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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潘維教授的新著《士者弘毅》近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士者弘毅》是作者繼暢銷10萬冊的《信仰人民》之后的又一思想文集，包括師友追憶、文化自覺、社會主義三部分。《士者弘毅》中的《科學工作者的祖國》等文已在網上廣為流傳；《都市的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一文首次公開發表，直面都市治理的難點痛點，一針見血；《以人民為中心》一文探討了黨如何組織居民辦好養小、送老等民生之事；《以小為大，以下為上》一文，提出了根治基層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良策。

在當前的國內經濟和國際形勢下，重溫我國發展進步的根本目標，意義重大。舊中國不僅有外患，更有三大內患：患腐敗、患貧窮、患不均。回顧新中國的七十年，中華民族有三大現代追求：第一，廉潔的官員；第二，繁榮的經濟；第三，均等化的社會（教育、醫療、養老、住房），即社會主義社會。這三大追求代表了我國人民對現代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華民族發展進步的根本目標。

在全球信息互聯的時代，三大追求是相對的，不是相對于舊中國，而是相對于世界其他先進國家。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指的是“富強”，即人民如世界最富裕的人民般富裕，國家如世界最強大的國家般強大。若官員廉潔奉公、經濟繁榮昌盛、社會漸趨平等，上下同心的龐大民族自然富強至無敵于天下。

一、在新中國前三十年，即財富水平很低的時代，三大追求看似有機共生

與世界其他地方不同，傳統中國不靠宗教支撐道義，政權指望“士子”讀圣賢書，成為高尚、純粹、脫離低級趣味的人，進身為“仕”，以身作則、教化和托起品行向下的民眾。傳統政權中的官員，薪俸不高，但廉潔奉公能光宗耀祖、蔭子封妻，獲得榮譽。政權如“廟堂”，社會才有“官本位”；民眾對政權的信任，主要來自對公正廉明官員的信任。我國有貪官歷史，也有清官文化；“致良知”的心學在士、仕中代代相傳。直到傳統政權末期，仍有不少如于成龍、丁寶楨、左宗棠等“發上等愿，結中等緣，享下等福”的封疆大吏。他們節食儉用，不給子女留遺產，“去留肝膽兩昆侖”，在族人和百姓心中永生。

腐敗即“非法以公權謀私利”。共產黨政權與國民黨政權的根本區別就是各級官員廉潔。有人認為，毛澤東時代官員普遍廉潔是因為普遍貧困，“沒多少可貪的”。那判斷不靠譜；貧困與貪腐密切相關才是普遍的。在同樣甚至低得多的國民財富水平，國民黨官員沒多少可貪？而今亞非拉貧困國家里沒多少可貪？國民黨政權短命的主要原因是腐敗，共產黨靠廉潔而能取而代之。因為官員廉潔奉公，人民信任政權，上下同心，新中國在世界上迅速崛起。

微型自耕農社會塑造了中華文明里“患不均”的傳統，以及宗族社區守望相助的養小、送老倫理。中國共產黨執政的前三十年，“沒多少可貪”不是因為財富少，而是因為社會均等，因為養小、送老均等。那時，教育、醫療、養老、住房都由政權計劃。那時，孩子在哪里上學都差不多，養老金、大房子、學區房、一流醫院、一流學校，不是我國億萬家庭的追求和重負。那時，連工資收入也由政權計劃，絕對差很小，用倍數差計算也不大，沒有而今百倍、千倍的差距。換言之，官員普遍廉潔是因為社會均等，社會均等是因為“計劃經濟”。

微型自耕農經濟還塑造了中華文明里“患寡”的傳統，以及“個人自掃門前雪”的自私和散漫。計劃導致過我國經濟繁榮？共產黨領導中國，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第一階段就是計劃經濟。盡管遠不及蘇聯的計劃“成熟”，那短暫的均等化社會給后人留下了刻骨銘心的記憶。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時，官媒歷數計劃時代的貧困現象。貧困當然真實，但評價計劃經濟也該用同樣邏輯，把1950年倒推四十年到1910年。那時袁世凱還沒上臺；那時我國處于貧困、愚昧、落后、挨打和割地賠款的境地；那時餓殍遍野、烽煙四起、做夢也想不到四十年后我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無數硬指標證明，我國1979年的經濟比1949年繁榮得多，更比1929—1939年昌盛得多。1949年，我國所有重要經濟社會指標都落后于印度；三十年后我國已沒興趣與印度比較。計劃經濟的另一重大目標是應對帝國主義欺凌，只是很多今人不記得我國缺乏強大武備的悲慘了。腐敗、貧困、不均，還有被迫對外部列強卑躬屈膝，是舊政權滅亡的原因。

計劃經濟讓國家強大、人民脫離了饑餓和愚昧、社會比較平等、官員比較廉潔。但同時，我國人民在富裕程度上與許多實行市場經濟國家的人民拉大了差距，而且差距越來越大。國強而民不富是不可持續的。這個大形勢讓“患不均”也“患寡”的國人充滿焦慮。富裕未必是社會主義，但貧窮顯然撐不住社會主義。

在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不少官員追求些許“特權”，卻并沒多少“貪腐”。但毛澤東同志預見到了中國走向市場化，預見到了市場化后的貧富分化和官員腐敗。他為維護計劃經濟而辦的“大批判會”和“思想教育”沒起到預期作用，只好用來自基層百姓的年青新官迅速取代舊官，主管農業、工業、政治。理論上說，基層百姓反對特權和社會分化。然而，新官缺乏行政經驗和政治能力，更缺乏世界競爭的眼界，站不住腳。

鄧小平同志掌政后抓住了各種因素構成的“戰略機遇期”，在1979年果斷放棄計劃經濟，毅然開啟了全面市場化時代。這是個神奇的“新時代”，釋放了全國百姓勞動和創造的積極性。而今我國人民已有堅固共識：市場、只有市場，才能創造出支撐社會主義的財富。三十年后，我們可以把“鄧小平新時代”概括為中國社會主義的2.0版，區別于“毛澤東新時代”的1.0版。

二、在新中國的下個三十年，即市場化創造財富奇跡的時代，三大追求看似悖論

改革開放三十年間，家家戶戶的財富迅猛增長，中國經濟奇跡震驚了整個世界。然而，進步必有代價，進步越大、代價越高。前三十年亦如是。

在很多人看來，既然市場經濟的基本動力是社會分化，平等、繁榮、廉潔，三者是悖論，如“魚與熊掌”般不可兼得。

隨著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比較均等的社會陷入分裂。隨著社會被市場化，百姓養小、送老的艱難程度日漸上升。教育、醫療、住房、養老，讓14億人口里的至少11億百姓越來越不敢消費，而且恐懼生養小孩，遑論兩個孩子。

隨著少數親友的暴富，領導市場化大潮的眾多官員追求高質量的養小、送老，逐漸脫離了“高尚、純粹”，甚至越來越欣賞“低級趣味”。到人民共和國的第二個三十年末尾，民間甚至有“反貪黨死，不反貪國亡”之說。

如果重新強調思想教育，要求官員高尚、純潔、脫離低級趣味，如果大批替換改革開放中成長起來的官員，從社會底層迅速提拔新人，誰能保證新人具有成熟的行政和政治經驗，誰又能保證新人成熟后還能持續廉潔？畢竟，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的差異巨大，而且追求高質量的養小、送老乃人之常情。

經濟結果更出乎意料，在改革開放三十年后，人均收入比發達國家低得多的中國經濟也逐漸滑入低潮。有些人斷定，根本問題是供給方的市場化程度不足，所以有服務業占比太低的落后經濟結構，所以有國有企業和金融占比太高，所以有制造業和礦冶的過剩產能。于是有了官方規制企業的“深改”，揠苗助長。

多年后，“改革出效益”的舊曲未能奏響新凱歌。服務業占比上升是以制造業和其他實體經濟陷入絕境為代價的；金融業放開搞活則拉開了中國金融危機的序幕；政策不穩定導致上下游企業的信心近乎崩盤；經濟低潮還引發了居民消費萎縮。舉世皆知，市場機制全靠信心維持，而消費需求萎縮是繁榮最直接的威脅，如同1929-1933年在西方“成熟”市場機制里發生過的。經濟學界不再呼吁“改革”，轉而呼吁政府采取“逆周期”政策。何為“逆周期”？其實就是要政府拉動需求，刺激消費增長。“逆周期”說法的前提是，眼下的危機并非來自供給方的市場化不足，而來自市場機制內在的繁榮與蕭條周期。但已被住房、教育、醫療這“新三座大山”壓得喘不上氣，百姓的消費怎么增長？

為擺脫“三大訴求”成為悖論的困境，我們需要3.0版的中國社會主義新理論，需要再次開創“新時代”。

三、經濟繁榮、官員廉潔、社會均等，三者可以有機共生

反之，如果三者不能有機共生，將一個也不會有，有的也會失去，使“黨的領導”終結“黨的領導”。

在人民對當代美好生活的三大訴求中，牛鼻子是社會均等化。有了社會均等化就會有繁榮昌盛的經濟和持續廉潔的官員。

“成熟”的市場機制會制造越來越大的貧富鴻溝。“少數人的現代化”導致人均收入難以提升，經濟增長停滯，基礎設施建設和維護難以為繼，社會分裂、“階級斗爭”激化，政權風雨飄搖。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特別是戰后，原先信奉資本主義的國家普遍采用社會主義政策，修正其“成熟”的市場機制。

第一，經由全民健康統籌實現醫療均等化；第二，實行從基礎教育漸次向高等教育推進的教育均等化；第三，調控城市房價和房租，使城市居民“居者有其屋”；第四，推動養老均等化，解除勞動者對年邁后生存安全的憂慮。用資本主義詞匯描述上述政策，稱為（國家的）“人力資本投入”。用社會主義詞匯描述，稱為“社會均等化”。用中性詞匯描述，是“社會領域的去市場化”。

當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基本消失，當勞動者普遍健康，教育水準普遍提高，創新力和市場競爭力就快速提升，市場供銷兩旺，人均收入突飛猛進。在西方，講述這種道理的學問稱為“福利經濟學”。

由于上述社會主義導向的政策在西方獲得巨大成功，國家稅收占總產出的比例不斷提升。一些國家在社會領域的投入越來越大，不僅推行醫療、教育、養老、住房的均等化，而且涵蓋了傷殘和失業保險、最低工資和加班工資、各種帶薪休假甚至家庭成員福利。“鐵飯碗”原本是軍公教專利，現在擴展到全體勞動者。這種國家被稱為“福利國家”。

在公民投票選舉執政者的西方，社會福利易增難減。當經濟陷入低潮，一些市場競爭力較低的“福利國家”就難以為繼。一旦被迫削減社會福利，政治動蕩便隨之而來，外國移民也成了替罪羊。

看到上述情形，在全球化中暫時獲得較大利益的一些我國精英痛斥“福利國家”，痛斥“民粹”，故意忽視“福利經濟學”，故意忽視不少“福利國家”的市場競爭力和人均收入排名在前，故意忽視美國也在社會均等化上穩步邁進。

我國正跨入“新時代”。是時候由政府主導，大力投資于社會領域的均等化了。逆轉個體家庭負擔增重的趨勢，由中華大家庭共同分擔養小、送老，解放我國14億百姓無與倫比的消費潛力，才是我國經濟繁榮的最大動能和持久保障。

社會化的養小、送老，是我國歷代儒門弟子的向往，是我國人民對當代美好生活的最大期盼，更是社會主義的根本要求。而且，我族自遠古迄今都是地球上最大的民族，必須逆轉少子化、老齡化，逆轉每八十年減少一半人口的中華頹勢。把人當“飯桶”是無知；把人當“碳”是無聊。多子多福，年青人乃財富創造力之源，系著老年人的福祉，系著我族之存亡絕續。

推翻“新三座大山”，人民中蘊藏著無窮偉力。我國社會均等化之路必定有中國特色，不似西方僅賴政府財稅，而是靠我黨精心組織社區人民，實行“四輪驅動”。個人、社區/集體、地方政府、中央政府，應按比例、按人頭支付醫療和教育經費，逐步推進均等化的全民醫療保障，推進均等化的12年全民義務教育。

若取消官員醫療特權，嚴禁官員子女就學“走后門”，怎會有在社會領域推行市場化的決策？我們應放棄追求“世界一流”的醫院、大學、中學、小學、幼兒園，嚴禁教育和醫療界“評優、評等”，并以高職、高薪鼓勵優質人才向欠發達的公立學校和醫院流動。我們應把教育工作的重心放到12年義務教育上，并公平分配高等教育資源，嚴禁向“重點”高校傾斜，讓各有特色的高校遍布全中國。我們應把醫療工作的重心放到社區去，積極推動社區養老、養病，讓病床等醫療設備在社區中流動起來，讓優秀的護士和護工扎根社區。

思想教育的舊辦法固然重要，但官員廉潔最堅實、可靠的基礎是社會領域的均等化。事實證明，社會均等化與官員廉潔高度正相關，無一例外。官員腐敗是傳統社會的普遍現象。獲得更多金錢的主動力是更好的子女教育、更高的醫療水平、更大的房子、更安逸的養老和為父母送終。在并無“政治思想教育”的現代國家，由于養小、送老的后顧之憂越來越小，廉潔的政府已經越來越成為“新常態”。由于住房的均等化，由于教育、醫療、養老的個體家庭負擔逐漸降低，主要由華裔組成的新加坡也能持續擁有世界著名的廉潔政府。那里并不要求官員有超乎尋常的道德，反而要求官民一體，“同心同德”。當社會不斷均等化，官民之間輕易就能互相轉換，人民的文明程度就不斷提升，官員傲慢、自高自大、自以為是的空間也就越來越小。

新中國七十年的巨變，可視為“正反合”三個“新時代”：“正題”是經濟和社會的計劃化，“反題”是經濟和社會的市場化，“合題”是經濟市場化，但社會均等化。社會不平等是必然，但盡力縮減社會不平等也是必然。讓社會越來越不平等是逆人類歷史進步潮流的反動。

社會平等、經濟繁榮、官員廉潔，三者當然可以有機共生，而且必然有機共生，否則一個都不會有。三者越有機共生，中華大家庭的凝聚力就越強。14億人同心同德，外患是微不足道的。

“房住不炒”開了個好頭，“習近平新時代”的大幕已然開啟。“三生萬物”，中國社會主義的3.0版本系著中華民族光明的未來。

本文原標題《中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