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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炳祥：兩個“決不會”的真諦在哪里？——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闡釋

點擊：作者：屈炳祥來源：“察網智庫”微信公號發布時間:2018-09-17 08: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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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這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一段經典名句。對此，人們習慣于將這其中所蘊含的深邃思想稱作兩個“決不會”的科學原理。長時間以來，由于人們在學習和研究中缺少了馬克思科學世界觀與方法論的指導，始終未能對之給予正確理解與把握，因而也就始終未能擺脫它的困擾。研究發現，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人們對與之相聯系的兩個關鍵問題未能作出正確回答。第一，生產力在社會發展與更替，包括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變革中到底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還是諸多因素中的一個因素？第二，在社會發展與更替，包括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變革中所需要生產力到底有沒有一個量的規定，如果有，那么它到底是當時社會發展中那個最高水平的生產力，還是一個極富彈性的生產力？本文試圖對這兩個問題作出嘗試性說明，以求給兩個“決不會”科學原理一個合理的解。

一、引論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是馬克思哲學、政治經濟學著作中一篇極具科學價值的經典文獻。在這篇文獻中，馬克思不僅向一切關心政治經濟學的人們講述了自己研究政治經濟學的最初動因、經過以及為之所付出的艱辛與努力，尤其是在此鄭重推出了他在其研究中所得到天才發現，即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用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締造者列寧的說法，這是對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所作的“完整的表述”[1]58與“周密說明”。[2]37

由于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及世界觀的發現，不僅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確立了總的指導思想與科學的方法論，而且同時也為馬克思哲學科學體系的進一步完善開辟了新的境界。此外，它還為那些除自然科學之外的所有社會科學的革命性變革提供了唯一正確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基礎。列寧指出：“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科學思想中的最大成果。”[1]68它的確立，消除了以前的“社會學”和歷史學的一切缺陷，實現了社會科學的深刻革命。[1]14、68因此，自從“序言”誕生以來，它就一直是所有追求馬克思主義真理的志士仁人熱讀的經典文獻。

馬克思指出：“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3]26 從馬克思主義誕生到今天，無數事實都表面，探求真理、發現真理是艱苦的，不僅需要付出極高的智慧，而且還需要付出極大的艱辛；同樣，接受真理、把握真理也不容易，一樣也得付出艱辛與勞苦。因而，如果沒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那種精神、勇氣與毅力，無論如何是不可能探求與發現真理的，同樣也不可能接受與把握真理。過去的事實是如此，如今的現實也是這樣。

“序言”一文從誕生到現在，已經過去了150多年的時間，在這150 多年里，人們對它的學習與研究可以說是一天也沒有中斷過，但是，人們對它的認識與理解卻仍然沒有達到馬克思思想應有的那種科學程度。不僅如此，在某種意義上甚至還可以說是大相徑庭，相去甚遠。

二、既是一個老話題，也是一個新話題

眾所周知，在“序言”一文中，除了關于闡述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的那一段經典論述之中，有兩句極為精彩的話，這就是人們所熟知的關于兩個“決不會”科學原理的表述。即“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4] 就是這兩句話，對所有學界朋友來說雖然早已是爛熟于心、沒世不忘，但卻一直被誤讀與誤解，完全背離了馬克思的本意。真給人有一種“失之毫厘，謬以千里”的感覺。

在主流媒體或主流學者那里，它一般都被理解為不論是一個舊社會的滅亡，還是一個新社會的誕生，都必須以生產力的足夠發達為前提；否則，一切都不可能。就現代社會而言，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誕生必須有以資本主義大工業為代表的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做基礎，否則，資本主義將永世長存，社會主義的誕生也將遙遙無期。不然，社會主義就是早產兒，不合時宜。

像這樣來理解馬克思兩個“決不會”的科學原理的現象，在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不論是在中國或是在外國，可以說是不勝枚舉。太遠的不說，只是請回顧一下上世紀初在俄國發生的以列寧為首的聯共（布）中央與以普列漢諾夫、尼·蘇漢諾夫等人為代表的孟什維克圍繞10月革命而展開的一場爭論。

1914年，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發動了舉世聞名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當時的沙皇俄國也被卷入了這場戰爭，后因沙皇政府腐敗，加上國力不足，歷時不久就被西方列強打敗。此時，國內新生的資產階級欲乘此機會發動政變來取得政權。另外，由于戰爭的破壞，使國內經濟遭到毀滅性打擊，人民生活極端困苦。這時的俄國已經是內外交困，處于各種矛盾的焦匯點上；同時，當時的俄國也是處于國內外反動陣線的一個最薄弱的環節上，因為當時大戰正酣，西方列強無暇顧及俄國，正好為聯共（布）領導人民推翻沙俄政府，贏得社會主義留下了十分難得的空間。

在這種情況下，列寧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突破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將在“一切文明國家”（至少是在那些主要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如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取得勝利的預言，而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在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的新思想、新觀念。因而，他堅決主張利用戰爭造成的有利形勢，不失時機地將“毫無出路的”、“十倍增強了的工農的力量”引導到推翻沙俄，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新國家的軌道上來，一舉完成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任務。然而，列寧的這一主張卻遭到了普列漢諾夫和蘇漢諾夫等一大批人的反對。

普列漢諾夫本來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即聯共（布）的前身）的創始人之一、俄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國際工人運動的著名活動家。但是，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以后，他就開始與布爾什維克分道揚鑣，轉向了孟什維克主義，成為孟什維克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對10月社會主義革命一直持反對態度。在10月革命之前，他就認定俄國社會生產力落后，不具備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10月革命勝利之后，他又指責俄國的社會主義是“早產兒”，是“活不成的”。可見，這位所謂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如此的粗俗與膚淺。

此外，孟什維克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尼·蘇漢諾夫也與普列漢諾夫一樣，堅決反對10月社會主義革命。針對十月革命，他不惜出版了7卷本的《革命札記》一書，認為“俄國生產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革命的高度，”因而斥責10月革命搞早了，違背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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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列寧發表了一系列光輝論著，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判與堅決斗爭。首先，他指出：第一，既然帝國主義大戰已經為我們創造了這樣有力的客觀條件，并且“毫無出路的處境十倍地增強了工農的力量，使我們能夠用與西歐其他一切國家不同的方法來創造發展文明的根本前提”，[5]358 那我們為什么不能抓緊時機去實現自己的目的呢？

第二，“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不僅絲毫不排除個別發展階段在發展的形式或順序上表現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為前提的。”“俄國是一個介于文明國家和初次被這場戰爭最終卷入文明之列的整個東方各國即歐洲以外的國家”，它的發展“勢必表現出某些特殊性，”然而，“這些特殊性當然符合世界發展的總的路線”。既然如此，那我們何必還拘泥于所謂“以前西歐各國革命”的“一般規律”呢？[5]357、358

第三，“既然建立社會主義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這里的“文化”，不僅指觀念形態的文化，而且還包括被物化了的或具有物質形態的文化，即生產力。筆者注）......，我們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別國人民呢？”[5]359列寧的這些批判深刻有力，充滿了辯證法。事實表面，列寧的思想、主張是非常正確的，也是完全符合馬克思思想的本意的。這也為爾后歷史所肯定。

這樣的事情在我們中國也枚不勝舉。比如，在我們建國之初，當推翻三座大山之后是暫時停下來先搞一段資本主義、待生產力得到充分發展之后再進入社會主義，還是直接憑借新生的國家政權改變舊的社會生產關系，建立社會主義所需的新的經濟基礎，然后在新的生產關系的保護與指導下發展生產力，為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提供完備的物質技術基礎？這是擺在剛剛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之后的全體中國共產黨人與國民面前的兩條完全不同方向的發展道路。在此面前，我們到底該作何種選擇？

當時，在作何種選擇的問題上，我們黨內曾經出現過嚴重的思想分歧與斗爭。這里，有人提出在民主革命成功之后不要急于過渡到社會主義，而是要先“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并且使之得到鞏固，等生產力有了充分發展之后再來搞社會主義。

毛澤東堅決不同意這種主張，毅然決然地選擇了第二種發展道路，并且旗幟鮮明地對上述主張作過嚴厲批評。他指出：“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他進一步指出：“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怎樣‘確立’？要‘確立’是很難的哩！……‘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實際斗爭情況的，是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的。”

另外，毛澤東還對與“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相關的所謂“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說法作了批評。他指出：“‘由新民主主義走向社會主義’這種提法不明確。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還叫走向？走向就是沒有達到。這種提法，看起來可以，過細分析，是不妥當的。”

最后，他明確指出：“我們提出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這比較好。”[6]81-82毛澤東在對此進行嚴厲批評的同時，不失時機地抓緊恢復國民經濟，緊接著開展全國范圍的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及時將我國引導到了社會主義社會，揭開了中國歷史發展的新紀元。

事實表明，毛澤東是真正把馬克思主義學活用活的人，他沒有拘泥于所謂社會主義必須以資本主義現代生產力的充分發展為基礎的訓誡，而是“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突破了兩個“決不會”的所謂困擾。

盡管事實證明毛澤東的選擇是英明的、正確的，但是，作為一個嚴肅的理論問題卻始終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從新中國創立到改革開放，雖說過去了幾十年，但總是有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對此發出質疑，把當年普列漢諾夫質疑俄國10月革命的荒謬理論拿來非難、否定我們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他們認為，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必須以資本主義現代大生產為基礎，必須是社會生產力充分發展的必然結果。否則，就違背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違背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科學原理。

中央馬克思主義文獻編譯局李惠斌先生2008年10月27日在《北京日報》發表一篇題為《對馬克思關于“私有制”、“公有制”問題的再解讀》的文章，其中說道：“通過研究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恩格斯所講的公有制是以資本主義大生產為基礎的一種現代財產占有方式。馬克思甚至講的更加明確，他認為公有制或社會所有制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產生的，是資本主義為未來社會準備的一種所有制方式，這就是‘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沒有現代化大生產，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產生這種現代意義上的公有制或社會所有制形式的。”這就是李惠斌先生是對馬克思兩個“決不會”科學原理的理解。

然而，筆者認為，這是一種誤解，典型的誤解。它完全背離了馬克思原著的本意，重復了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曾經有過的錯誤。但是，這種認識，雖說是一種典型，但是，又非常普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反映了我國學術界的一種主流認識。

這樣看來，到底如何認識和理解馬克思兩個“決不會”的科學原理，既是一個困擾我們多少代人的老問題，也是一個我們現在每天都要面對的新問題。今天，在全黨進一步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深刻認識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無產階級執政黨建設規律的時候，不可不從根本上將這一問題予以解決。否則，真不知道它還會困擾我們多少年。這是所有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人們都不愿意接受的。

三、既是一個真問題，也是一個偽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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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兩個“決不會”的科學原理，為什么成了一個既是困擾我們多少代人的老問題，也成了我們現在每天都要面對的新問題？這個問題到底是一個真問題，還是一個偽問題？筆者認為，這既是一個真問題，也是一個偽問題。關鍵在于我們對如下兩個問題作怎樣的回答。

第一，生產力在社會發展與更替，包括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變革中到底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還是諸多因素中的一個因素？

第二，在社會發展與更替，包括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變革中所需要的生產力到底有沒有一個量的規定，如果有，那么，它到底是一個確定的量，還是一個不確定的量？或者說，它到底是當時社會發展中的那個最高水平的生產力，還是一個極富彈性的生產力？

如果對這兩個問題能作出正確的回答，那么它就是一個偽問題；否則，它就是一個真問題。長時間以來，它之所以成了一個既是困擾我們多少代人的老問題，也是我們現在每天都要面對的新問題，就是因為我們未能對之作出正確的回答所致。

以下，筆者綜合馬克思、包括恩格斯的整個思想，就這兩個問題作番嘗試性說明，以期求得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

第一，關于“生產力在社會發展與更替，包括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變革中到底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還是諸多因素中的一個因素”的問題。

毫無疑問，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人類社會在其自身發展的長河中，它的任何一種發展與任何一次更替，生產力或物質資料生產的水平總是起著主要的決定性作用的，是推動社會發展與更替的根本動力和終極原因。這種作用是獨一無二的，是社會的任何其他因素都無法替代的。

然而，他們還認為，盡管生產力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但是，僅有生產力的因素是遠遠不夠的，即使它再先進、再完備也無法實現社會的發展與更替，特別是社會的更替。因為人類社會的發展與更替，并不是如寒來暑往、四季更新那樣一種純自然的演化，而是一種能動的社會變革過程，因而，它決不是社會某一因素、尤其是像生產力這種具有較多自然屬性的物的因素的單獨作用就可以促成的，而是需要社會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實現。

這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

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階級斗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斗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后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斗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等等。

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尤其是其變革與更替就更是“這一切因素間的交互作用”的結果了。[7]460-461 這其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格外重視階級斗爭的作用，在現代社會，就是那個代表新生產力與新生產關系的無產階級隊伍的成熟程度及其對資產階級的自覺斗爭。

對此，恩格斯指出：“我們只要看看馬克思的‘霧月十八日’，那里談到的幾乎都是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當然是在它們一般依賴于經濟條件的范圍內。或者看看《資本論》，例如關于勞動日的那一篇，那里表明立法起著多么重大的作用，而立法就是一種政治行動。或者看看關于資產階級的歷史的那一篇（第二十四章）。再說如果政治權力在經濟上是無能為力的，那么，我們何必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而斗爭呢？”[7]490-491

這表明，社會的發展與更替，僅有社會生產力的作用是絕對不夠的。不然，那19世紀的大英帝國和當今世界上的美國早就應該是社會主義國家了。然而，生產力如此發達的國家至今卻還處在社會主義大門之外。這是為什么呢？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們還缺乏生產力之外的上層建筑諸方面的變革，尤其是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有組織的、自覺的政治斗爭。

不僅如此，事實還表明，社會的發展與更替，不僅少不了生產力之外的上層建筑諸方面的變革，而且在一定條件下它們還起著主要的決定性作用。革命的辯證法大師毛澤東指出：“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系、理論、上層建筑這些方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著不變更生產關系，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系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筑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這樣是否有違背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之嫌呢？對此，毛澤東回答道：“沒有。”“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8]325-326

事實正是這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在19世紀20年代第一次經濟危機的爆發，就證明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已經成了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桎梏。基于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也作出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的科學預言。[3]831-832

但是，時至今日又過去了差不多兩個世紀的時間，他的預言還沒有在這世界上的哪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成為現實。這難道說是馬克思的預言錯了嗎？筆者認為，不是。

馬克思的科學預言僅是理論上的一種說明，即一種抽象推理，或者說純粹是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的角度考察得出的結論，而沒有考慮到社會上層建筑的諸因素的變革，尤其是無產階級的革命斗爭。這在《資本論》中，馬克思雖然也提到了無產階級隊伍的壯大與反抗，但是，這僅僅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3]831 還沒有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領導，更沒有革命理論的武裝與指導。所以，在這些國家至今還沒有出現人們所期望的那種美好現實。

這充分說明，資本主義的滅亡與社會主義的誕生僅有高度發達的生產力是永遠不夠的。除此之外，還必須有社會上層建筑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特別是無產階級有組織的革命斗爭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是絕對不能缺少的。

第二，關于“在社會發展與更替，包括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的變革中所需要生產力到底有沒有一個量的規定，如果有，那么，它到底是一個確定的量，還是一個不確定的量？或者說，它到底是當時社會發展中最高水平的生產力，還是一個極富彈性的生產力”的問題。

馬克思根據他親自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原理，堅信“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但是，這個“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即生產力到底有沒有一個量的規定，這個量到底又是一個怎樣的量或多高的水平？關于這一點，馬克思就在我們引文的后面緊接著作了清楚明白的說明，遺憾的是人們對此沒有作出應有的反映，更不用說把握其中的真諦。

馬克思如是說：“所以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過程中的時候，才會產生。”[4]9 在這里，馬克思如此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這個“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它存在的物質條件”既可以是那種“已經存在”或成熟的生產力，也可以是那種還“在形成過程中”的所有級別的生產力，并不一定是100%，也不一定是90%或80%，或許只是50%，甚至比這更低。至于到底是多少，馬克思沒有給出一個確切的規定，而只能由決定社會變革的諸種因素的對比關系來確定。可見，這是一個極富彈性的可變量。

正是因為有了這個認識作基礎，所以馬克思在其晚年創造性地提出了落后國家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而直接進行社會變革，實現社會主義的新思想、新理論。他在1877年11月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寫信，對他關于“俄國人為他們的祖國尋找一條不同于西歐已經走過而且正在走著的發展道路”的努力的看法作了說明。

首先，他針對俄國思想家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國是應當像它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們所希望的那樣，首先摧毀農村公社以過渡到資本主義制度呢，還是與此相反，發展它所特有的歷史條件，就可以不經受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苦難而取得它的全部成果”的疑慮，表示“同意”他的后一種意見而反對前一種意見。

他明確指出：“為了能夠對俄國的經濟發展作出準確的判斷，我學習了俄文，后來又在許多年內研究了和這個問題有關的官方發表的和其他方面發表的資料。我得到了這樣一個結論：如果俄國繼續走它在1861年所開始走的道路（即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筆者注），那它將會失去當時歷史所能提供給一個民族的最好的機會，而遭受資本主義制度所帶來的一切極端不幸的災難。”[9]129

后來，即1881年2、3月間，馬克思又在給俄國早期社會主義運動女活動家維拉·伊萬諾夫娜·查蘇利奇的回信中對此作了進一步說明。他指出：“俄國是在全國范圍內把‘農業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歐洲唯一的國家。它不像東印度那樣，是外國征服者的獵獲物。同時，它也不是脫離現代世界孤立生存的。一方面，土地公有制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土地個體耕作變為集體耕作，并且俄國農民已經在沒有進行分配的草地上實行著集體耕作。俄國土地的天然地勢適合于大規模地使用機器。農民習慣于勞動組合關系，有助于他們從小土地經濟向合作經濟過渡；最后，長久以來靠農民維持生存的俄國社會，也有義務給予農民必要的墊款，來實現這一過渡；另一方面，和控制著世界市場的西方生產同時存在，使俄國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把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來。”[9]435-436

當然，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也只是一種可能性，而要把這種可能性變為現實，仍然需要社會革命來推動。他指出：“如果革命在適當的時刻發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保證農村公社的自由發展，那么，農村公社就會很快地變為俄國社會復興的因素，變為使俄國比其他還處在資本主義制度壓迫下的國家優越的因素。”[9]441

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得到了恩格斯的贊同與支持，并且還進一步認為，即使是那些被西方殖民主義者征服的更為落后的國家，只要有有利的國際環境，它們也一樣有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能。他指出：“只要歐洲和北美一實行改造，就會產生巨大的力量和做出極好的榜樣，使各個半文明國家自動地跟著我們走，單是經濟上的需要就會促成這一點。至于這些國家經過哪些社會和政治發展階段才能同樣達到社會主義的組織，我認為我們今天只能作一些相當空泛的假設。”[10]535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恩格斯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必須尊重事實、尊重科學，在沒有可靠的社會實踐與成功經驗之前是不會僅憑個人主觀想象來胡說一氣的。

實踐證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一思想是非常正確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離世不到半個世紀的時間，先后就有了列寧領導的俄國10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等一系列社會主義國家的誕生。這些國家，原先都不是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比如，俄國就是一個剛剛推翻沙俄統治才幾十年的年輕的資本主義國家，封建農奴制仍嚴重阻礙著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社會生產力也相當落后。

我們中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在新中國創立之前，我們的國家還是一個封建、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國家，代表當時先進生產力的近代工業只占國民經濟的10%左右，遠遠沒有達到當時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水平與廣泛程度。然而，我們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憑借對馬克思主義的精確把握與熟練運用，并以大無畏的革命氣概，帶領億萬人民大步“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直接進行社會變革，在這個貧窮落后的東方大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的新制度，再一次創造了人間奇跡。

四、簡短的結語

綜上所述，一個舊社會的滅亡和一個新社會的誕生，包括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的嶄新變革，先進生產力的作用是重要的，它起著“歸根到底”的決定性作用，但是，它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任何社會的發展與更替，包括現代社會，除了生產力之外，還要有上層建筑諸因素的作用，尤其是階級斗爭的作用不可或缺。不僅如此，在一定條件下，社會上層建筑諸因素還起著主要的決定性作用。

可見，那種把先進生產力作為推動社會發展與更替的唯一因素的思想認識和理論主張是片面的，站不住腳的；那種只有等到先進生產力的發展達到100%的完善程度時才能進行社會革命、建立新社會制度的思想認識和理論主張是錯誤的，有害的。

我們這樣來理解馬克思的兩個“決不會”的科學原理，并不違背馬克思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科學原理，恰恰相反，它正好是馬克思這一科學原理的正確運用。這樣，正好避免了機械唯物主義與形而上學，將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原理真正貫徹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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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誕生到現在，100多年的時間過去了。在這100多年里，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馬克思兩個“決不會”的科學原理就一直困擾著他的后繼者，包括今天世界上一直忠實于馬克思主義的人們。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我們的所有認識（少數例外），不論是過去的、還是現在的都在這兩個方面犯了錯誤，從根本上違背了馬克思的唯物論與辯證法。

必須明白，馬克思的唯物論與辯證法中最具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就是“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實事求是”。筆者注）。整個說來，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1]293我們的經驗教訓恰恰就在于少了這種“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的科學頭腦與“實事求是”務實精神，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做行動的指南，而是當成了僵硬的教條，并且在長時間內不認識，不覺悟。

古人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這說明壞事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變成好事的。只要我們認真讀好馬克思主義的書，將馬克思主義融會貫通，既要弄懂其一個個具體原理，又要從整體上把握其精神實質，還要掌握其立場、觀點和方法，使我們的頭腦多一些唯物論與辯證法，確實將過去的經驗教訓變成寶貴的精神財富。這樣，我們就一定會變得更加聰明、更富有智慧，進而也就一定能開辟學習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獲得新知識，贏得新進步。

參考文獻：

[1]列寧專題文集“論馬克思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2]列寧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

[5]列寧專題文集“論社會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

[6]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

[8]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

（作者系武漢大學市場經濟研究中心教授；來源：“察網智庫”微信公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