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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民主，從本義上來說是一種國家的統治形式和方法。這種形式和方法，早在古希臘時代就已存在。據有關古希臘歷史著作的記載，古代雅典人民經過長期斗爭和多次改革，直到公元前5世紀才逐漸建立起民主制的城邦國家。亞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學》和《雅典政制》中提出，這種城邦形式體現了自由、平等和法治等特性，并具有立法、行政、司法等機構。但是，這種政治民主制度是非常粗糙的、殘缺不全的。首先，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勞動者——奴隸未被當做人來對待，被稱為“會說話的工具”，他們根本不能享受任何權利。其次，女人和外邦人雖屬自由人，但也不能參加民主政治生活。實際上，只有少數希臘男性自由人才享有公民權，才能參與民主政治活動。另外，這種政體形式很容易被野心家篡奪，蛻變為僭主統治。

　　到了公元15、16世紀，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形成和壯大，資產階級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提出了建立民主政治的要求，西方政治民主制度才逐漸發展成為完整的政治體制。

　　一、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制度沒有統一模式

　　首先要明確指出，國家的政體形式和國家的統治形式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它們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正是在這一點上，列寧說：“國家問題是一個最復雜最難弄清的問題，也可以說是一個被資產階級的學者、作家和哲學家弄得最混亂的問題”。他們在論述國家問題的時候，混淆了國家的政體形式和統治形式，將實在具體的國家統治制度形而上化、抽象化，借此掩蓋國家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本質，妄圖掩蓋資產階級民主的階級屬性，即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制的本質是維護資產階級統治權的一種手段。

　　15世紀歐洲爆發了兩場影響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運動：宗教改革運動和文藝復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結束了基督教教會十幾個世紀在歐洲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各領域的壟斷地位，為基督教的民族化和民族國家的誕生開辟了道路。文藝復興運動打破了上帝對社會國家的統治和干預，“從人的眼光來觀察社會國家問題”，為國家產生于人類社會的契約和人生而具有不可剝奪的權利兩個觀念的形成創造了條件。

　　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資產階級逐漸壯大成為當時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能夠領導社會的各個階級開展反對封建貴族統治的斗爭。由于各個民族國家的地理環境、歷史情況、經濟水平、階級布局、社會結構、文化基因等條件不同，各國資產階級在建立民主政權的道路上采取了不同的路徑。也就是說，民主沒有統一的模式。

　　西方第一個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的國家是英國。13世紀《大憲章》的簽訂使貴族在與國王的斗爭中獲得了限制君權的憲法性權力，封建貴族的政治獨立和經濟利益得到了保障。從這一時期開始，英國議會逐漸成為貴族與國王分庭抗禮的場所。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圈地運動使一部分封建貴族成為具有資本主義經濟性質的新貴族，在聯合新興資產階級和其他反封建勢力共同反對封建舊勢力的斗爭中，通過議會奪取立法權，以限制國王任意征稅，也就是“不出代議士不納稅”成為英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要求。圍繞立法權和征稅權，以國王與舊貴族為代表的封建勢力和以新貴族與資本家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力量之間展開了長期的斗爭，1640年英國爆發資產階級革命，國王查理一世被處死。經過一段共和時期、克倫威爾獨裁和短暫的君主復辟，封建舊貴族與資產階級化的新貴族達成妥協，通過1688年光榮革命，英國資產階級才以保留“虛位”君主、議會掌握立法實權的形式，建立起了君主立憲制。

　　君主立憲制從國家政體形式上看，雖屬于君主制，而從國家的統治形式上看，則是一種民主制。革命之后，君主作為國家的象征，逐漸失去了統治權力，真正的國家政治權力轉移到了議會手中。英國議會包括貴族院（上議院）和平民院（下議院）兩院，貴族院的議員不是選舉產生的，主要由王室后裔、世襲貴族等封建貴族組成，平民院是新貴族、資產階級的代表機關。隨著歷史的發展，上議院的力量逐漸減小，下議院日益成為有影響力的一方。這樣，資產階級就通過不斷爭得議會中的民主權力實現了自己組織政權、發展自身利益的目的。 這場革命打破了封建壁壘，使資產階級的自由競爭得到了政治保障，資本主義得到自由馳騁、安全發展、秩序穩定的政治環境，開創了人類社會的資本主義時代。

　　繼英國建立資本主義國家一百多年之后，其北美殖民地提出了獨立的要求。18世紀北美工商業資產階級、大農場主、種植園主等原英國移民的力量日益強大，英國政府的殖民政策阻礙了殖民地的經濟發展，武裝鎮壓的高壓政策使民族矛盾更加激化。1775年獨立戰爭爆發，1776年大陸會議通過了《獨立宣言》，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美國人民在資產階級領導下贏得勝利，建立了美利堅合眾國。革命之后，在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政府、如何組織政府的問題上，人們結合美國實際，吸納和借鑒歐洲大陸現成理論，設計自己的建國方案，以大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為代表的保守派與以工商業資產階級和中小地主階級為代表的激進派，分別提出建立君主立憲制和民主共和制的不同主張。1786年經過激烈討論，制憲會議制定了聯邦憲法，該憲法按照資產階級的要求建立了總統制的合眾國。

　　18世紀法國繼英國、美國之后爆發了資產階級革命。與英國和美國不同，法國的封建等級制是非常嚴格的，人被分成三個等級，第一等級是僧侶，第二等級是貴族，第三等級是包括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以及工農大眾在內的廣大勞動者階層。封建國王則是其政治保護者。受這種社會條件的影響，法國的資產階級革命除追求自由之外，“人人平等”成為其反封建斗爭的核心要求。

　　16到17世紀，隨著資產階級經濟力量的壯大，法國發生了啟蒙運動。這場運動是一場振聾發聵的思想解放運動，它的思想淵源是近代的自然科學和理性主義，它啟迪人們用科學批判神學，用人權反對神權，用民主代替專制。正如恩格斯所言，啟蒙運動使“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523頁）這就為大革命的發生奠定了思想與理論基礎。

　　1789年，由于財政困難，路易十六企圖通過召開三級會議，向第三等級征收新稅，使國王與第三等級之間的矛盾激化。在資產階級的號召和領導下，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獄，標志著法國大革命的開始，隨后在制憲會議上通過《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宣布生命、自由、財產是人人享有的平等的天賦權利，國家的作用在于保護這些權利的安全和不受剝奪。這實際是把資產階級的要求作為全體人民的愿望提了出來。由于第三等級的構成復雜，各個階層之間既有相同的利益，也存在著不同的政治要求，這使得大革命爆發之后，法國立憲經歷了多次失敗與嘗試。大資產階級、代表中等資產階級的吉倫特派和代表小資產階級的雅各賓派相繼上臺，制定憲法，但都以失敗告終。其后，經過法蘭西第一共和、第一帝國、波旁王朝復辟等反復多次，直到1958年的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法國才真正建立起相對穩定的資本主義民主國家。

　　16到18世紀期間，歐洲其他國家，如德國、荷蘭、意大利等西歐主要國家的資本主義都得到了發展，新興的資產階級根據各自不同的國情，提出了自己的建國要求和治國綱領。這表明每個國家的資產階級在建立自己的民主政權時，都離不開民族的、時代的、文化的特色。

　　二、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制度維護資產階級統治權

　　民主作為一種統治方法是社會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它適應一定的經濟基礎并為其服務。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建立民主制度要求，就是要建立一個為資本主義經濟服務的政治工具。資產階級政治學家們也就是根據這個目的為其出謀獻策，設計出一整套政治制度。

　　兩院制的代議制。在奪取政權之后，資產階級需要通過一定的政治形式組織國家政權，代議民主制是其使社會得以運轉所采取的主要形式。在古代，民主政治采取的是直接民主的形式，公民大會是直接民主的議事機構。到了近代，由于民族國家的版圖擴大，人口增多，受空間和時間限制，采用直接民主的形式已不可能，因此，體現間接民主的代議制成為資產階級組織政權的根本形式。代議制就是人們通過選舉選出代表，由代表通過議會參與、決定和管理國家重大事務。西方國家議會一般由兩院組成，兩院的設置是由各國的具體情況所決定的。如英國設上院、下院，上院是由貴族代表組成，下院是由人民選舉的代表所組成，其成員是從有產者當中產生的。美國和英國不同，其兩院是由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參議院由各州選兩名代表組成，而眾議員則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

　　代議制的根本問題是“誰代表和代表誰”。資產階級在掌握政權之初，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對選舉和被選舉代表的資格設立了財產、種族、性別等多種限制。英國“不出代議士不納稅”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根本政治要求，這本身就說明英國議會只有有產的納稅人才能參加選舉和擔任代表，在議會中維護資產階級利益。而美國聯邦憲法規定，公民只有具備一定的財產資格才能選舉和擔任兩院的議員，在議會中代表資產階級表達政治要求。

　　隨著社會的發展，選舉權的范圍逐漸擴大。在美國，南北戰爭之后，黑人奴隸獲得解放；20世紀，婦女的思想日益解放，開展了爭取女權的斗爭；工人在覺醒之后，不再采取搗毀機器的形式表達自身的不滿和要求，而是作為一個階級聯合起來通過罷工和革命等手段爭取民主權利。

　　盡管西方國家的婦女、少數民族（包括美國的黑人）和工人都先后取得選舉和被選舉權，但這并沒有改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民主制度的性質。資產階級通過革命取得政權以后，基本都制定了憲法，實行了“憲政”。各國政府也都宣誓效忠于憲法。所以，無論政府如何變更，具體制度如何變化，憲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則卻始終不變，“生命、財產、自由”等“天賦人權”始終被保留。這也就保證了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統治權始終被保留下來。只要這種社會制度不改變，任何人擔任議會代表實際上都只能是為資本主義效力。

　　兩黨制。資產階級組織政權，進行統治的另一個關鍵是它的政黨制度。在領導革命取得國家領導權的過程當中，資產階級內部存在的各個階層都根據自身利益的要求，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別。在建立了資本主義國家之后，為了使各自的經濟要求能夠轉變為國家政策并推向全國，利益相同的派別和集團需要聯合起來贏得選舉，因此出現了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政黨在產生之初，只是由一些政治主張或經濟主張相一致的精英組成，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固，原先的政治黨派開始制定統一的綱領，并建立組織，發展黨員，政黨制度逐漸形成。

　　兩黨制作為資本主義政治民主制度的典型，從本質上說依然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統治建立的。但是由于各國的國情不同，兩黨制也具有不同的特點。英國和美國的兩黨制是兩種不同的典范。

　　英國的兩黨原來是自由黨和保守黨，后來發展演變為工黨和保守黨之間爭奪占有議會多數，掌握內閣統治權。英國作為一個君主制國家，君主是虛位的，實權掌握在議會手中，內閣是英國政府的最高決策機構，由贏得議會多數席位的政黨來組織，其黨魁成為內閣首相，主持內閣工作，這樣占議會多數席位的政黨就掌握了整個國家的統治權。同時，在議會中贏得少數席位的在野黨則組織“影子內閣”，經常攻擊多數黨的政策方針，隨時準備成為執政黨。

　　美國是總統制合眾國，總統實際上掌握著美國最高的行政統治權力，因此，共和黨和民主黨，除爭奪議會席位以外，主要圍繞每四年一次的選舉爭得總統職位，從而獲得國家最高權力。美國總統和參眾兩院議員選舉的突出特點在于其“為了金錢和依靠金錢”的“金錢政治”。無論是總統選舉還是國會選舉，候選人必須獲得足夠的捐款，才能得到政黨的支持。據統計，2004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總開支超過了10億美元，比2000年增長了56%；個人、政黨和其他組織獨立花費了1.92億美元以上，而2000年是1470萬美元。最近的一次總統大選是2012年，總共花費了超過20億美元，成為美國政治歷史上最昂貴的大選。這些選舉所花費的金錢絕大多數都來自各大壟斷集團的捐贈。另外，美國院外議員的活動也獲得了各種資金支持，這使得總統和議員在決定國家政治走向、制定各種政策時，首先要考慮壟斷集團的利益。美國人民到華盛頓白宮門前集會反對華爾街的行動表明，他們已經認識到白宮是為華爾街服務的政府。

　　事實證明，在英美國家，雖然兩個黨派經過選舉輪流執政，但不論哪個黨派上臺，都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其矛盾也是資產階級內部的矛盾。盡管在兩黨之外，還存在許多其他政黨，如英國有社會自由民主黨、社會民主黨、英國共產黨等，但這些黨派都沒有權利也沒有足夠的力量控制議員或總統選舉，只能作為兩黨制的補充而存在。

　　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原則。三權分立、互相制衡原則是資產階級所設定的劃分立法、行政、司法機關權能的原則。這個原則的提出反映了資產階級革命與封建專制王權的妥協性。在當時這一原則就遭到盧梭的批判。他認為權力是不可分割的，這種分權思想實際就如同將活人割裂成數段的幻術一樣虛幻。國家設置立法、行政、司法機構實際是一種職能的分工，而不是權力的分割。如同恩格斯所說“事實上這種分權只不過是為了簡化和監督國家機構而實行的日常事務上的分工罷了。也像其他一切永久性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一樣，這個原則只是在它符合于現存的種種關系的時候才被采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24頁）這個原則之所以被資產階級采納，是因為三個機構的相互制約和監督，正可以保證各種法案都能經過反復考量，以保證確能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

　　近代最早采用權力分立原則的是光榮革命之后英國的立憲君主制。當時的權力分立主要是指立法權和執行權，洛克在《政府論》中曾將國家和政府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對外權。之后，法國的孟德斯鳩在對英國政制進行考察的基礎上，結合法國封建專制時期司法職能被濫用的實際情況，提出了立法、行政、司法三種政府職能的劃分。他認為，“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同一個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貴族或平民組成的同一個機關行使這三種權力，即制定法律權、執行公共決議權和裁判私人犯罪或爭訟權，則一切便都完了。”（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6頁）這句話實際從正面說明了三權分立與制衡原則的真正目的是維護資產階級的自由意志。因為，根據前文對資產階級代議制和兩黨制的分析，資產階級的意志主要是通過掌握議會的立法權來上升為國家意志的，要使該意志能夠轉變為政策得以推行，其執行權就必須受到立法權的制衡；而另一方面，由于立法權本身是被分割在兩院中，掌握在不同的利益派別手里，為了防止不同派別之間的利益沖突無法調和或立法損害了資產階級的利益，憲政制度在同時給予了行政權對立法權的相對否決權。至于司法權的功能則更加明顯，司法部門本身沒有創立法律的權力，它必須嚴格按照立法部門制定的法律審理案件，盡管美國的最高法院有違憲審查權，但這種權力所要維護的是美國聯邦憲法的基本精神，這恰恰是符合資產階級的根本要求的。可以看出，三權分立與制衡原則的本質不是權力分立，而是為了實現資產階級的利益對政府職能進行的分工和調配。

　　三、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制度隨時代而演變

　　公元16到18世紀革命時期，資產階級的主要要求是擺脫封建割據勢力的阻礙，使自己能自由地在市場中致富發財，并得到國家的安全保護。他們要求參與政權的目的也在于此。除此之外，政府最好遠離自己，“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政府是“必須的惡”就是當時的流行詞。因此，許多資本主義國家政治民主制度在建立之初，都以擴大立法權、削弱行政權為主，他們認為政府太過強大會危害個人自由。

　　到了19世紀中期以后，隨著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各種社會問題凸顯，矛盾增多，這時資產階級已由被統治階級變為統治階級，在由選舉產生的議會中掌握了立法權，使本階級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國家就成為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實現資產階級統治權的工具。資產階級政權得到鞏固以后，他們發現國家不僅要為資本主義發展建立穩定秩序，還必須同時考慮經營、管理社會的整體發展問題。英國社會學家斯賓塞在其《社會學原理》中揭示了人類社會是一個由各個部分構成的相互緊密聯系的有機整體，只有各個部分得到協調發展，社會才能實現穩定和進步。因此，一些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對其政治民主制度進行了調整，一方面建立龐大的官僚制度、擴大政府職能，鞏固其政治統治，另一方面，提出加強國家對社會的管理和控制。研究政府職能的行政學、管理學隨之興起，政治學成為一門研究國家問題的獨立學科，同時促進了資本主義政治民主制度向新的內容和方式發展。

　　這一時期，資產階級除了要求政治自由之外，又提出了實現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全面自由。自由的重心轉向社會經濟領域，包括思想和言論自由、個性自由等，強調人的社會生活的獨立性。新的自由觀涵蓋了消極和積極兩種自由，它認為個人的自由發展有助于調動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利于人的聰明才智在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發展中發揮作用，從而實現資本主義永世長存。

　　資產階級自由民主改革促使個人獲得解放，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社會實現了快速進步。因此，馬克思說：“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6頁）然而，資本主義的發展也使資產階級內部以及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弊端也開始暴露，資本主義國家的財富總體上都被資產階級所掠奪。這就表明其一開始所宣揚的民主只不過是資產階級掌握政治統治權的民主，自由是資產階級掠取財富的自由，平等也只是掩蓋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平等基礎上的平等，因此，資產階級所強調的人權也只是少數人享有的權利。

　　四、結語

　　歷史表明，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之后，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制度是應時而生，適時而變的。它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推翻了封建專制制度的統治，建立了資本主義新秩序，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了人類社會的進步，得到資產階級的頌揚和謳歌。

　　但是，對其以人民的名義提出反映資產階級利益的要求這一最根本的問題卻從來沒有人觸動過。由于沒有消滅私有制，消除資產階級對廣大工人的剝削和壓榨，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即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廣大勞動人民之間的矛盾仍然存在。即使資產階級內部各集團間的矛盾它也無力解決。因此，盡管資產階級國家也有民眾參與社會公共事務的管理，但資本主義社會仍然經常處于分裂之中，并不能集中、整合、動員和號令全國力量團結一致解決關系全民族利益的共同事務。這種狀況就揭露了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痼疾和缺陷。因此，只有依靠一種新的民主制度，才能改變這種狀態，這就是無產階級所實行的民主集中制。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取民主”。這里所說的“民主”已不是少數資產階級的民主。民主權利已經由廣大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所享有，所建政權的目的已不是保護資產階級發財的自由。無產階級所建立的民主制度拋棄了資產階級民主原則，實行民主集中制原則。民主集中制首先是列寧為建立黨內民主所提出的，后來發展成為無產階級建立政權的憲法原則。我國人民在近百年的革命斗爭中選擇建立了民主集中制下的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構實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民主集中制就如毛澤東同志所說，是“民主和集中的統一，自由和紀律的統一”。我國實行社會主義的民主集中制，一方面既能夠保證個人的各項民主權利，促進個人的全面發展，另一方面，又能夠實現在黨的統一領導下調動全國各族人民的積極性，共同推進國家的各項改革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應當看到，由無產階級建立的新的民主制度與資產階級政治民主制度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是為了實現全人類的徹底解放，實現共產主義！

　　（作者是天津師范大學資深教授；來源：《紅旗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