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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時期“三三制”民主:原因、問題與實質

點擊：作者：劉晨光來源：烏有之鄉發布時間:2015-07-10 15:35:49

　　摘要：延安時期十三年，中共積累了大量成功的執政經驗，留攢下一批寶貴的政治遺產。“三三制”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項，它是延安民主的象征，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不無啟發意義。本文首先闡述“三三制”推行的背景與原因，然后分析“三三制”運作的狀況與問題，最后反思“三三制”民主的實質與意義。

　　“三三制”推行的背景與原因

　　“三三制”的推行，很大程度上是時勢使然。

　　在中共中央到達陜北之前，劉志丹率領的游擊隊武裝已得到相當發展，特別是經過1934-1935年的土地革命，游擊隊獲得了農民的廣泛支持，建立了蘇維埃臨時政府。而中央紅軍的到來，改變了陜北原有的發展邏輯。新的革命形勢要求新的革命任務，新的革命任務指向新的革命秩序。關鍵在于，這一新秩序將是面向全國，而不再像之前那樣更多只具有地方意義。

　　中共在制定方針政策時一直是從全國大局著眼。面對日本業已侵占中國東北并覬覦華北的現實，中共強調抗戰救國是第一要務。1935年8月1日，紅軍尚在長征途中，中共中央即從莫斯科發表著名的“八一宣言”，即《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標志著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初步形成;12月25日，到達陜北之后，瓦窯堡會議通過了《目前政治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議》，意味著與國民黨結成統一戰線正式成為黨的政治路線與策略。在此情況下，原來的土地革命必然趨于溫和化，致力于工農革命的蘇維埃政權也要向領導全體人民進行抗戰救國的統一戰線政權轉變。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所作報告《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明確倡導以“人民共和國”取代“工農共和國”。[①]

　　不過統一戰線政策是否能夠順利實行，還要取決于國民黨與軍閥們的態度。 “西安事變”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從1937年起，陜甘寧根據地獲得國民政府的默認。中共中央曾要求把“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②]，后來實稱為“邊區政府”。更進一步，中共宣布要把陜甘寧建設成“統一戰線模范政府”，從1937年春在十來個縣里廣泛開展了選舉運動。由于“盧溝橋事變”之后日本入侵威脅到整個華北，選舉運動未到高層議會選舉就中斷了，以應對當下的緊迫問題。而陜甘寧邊區的第一個施政綱領，于1937年6月20日提出，名為《民主政府施政綱領》。

　　在國共第二次合作期間，雙方沖突一直不斷，后來對抗升級的基本原因，乃是在共產黨力量不斷增長的同時，國民黨卻遭遇大規模的軍事挫敗。1939年1月，國民黨第五次中央全會通過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標志著國民黨發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隨后雙方在邊區出現了比較嚴重的沖突，并于1939年12月，以國民黨封鎖陜甘寧邊區達到高峰。

　　就在國民黨試圖公開限制共產黨力量發展的同時，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在延安舉行了第一屆會議。毛澤東出席開幕式并發表了講話，他指出：抗戰一定要有民權主義與民生主義。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是互相配合的。沒有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就不能實現民族主義，抗戰就不會勝利。邊區的進步主要表現在民主，而這民主又是蘇維埃在現階段的發展物，現在各階級、工農商學兵各界都可以參加參議會。[③]此次大會討論并通過了《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在2月3日發表的告邊區同胞書中指出：“邊區是我們黃帝子孫發祥的圣地”，在共產黨領導下，“邊區是國內和平的堅持者，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發起者與推動者，是民主政治的先進地區，是實施抗戰建國綱領、實行三民主義的模范”。[④]

　　較之1937年的《民主政府施政綱領》，1939年的《陜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施政綱領》要充實得多，許多條文的含義也更加明確和完備。如果說前者主要還是一個臨時性的政策規定，那么后者已然是一個比較完整的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政治綱領了。這個綱領的制定，表明中共對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的三項原則和實行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是真誠擁護的，對國民黨的《抗戰建國綱領》也是支持的。相形之下，國民黨的限共政策的反動本質就更加彰明昭著了。

　　在1939年的施政綱領發布后的兩年中，中國的政治形勢發生了更加巨大的變化。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斗爭不僅在戰場上展開，還在理論戰線與政權建設上進行，“三三制”思想的產生與制度的推行，即是這一階段發展的成果。

　　1940年3月6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對黨內的指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雖然沒有直接提出“三三制”概念，但其基本原則已經明確，即“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為共產黨員占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占三分之一”。[⑤]同年7月5日，毛澤東為紀念抗戰三周年所寫的《團結到底》指出：“在政權問題上，我們主張統一戰線政權，既不贊成別的黨派的一黨專政，也不主張共產黨的一黨專政，而主張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聯合專政，這即是統一戰線政權。共產黨員在敵人后方消滅敵偽政權建立抗日政權之時，應該采取我黨中央所決定的‘三三制’，不論政府人員中或民意機關中，共產黨員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張抗日民主的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占三分之二。不論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參加政府工作。任何黨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應使其在抗日政權下面有存在和活動之權。”[⑥]這是中共首次公開向全國人民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權的主張。

　　1941年1月，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成立了“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起草委員會，根據中共中央關于“三三制”政權的精神來起草新的政綱。5月1日，邊區中央局發布了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的《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簡稱“五一施政綱領”。這個綱領的大部分內容都經毛澤東審閱初稿時重新改寫，可以說其主要作者是毛澤東。關于制定該綱領的原因，4月27日中共中央在《關于發布<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的指示》中指出：“此綱領之發布，適當國內外形勢發生激烈變化，國民黨施行黑暗統治，全國人民彷徨無主之際，實具有嚴重政治意義。”[⑦]綱領一開始也提出，“為著進一步鞏固邊區，發展抗日的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以達堅持長期抗戰增進人民勝利之目的起見，特提出本綱領”。[⑧]這就把制定與發布該綱領的國際、國內背景和目的講得非常清楚了。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大會正式通過了接受該綱領為邊區政府施政綱領。

　　“三三制”運作的狀況與問題

　　陜甘寧邊區的“三三制”實驗，最早于1940年出現在綏德和隴東兩個地區。與邊區已經較為鞏固的地區不同，這兩個地區有很強的地主和商人階層勢力，共產黨的組織則較為軟弱，在剛轉到共產黨手中時，取得當地上層的支持很重要。因此，當共產黨試圖建立穩固的行政時，就運用了“三三制”，以減少當地上層的疑慮，把許多準備合作的人融入到行政機構里。由于當時共產黨還不能在新區搞正規選舉，便指定了一個臨時參議會，其中就包括了按“三三制”標準容納的當地上層有名人物。

　　1941年，是“三三制”開始擴大推行的一年，并且其目標也開始進一步擴展。特別是1941年在邊區政府支持下搞的選舉運動，耗費很多精力，過程也更復雜，意義比較深廣。如果說“三三制”主要是為了拉攏舊的上層勢力，那么選舉運動中處于高潮的群眾教育則是用來動員全體人民的廣泛參與。然而，努力達到“三三制”的目標增加了選舉運動的復雜性。就像早先轉向統一戰線政策遇到土地革命受益者和游擊隊的反對和不信任一樣，1941年可聽到類似的反對聲音。這些反對并非沒有基礎。推翻地主統治和奠定堅實基礎的斗爭，使致力于維護土地革命所得的新一代領導和農民積極分子一直高度警惕?，F在統一戰線政策由“三三制”支撐，便重新出現了這樣的擔憂：難道不會有人利用開放的氣氛來破壞前期已經取得的成果嗎?難道“三三制”在某種意義上不是意味著退卻，結果會便利原先地主制度的恢復嗎?

　　共產黨致力于第二次國共合作與統一戰線，客觀上導致了潛在的目標沖突。一方面，共產黨需要舊上層的政治支持，尋求溫和的社會經濟政策和可見的政治改革成果;另一方面，共產黨同時也需要努力加強對整個邊區的控制，以建立堅強的政治基礎，這就需要照顧到自己最忠實的支持者，即貧農和其他的土地革命受益者。通過鼓勵“進步人士和走中間道路者”更多地參與政治進程，特別是進入議會，共產黨推出的“三三制”使統一戰線正式化和擴大化。在綏德和隴東，“三三制”促使動蕩地區穩定了下來。但在政治上已經鞏固的地方，“三三制”卻產生了新的摩擦，其原因主要在于，農民革命者不愿與以前的階級敵人進行合作。

　　在每一處選出的議會和政府，各個階級的非共產黨人士的參與都增加了。特別在各級參議會里，非共產黨人士的收獲特別顯著，而從前共產黨在此的地位是無法挑戰的。在共產黨組織仍很簡陋的其他許多地方，黨甚至不能保證三分之一的席位。實際上正是在新區，共產黨對“三三制”的興趣最為強烈，其目標也幾乎全部實現。謝覺哉曾在《三三制的理論與實際》一文中總結說：“概括起來，新的區域，三三制做得好一些，甚至不僅共產黨員只夠三分之一，有的國民黨員當選人數比共產黨員還多。鄉市三三制又做得比區縣級好。老邊區則縣鄉兩級很多沒做到實際的三三制，有的離得還遠。”[⑨]在老區，主要是因為黨員數量多，過去做政府工作的又多是黨員，所以很難做到實際的三三制。而在邊區一級，共產黨也保持多數席位。

　　“三三制”不僅用于選舉參議會成員，也用于選舉參議會領導，在邊區一級，尤為注意遵守“三三制”原則。1941年初，地主和商人的利益代表承擔了邊區政府的要職。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和邊區參議會副議長安文欽是綏德地區有名的士紳。共產黨還非常注意在邊區常務委員會和政府委員會中融合非共產黨知名人士。比如在綏德這樣士紳集中的商業重鎮，參議會僅有12名共產黨員，卻有15名國民黨員和62名無黨派人士。在參議員當中，32人是商人，5人屬于地主士紳階層，只有15人是工農分子。這樣的構成反映了共產黨想要得到當地上層的支持，以保證經濟政治穩定的愿望。與此同時，共產黨還對政府中的共產黨員加強政治領導和紀律約束，確保在政府中最大限度地負責，每一級都盡可能地貫徹黨的“三三制”政策。

　　當然，無論如何，陜甘寧邊區“三三制”的運作范圍，常常比公開宣傳的統一戰線言辭所說的受到更多限制。雖然官方文件反復申明，“三三制”不僅適用于參議會，也適用于所有各級政府，但實際上，非共產黨人很少握有縣長這樣的實權職位，在共產黨權力已經鞏固的地方尤其如此。

　　即便如此，陜甘寧邊區仍不失為實施“三三制”原則的帶頭兵和模范，它影響和推動了其他抗日根據地“三三制”的實施。華北敵后各抗日根據地，在普遍改選和整頓區、村政權的基礎上，從1940年起相繼在各級政權中貫徹實施了“三三制”原則。華中、華南各抗日根據地建立較晚，大多在1940年或稍晚些時候，因此政權建設也較晚，加上有中央關于根據地政權建設的指示來確定方向，有華北抗日根據地政權建設的實際經驗可供參考，因此從一開始建立即根據“三三制”原則組織政權。

　　“三三制”民主的實質與意義

　　“三三制”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現提供了可行的政權形式，這一基本原則的提出是在1940年3月6日毛澤東起草的黨內指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而其理論基礎即“新民主主義”的提出卻要更早些，是在毛澤東1939年12月撰寫的《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一文中，后來在1940年1月發表的《新民主主義論》中進一步明確。毛澤東寫道：“在抗日戰爭中，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根據地內建立起來的抗日民主政權，乃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權，它既不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也不是無產階級一個階級的專政，而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幾個革命階級聯合起來的專政。只要是贊成抗日又贊成民主的人們，不問屬于何黨何派，都有參加這個政權的資格。”[⑩]

　　“三三制”雖然是應時勢需要而生，但絕不是僅僅出于一時策略的權宜之計。即便是作為策略，它也是從屬于并內在于更具根本性的整體戰略中，而后者乃根據當時中國所面對的宏觀現實形勢制定，顯示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的高瞻遠矚以及對國內外形勢與革命任務的準確判斷。關鍵在于，中國共產黨一直是站在全局的高度考慮問題，是站在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立場制定政策。

　　當然，毋庸置疑的是，“三三制”同時擔負了現實政治的使命，是在根據地、特別是陜甘寧邊區面臨的惡劣內外形勢下拋出的重量級武器。它在最大程度上緩解根據地內部矛盾，凝聚各階級、各階層、各屆人士的整體力量，鑄就了一個團結穩固的后方。這樣一來，它就可能使邊區政府成為抗日民主統一戰線政權建設的模范，特別與國民黨的限共反共政策以及“一黨專政”的假民主相比，共產黨無疑表明了自己有能力與廣大社會中間階層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分享權力和共同有效地工作，這樣也就使得共產黨獲得聲稱代表全國的法理基礎。

　　顯然，經過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的慘痛教訓，共產黨不可能再拱手讓出政治與軍事的最高領導權。一方面，共產黨公開宣布并多次強調愿意與所有愛國人士合作;另一方面，黨內討論常常集中在確保和加強共產黨在聯合政府內的領導。1940年3月6日的黨內指示明確堅持，“必然保證共產黨在政權內中占領導地位”。[11]

　　事實上，“三三制”既不代表共產黨領導的消退，也不代表背離過去。雖然“三三制”原則規定共產黨員在政權中只占三分之一，但這絕不意味著參加政權的各個階級和政治力量在政治上具有同等優勢。正如彭真所說，“三三制政權是鎮壓敵偽漢奸活動和抵抗日寇侵略的民族斗爭的武器，同時也是在政權中占優勢的階級進行階級斗爭的武器，它不是維持各階級均衡的中立的東西”，因此，在抗日根據地建立的各個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中，“基本群眾必須在政權中占優勢，才有可能去爭取地主及資產階級與我合作抗日，才能使民主政權鞏固”。[12]無產階級通過其政黨——中國共產黨——在聯合政權中實現領導地位，而這種領導，將不再僅僅依靠自己在政權中的人數優勢。毛澤東多次明確指出：“所謂領導權，不是要一天到晚當口號去喊，也不是盛氣凌人地要人家服從我們，而是以黨的正確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說服和教育黨外人士，使他們愿意接受我們的建議。”[13]

　　因此，“三三制”民主與西方民主的理想和現實都相去甚遠。首先，雖然“三三制”是通過直接、普遍、平等的民主選舉來實現，但在根本上，在法律條文上明確規定“三三制”原則有違民主選舉的自由平等精神，而真正的民主選舉實際上也很難產生嚴格符合“三三制”原則的結果。但“三三制”的規定仍是必要的，因為它使黨在選舉中有了明確的方向，既可以預防和糾正黨內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也有助于爭取非黨人士的合作，雖然“三三制”不可能普遍嚴格地實現，但大體實現還是可能的。

　　可見，“三三制”下的民主形式本身并非根本目的，甚至“三三制”的政權形式也并非根本目的。“三三制”民主的直接旨趣和意圖在于，為了一個共同的使命和任務而實現各階級的團結合作與協商共事。在這個意義上，它開啟了后來政治協商會議與協商民主的先河。

　　再者，“三三制”下的選舉運動強調的是基層公眾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教育，而非獨立黨派和政治計劃之間的競爭。當時還不存在一個頭腦開明乃至相當有文化的全體選民，實際上，廣泛的政治輿論仍然缺少，而政府系統也說不上太穩定。選舉運動的主要作用，是開始創造一個有見識的、政治上活躍的人民群體。與此相關的是，在選舉中沒有操縱政治經濟利益來達到私人目的的行為，共產黨時有調控，也是為了更好地實現“三三制”原則。

　　這個意義上的民主，不在于多黨選舉，不在于議會制度，也不在于權力制衡及自由主義民主的其他特色。實際上，它將改善根據地廣大貧窮村民的物質生活條件視為民主政治的前提，在根本上，它并不著眼于什么選舉程序，而是為了解決社會經濟問題。這才是在原先由地主和富農控制的中國農村實現民主的關鍵所在。也正是因此，真正實現“三三制”民主，要具備以下條件：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必須有相當普遍的發展，需要每個村有支部和相當數量的黨員;必須使基本群眾動員起來，有相當的組織和政治覺悟，并有自己的領導;基本群眾的優勢已經確定，工農生活適當改善后，還需要適當調整階級關系。

　　這樣看來，“三三制”民主具有更大的意義。它絕不是一種僅僅為了實現統一戰線目標而創造的政權形式。如果我們以發展的歷史的眼光來看根據地政權建設，這一點就會更加清楚。

　　從1937到1941年，共產黨在邊區承擔了創建行政機構的責任，以管理邊區的全體人民，而不是哪一個特定階級。在陜甘寧和敵后根據地，所推行的是“新民主主義”。無疑，這是一個統一戰線概念，結合了行政與有限動員的功能，旨在創造穩定負責的社會政治組織并發起改革。政府職能的增長日益走上正軌，某種程度上取代了動員式的革命政策，帶來了根據地的穩定治理。1941年，共產黨已經可以驕傲地指出自己的成績，并為正在增長中的華北根據地以及正在創建中的其他根據地提供指導?？墒桥c此同時，“新民主”賴以建立的許多基礎業已開始遭到侵蝕。特別是與國民黨的第二次合作，逐漸被對方的敵視和封鎖所取代。更有甚者，陜甘寧邊區和其他根據地在行政上的基本問題也日益變得令人惱火。陜甘寧邊區的中共領袖面臨的根本問題是：統一戰線與常規行政是否可以根本解決貧窮和壓迫問題?面對日本的強大壓力，“新民主主義”政策能夠有效支撐和增強抵抗運動嗎?

　　從1942年起，共產黨的回答是采取較之“統戰”更加激進的方針來治理根據地，那就是通過“群眾路線”再次喚醒和激發普通民眾的力量。1944年12月4日至19日，陜甘寧邊區二屆二次參議會召開。在5日的會上，林伯渠作了題為《邊區民主政治的新階段》的工作報告，總結了三年來邊區民主建設的巨大成就，深刻指出邊區發展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民主政治在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不僅發動了廣大工農兵群眾的積極性，也發動了富有者的積極性。他說：“要使正確的理想變成實際，使正確的政策變成人民的實踐，就需要艱苦耐心的實際工作，需要循循善誘的教育工作，需要十分具體和十分細致的工作方法。這方面，我們還不夠”，又說，新階段的任務是要“更進一步地團結全邊區各界人民，建設出一個很好的地方，協同整個中國解放區，為全中國人民作出榜樣，并和全國一齊努力，達到驅逐侵略者與建設新中國之目的。”[14]

　　隨著抗戰勝利的臨近，新中國也在不遠的將來可以望見。“參議會”將為“人民代表大會”所取代。“三三制”民主的統戰協商功能將分離出去，因而更加凸顯“人民民主”的實質內涵。那種重視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政治參與和政治教育的民主，將開辟民主的中國模式，而在抗戰中形成的“延安道路”亦將延伸為“中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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