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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統是非常重要的。從個人來說，從生到死有一定的時間段，人人如此。唯獨傳統和內在于傳統的偉大精神、智慧與理念沒有時間段，它超越時間。

     ●中國現在已經不再像舊中國那樣在世界政治舞臺缺位，或扮演敬陪末座沒有發言權的小媳婦角色，而是帶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帶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帶著解決世界面臨的問題的中國方案、建議和話語，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臺的中心。

     ●民國時期出現過一些有貢獻的著名學者，中國人不會忘記他們的文化功績和學術貢獻。但是當時的中國，國勢孱弱，文盲眾多，是在國際上沒有發言權的中國。如此中國，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從何而來？僅僅靠少數文化名人，不可能撐起民族自信的大廈。

     ●文化的發展史猶如綿延的萬里群山，其中有低谷有平原有高峰。只有群星燦爛、高峰迭起、蔚為壯觀，才是一個擁有如此豐富文化遺產的中國應該有的文化大國文化強國的樣子。建立一個文化繁榮興盛的大國，其難度堪比建設一座精神的萬里長城。

      有個學生問我：什么是文化自信，文化自信的主體是誰，信什么？我參觀故宮看到的是琳瑯滿目的珍藏國寶，無非是展品；參觀長城，巍峨雄偉，氣勢逼人，無非是旅游景點；參觀國家圖書館，諸子百家，各種類書汗牛充棟，無非是藏書，放在書店就是文化商品，在課堂里就是課本。凡此種種與文化自信有什么關系？他深感困惑。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要“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這為我們從理論上闡明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指導。文化自信是對中華文化的歷史起源、發展、精神特質和精髓的總體性判斷，是秉持對中華文化的科學、禮敬、繼承、創造性推進的基本立場和態度。只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文化觀、立足于國家和民族的前途與命運高度才能理解文化自信問題，否則我們看到的只是文化的物質載體或各種文化具體的物化形態，彼此分離，一枝一葉，無法把握中國文化的內在總體精神和文化自信問題的當代價值。“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在文化自信的理解上也是這樣。

文化自信：新時代的大問題

    文化問題的研究具有時代性。不同時代提出什么樣的文化問題是時代的反映。文化問題的研究，隨著社會時代不同會提出不同的問題，而不同問題顯出不同的時代特征。

    如果說，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反映的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前途的失望，而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則是西方把由于向外擴張引發的矛盾轉變為以文明沖突作辯護的政治需要；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西方“新左派”對文化問題的研究，是由于無力為解決資本主義問題找到出路，聚焦于對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工業社會的文化批判。在當代，文化成為一個世界熱點問題是與資本主義工業化、城市化所引發的精神失衡相聯系，與道德失范、審美價值失落、信仰缺失相關。總之，人們的精神處于一種饑渴狀態，對人文精神的追求大大促進了文化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文化問題研究屬于文化學范圍，是文化學者們的任務。

    西方不存在特別突出的文化自信問題。幾百年來，西方一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處于強勢地位，向外輸出所謂西方文明，對它們來說，主要是存在文化自大和文化霸權。西方文明優越論和以救世主的姿態向外輸出西方文明與文化殖民，是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幾百年中處于主導地位的文化觀。雖然近些年也有學者寫過關于西方文化衰落的著作，如美國學者阿瑟·赫爾曼的《文明衰落論——西方文化悲觀主義的形成》，但只是對歷史上幾位哲學家關于西方文化衰落的敘述，跟文化自信問題沒有特別直接的關聯。

    文化自信問題在當代中國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既是基于近代先進的中國人在民族苦難和奮斗中民族自強和文化自覺的展示，又是當代中國面臨的民族偉大復興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的迫切需要；既是對全體中國人樹立文化自強自信心的鼓舞，又是對當代一切否定中華民族文化的回擊，包括百多年由于受侵略受壓迫造成的某些人中殘存的民族自卑情結的解扣。現在國內國外、網上網下都有些言論，貶低中華文化，否定中華民族的歷史貢獻，否定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奮斗史、歪曲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歪曲改革開放歷史，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和光榮歷史，要加大正面宣傳力度，增強做中國人的骨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堅定文化自信，是事關國運興衰、事關文化安全、事關民族精神獨立的大問題”。“大問題”這個提法是對文化自信問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所處重要地位的重大判斷。

    “四個自信”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擘畫未來，繪制藍圖，為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理論和精神支柱。尤其是其中的文化自信，由于文化的特殊本質和功能，發揮著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作用，因而對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具有文化和精神支撐作用，與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具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構成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增強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是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的題中應有之義。”

堅定文化自信，就是堅定民族的自尊、自強。中國現在已經不再像舊中國那樣在世界政治舞臺缺位，或扮演敬陪末座沒有發言權的小媳婦角色，而是帶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成就，帶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帶著解決世界面臨的問題的中國方案、建議和話語，自信地走向世界政治舞臺的中心。離開十九大提出的主題，離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總體構思，離開當代中國面對的意識形態領域中的斗爭，我們就弄不清文化自信何以是大問題這一重大判斷。

誰的自信：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自信

    文化自信，當然不是文化的自我自信。文化并非主體，主體是人。在當代中國，文化自信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的領導者，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創新者，是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創建者。在當代中國，中國共產黨代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離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勝利，當然不可能有文化自信。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自信是深深植根于我們民族的文化血脈之中的，是從人民的擁護和愛戴支持中吸取力量的。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自信，同時是中華民族的自信和中國人民的自信。文化自信的主體，是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統一。其中，由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是中國開天辟地的大事，它是匯集了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的有理論、有組織、有紀律，站在時代前列、引導時代潮流的政治集團，因而成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是文化自信的主體。要問文化自信是誰的自信，首先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自信。

    當然，中國共產黨的文化自信主體地位和中華民族作為文化自信主體地位是一致的。中國共產黨人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兒女。沒有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孕育和培養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自信。文化具有地區性，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地區文化；民族有民族文化，中國各個民族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地區文化，具有地區性，它的范圍可以界定；各個民族文化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可以識別。但中華各民族有自己的共同的主體文化。中華民族文化不是各民族文化的疊加、總和，而是各民族文化長時期逐漸融合而成的占主導地位的文化，是既超越地區、超越民族又體現在地區文化和民族文化之中的中華各民族的共同的文化。因而中華民族共同文化也就是中華文化。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華民族有著強大的文化創造力。每到重大歷史關頭，文化都能感國運之變化、立時代之潮頭、發時代之先聲，為億萬人民、為偉大祖國鼓與呼”。中國共產黨的品格就代表了中華民族的不屈不撓、自強不息的民族品格。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自信就是凝聚并代表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不能離開國家。正確的文化觀不能離開正確的國家觀。國家對于共同文化的形成和認同至關重要。要形成和維護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文化，必然要有一個統一的而非分裂的國家。民族是文化的主體，而文化是民族的靈魂，中國各民族的生存和發展離不開統一而強大的國家保障。當一個國家被消滅或處于分裂時，它的文化發展也會中斷。世界四大文明古國，只有中國文化沒有中斷，因為中國自古至今始終是中國。中國人是龍的傳人。中國有過分裂，但統一是主導的。即使當時存在不同的民族政權，它仍然處于中國這個大的疆域之內，因而極容易統一，中華民族的文化保存和繼承相對完好。歷史證明，當國家分裂，文化發展的血脈會中斷，何談文化自信！

    當代中國的文化自信，同時是中國人民的文化自信。或許有人說，這是空話。你看近百年來中國人是一盤散沙，是用革命烈士的血蘸饅頭治病的愚民，是圍觀看殺頭的看客。不錯，魯迅先生曾經深刻批評這種國民劣根性，但他不是把批評矛頭指向人民，而是批判舊的社會和舊的制度。魯迅沒有失去對中國人和中華民族的自信。他說過：“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強調，中國并沒失掉民族自信力。近代中國人的一盤散沙是統治者的“治績”。中國近代表現的國民劣根性并非中國人本質特性，而是朝廷腐敗和社會腐敗的“治績”。

    中國共產黨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民群眾觀點。“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毛澤東說：“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以后，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從這時起，近代世界歷史上那種看不起中國人，看不起中國文化的時代應當完結了。偉大的勝利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已經復興了并正在復興著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這種中國人民的文化，就其精神方面來說，已經超過了整個資本主義的世界。”不依靠人民，不以人民為中心，所謂中國共產黨人的文化自信，就會是一句空話。

    文化自信當然包含人數眾多的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自信。各個文化專業領域的專家、學者、非物質文化的創造者和傳人都能從自己專業領域發現文化自信的歷史根源和文化傳統，也都能以自己的創造性貢獻強化人民的文化自信。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十八大以來，中國學者和專家以一個擁有豐富文化傳統和當代文化的文化自信大國學者參與世界的文化交流極為平常。可以預期，在世界文化學術論壇和文化交流中，中國學者會日漸增多。單面輸入和接受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學者廣泛參與世界文化的交流，就是文化自信的一種表現。

    當然，我們不能把文化自信問題只歸結為文化人的自信。我們有些學者津津樂道民國時的學者如何如何，仿佛那時是中國文化的鼎盛時期，中國有著充分的文化自信。這是一種錯誤的歷史觀和文化觀。毫無疑問，民國時期出現過一些有貢獻的著名學者，中國人不會忘記他們的文化功績和學術貢獻。但是當時的中國，國勢孱弱，文盲眾多，是在國際上沒有發言權的中國。如此中國，中國人的文化自信、中華民族的文化自信從何而來？僅僅靠少數文化名人，不可能撐起民族自信的大廈。

    文化自信問題不僅屬于文化，它與國家的強大、民族的獨立不可分。在20世紀30年代，曾發生過中國文化的出路何在的爭論，參加者主要是文化學者，無論是全盤西化論者還是中國文化本位主義者，都無法真正確立中國文化的自信。全盤西化論者固不用說，即使文化本土派也并未真正理解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所在。在文化范圍內爭論中國文化出路和自信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毛澤東在1940年撰寫的《新民主主義論》，站在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高度，把文化問題與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與中國出路聯系在一起討論。《新民主主義論》第一章開頭提出的就是“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緊接著第二節的標題是“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并且明確提出了中國文化的領導權和指導思想：這種文化“只能由無產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思想去領導，任何別的階級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領導的。”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不解決，中國不獲得解放，不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能實現中華民族文化偉大復興、重新樹立民族文化自信的。

信什么：中國文化特有的精神標識

       要堅定文化自信，不能只看到物，看到文化的載體，而要理解中華文化的深層內涵。無論是文物還是典籍，都只是文化的載體，文化的主體是人，而靈魂是載體中的內在精神。如果我們從故宮無數國寶的藏品中，從難以計數的中華優秀傳統經典中，從萬里長城和中國歷朝種種巧奪天工的文物和建筑中，看不到其中蘊藏的中華民族的創造力，看不到其中蘊涵的中國精神、中國智慧、中國理念，當然無法理解為什么能從中獲得樹立文化自信的信心。因為文化自信，是對中國歷史和無數經典中包含的豐富哲學智慧和政治智慧、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治國理政理念，從如此多的巧奪天工的文物中，體悟到經典中包含的作為獨特標識的中國精神、中國智慧、中國理念，從物質文化的創造物中發現中華民族的創造力和生命力。

    中華文化豐富的內涵和精髓，可不是走馬觀花式地參觀、旅游，漫不經心地閱讀能把握的，需要正確的文化觀和理解水平。在藝術品市場的拍賣中，我們從藝術品市場對一幅字畫、一件青銅器、一件名貴窯瓷的天價中，驚訝地看到它的商業價值，但不意味著懂得它的文化價值，更何況有能力把這些被拍賣的藝術品與文化自信聯系在一起。馬克思說過，“販賣礦物的商人只看到礦物的商業價值，而看不到礦物的美和特性”，“對于沒有音樂感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文化的本質和文化自信是建立在對中國文化載體中內在蘊藏的中國精神、中國智慧和中國理念的總體性理解基礎上的。它體現在中國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中，貫穿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紅色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之中。

    為什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樣一本論述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書中要從中國歷史開始，說“在中華民族的開發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藝術家，有豐富多彩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時候，中國就有了指南針的發明。還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經發明了造紙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經發明了刻板印刷。在八百年前，更發明了活字印刷。火藥的應用，也在歐洲人之前。所以，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中國已有了將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歷史。”毛澤東如此充滿信心地重述中國歷史、中國的文明發展史和文化發展史，為對中華民族做出卓越貢獻的人物而自豪，就是因為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史、文化史、發明創造史和歷史杰出人物，體現的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巨大的創造力和豐富的智慧。我們的先人能做到的，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一定能做到，一定會不辱先人，繼承這種精神，完成中國革命大業并繼續建設一個美好的新中國。

    傳統是非常重要的。從個人來說，從生到死有一定的時間段，人人如此。唯獨傳統和內在于傳統的偉大精神、智慧與理念沒有時間段，它超越時間。你看，孔孟老莊已經逝世兩千多年，唐宋八大家，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蘇（軾）、辛（棄疾）、陸（游）、姜（白石）這些著名詩人詞人，也都逝世千年以上，至于許多國寶的年代難以確定，都是古董。可文化并不會因為年代久遠而喪失它的價值。其中承載的思想仍然在哺育一代代中國人，后人從閱讀、詮釋中理解其中蘊藏的精神、智慧和理念。流傳至今的古代文物中保留的文化信息仍然存在，它的精美絕倫技藝和藝術精神仍然在向當代人傳達我們祖先的智慧和創造力。現在不是在呼喚工匠精神嗎，看看我們祖先制造的青銅器、四大名瓷，看看景泰藍，看看種種光彩奪目、令人嘆為觀止的工藝制品，那才是真正的工匠精神。我想起了《莊子·知北游》中的“大馬捶鉤”的故事：“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一生“于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莊子別有寓意，但就捶鉤技術來說，也算是一種“精于一”的工匠精神。農業時代的工藝也許過時，但這種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的精神，對處于工業化或后工業化時代的我們，仍然具有榜樣作用。

    有些人指摘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機械唯物主義，認為它不承認精神、思想和理念的作用，這不是誤解就是有意曲解。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是辯證唯物主義，它主張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高度重視社會意識的能動作用。馬克思的名言：“哲學把無產階級當作自己的物質武器，同樣，無產階級也把哲學當作自己的精神武器。”你看，馬克思承認精神是一種武器，承認思想的能量如閃電雷鳴。它一旦沁入人的心靈，就會發揮無比巨大的威力。在我看來，沒有一種哲學比馬克思主義哲學更重視人的主觀能動性。不承認精神作用的“馬克思主義”，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嘲弄。中國古人都懂，“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體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俱傷矣。”“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

    有人說，現在我們不是已經全盤西化了嗎，還講什么中國的文化自信？我們穿西裝、吃西餐，我們乘坐的飛機、高鐵，使用的手機、電話等等，不都是源自西方嗎？各個民族的文明從來都是相互影響的。我們可以說“胡化”，我們許多蔬菜水果源自當時的西域；我們也可以說，日本、韓國和越南漢化、唐化；也可以說，現在的西方正在中國化，因為我們的日用產品，包括具備技術含量的高端產品不斷出口到西方，到處可以看到“中國制造”甚至是“中國創造”。把文明的傳播、相互引進借鑒和全盤西化混為一談當然是錯誤的。全盤西化的本義不是指文明和文化的交流，而是指拋棄自己的民族文化傳統和歷史傳統，企圖變成另一個國家的翻版。這是不可能的。我們的改革開放讓中國參與世界性交往，但中國仍然是中國，中國文化仍然是中國文化。

    沒有一個民族能完全拋棄自己的文化傳統，因為文化融于血脈之中，成為民族的靈魂。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繪畫，我們的文學藝術——總之，凡是中國人在靈魂深處都會有中國文化的胎記，中國人的創作不可能完全脫離中國傳統的影響，都會在不同程度上保有我們文化的民族特色。當然，我們并不排斥西方文化，相反我們應該吸取西方優秀文化，但它不能改變中國文化的民族特色。毛澤東在與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用織帽子來比喻，說學外國織帽子的方法，要織中國的帽子。外國有用的東西，都要學到，用來改進和發揚中國的東西，創造中國獨特的新東西。還說，應該越搞越中國化，而不是越搞越洋化。洋為中用，這是毛澤東的一貫主張。

    文化自信當然包括對中國革命斗爭中創造的紅色文化的自信。紅色文化和我們的實際生活，和實際斗爭是緊緊結合在一起的。我們不是生活在古代中國，而是生活在現代中國。由于不存在時代的隔膜，它們用不著詮釋、解讀、爭論、辨偽、考證，或各自立說，更容易為人民理解和接受。《紅色家書》和《烈士詩抄》中一封封充滿家國情懷的家書，一首首充滿熾熱革命激情的絕命詩，其中包含的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視死如歸的精神，繼承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移孝作忠的愛國主義精神，更具有現實的教育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中國革命歷史是最好的營養劑”“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強調“要把紅色資源利用好、把紅色傳統發揚好、把紅色基因傳承好”。習近平總書記贊揚紅船精神是中國革命精神之源：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形成優良的革命精神，無不與之有著直接的淵源關系。無論是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都是紅船精神的繼續發揚。紅船精神的核心就是革命精神，是共產主義的理想和信仰。

    文化自信是不能斷流的。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文化自信當然要更重視對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自信。它是植根于優秀傳統文化，直接繼承“紅船精神”開辟的革命文化，又是基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新的文化。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新形態，人類歷史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社會形態。如果說，社會主義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是預示著人類發展的總方向，那社會主義文化就是一種更具先進性的文化，具有人類文化發展方向的導向性的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正在建設中。體現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精神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模范人物、道德榜樣，就在我們生活中。

如果要問文化自信究竟信的是什么？可以肯定地回答：信的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內含的中國精神、中國智慧和中國理念，信的是紅色文化中的革命精神和共產主義理想和信念，信的是把國家、社會和個人提升到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主導的社會主義文化的先進性。

文化自信的使命：建立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中國歷史上本來就是文化古國、文化大國、文化強國。近百年的苦難和列強侵略掠奪，使中國國弱民窮、科學落后、文盲遍地，文明古國成為文化弱國。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使中國人民站起來了，經過六十多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中國迎來了富起來、強起來的新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習近平總書記擲地有聲的誓言，代表中國共產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斗的決心，也代表了近百年來中國歷史上為中華民族文化復興而前仆后繼、英勇犧牲的烈士的初心。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初心，沒有忘記無數曾經為中華民族的復興，為建立自由、民主、獨立的強大中國而犧牲的烈士。矗立在天安門廣場中心的人民英雄紀念碑上鐫刻著的碑文，就是要子孫后代牢記為革命而犧牲的先烈的初心。

    不忘初心，也是近百年來革命烈士頭可斷、血可流，永不動搖、奮斗到底的決心。我想起了秋瑾的詠梅詩：“冰姿不怕雪霜侵，羞傍瓊樓傍古岑。標格原因獨立好，肯教富貴負初心？”秋瑾是為革命而犧牲的女中豪杰，她的初心就是推翻腐敗的清政府，追求國家的自由和富強。秋瑾以自己在浙江紹興軒亭口英勇就義，詮釋了自己的不忘初心，也代表了一大批民主革命時期為中國革命犧牲的烈士的初心。

    中國共產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中就包括中華民族文化的復興，包括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建設文化大國、文化強國。沒有文化的復興，也就沒有全面實現現代化，中華民族的復興就會因缺乏精神和文化的支撐而后勁乏力。

    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是一項非常困難而長期的任務。因為時代不同、條件不同、環境不同，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比毛澤東當年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的文化建設任務更為艱巨。在一個國際交往頻繁，各種文化碰撞和相互交融，思想多樣、利益多樣的當代中國，各個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構建，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繁榮發展，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全體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都需要長期堅持不懈。這個任務在一定意義上比其他建設更困難，因為它涉及的是人，而人的理想和信仰會遇到各種不同的價值觀壁壘障礙。思想是個最微妙最難深入的領域，對有些人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個黑洞。這是個任何壓力和強迫都無效的領域。文化領域是知識分子最為集中的領域。要講究文化建設的領導方法，要貫徹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文化政策，要吸取過去的經驗和教訓，充分調動廣大知識分子與文化工作者的積極性和愛國主義熱情，使文化建設成為廣大知識分子和文化工作者的一項自覺的任務。

    文化建設不等同于意識形態建設，但其中確實存在意識形態問題。文化建設屬于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建設，不可能去意識形態化、去政治化、去中國化。文化建設，既要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又需要立足當代現實，結合時代條件，創造出具有時代價值、反映人民愿望的高水平的文化產品。

    文化的發展史猶如綿延的萬里群山，其中有低谷有平原有高峰。文化名人和傳世巨著的出現，并非累世能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應該創造條件以便培養更多的文化名人和出現更多的名篇巨著。只有群星燦爛、高峰迭起、蔚為壯觀，才是一個擁有如此豐富文化遺產的中國應該有的文化大國文化強國的樣子。建立一個文化繁榮興盛的大國，其難度堪比建設一座精神的萬里長城。

    “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在推進社會主義文化繁榮興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過程中，一切有責任感、使命感的文化工作者，一定要不辜負我們的時代、不辜負我們的黨、不辜負人民對我們的期待，以自己的作品推動文化自信走向更高層次。

      （作者：陳先達，系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一級教授，本文系中國人民大學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