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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思中國文化”，我有兩個基本想法。第一，過去我們講中國文化，籠統之論太多，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我希望討論得比較具體一些，也就是討論什么算“中國文化”；第二，最近幾年，中國崛起，很多人開始對中國文化有一種盲目的自信。我想跟大家表達一個基本觀點，即文化沒有高低，在當今世界上，不應該接受種族和文化上的歧視。

 

　　那么，何為中國有、其他國家沒有，中國比較明顯、而其他國家不很明顯的“中國文化”？要強調的一點是，我陳述的很大程度是漢族的文化。

 

 

　　漢字與表音文字不同，很多字是象形的，還有很多字是會意的，會意不夠用，更加上聲音以標志不同意思。但漢字的基礎還是“形”，很多漢字的意思可以從字形或結構中猜測到，而且很多意義也是從象形字中孳生出來的。當我們用這些字來表達的時候，就會形成漢字思維。王士元做過漢語閱讀和英文閱讀的對比，認為漢語閱讀更快，但由于一目十行，會帶來望文生義。我剛剛到大學教書的時候也做過一個實驗，把李賀和李商隱常用的28個字分別給學生看，很多學生會立即表達出其中透露的感覺。因為漢字不是孤立的，它是象形的，容易聯想到文字的感覺。漢字的閱讀書寫和用漢字思維，帶來了漢文化圈的特點，包括超出中國文化圈的漢字文化圈。

 

 

　　徐烺光先生談及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及其重要性時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一個差異就是西方文化強調個人的自我依賴，而中國文化強調群體的互相依賴。整個中國的文化結構是以家和放大的家族文化為基礎的。以父長為主軸，區分出與主軸關系的遠近，繼而區分出五服和九族。而在整個家庭關系中，中國區別于西方的兩個原則，首先是內外有別，其次長幼有序。由于有內外、長幼，當放大以后，就有“國家”這一社會結構。中國古代國就是放大的家，所以君主可以叫君父，縣官可以叫父母官。儒家也得以在這樣的社會結構和國家結構里面產生出來。

 

 

　　宋孝宗、明永樂皇帝、清雍正皇帝均講過“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在皇權絕對權威下，中國沒有形成與皇權分庭抗禮的宗教，這是區別于歐洲的主要特點。從東晉慧遠和尚“沙門不敬王者”的議論，一直到七世紀末的唐代，這一傳統的形成經歷了近三百年。有絕對性和神圣性的宗教就會有排他性。而在中國，基本上所有的宗教都在皇帝的控制之下，宗教始終不能與政治相抗衡，宗教徒必須禮拜父母與君主，必須接受傳統的“孝”與“忠”，接受古代中國的家庭倫理與政治倫理。政治高于一切，也因此帶來宗教之間沒有高低、觀念上沒有絕對、不存在超越世俗政權的要求，這構成了中國文化的特點，也形成了中國人宗教性和神圣性不強的民族性。

 

 

　　陰陽既可以被比擬成日月、天地，也可以象征君臣、上下，什么都可以貫通，從陰陽中進一步引申出來的冷暖、濕燥、尊卑、貴賤，也暗示了一系列的調節技術。五行金木水火土在古代中國是宇宙中最基本的五種元素，在宇宙、社會、人身中有種種匹配的事物和現象，甚至對應人的五種品德“仁義禮智信”。衍生而來相生相克，形成貫穿宇宙萬事萬物的一套學說。五色、五聲、五味、五方、五臟、五祈等，用五行都可以歸納整理，否則社會就會混亂，宇宙就會無序。能夠解釋一切的時候，人心就安。

 

　　如果夜觀天象，會發現天往左轉，但有一個地方是不動的，那就是北極。正是因為這樣，古代人認為北極是天之中點（古代認為地之中在洛陽）。于是，天如蓋，地如棋盤，形成天圓地方、我在中央的觀念。今天在自然科學體系中，這些觀念已變得不可信。但在古代絕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往往相信概念說，想象中國在中央。這個觀念給中國古人帶來相當知識，并發展到政治領域，即朝貢體制、冊封制度。我們的文明比周邊文明高，這在很長時間是中國人自己想象的天下，一直到晚明，隨著西方文明的進入才發生改變。

 

 

　　然而我們的文化始終處在變遷中。歷史上漢族中國雖然有秦漢、宋、明三次漢文化凝結，但也經過中古、蒙元、滿清三次異文化的疊加沖擊。以宗教為例，來自印度與西域的佛教、本土崛起的道教、來自中亞甚至更遠地區的三夷教（火祆教、景教、摩尼教），無論在西域、敦煌還是長安，它們互相沖突也互相融合，而在蒙元和明清時代，更有佛教密教、西洋天主教基督教的進入。中國是一個五方雜糅的“中國”。各種種族互相融合，各種物品流傳引入。而晚清以來西方世界帶來的沖擊，則使中國文化傳統發生了更為深遠的改變。

 

　　主流的漢族中國文化很強，原因很多：首先，圣賢和經典學說很早確立，并且一直和政治彼此融洽，流傳至今；其次，借助考試制度，讀書人得以進入上層，所以大家都會維護它；最后，我們的官學和私學，像私塾、鄉校很強大，政治制度也始終支持它，所以精英文化經過制度化、常識化與風俗化，從上層滲透下來。古代中國文化傳統綿延不斷，并且始終和王朝、政治、貴族、身份、文化、教養相連。

 

　　但這種延續性也給我們帶來麻煩。一方面漢族中國的空間相對穩定，漢族人口非常多，所以至今我們仍然在傳統、歷史和文化的延長線上。另一方面，大清帝國以來我們又是一個五族共和的多民族國家，文化復雜多樣。于是，近代中國文化出現了轉型和認同的雙重困難。本來中國的變化都在傳統以內，但現在要在傳統之外變。一旦用護照，一旦傳統天下帝國不得不變成現代國家，中國人的心理壓力就會越來越大，產生焦慮。這其中深層的文化危機是我們每個人都感受到的。

 

　　之前所說的中國文化特點，現在都在發生著變化。經過白話文改革、簡體字普及等漢字書寫和閱讀習慣的改變，漢字思維系統也隨之發生了很深的變化。而談到的宗教、信仰、家國，則無不伴隨著現代國家的建立、民主思想的普及、城市和科技的不斷進步而遭遇瓦解，傳統社會的結構和倫理基礎已然消逝；天下變成萬國，傳統中國文化中的世界認識和朝貢體制，已經不復有效了。

 

 

　　近代中國文化出現了轉型和認同的雙重困難。從“國家”觀念來說，一方面我們接受了西方現代以“民族”為“國家”基礎的論述，認為建設現代性的民族國家就是像西方一樣追尋“文明”；但一方面又在感情上傾向于中國歷史上以“文化”為“國家”基礎的現實，覺得必須捍衛漢唐以來，特別是清代以來“光被四表”的大國。

 

　　從“現代”觀念來說，一方面把西方現代國家的法律、民主、科學看成是導致“富強”的必然的和理想的途徑，覺得中國也應該從此走向未來；一方面又把西方列強所為看成是弱肉強食的野蠻行徑，是導致中國積貧積弱的原因，覺得中國應當另辟蹊徑走出一個新的時代。

 

　　從“文化”觀念來說，一方面中國傾向于把自己作為東方文化之大成，與西方相提并論，所以“中西”、“東西”的說法成為習慣；一方面它又必須證明自己是東方優秀文化的代表，不僅要與西方文化抗爭，而且要與日本競爭。

 

　　我們應該尋找文明與文化、普遍與特殊、全球化與地方化之間的和諧之道。我認為“文化”是使民族之間表現出差異性的東西，它時時表現著一個民族的自我和特色，而“文明”是使各個民族差異性逐漸減少的那些東西，表現著人類的普遍行為和成就，換句話說，就是文化使各個民族不一樣，文明使各個民族越來越接近。

 

　　愛德華·薩義德在《東方主義》中的觀點認為，所謂的東方文化，是西方人塑造出來的，一個想象的異域風情。薩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中認為，中國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會和伊斯蘭文化聯合起來，產生和西方文化相抗衡的力量。余英時在《內在超越之路》中，則強調文化是可以超越經濟和政治的，中國文化由于功利、物質的沁入，不能超拔，因此當務之急應是重新認識中國文化。林毓生先生也主張中國的文化需要創造性轉化。這個資源寶庫藏品豐富，選擇什么來用，一定是根據現在的情況，重新解釋意味著現代轉化，但這個過程絕不是讓我們覺得誰的文化更高明。

 

　　文化是一種不必特意傳授，由于耳濡目染就會獲得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氣質，而文明常被看成是一種需要學習才能獲得的東西，因而它總是和“有教養”、“有規則”、“有知識”等詞語相連。各個民族的文化往往是固守的，它表現出一種對異質文明的抗拒，而文明常常是始終在前進的，表現著殖民和擴張的傾向。文化與傳統有關，它是特殊的，而文明與未來有關，它是普遍的。把文化和文明略加區分，我們就不需要對全球化、普遍化、同質化、現代化那么緊張，一定要較長論短的話，我們更需要比較的是文明的高低。只有思考如何保持我們的文化，坦率和誠實地承認我們的文化困境，才能使中國人成為中國人的文化綿延發展，而文明與文化也可以在全球與地方的結構中和諧發展。

 

　　（來源：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