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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項賢明，男，1965年10月出生，安徽人。教育學博士。南京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民進中央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民進北京市委基礎教育委員會副主任。曾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北京師范大學比較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二級教授、學術委員會主席。

【中國教育改革之困：用錯誤的方法，去解決虛假的問題】

我個人對中國教育改革現狀的估計比較悲觀。不能講中國教育改革失敗了，但至少現在是陷入困局了。我們花那么大力氣，實際上效果不佳。不管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門還是國家政策，很多情況都是處于盲人摸象的狀態。

問題出在哪里？就我個人觀察來看，中國的教育改革要擺脫困局，首先必須對教育改革中的重要問題進行清理和辨析，弄清哪些是真問題，哪些是假問題。實際上，中國教育改革很多時候是在用錯誤的方法去解決虛假的問題。問題真假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事實是不是存在？事實不存在，問題就是假的；另外一種情況是，事實是存在的，但鑒別問題性質的時候搞錯了。目前為止，至少三類問題是混淆的。

第一類問題，是把社會問題和教育問題混淆。教育改革，尤其是宏觀層面上大規模的教育改革，往往同時也是一種社會改革。教育的問題，在社會生活其他領域也會有所表現；同樣，社會問題也會在教育領域出現相應的表現。正因為如此，在教育改革過程中，教育問題與其他社會問題很容易被混淆。學校也是社會的一部分，社會出現了問題，也會在學校里面表現出來，我們卻把這類問題當成教育問題去對待，用教育的方法去改變它——這是不可能解決的。

以職業教育為例。職業教育發展的癥結不是投入、管理等問題，最根本的是社會分層。大量調查表明，凡是進入了職業教育軌道的學生，最后就進入了社會底層。不管你說職業教育有多光榮，人們都不愿意讓孩子送去接受職業教育，道理就在這里。這種狀況完全不是靠教育改革能改變的，而是要依靠社會階層利益的調整。例如，通過立法建立國家資格證書制度，凡是國家級高級技工，工資標準不得低于大學教授，那時候公眾對于職業教育的態度自然就會發生變化。

還有現在社會議論最熱的高考改革，許多人認為這是學生減負的好辦法，這就是把學生負擔當作一個教育問題去對待，試圖用教育改革去改變。這也是不可能的。為什么中國學生負擔這么重，校長老師負擔也這么重？很簡單，這不是教育問題。中國這么多人口，就業壓力肯定大，同時現代化意味著產業對勞動力要求的數量越來越少，但是對教育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另外，社會保障機制沒建立起來，找不到工作往往意味著你的基本生活會出問題。這就決定了老百姓必須通過教育來競爭飯碗。強迫學校不補課不可能真的達到減負的目的，因為你禁止不了社會上的各種補習班，即便你強行取消所有補習班，也無法禁止家長在家里給孩子加壓。高考不分科、減少考試科目也還是解決不了問題，因為學業負擔的根本原因是前面所說的兩方面社會原因，而不是教育本身的原因，不解除這個問題的根源，就是剩下一門還是要累死學生。通過問題辨析，弄清楚學生負擔不是一個教育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這是我們真正解決問題的前提。

第二類問題，是把管理問題和教育問題混淆。雖然教育改革所面對的管理問題一般都發生在教育系統內部，但教育改革所面對的管理問題與教育問題仍然是兩類性質不同的問題。實際上，即便同樣發生在教育系統內部，管理活動和教育活動也是兩種不同的過程，其性質、理論基礎、活動方式等都存在明顯的區別。在我國高等教育改革中，大學生思想教育和心理健康問題一直是一個備受社會關注的突出問題。2004年發生在云南大學的“馬加爵事件”，可以說是這類問題的代表。這類問題看似是具體的大學生思想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問題，實則主要是一個具體的管理問題。稍微細致一點閱讀馬加爵事件的材料我們就會發現，雖然開展相關教育也有益處，但這個問題本身主要不是一個教育問題，而是管理問題。受到舍友那樣的欺侮而又投訴無門，很多心理正常的人都有可能進行極端的報復。如果我們的大學生宿舍管理建立了有效的合約和投訴機制，學生入住宿舍即簽訂協約，知曉和承諾在宿舍哪些事情不能做，否則將受到批評教育乃至處罰，并知曉受到舍友干擾或欺侮可以去何處投訴，投訴后又能到迅速有效的解決，那么，這類事情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試想要是馬加爵在第一次受到同學欺侮時就可以提出投訴并得到及時有效的處理，他和同學的矛盾就不會日積月累到須通過殺人來了斷的地步了。

第三類問題，是把政治問題和教育問題混淆。有些問題屬于社會利益分配的政治問題，需要政府通過政治手段去解決。比如說，教育均衡也是個假問題。現在人們說到教育均衡，往往提到東西部差異、城鄉差異，但是老百姓最關心的不是這些宏觀問題，而是同一個城市甚至同一個城區學校不一樣的問題。實際上，從教育專業的角度來看，每一個孩子的智力水平、人格特征、興趣傾向等都存在差異，因此把每一所學校都辦到“重點學校”的水平不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我們真正應該做的是讓學校辦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允許孩子根據自己的特點和興趣選擇不同的學校，將來成為自己想成為并能夠成為的人。但是，這樣的觀點，在目前的社會政治語境中是很難被社會大眾所接受的。顯然，這不是教育問題，而是個政治問題，因為它關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從專業角度來說，這不是個問題，但因為他“引起了社會廣泛關注”，于是教育行政部門也不能忽視，因而也就成了問題。但我們千萬別忘了，它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而不是教育問題，別指望通過教育的方法來真正解決它。只有社會階層利益調整合理了，各階層都能平等分享社會發展成果，這種所謂教育均衡發展的矛盾才能真正得到解決。

實際上，所有辦過教育的校長沒有人承認教育能均衡，因為每個人生出生就是不一樣的，所以真正要做到的是學校多樣化。提供最適合孩子的教育，這才是教育改革的方向。以前有一句流行的話，“沒有教不會的老師，只有不好的老師，”這也是錯的，應該是“沒有差生，只有進錯了教堂的學生”。包括人們呼吁的“學生減負”，是所有的孩子都認為所有課都是負擔嗎？不是的，數學天才就認為數學沒教夠。老百姓心里的怨氣需要用政策手段解決，但千萬別指望說把學校辦得都跟北大附中、清華附中一樣，不可能、也不應該。

總之，我對中國教育改革有點更悲觀，因為連最基本的問題沒有搞清楚。現在最需要的是把問題搞清楚，厘清問題，進而再尋求解決之道，否則就會事倍功半，甚至南轅北轍。

（本文為作者在“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與《財經》合作舉辦的“教育改革座談會”上的發言；來源：昆侖策網，轉自“中國教育三十人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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