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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文木：中國為何仍要警惕亞洲地緣政治歐洲化

點擊：  作者：張文木    來源：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  發布時間:2015-07-07 09:18:51

 

 

　　【摘要】歐洲的版圖就像五彩斑斕的破畫布，他們已經意識到這一點，其統一速度在加快，其整體性加強了；而在中國和印度，西方人卻鼓動那些不靠譜的“公知”們誘導他們的國家走歐洲曾走過并帶來巨大災難的“威斯特伐利亞”老路。

 

　　近代以來，西方人來到遠東后其目光便盯上中國，他們知道要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但因中國太大而無法征服，于是將中國版圖進行歐洲式的改造則是他們思考的問題。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早就提醒西方列強注意這一點，他在論述完長江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后說：“中國的統一或分裂不是由人事先規定的，但是政治家需要考慮到這兩種情形。”

 

　　中國穩，則亞洲穩，穩定的主體才能產生地區和平

 

　　顯然，長江是中國版圖南北之間的中線，中國如果從長江開始分裂的話，中國繼而亞洲大陸，就會像歐洲那樣出現對稱型破碎：先從中心兩端如云貴和江浙地區分崩，然后再從中間武漢地區離析并導致中國出現歐洲式對稱型破碎。如果中國分裂，亞洲的整合就永無希望。

 

　　如果不能分裂中國，那削弱亞洲的方法就是在中國之外鼓動形成可與中國抗衡的政治力量，并由此構成與中國對稱的大板塊。試想當年，越南如果兼并了柬埔寨和老撾，在東南亞形成一個大板塊——這相當于西班牙；再試想此前如果日本把東北從中國版圖割裂出去，在東北亞形成另一個大板塊——這相當于德國，那樣的話，中國在亞洲就轉入類似“法國”在歐洲的形勢了。如果按物理學“兩個矢量的夾角越大，其合力越小”的原則，這三個對等“矢量”的對沖就會大大降低亞洲的合力。果真如此，歐洲843年后的破碎形勢就會降落亞洲，亞洲也就沒有任何前途和希望了。

 

　　歐亞歷史的對比說明，大一統產生的更多是正能量，而破碎產生的多是內耗式負能量。正是因為進入中世紀后的歐洲版圖長期保持著破碎尤其是對稱型破碎性質，歐洲因此失去了很多機會。歐洲的內耗使美國在19世紀60年代完成了國家統一，并在此前后從法國及俄羅斯手中購得了路易斯安那（1803年）和阿拉斯加（1867年）。

 

　　1901年，歐洲擴張已覆蓋遠東并迫使中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但在1914年歐洲發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國的西方殖民勢力為此撤回歐洲參加戰爭，這使得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迅速崛起、推翻了清王朝并成功地進行了統一中國的北伐戰爭。

 

　　同樣的道理，西方人要擊敗中國的前提也是讓中國回到與歐洲大陸相同的破碎版圖，至少也要讓中國回到“五胡亂華”的時代。日本人就是這樣，20世紀三四十年代，它從中國東北、華北、華中剝離出若干個傀儡政權，抗戰勝利后，蘇聯和美國又背著中國搞了個“雅爾塔秘密協定”，要將中國一分為二。對此，毛澤東洞若觀火。

 

　　1948年12月，雷潔瓊曾隨團受邀來到西柏坡，她問毛澤東怎樣看待“劃江而治”？

 

　　她回憶說：“毛主席笑了，笑聲很爽朗，很感染人。毛主席說，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么劃江而治，將后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

 

　　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人依靠人民的力量斷然過江，將中國統一起來。多年后，李宗仁也對自己當年堅持與共產黨“劃江而治”的行為作了深深的悔罪，他說：“如果美國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長江和毛澤東劃分中國，中國就會陷入像今天的朝鮮、德國、老撾和越南同樣悲慘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國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蘇聯鼻息，除各樹一幟，互相殘殺外，二者都無法求得真正之獨立。又因中國是6億人的大國，這樣一來，她就會陷于比前面提到過的三個小國家更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創傷則恐怕幾代人也無法治好了。如果這種事情真的發生了，在我們敬愛的祖國的未來歷史上，我會成為什么樣的罪人呢？”

 

　　事實確實如此。如果當時中國不管是以長城還是以長江為線被分成兩部分的話，那么，今天我們什么都不要談了，甚至連到汶川救災都去不了，因為還不知這中間要越過多少個“國家”，需辦多少“簽證”。

 

　　1948年，美國和蘇聯在分割完歐洲后便轉向中國內戰，他們都以不同形式支持國共劃江而治。當時東北朝鮮半島已經一分為二了，西南印度版圖也分出一個巴基斯坦，都算是所謂“和平樣板”。美蘇也想誘使中國走朝鮮和印度的路。

 

　　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堅持統一，沒有走他們的路，于是我們今天才有了一個有大版圖的完整國家。這對我們的未來而言是基礎性的地緣政治資源，有了這份資源，中國未來的其他問題就好解決多了。正如毛澤東建國不久告訴我們的：“國家的統一，人民的團結，國內各民族的團結，這是我們的事業必定要勝利的基本保證。”

 

　　太平洋戰爭結束后，亞洲出現大變局，東北亞分裂、南亞分裂，只有中國南北反倒統一。由此看，目前，亞洲圍繞中國大板塊的地緣政治不對稱破碎造型，既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插手干涉的結果，也是中國人民和亞洲人民一道自覺奮斗爭取的結果。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后者的奮斗，今天的亞洲版圖就很可能成了歐洲那樣看起來像是用“雜色布片補綴起來的被單”。

 

　　結構決定性質，骨架子散了，只有任人欺侮。所以，中國1979年的邊境自衛反擊戰不僅對中南半島和平、對整個亞洲的和平都是有大貢獻的。

 

　　歐洲崛起并擴張到遠東后，包括印度在內的印度洋地帶和中國的周邊地帶都被歐洲殖民者人為地粉碎了，這樣的后果對于這些國家和人民都是不幸的，但不幸中的萬幸是它造成亞洲以中國為中心和主體的不對稱破碎地緣政治形勢，這客觀上將中國推到亞洲政治的主體地位。這樣的地區版塊結構有利于以中國為中心和主體的東亞合力的形成，也使亞洲避免了歐洲對稱型破碎帶來的無限內耗的惡果。

 

　　地緣戰略是類似“搭積木”的學問，使國家間的版圖搭配有利于和平的主體構建。和平的前提是主體和平，這個主體在亞洲就是中國。中國穩，則亞洲穩，穩定的主體才能產生地區和平。不然就不能解釋兩次世界大戰為什么率先在歐洲爆發。國際政治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學習地緣政治，要抓住關鍵點，沒有關鍵點，就沒有主要矛盾，就沒有政治。毛澤東說，“中國是亞洲的重心”，越南原國防部長范文茶將周邊國家與中國的關系形象比作“天堂很遠，中國卻很近”。

 

　　印度是西方亞洲殖民政策的犧牲品

 

　　有的人會問，看看地圖，印度、埃及不也都是大國？但此大國非彼大國也。

 

　　眾所周知，英國人到印度之前，印度就是非常破碎的國家，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地方割據勢力把持和分割著國家政治。1857年英國占領印度后，為了長期控制印度洋的需要，印度各地才被英國統治強行粘合起來。英國人那個時候不得了，1840年打敗了中國，1857年同時向中國、印度開戰，這前后還發動了三場試圖征服但最終失敗了的阿富汗戰爭。

 

　　英國為了控制印度洋，需要一個大板塊的印度，但為了長期控制印度，在給它縫了一張完整的大“皮”后又將印度（埃及也是一樣）的骨骼、內臟和靈魂都給拍碎了。

 

　　如果有機會到印度去看看就會知道，印度神廟特別多，神多民弱，民弱國弱。只有文化和精神統一的國家和民族才可以強大。在印度，所有制復雜、種族復雜，這都是英國人有意識以“民主”“多元”“包容”的名義保留下來的。

 

　　英國人在削弱印度人的民族統一性、強化以英國為中心的殖民性的同時，還力圖削蝕印度民族的戰斗性。英國人推出甘地，封甘地“圣雄”稱號。甘地確有許多好的思想，但英國人則重點突出其“非暴力、不合作”的主張。

 

　　如果大家還以為這是偶然的巧合，那大家再看看同期英國人統治下的南非和英國人推出的曼德拉。曼德拉也被封為“和平斗士”，英國人對這些“斗士”經過無害化處理后，便對壓迫者有了既好看又實用的作用，但對被壓迫者而言，他們就成了有害的精神鴉片了。

 

　　2000年，筆者去印度尼赫魯大學訪問，校內各系前貼滿了“大字報”，被挑起的種族問題越來越復雜，什么事情都干不下去。加上印度不像中國經歷過徹底的社會革命，獨立后從封建主義、殖民主義到資本主義的所有制被獨立后的尼赫魯政府照單全收，尼赫魯接到手中的是一個誰也動不了、什么也不能動的“復雜”國家。

 

　　筆者根據上述對印度結構式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論分析，曾對印度的未來前景作出評估，與尼赫魯“銷聲匿跡”的預言相近似。

 

　　一是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斷送了印度中世紀文明的發展進程，卻沒有給印度人帶來自主型的——相對于拉美式的——資本主義的近代發展進程。

 

　　在生產分配領域，英國人在沒有消滅舊的封建階級的條件下，又給印度送來了新的國民財富的截流者，即殖民統治官員。印度獨立后盡管廢除了服務于殖民統治的柴明達爾制度，但卻變相保留了其他封建地租食利者階層，并在此之外又新增了民族資本家階層。

 

　　在國內市場日益萎縮的條件下，資本家及新興有產階層中新增出了為國際資本服務的買辦階層。這些階層隊伍如此龐大，以致他們利用私有權瓜分印度年度利潤之后，社會生產者主體即勞動者階層所得無幾。由此而言，除了主權歸屬不同，印度獨立后所建立的只不過是殖民地時期的金字塔利潤分配結構的變形。這種結構既斷送了印度在二戰后進入蘇聯、中國等國家自主型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也斷送了印度在全球化時代進入英美等西方國家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的可能。

 

　　經過50多年痛苦的掙扎性選擇，當代印度實際上已不情愿和半推半就地滑入依附于國際資本的拉美式的發展慣性之中。印度已成為拉美模式在亞洲的另存形式。

 

　　二是印度獨立以來形成的社會結構既阻礙了生產力可持續發展，也削弱了印度國家發展的可持續潛力。

 

　　如果將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分為自然資源潛力和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能力潛力，與中國比較，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只具有自然資源存量優勢，而缺乏高效利用這些資源的國家能力的變量優勢。

 

　　中國相對于印度的發展優勢主要體現在后一方面。由于中國擁有良好運用其自然資源的政治經濟結構及由此產生的高效能力，在可見的將來，印度要贏得相對于中國的發展優勢是不可能的。

 

　　但上述兩點結論的確定是有條件的，即只在當代中國已確定的社會主義制度參照系和當代印度已確定拉美模式的坐標系中，上述對印度的評估結論才是成立的。由此，我們進一步推導出的結論是：鑒于印度自然資源尚未大規模開發，并對中國保持著相當的后發優勢，如果未來中國的發展自覺或不自覺地走上具有拉美特征的印度發展道路，并由此形成拉美式的社會經濟結構，那么，中國的發展將會落伍于印度。

 

　　三是對印度的國家發展潛力的評估不能不考慮印度議會體制對印度未來的影響。

 

　　這一點使目前“印度熱”中的所謂“自由派”人士甚為樂觀，而筆者的評估結論則是非常悲觀的。從“減震”的角度考慮，尼赫魯留給印度的“民主體制”不僅使政府失去效能，同時也使“人民革命”失去效能。

 

　　這正如英國殖民統治留給印度的“議會體制”，既瓦解了印度知識分子，也瓦解了印度勞動者的反英民族革命。印度這種體制的“減震”作用既留給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時間，同時也增加了印度政府解決問題的難度。

 

　　從這個意義上說，如無“猛藥”根治，議會制度的“減震”作用，對具有結構性危機的印度國家所產生的后果，不會是迅速崩潰，而只能是緩慢衰落，乃至——鑒于印度所處的非常敏感的世界海權地緣中心位置——瓦解，并且是在印度人不知不覺中瓦解。

 

　　理解這些，也就理解為什么尼赫魯對印度未來出現“銷聲匿跡”的可能性有如此擔憂。

 

　　印度洋將是拖垮美國的不歸之地

 

　　一個中心曰“忠”，兩個中心曰“患”，這反映了中國人對于統一性的認識。“貧”字在中國文化中與“弱”相聯，貧，非不富矣，分貝是也。凡事只要一分，就沒希望了。這是中國人的整體認識論。

 

　　目前中國的一些所謂“普世派”想將中國改造成小國寡民，像瑞士那樣的國家，果真如此，那真是中國的災難。

 

　　你看看歐洲中世紀內耗成什么樣子了，版圖變化就像五彩斑斕的破畫布。歐洲人現在意識到這一點了，其統一速度在加快，其整體性加強了；而在中國和印度，西方人卻鼓動那些不靠譜的“公知”們誘導他們的國家走歐洲曾走過并帶來巨大災難的“威斯特伐利亞”老路。

 

　　在《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前，與中國戰國時期至少名義上還有周天子共主的情形相似，歐洲大陸當時至少名義上還在“神圣羅馬帝國”法統下，之后即變成幾十個擁有對等主權且力量相對均衡的政治格局——有幸中國因秦王朝的建立而避免了這一結局。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以對等主權共存的形式破壞了中世紀歐洲至少是形式上存在的統一性，并使歐洲實質性地陷入碎片化時代——這是兩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的制度性原因。中國一些知識分子只看到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國際關系民主化，但沒有看到它也是近世以來西方動亂的溫床的一面。

 

　　此后，歐洲國家間可以不顧以往類似中國戰國時期的那種哪怕只是情面上的宗法維系而理直氣壯地發動戰爭——這些戰爭最后將歐洲國家尤其是英國推向了印度洋及以此為基礎的世界霸權。

 

　　美國總統尼克松為美利堅民族做出的最卓越的貢獻是，成功使美國擺脫越戰并與中國修好，但他為此付出的代價也是巨大的，對美利堅民族而言也許是致命的：他宣布放棄美元的金本位而將美元直接與國際石油掛鉤。

 

　　于是，原來可以支持美元堅挺的美國工業——哪怕是軍工產品，徑直變成了脫離國民勞動且遠離本土的資源產品即國際石油。這樣，美元的堅挺就要靠國際大宗消費品石油的采購以美元結算來保證。從勞動形態上說，今后支持美元的就不是國民勞動而是國家對外戰爭。

 

　　現在回頭來看，尼克松在挽救美國的同時卻又更深地傷害了美國：他使人民離勞動更遠，離戰場更近；為華爾街國際資本而不是為美利堅民族利益到世界各地打仗成了美國國家的“生產方式”和美國國民的“生存方式”——這種生存方式合乎邏輯地將美國開戰方向引向印度洋北岸地區尤其是波斯灣油氣資源豐富的地區。

 

　　對印度洋掌控的深度，今天美國——盡管渴望有增無減——遠不如當年的英國。原因是，當年的英國是工業國家，而今天的美國是個由華爾街統治的金融國家。今天的美國已沒有自己的工業了。實體經濟尤其是其中的工業和農業是國家的腎，美國汽車工業城底特律的破產說明美國得了“腎衰竭”，美國的腎被華爾街大亨們摘了。沒有“腎”就不能造自己的“血”，這就是國家金融。

 

　　今天美國金融的主人不是民族國家，而是華爾街金融寡頭。美國“腎”都沒了，所以它走不遠。

 

　　奧巴馬不愿再打敘利亞，因為美國實在打不動了。但華爾街不同意，于是他可能受一百年前那位智利公使說的“各國國會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要事情做不成”這句話的啟發，推說要有國會批準，這讓華爾街不高興。華爾街的美元得靠中東石油撐著，既然白宮戰略東移拿不下中國，那奧巴馬就還得返回去拿石油。奧巴馬若不打敘利亞，那華爾街就不給你“發工資”，很快美國白宮便遇上“財政懸崖”，行政各部也隨即關門；奧巴馬連“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峰會都沒錢參加。

 

　　所以說今天的美國真的不能與當年的英國比。垂死的人，會更瘋狂、更殘忍、更兇惡；就美國而言，對第三世界尤其是位于印度洋的第三世界大小國家更具危險性。

 

　　（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本文是作者領銜的云南省印度洋研究會所立項目《中國與印度洋研究》的成果之一。來源：國防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