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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美國當時以極低的金錢成本便從石井四郎等人手中獲取了這批罪惡資料，數位昔日當事者都承認這是一件十分劃得來的“交易”（Deal）。美國政府獲取這批日本細菌戰資料的成本也許是極低廉的，然從較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美國政府所真正失去的，卻是一個超級大國一貫標榜的道義形象。

中國對日本戰犯的待遇明顯不同于蘇聯的苦役折磨，而是在生活上給予優待照顧。這種做法不僅體現了“以德服人”的中華傳統美德，更是當時主政者周恩來總理“以德報怨”政策的典型注解。后來的事實表明，中國的戰犯改造雖然花費成本無數，但對戰犯的心靈改造取得巨大成功，遠遠超出蘇聯的冷酷鐵血政策。

就在上月，《伯力城審判：沉默半個世紀的證言》一書由九州出版社正式出版。發生于1949年底的蘇聯伯力城細菌戰犯審判，與紐倫堡審判（1945-1946）和東京審判（1946-1948）在時間和邏輯上具有緊密關聯，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后系列戰犯審判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場審判尤其針對東京審判嚴重遺漏的日軍細菌戰罪行，進行了集中而公開的審理，不僅首次全面揭示了日軍第731、第100等特種部隊令人發指、但又極為隱秘的細菌戰和活體實驗罪行，更是人類歷史上首次針對細菌戰罪行的公開審判，為戰后國際刑事司法領域的細菌戰爭審判開辟先河，具有標志性意義。

《伯力城審判：沉默半個世紀的證言》，孫家紅編校

這場審判在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強力主導下，通過法律形式確定了日軍當年進行活體試驗、實施細菌戰爭等嚴重罪行，并判處山田乙三、梶冢隆二、高橋隆篤、川島清、柄澤十三夫、西俊英、尾上正男、佐藤俊二、平櫻全作、三友一男、菊地則光、久留島祐司等12名被告2-25年的禁閉刑期，在國際社會上產生了廣泛而復雜的影響。自1949年12月25日，隨著蘇聯濱海軍區特別軍事法庭公開審理“前日本軍人準備和使用細菌戰武器”的罪行，便極大吸引了世界媒體的目光。而在12月30日做出莊嚴判決后，圍繞這場審判發生的故事并未完結。

尷尬的美國

二戰結束后，在獲取731等細菌戰部隊實驗和情報資料、掌控相關責任人員方面，美、蘇之間存在隱形競爭關系。這一點，早為當時敏銳的媒體記者揣摩清楚。1946年初，《紐約時報》《太平洋星條旗報》《赤旗報》等媒體紛紛對日軍在中國東北的細菌武器實驗，以及原細菌戰隊員回日后的潛藏情況進行披露。但與美國關系最為密切的《紐約時報》《太平洋星條旗報》這方面的報道很快便受到“遏制”，乃至1947—1948年間——也就是東京審判進行期間——對細菌戰的問題一直保持沉默。有的學者研究發現，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受審的28名日本戰犯中，半數以上與細菌戰罪行存在關聯，甚至直接參與其中；負責起訴的檢察官中也至少有6人明知日本的細菌戰罪行，卻對此保持了沉默，因而很懷疑“這中間有一個保持沉默的真正的陰謀”。（[美]謝爾頓·H·哈里斯：《死亡工廠：美國掩蓋的日本細菌戰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85頁）很明顯，當時有能力策劃和操控這場陰謀的，只能是事實上主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麥克阿瑟將軍及其背后的美國政府。

面對美國政府以免于起訴換取日軍細菌戰情報的隱秘計劃，中國和蘇聯政府雖曾嘗試對抗，但顯然都不成功。1946年8月中國南京市地方檢察院曾將調查所得日本“多摩”部隊的細菌戰材料提交東京軍事法庭，但在一些人為操縱下，并沒引起特別注意，尤其不見有后續追訴行動。蘇聯政府在偵緝石井四郎等細菌戰犯的過程中，也明顯落后美國特工的節奏，節節失利。雖曾押送兩名日本細菌戰犯到東京接受審訊，欲將日軍細菌戰、活體實驗等罪行加以坐實，但最終也沒能突破阻力，使細菌戰犯審判列入東京審判的議程。

有鑒于此，蘇聯政府一改東京審判時的被動情勢，在伯力城審判中對美國的陰謀進行了近乎直白的揭露。比如在“國家公訴人演詞”里面特別提及，東京國際軍事法庭曾收到過南京市法院檢察官書面報告，“這一充分揭破日本當權集團方面在試驗細菌武器時用活人來進行萬惡實驗的材料，交給了美國主要控告人肯南。但大概是有什么重要人物力求妨礙揭破日本軍閥駭人聽聞的罪行，所以關于‘多摩’部隊活動以及關于石井部隊內所作同樣試驗的文件，終于沒有提交給國際法庭”（本書第360頁）。這里談到“重要人物”時故作含混，卻又直接指明該項材料曾經交給時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檢察長的美國人肯南（現譯作季南，Joseph Keenan），將強烈批判的鋒芒指向了美國?？梢?，蘇聯通過這場伯力城審判，不僅在于全面揭露日軍細菌戰罪行，更在于攻擊美國表里不一的行徑，兼發泄東京審判過程中所積蓄起來的怨氣，欲圖扳回一城。此外，蘇聯在伯力城審判進行過程中，不僅采用公開審判形式，準許一些民眾到場參觀，更借用塔斯社等國家媒體向全世界發布相關消息。而在審判完成后，又很快將審判資料匯編成書，并譯成中、日、英、德等多國文字，全面揭露日本細菌戰罪行。

面對伯力城審判所揭露的日本細菌戰、活體試驗等方面的累累罪行，美國政府其實是最尷尬的，因為他們不僅無法利用業已掌控在手的原731、100等部隊人員（如石井四郎、北野政次郎等）站出來公開予以反駁——其實也無法反駁；更無法否認在東京審判期間，曾經接到中國和蘇聯關于日本細菌戰罪行報告的事實。窘境之下，美國政府只能開動宣傳機器，重點揭批蘇聯伯力城審判的法律程序和實體瑕疵，尤其特別強調這完全是冷戰對手——蘇聯政府所操控的一場政治審判，或政治表演；因而在邏輯上，這場審判所揭示的內容絕不可信。其實，在蘇聯的伯力城審判前后，這便是美國政府一貫的反宣傳策略。

在“冷戰”敵對狀態下，尤其在特別強調客觀證據的美國法律文化背景下，這種政治反宣傳策略居然獲得了巨大成功，以致美國民眾數十年間對于日本細菌戰罪行懵無所知。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一位美國記者偶然在美馬里蘭州的底特里克營軍事檔案館里發現了大量當年731部隊的細菌實驗原始材料，并撰文進行報道，由此揭破美國當年與日本細菌戰犯進行秘密交易的內幕。面對這批數量龐大的日軍細菌戰原始材料，美國政府再冠冕堂皇的辯解都顯得蒼白無力。其后，隨著美國政府相關檔案逐步解密，人們更是發現：美國當時以極低的金錢成本便從石井四郎等人手中獲取了這批罪惡資料，數位昔日當事者都承認這是一件十分劃得來的“交易”（Deal）。美國政府獲取這批日本細菌戰資料的成本也許是極低廉的，然從較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美國政府所真正失去的，卻是一個超級大國一貫標榜的道義形象。

中國的反應

中國方面對于伯力城審判的態度根由，可以追溯至抗戰勝利前后。1945年8月9日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曾經耀武揚威的關東軍很快瓦解。僅僅5天后（即8月14日），日本天皇便宣布無條件投降。面對如此快速的投降節奏，一方面，日本關東軍紛紛放棄抵抗，繳械投降，蘇軍迅速占領中國東北全境；另一方面，不管是國民政府，還是共產黨邊區政府，在如何接收東北的問題上均無充分準備。國民政府方面的因應舉措尤屬乖張，蔣介石因對原東北軍將領存有戒心，指派對于東北事務十分隔膜的熊式輝出任東北行營主任，并由張嘉璈協助，負責接收東北和對蘇談判事宜。但熊式輝、張嘉璈等人很快發現，蘇方對于中國東北不僅有過多的利益訴求，更有甚者，表面上答應由國民政府接收東北，實際上百般拖延甚至阻撓國民政府軍政人員的進駐，明里暗里將一些地方“移交”給共產黨的地方武裝。

自國共雙方言，對于東北的戰略爭奪，在抗戰結束前便已開始。日本投降、蘇聯占領中國東北后，更是加緊了你爭我奪，甚至兵戎相見。戰后東北這種獨特的臨戰狀況，不僅發生于蘇軍占領時期；蘇軍撤退后，更是愈演愈烈。直至1948年底遼沈戰役結束，方以共軍的絕對勝利告一段落。在蘇軍占領時期，一方面大批日軍戰俘早為蘇軍俘獲，完全在其掌控之下；另一方面，日軍731、100等特種細菌戰部隊所在的哈爾濱、長春等地被蘇軍占據，久不撤退。所以，不管是國民政府還是共產黨軍隊，即便當時對日軍的細菌戰罪行有所了解，若欲進行調查取證，事實上皆有所不能。而在蘇軍撤退后，國共雙方更是汲汲于內戰中決雌雄，無暇顧及日本細菌戰、活體實驗等罪行調查，雖然令人感到遺憾，但在當時勢所難免。

再從時間上看，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方告成立，12月25日蘇聯方面即開始在伯力城正式庭審細菌戰犯。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里，新政權尚且立足未穩，若因其未能參加這場歷史審判而苛責之，顯然也有失公允。從事實上看，毛澤東于1949年12月至次年2月訪問蘇聯，也就是在此期間，蘇聯進行了伯力城審判。由此可以推知，對于這場歷史性細菌戰審判，中國的新生政權顯然是知情者；但具體知情到何種程度，是否有所參與，目前由于文獻不足，無從懸揣。我們知道的是，伯力城審判期間，中國最主要的官方報紙——《新華日報》，幾乎每天都有相關報道，并往往花費大量篇幅予以贊揚，甚至請曾經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方法官梅汝璈出面撰文，借以表達中國人民對于日軍細菌戰罪行的極大憤慨。不言而喻，這些報道本身即代表了當時中國政府的積極反應?？陀^上，通過這些報道宣傳，不僅將昔日侵華日軍的細菌戰罪行傳遍中華大地，激起億萬人民的公憤，更將中國政府堅決反對細菌戰爭的態度向全世界作了鄭重宣示。

另外，同樣是在毛澤東訪蘇期間，蘇方主動提出解送一批日本戰犯到中國，交由中國政府審判。1950年7月19日，蘇聯將969名日本戰犯正式移交中國，關押于新成立的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然而，此時中朝邊境的戰火愈燒愈烈，新中國政府轉而投入抗美援朝戰爭當中，原計劃不久即將舉行的戰犯審判則被耽擱下來。及至朝鮮戰爭結束，195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在遼寧沈陽和山西太原兩地組織特別軍事法庭，先后對武步六藏、古海忠之、齋藤美夫等45名在押戰犯（包括羈押于太原戰犯管理所者及偽滿官員）提起公訴，由此拉開新中國公開審判戰犯的序幕。

這一系列戰犯審判活動明顯受到伯力城細菌戰審判的深刻影響。僅以其中關于日本戰犯的審判為例：首先，所審判的戰犯絕大部分來自當年蘇軍在中國東北俘獲的日本戰俘。且在審判時機、審判對象選擇上，與蘇聯的伯力城審判存在邏輯關聯，同屬戰后系列日本戰犯審判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次，伯力城審判成為中國戰犯審判的樣板，據當時擔任沈陽特別軍事法庭審判長的袁光將軍回憶，中國的戰犯審判就是仿照蘇聯伯力城審判而進行的。再次，蘇聯伯力城審判關于日軍細菌戰罪行的調查和審判記錄，作為證據材料，甚至被直接應用到中國對于另一名細菌戰犯（榊原秀夫）的審判當中，足以說明在兩場審判間具有密切的邏輯和事實關聯。

不過中國對于蘇聯老大哥的既成模式也有突破。例如沈陽特別軍事法庭第一場審判的戰犯人數共28名，超過伯力城審判戰犯數量的一倍還多，而與日本東京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所起訴的戰犯數量完全一致，側面體現出中國戰犯審判之“獨具匠心”。又如在蘇聯伯力城審判結束時，參照蘇聯當時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告知各被告有權在72小時內向蘇聯最高法院軍法處提出抗告。當然，抗告之后的結果仍是維持原判。這種完全形式化賦予被告的抗告權，在中國的戰犯審判過程中則無一言提及，只是在判決書中明確告知各位被告，特別軍事法庭的一審判決即為終審判決。揆其緣由，略有三點：其一，當時中國沒有制定和頒布專門的刑事訴訟法律，也就無法援引參照；其二，可能更為主要的是，當時中國對于戰犯的改造極為成功，絕大多數戰犯在正式審判前對昔日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即已深刻悔罪，洗心革面；其三，中國對于戰犯的遴選以及刑罰判決皆極寬大，各位被告均當庭表示認罪伏法，甚至有人主動請求法官從重判決。因而，也就無須在形式上徒然增加一個“抗告”程序。

再者，中國對日本戰犯的待遇明顯不同于蘇聯的苦役折磨，而是在生活上給予優待照顧。這種做法不僅體現了“以德服人”的中華傳統美德，更是當時主政者周恩來總理“以德報怨”政策的典型注解。后來的事實表明，中國的戰犯改造雖然花費成本無數，但對戰犯的心靈改造取得巨大成功，遠遠超出蘇聯的冷酷鐵血政策。上千名經過中國改造的日本戰犯歸國后，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始，便在促進日本民間社會反省戰爭歷史、推動中日和平交往等方面一直起到積極的建設作用。及至近年，這些人雖然多數垂垂老矣，甚至先后辭世，但在中國細菌戰和慰安婦受害者赴日索賠等活動中仍是不可忽視的外援力量。

戰犯的結局

對于伯力城審判12名日本戰犯的人生結局，有必要略作交代。以往因為研究不足、材料有限，國內很多人不知道這些戰犯的最終下場，甚至有的媒體以訛傳訛。比如有的網站曾介紹說，日本關東軍末任司令長官山田乙三大將在伯力城審判后，于1950年7月由蘇聯移交中國，最終釋放回日本。其實，這根本是無稽之談。

此前筆者有幸讀到昔日伯力城受審戰犯三友一男的回憶錄《細菌戰の罪》（泰流社，1987年），其中不僅詳細記載了他在東北從軍和被蘇軍俘虜的經過，還特別記錄了當年伯力城審判的經歷，以及數年之后與其他戰犯一道自蘇聯歸國的過程。根據該人所記，1949年底接到伯力城審判的判決書后，被告們曾向蘇聯最高法院軍法處進行抗告，最終不出意料地被駁回，仍然維持了原判。

盡管蘇聯政府做出如此裁決，但隨后并沒有將各位細菌戰犯送回勞改營禁閉，而是將他們連同其他未受審的日本軍士共約200人，沿著鐵路，從哈巴羅夫斯克（即伯力城）押送至伊萬諾沃市郊外的一個鄉村，羈押在那里的第四十八將官收容所。伊萬諾沃是蘇聯著名的紡織產地，十月革命后，蘇聯將該市郊外帝俄時代遺留下來的地主農莊加以利用，改為勞動者休養所；二戰結束后，則改作“將官收容所”，用于“收容”一些軍銜較高的戰犯。

據三友一男回憶，在第四十八將官收容所期間，他們的生活待遇有明顯改善，不僅擺脫了原來的勞役折磨，活動較為自由，而且該收容所設施比較齊全，甚至還可吟詩作文、娛樂消遣。來至此地不久，原本判刑較輕的菊地則光（2年）和久留島祐司（3年）二人因為服刑期滿，先后被釋放回國；而在1952年夏，高橋隆篤（25年）罹患腦溢血，橫死在收容所里。

自1953年后，日本與蘇聯不斷進行交涉，促其遣返被俘人員。經過多次艱難交涉，1956年取得重大進展，羈押日俘被大規模遣返。山田乙三大將因為年事較高，于當年6月9日即獲遣返。余下7名伯力城受審戰犯（梶冢隆二、川島清、佐藤俊二、西俊英、柄澤十三夫、尾上正男、平櫻全作、三友一男）原定當年12月26日一同遣返回國。然而不知何故，當年11月末，柄澤十三夫在洗澡間內自縊身亡。結果，12月26日只有梶冢隆二、川島清等6名細菌戰犯與其他日俘一起，先是乘坐火車返回伯力城，再改乘日本專門派來迎接的興安丸號商船回國。三天后，在京都的舞鶴港登陸。至此，昔日在伯力城受審的12名日本細菌戰犯除高橋隆篤和柄澤十三夫客死異鄉外，其余10人均被蘇聯直接遣返，得以在故鄉島國了其殘生。

另在三友一男的回憶文字里，我們可以明顯感到，他對蘇聯在西伯利亞勞役折磨日本戰俘之舉嚴重不滿。對于伯力城審判，他則特別強調，在蘇聯主導下的這場審判儼然是戰勝者對于戰敗者的裁判，很難說是公平的。不僅如此，對于伯力城審判所揭露的日本731部隊、100部隊的細菌戰罪行，他也表示了異議，認為夸張過度，有失本真。相比之下，當年經過中國戰犯管理所改造的千余名日本戰犯，則不僅對中國優待俘虜政策和極為寬容的判決結果感同再造；更主要的，他們對于日本軍國主義的罪惡有了認識，對昔日犯下的滔天罪行均表示深刻懺悔，真正“從靈魂深處發生革命”。因此，從長遠的歷史眼光看，中國的戰犯改造政策不無過人之處。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