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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一家獨立跨國智庫機構從事管理和研究工作，這家機構叫安邦咨詢，商標中的主要部分是由我的英文名字構成的。這家研究機構創設于1993年，迄今已有20余年歷史了，我是創始人。很多人不知道智庫究竟是在做什么，其實很簡單，智庫就是社會運動的觀察者。社會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名利場，人與人之間存在著復雜的利益關系，驅使著人們相互之間做出各種各樣的決定以及事情，因此觀察各種各樣的動態關系，人的關系、事務的關系，透過各種復雜而奇幻的表面現象，挖掘和發現各種各樣的關系，解構信息和信息關系的秘密，就成為了一件富有使命感的工作。

　　讓我講述一個故事來滿足大家的求知欲。

　　1799年，法軍上尉皮耶·佛罕索瓦·札維耶·布夏賀在埃及港灣城市羅塞塔發現了一塊石碑。這塊奇異的石碑上，自上而下刻有同一段詔書的三種語言文本，最上面是14行古埃及象形文，這種文字已經失傳了上千年，大家始終無法了解它們的意思。中間是32行埃及草書，這是一種在埃及莎草紙上寫的文字。再下面的是54行古希臘文，這種文字已經可以為現在的人們所了解和解析 。

　　這塊石頭的重要意義在于，自從公元4世紀結束后，尼羅河文明就開始式微，人們不再使用埃及象形文字，其讀法與寫法都徹底失傳了，此后雖然歷代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極盡所能，卻一直解讀不了這些神秘文字的結構和用法。直到1400年之后，羅塞塔石碑出土后，它獨特的三種文字對照的寫法，意外地成為了解碼的鑰匙，因為這三種語言中的古希臘文是近代人類可以閱讀和解析的，這樣學者們就得以利用比較分析的方法，通過熟悉的希臘文來分析比較這塊石碑上其他兩種神秘文字的內容，進而掌握那些已經失傳的語言文字和文法結構。

　　19世紀初期的英國物理學家托馬斯·楊成為第一個發現碑文曾多次提及“托勒密”這一人名發音的人，于是他成為破解歷史謎團成功的第一人。法國學者尚·佛罕索瓦·商博良通過分析羅塞塔石碑，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理解到，一直被誤認為是用形表義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原來也具有表音作用的人。此后，古埃及象形文字之謎逐漸被層層剝開，1419個古埃及象形文字得以展示在世人面前。

　　從此以后，羅塞塔石碑就成為“破解秘密”這一智力游戲的代名詞。而智庫學者的研究工作，復雜性絲毫不比羅塞塔石碑的秘密遜色多少，只不過他們所面對的問題和挑戰主要來自社會和經濟環境，他們所要破解的是社會和經濟運行的秘密，這是一種更為宏大、更為復雜多變的秘密，需要智庫學者窮盡智慧去持續地挖掘和發現，他們是真實世界中的考古者。

　　那么智庫學者是怎么工作的呢？

　　智庫的研究活動中，最關鍵的學科是信息以及信息分析。這不是學院派的研究機構，它的研究工作始終是動態的，尤其是重在解析未來的趨勢。而從現在到未來，各式各樣的不確定性始終是個關鍵，你準確捕捉到現在的不確定性，而現在的不確定性并不好把握和發現，這就需要信息和信息分析。

　　世界變化多端，到處都是不確定性，如果隨便找一個，那就是司空見慣的評論，雖然同樣可能讓很多人深信不疑，但并不會真正在未來趨勢變化中表現出決定性作用。真正高價值的信息，真正會起到決定性作用的信息，是要通過發掘才能找到的，是要通過甄別才能發現的。這就要求信息分析學家像考古學家一樣，拿著放大鏡仔細端詳，抽絲剝繭，去偽存真，去粗存精，持續追蹤，才能有所發現。

　　信息分析就是這樣的工作，它不神秘，但也不容易。它像語文、數學、物理和化學一樣，屬于基礎學科，哪個學科都會用到一點點，比如學科綜述就需要信息分析的功夫，高等數學更是建立在邏輯分析的基礎之上，但哪個學科也沒有說它就是信息分析科學，這是研究資源、研究對象和研究框架所決定的差異。社會發展、官方政策都需要對未來有所判斷和了解，軍事優勢建立在對戰略趨勢的把握上，人們在投資和炒股的時候也需要知道明天的各種可能性，所以信息分析學的存在是有價值的，它的價值在于可以幫助人們實現各種夢想。

　　似乎這是一種迷人的科學？人們是否真的需要信息分析學的幫助？答案是：并不一定。

　　我們這個世界上的大多數人還是更習慣于戴著有色眼鏡看世界，不過這沒什么可懊悔的，如果你能夠在現實中把握不確定性，那么你就可以搬個凳子在前面坐等別人的到來。大多數人可能會尋尋覓覓，摸索著向前走，也許偶然會成功，更多的是到處碰壁，無奈間最終還是會發現，前行之路還是會通向你早已等待的位置。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你才終于開始得到別人的承認。其實，中國的古人早已明晰其中的奧秘，很多古畫詩賦中都能看到這樣的情景：深山之中，彎彎曲曲的石板路蜿蜒向上，山野之間隱隱有一個亭子，一位老者高高在上，端坐期間，于是你走上前去，傾聽他為你指點迷津。

　　這是藝術，也是智庫的境界。

　　社會是一個名利場，如果你面對的是一大群時刻競爭著、夢想自立為王的大猩猩，那你就必須要讓自己成為珍妮·古道爾那樣的學者。愿意用38年的時間委身于原始叢林，過著比大猩猩豪華不了多少的生活，忍受著孤獨的折磨，去觀察，去思考，去討論，去寫作，去宣傳，舍此別無他法。珍妮·古道爾獲得過聯合國所頒發的馬丁·路德·金獎，這個獎項過去還有兩位世界級的人士曾經獲得過，他們分別是南非總統曼德拉和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所以，珍妮·古道爾還是幸運的，世界接受了她的觀點。與珍妮·古道爾相比，還有更多的智庫學者遭遇的恐怕是世人的不信任，他們也許終生要在謎一樣的深山中盤桓、尋覓。

　　這就是我的工作，談不上令人興致盎然，但也不會枯燥乏味。科學研究工作都是如此，在研究生涯的大多數時候，都是老一套的模式，除非偶然發生大事件才會打亂這樣的節奏，而在我們的世界中，這樣的大事件的確也是時有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