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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 楊光斌，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人民大學特聘教授，國際關系學院院長，中央馬克思主義理論工程首席專家，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過去的巨變均是在西方國家之間發生，如今中國作為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參與者出現。

●世界秩序的重組是一個漸進過程，不會在一夜之間新秩序代替舊秩序。

●作為文明型共同體的中國，對外戰略遵循“和合”精神。

世界政治正在發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雖然相較于一戰、二戰乃至蘇聯解體給世界帶來的變化，當前世界政治變化似乎并沒有那么急劇，但是，一個根本性的不同在于，過去的巨變均是在西方國家之間發生的；今天，中國作為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參與者出現了。

特朗普曾在演講中說，中國是二戰以后美國最強大的對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稱中國將是“這個世紀的主要問題”，中國的崛起是“對美國領導全球地位的結構性威脅”。這些反而說明，中國參與世界秩序重組的進程是不可阻擋的。這并不意味著世界政治將重蹈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那是西方民族國家之間追求帝國霸權的舊把戲，作為文明型共同體的中國，追求的必然不是霸權而是影響力。因此，“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意味著世界政治將從帝國體系下的霸權邏輯，最終轉向文明體系下的影響力邏輯。

西方秩序具帝國霸權屬性

資本主義的歷史可追溯到公元1500年，但因各國間的密切互動關系而形成的“世界政治”應該說起始于公元1700年。英國工業革命真正開啟了世界政治的進程，隨后全球政治逐漸被西方所主宰。

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是如何形成的？簡單地說，西方通過兩條“路線圖”走到今天。第一條是經濟-軍事路線圖：從國內自由主義到世界范圍內的自由帝國主義。從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葉的兩個世紀，歐洲各國資產階級都在國內政治中取得決定性勝利，這意味著資本主義經濟的勝利；與國內政治-經濟進程相一致，歐洲主要國家開啟了海外貿易與征服的進程，完成了建立世界殖民體系過程。

第二條是政治-文化路線圖：從文化優越論到制度優越論。殖民體系的建立，即宗主國對殖民地的統治需要政治合法性論述。從19世紀中葉開始，伴隨著達爾文主義的出現，社會達爾文主義開始盛行，“白人優越論”大行其道。二戰后，尤其是“后冷戰”的意識形態的世界政治領域，流行的所謂“歷史終結論”實際上是制度優越論，即自由主義民主是人類最好的、也是最終的制度形式。“歷史終結論”一度成為美國對外安全戰略的思想支柱和戰略行動。

在過去300年中，西方大國之間的互動，最終演變為二戰后的國際組織和具有西方歷史基因的國際規范。這個國際制度是何種性質呢？

第一，自由帝國主義屬性。既定的世界秩序是西方國內秩序的一種延展，其間經歷過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雙向運動、文化優越論與民族自決權的雙向運動，但最終還是自由主義政治經濟支配著國內和國際秩序。這個秩序實現的是英美為代表的支配性國家的價值觀。自由主義屬性的世界秩序往往會通過強權強加在弱者身上，因此“自由世界秩序”在本質上是“自由帝國主義秩序”。

第二，政治等級性與經濟極度不平等。世界秩序又可以劃分為政治秩序和經濟秩序。在無政府狀態上建立的政治秩序是典型的等級性質，如同國內政治秩序的等級性一樣，決策權掌握在少數幾個國家手里。這是二戰形成的秩序，一些國家因此強烈呼吁修正這個等級性秩序，比如日本、印度、德國、巴西等。

經濟不平等不但體現在發達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極度貧富差別，相應的還表現在政治經濟組織的制度安排上，比如世界銀行的總裁是美國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總裁是歐洲人，而且即使在中國經濟總量已占全球16%的情況下，中國擁有的特別投票權也極為有限，且因受制于美國國內法(國會同意權)的約束，中國也很難擴大投票權。

第三，事實性霸權。前兩個屬性在世界政治中，經常表現為霸權和政治欺凌。經濟上處于極度不平等的中東地區在政治上受到極度壓制，先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幾次中東戰爭，然后是美國的“大中東民主計劃”造成中東地區的混亂，這些都體現了現行世界秩序的霸權性質。“文明的沖突”是不平等性、霸權性世界秩序的必然產物。

財富轉移已撼動權力格局

由于西方主導國家治理能力的問題以及非西方國家的崛起，到新世紀，“自由帝國秩序”正在發生深刻變革。現在，世界政治發生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即財富權力的大轉移。

1840年，歐洲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西方和非西方國家的工業制造品各占50%；到1980年，西方國家提供的工業制造品是90%，非西方國家占10%。但到了2010年，全球化使資本自由流動成為可能，非西方國家包括中國、印度成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2010年，非西方國家制造品占40%，西方國家占60%。有機構預測，到2050年情況可能顛倒過來，非西方國家占60%，西方國家占40%。這是一個有利于非西方國家的財富權力大轉移。

財富權力有許多政治意義。西方在發展過程中，通常通過“一進一出”來化解國內階級矛盾。“進”是戰略掠奪，比如日本明治政府通過簽訂《馬關條約》對中國進行掠奪，這使得日本在十年后，即1905年，便有底氣和俄國一決雌雄。“出”是移民，很多人生活不下去了可以移民國外，比如1900年到1920年左右的20年間，數百萬意大利人口移民海外。

西方國家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既“出”不去，也“進”不來，人口移民是反向的，阿拉伯難民涌向歐洲，中南美洲人口向美國轉移。另外，非西方國家搶占了工業品市場這一財富轉移的最重要結果是引起西方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不斷加劇，今天看到歐洲多國的政治亂象，美國政治的極化和兩黨之間的不妥協，實際上都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發生的。財富權力轉移引發了西方國內的矛盾。財富轉移也帶來了文化權力的變化。

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當中有自由民主這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合法性解釋，即所謂的“普世價值”。現在，普世價值在西方國家內部處于混亂之中，自由市場原則被事實性貿易保護主義所抵消，“言論自由”與“政治正確”原則相悖，“自由平等博愛”與“白人至上”原則沖突。在短短的二十幾年內，歐美從鼓吹所謂普世價值突然轉而奉行起反普世價值的政策，世界還不能適應歐美國家的這種價值轉向。

為什么會這樣呢？美國所謂的價值觀“軟權力”，其實是靠財富權力的支撐，沒有財富權力，誰還會相信你的“軟權力”？連美國總統特朗普自己都不相信了。真相是，在國際關系現實主義流派重要人物漢斯·摩根索看來，把自己文明體系和自己民族的思想鼓吹為“普世主義的”，是帝國主義才會有的行徑。亨廷頓在其著名的《文明的沖突》中也直言，不存在所謂的普世價值，流行的價值觀是強勢民族國家物質文明的一種外溢，弱勢民族國家的價值觀不可能成為主導性價值。

非西方文明帶來歷史巨變

這樣，當西方國家沒有過去的財富權力的時候，2008年以來財富轉移的變化意味著什么？

自由主義民主在歐洲、美國和非西方國家的號召力都告一段落。新出現的是自發性的意識形態的復興，一個是民族主義，另一個是民粹主義。這兩個東西并非建構起來的，而是自然迸發出來的，因環境的變化而出現。因此，世界政治一下子變得面目全非了，沒有一個統一的意識形態，普世價值流產，形成多元文化并存的狀態。

而在這個財富權力大轉移的過程中，中國作為一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參與者出現了。這是李光耀在1994年對中國的判斷，一些著名學者如亨廷頓，在著作中也反復引用李光耀的這一判斷。歷史上最大規模參與者的到來，將可能會參與世界秩序的重組。中國的出現會深刻影響并改變著前述的世界秩序。

在世界秩序形成中，發生了很多西方內部爭奪主導權的戰爭，于1648年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是近現代國際關系的起點，但這一世界秩序也是由西方人主導的。在過去300年里，世界秩序形成過程就是西方人的游戲，只不過主導者從英國變成了美國。

這次不一樣，中國來了，第一次一個非西方國家參與到世界秩序的重建之中。在文明、文化意義上，確實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里的“百年”不是一百年，至少是300年、甚至是500年意義上的“長周期”。需要指出的是，世界秩序的形成是一個世紀工程，是幾個世紀形成的。同樣，世界秩序的重組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會在一夜之間新秩序代替了舊秩序。

中國將重構世界政治范式

中國正在接近世界舞臺的中央，但畢竟還沒有進入舞臺的中央。美國不斷強調的“美國第一”“美國優先”以及很多“退群”行為，是霸權衰落的寫照。這也意味著世界秩序正在重組之中。未來的世界秩序將是什么樣的，世界政治將向何處去？

歷史是一面鏡子。公元1700年以來的大國關系意義上的世界政治，大致有兩種模式：無主的戰國模式和霸權護持模式。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20年是典型的無主戰國時代，結果是慘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后是真正的霸權模式，但霸權維持下的世界秩序成本實在太高，所以英國人迫不及待地把接力棒交給了美國。現在，即使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也難以承受霸權的代價，因為世界政治就是個無底洞。

有意思的是，以上兩種模式的內在邏輯相同，那就是西方文明主導下的、尤其是以民族國家為主體的國際關系的“修昔底德陷阱”。這也意味著，歷史上的兩種模式均將不再受到青睞，人類既不愿意生活在無主的戰國時代，超級大國也承擔不起霸權成本，更不能掉入“修昔底德陷阱”。

作為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參與者，中國具有與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基因。中國不是西方意義上的一族一國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由文明、歷史所構成的文明型共同體，自古奉行的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的“天下觀”，追求的是“懷柔”“教化”，也即今天所說的影響力。在天下體系中，“和合”是中華文明的精髓，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合”精神貫穿于新中國各個時期的對外戰略之中，比如毛澤東時期的“和平共處原則”，改革開放以來的“和平與發展”“和平崛起”以及今天中國倡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當文明型共同體的中國參與到全球秩序重構的進程中，它顯然不會追求那種代價太高的霸權邏輯，美國的霸權游戲必然難以為繼，核武器帶來的“恐怖平衡”也不容許再出現無主的戰國時代。

這樣，一個最理性的選項是，大國之間只能平等地和平相處。很可能的是，路徑依賴決定了西方國家一時難改其霸權習性，但中國的文明基因以及對世界政治的學習能力，使其通過商業、文化乃至政治交流而影響他國。追求影響力而非霸權，將是未來世界政治的新范式。

文章來源：

《參考消息》 2018 年 3 月 19 日第 11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