劃的種族滅絕政策;對平民的殺傷是戰爭中難以避免的,西方國家在戰爭中同樣有巨大的專門針對平民的轟炸屠殺;戰勝國同樣有撕毀條約發動突然攻擊的,譬如蘇聯。
4、急于擺脫歷史罪惡心理
對今天主流教科書傳播的歷史觀,越來越多的日本人認為,不管其對錯,這是美國占領日本時期“強加”給日本人的,從心理上,他們有一種要顛覆擺脫的逆反心理。一些左翼人士轉而持懷疑性的準右翼歷史觀。而戰后即使受著日本戰爭罪惡論教育成長起來的日本人,因為沒有經受上一代的戰爭苦難,更無侵略戰爭的親身體驗,相當多人認為,戰爭已經過去這么多年,日本已遭到了懲罰,他們與戰爭并無關系,該結束籠罩在日本人心頭的歷史罪惡意識。
另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60年過去,作為戰敗國的日本,今天依然是一個不具有國家交戰權的“非正常國家”,而在二戰中罪惡嚴重得多的德國早已參與北約對南聯盟的行動,把軍隊派到了當年軍靴踐踏過的巴爾干半島上。這種落差要那些希望日本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的政治勢力極不平衡,他們希望日本必須盡快擺脫日本長達60年的戰爭罪惡的心理包袱。
三、為什么日本“死不悔改”?
1、戰后安排的日德差異
2015年3月9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日本東京發表演講,勸誡日本正視歷史
二戰給世界造成了巨大損失。但是對戰爭制造者的日本來說,卻并未受到同等程度的懲罰。與德國相比,戰爭給日本造成的損失要少得多。除了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以及對東京、大阪等城市進行轟炸外,戰爭并未在日本本土進行。相對盟國對德國采取的非軍事化、非納粹化、非工業化和民主化的所謂“四D”改造計劃,日本的民主改革留下了許多后遺癥。
同時,在冷戰時期美蘇爭霸全球的“兩極”國際格局體系中,歐洲成為美蘇爭霸的中心,兩德則成了中心的中心,它們分屬東西方兩個不同的陣營,而且被推到了美蘇爭霸的最前線。隨著冷戰的不斷加深,兩德各自不同的“身份”也就進一步確認下來了。一個單一的民族分裂成兩個直接對抗的國家,這個悲慘的現實時時提醒德國人,不要忘記此乃二戰帶給他們的最大苦果。而日本不同,雖然蘇聯占領了其北方四島,但總的來說它沒有德國的這種領土分割和民族分裂的痛苦,且又因為它位于東亞而沒有處于東西方對抗的中心。日本的這一處境容易使一部分國民尤其是沒有戰爭經歷的年輕人忘記二戰的災難。
2、美國的推波助瀾
戰后初期,美國也曾采取相當嚴厲的態度去清除日本軍國主義的勢力和思想,但后來出于冷戰需要,美國開始將所謂的“共產主義的威脅”視為主要敵人,不再做進一步的努力,東京審判就留有很大余地。雖然判處了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死刑,可像岡村寧茨、梅津美治郎這樣的重要戰犯卻被宣布無罪,以后美國政府又把一些判刑的戰犯陸續釋放了。戰后日本將這些戰犯的亡靈供奉在靖國神社,這固然是因為日本培植武士道精神的需要,可與美國政府對戰犯的寬容處理也不無關系。東京審判的一個最大錯誤就在于天皇沒有到庭受審,這在客觀上就等于為天皇開脫了戰爭罪責,對于日本國民而言,無疑得到了一種心理上的安慰感:既然他們的最高領袖都未受到懲罰,他們自己也就都自我原諒了。
3、日本模糊的善惡觀
用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專著《菊花與刀》一書中的看法,日本和德國分屬于“恥辱感文化”和“罪惡感文化”兩個范疇。兩種文化的本質差別在于:“罪惡感文化”依靠啟發人的良知,可以通過懺悔和贖罪來減輕人的內心的犯罪感;而“恥辱感文化”沒有向神坦白的習慣,也沒有贖罪的儀式,不能依靠人的良知來贖罪。
日本的“恥辱感文化”首先表現為一種“等級制文化”,國民服從的是特權,它強調人們要處于一種“適當的位置”。日本人正是用這樣一種等級制度的觀點來看待國際關系的。他們認為,當年的侵略戰爭不過是日本政府想建立一個由日本所領導的國際等級社會,日本的失敗說明了他國的“不守本分”,至多是說明了日本建立國際等級秩序的良好愿望在現代的國際關系中行不通。
日本的“恥辱感文化”的第二個表現,就在于許多日本人的善惡觀模糊不清。他們認為官能享受并不是一種罪惡,如果都處于一種“適當的位置”,即使給別人造成了精神和肉體的傷害,也不應受到責備。由于沒有明確的“罪惡感”,“日本政府還堅信對過去的侵略和不人道行為不表示道歉就可以解決問題”,而諸如“日本發動戰爭并非侵略”,“大東亞戰爭有助于亞洲的解放”等種種論調,就是這種善惡觀的反映。
結語:
冷戰結束后二十年被視為日本經濟上“失去的二十年”。其實,日本在歷史認識上同樣經歷了“失去的二十年”。冷戰結束以來,日本沒有抓住機遇反省歷史,反而在錯誤認識歷史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使歷史問題成為束縛自身前行的重荷。
(本文綜合自《求是》、《東北亞論壇》、《中國經營報》、《聯合早報》、《中國新聞周刊》;來源:求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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