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認，西方地緣政治戰略學說對于我國的確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和一定的借鑒和實用意義。

早在15世紀，葡萄牙開創了西方國家對歐洲以外的探險之旅，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海上強國，在其鼎盛時期，葡萄牙帝國橫跨了現在53個不同的國家。西班牙不甘示弱，在1492年成立王國的當年就派出哥倫布進行航海探險，在隨后的30年里，將大部分美洲地區和菲律賓變成了殖民地，成為世界第一個殖民帝國和霸權國家。英國更是后來居上，成為殖民地遍布世界的“日不落”帝國。而在哥倫布開始探險的300年后，即1793年，馬爾嘎尼率英國使團覲見乾隆皇帝而遭冷遇的故事，說明了當時的中國和西方國家對我們這個球體“天下”的認知和態度，存在著多么大的差距！

19世紀末，風雨后又是一番紅素：美國開始崛起，地緣政治學說也同時萌芽，至今又經過了一百多年。可以說，在500多年的對外冒險、侵略擴張和殖民掠奪的過程和經驗中發展、提煉出來的西方國家的地緣政治學說和理論對于我們是重要的，不但可以提供歐美等國戰略思維的出發點、思路和邏輯，因而幫助我們可以“知彼”而制定對策和方針，其本身就具有參考和實用價值， 尤其可以幫助我們在物質空間的維度和角度評估和研判國際戰略形勢、我國所處的戰略位置、以及各個競爭對手的潛力、發展和動向。

地緣政治理論由于其起源、立場和歷史的原因，本身是具有局限性的。地緣政治學的實質是地理戰略學，即研究國家的對外政治戰略（包括國防和外交戰略）決策與地理環境相互關系的學科。把僅僅依據地理（或物質空間）環境而生發的理論套用到這個包含政治、經濟、人文、科技等諸多元素而且在不斷變化和互動的世界上是不科學的；把植根于自身狹隘利益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西方國家理論應用在以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己任的東方社會主義大國的全球觀是不恰當的；把這種源起于侵略擴張、目的為尋求世界霸權的帝國主義理論即使是不自覺地應用到中國制定國際戰略、看待和處理外交和國際關系的話語體系里，是有害的。

一

我們現在所說的地緣政治學說起源于西方，鼻祖是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Friedrich Ratzel）。拉采爾第一次把地理環境與國家機體聯系起來，在1897年提出“國家有機論” ，把國家比做生命有機體，強調地理環境決定人的生理、心理以及人類分布、社會現象及其發展進程。

吸收了拉采爾的理論，首次提出“地緣政治學”一詞，并首次將其作為一個學科提出的， 是瑞典人契倫（Rudolf Kjellén）。契倫認為：“地緣政治學是關于地理與有機體的國家、空間現象與國家的學問。因此國家是國土、版圖、領土，或者最具有“特征的領域或具體地域。”

較早被納入地緣政治學理論、現在大家喜歡談論的“海權論”，最先是由美國的海軍史專家、兩任美國海軍學院院長馬漢（Alfred T. Mahan）提出。馬漢認為， “一個民族的偉大”與海洋密不可分，特別是與它在和平中的商業用途和在戰爭中的控制有關。他認為，在現實世界中，分析國家的力量時首先應重視海洋。他認為，一個國家的海上力量與六個條件有關，即1，地理位置： 便于進入世界的海洋。2，自然結構：擁有眾多優良港灣和河流， 3，疆域： 擁有同海岸線長度成正比的人口分布， 4，人口：保證有足夠的海軍及艦艇建造的人數規模。5，民族素質：全民對國家海洋利益的渴望和需求。6，政府：有發展海上力量、稱霸海洋的決心和計劃。

作為昂撒民族通過海洋征服世界理論的集大成者，馬漢如此闡述海上武力與海上強國之間的關系：1，海上武力因競爭而生并導致更激烈的沖突；2，海軍的存在是為了參加海上戰斗，保衛國家海權體系的完整和正常運轉；3，國家不僅要通過海軍將國家的海上實力推廣到全球各地，而且將其作為推行外交政策的有力工具。

“陸權”論的提出者是英國的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在麥金德看來，整個世界的歷史是大陸強國和海洋強國相互斗爭的歷史，盡管海洋強國曾占過優勢，但長遠觀之，由于陸權國家人力和物力資源豐富、交通日益改善，海上強國終將被陸上強國所壓制。因此他提出，世界力量重心所在的歐、亞、非三洲由于陸上交通發達，已成為一個“世界島”。世界島的中心位于歐亞大陸中部的心臟地帶，其范圍大致西起東歐，東至中西伯利亞和蒙古，南起小亞細亞、亞美尼亞、波斯和新疆、蒙古、西藏地區，北至北冰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堡壘，并可以向歐亞大陸邊緣地帶擴張。據此，麥金德斷言，占據東歐是控制心臟地帶的關鍵，并把他的全球戰略思想歸納成咒語般的“三段論”： “誰統治了東歐，誰就統治了大陸腹地；誰統治了大陸腹地，誰就統治了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統治了世界。”

繼麥金德之后，荷裔美國人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綜合了海陸權的理論，特別強調：取得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國家將同時成為海上與陸地的強權。由于作為海上強國的英國的戰略目標一直是阻止別國取得心臟地帶，如果德國與日本其中一國在歐亞大陸取得勝利，就會嚴重影響美國的世界地位。而德、日的聯盟一旦成功，美國將會被歐亞大陸包圍。

冷戰結束后，一些人認為地緣政治已經過時，曾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助理的布熱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卻在1997年出版了《大棋局》一書，振聾發聵地告訴讀者：地緣政治仍是美國維護全球首要地位的關鍵因素，而最主要的“棋盤”仍在歐亞大陸。

通過斯皮克曼，特別是布熱津斯基的沿襲和發展，陸權論在近半個世紀中成為西方地緣政治學的通行理論，多數西方戰略家還是按照麥金德的描述來觀察世界。事實上，人們從二次大戰后特別是今日，西方集團從未放松對“世界心臟地區”即東歐即烏克蘭的爭奪這一事實中，就不難找到麥金德地緣政治思想的流觴。

一百多年來，西方地緣政治戰略理論林林總總，有諸多分支和延伸，但其主干脈絡基本上在這里了。

二

在我們審視西方地緣政治學理論之前，順帶一筆來厘清某些概念。

“地緣政治學”是英文geopolitics的翻譯，直譯是地理政治學。我認為把“地理”翻譯成“地緣” 極佳，一個“緣”字不但涵蓋了地理本身的機理，也突出了與其它各種因素的聯系、關系和因果，是神來之筆。

但對陸權和海權兩字的翻譯就有些問題了。“land power ”和 “sea power ”這兩個詞，在英文里是帶有前置修飾的名詞，是“陸上強國”和“海上強國”的意思。當中文里將其譯為“陸權”和“海權”時，意思就發生了變化：第一，變成了只是形容詞。例如，我們會說“英國是海權國家”或“德國是陸權國家”，而不說“英國是海權”或“德國是陸權”。更重要的一點是，由于中文的“權”字雖然與power一字的部分含義（權力、掌權）有關，本身卻沒有“強大”或“強權”的含義。因此，國人往往容易把這兩個概念與“海洋（海島、海岸線長、或擁有大片海域的）國家”和“陸地（位處內俄陸、缺乏海域、或陸地面積占優的）國家”相等同或混淆。在power這個概念里，“強大”之意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們繼續沿用約定俗成的“權”字， 就應該將其理解為“強權”之義。這個語義上的差異很重要，我們在后面將繼續觸及。

一、從我們現在使用得最多的“海權”和“陸權”兩個概念和理論來看，其本身就是含糊、矛盾、和不準確的。

譬如，在一戰和二戰前后，絕多數人都會認為德國是個典型的“陸權”國家，因為德國陸上力量十分強大，海岸線不僅比英國、意大利、希臘這些海洋型國家短，也比法國、西班牙這些更像大陸型的國家要短。德國北部沿海五州的經濟也普遍落后于南方的內陸州。但是創造地緣政治學說的契倫即使在當時（1914年左右）英國海軍一面倒地強大的情況下，卻認為德國是海陸兼備，具備爭奪強國地位的重要條件。這一點其實不難理解，因為作為瑞典人的契倫的出發點是想讓德國抗衡東面的沙俄，這樣去鼓吹是合乎他自身的國家利益的。

斯皮克曼繼承了麥金德的“心臟地帶”概念也就是陸權優于海權的概念，同時將美國視為“海島”。但出于美國利益的考慮，他推出了“邊緣地帶”說，認為邊緣地帶在經濟上、人口上都超越心臟地帶。他的理論可概括為：誰（以武力或是和平方式）統一或整合了歐亞大陸東西兩端的邊緣地帶，誰就掌握了世界最有潛質的地區，便可以包圍心臟地帶、瓦解心臟地帶。美國雖然是“海島”，但美國同時接鄰大西洋與太平洋，處于世界上最有利于整合邊緣地帶、最終占領心臟地帶的位置。斯氏說，國際政治就像是某種“磁力場”，各個磁極之間的磁力線此消彼長。這無疑說得不錯。但海權陸權孰優孰劣，還是要看說話的人屁股坐在哪里。

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大致是“西起東歐，東至中西伯利亞和蒙古，南起小亞細亞、亞美尼亞、波斯和（中國西北和西南的）蒙古、新疆、和西藏，北至北冰洋”。請大家注意：中國約四分之三廣袤的、富庶和發達的中原、華南和東北等地區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實際上，在麥氏眼里，蒙、疆、藏與中國無關！ 世界的變化滄海桑田，我們當然無需理會一個在1904年發表著作、眼里只有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利益、無視具有2000多年文明和統一的中國的英國人，但是，僅在其后的半個世紀里，一個巨人就開始屹立在東方，再過了半個世紀到現在，這個東方巨人已經完全可以藐視英國了。斯皮克曼說“就外交政策而言，地理是最根本的因素，因為它是最永久的”。斯氏此說被幾乎所有的地緣政治學者奉為圭臬。但就如我們所見，一個世紀以來歐亞大陸的地理并沒有發生變化。因此，這個定義的時效性也太不“永久”了吧。

繼續說中國。中國的國土面積960萬平方公里，陸地邊界長達2.28萬公里，從前的歷史、不遠的過去即1950年的抗美援朝戰爭，都可以據之以雄辯地說中國是一個“陸權”或陸上強大的國家。 但是，中國的海岸線長達1.8萬多公里，與陸地邊界長度相差并不大，且內陸不乏大河大湖，近海有臺灣、海南兩個大島，通過強大的陸、海、空三基達6000公里的中遠程火力和全球緊逼美國的海軍力量，實際控制渤海 (內海)、黃海、東海、南海四大海域面積約470萬平方公里（差不多是國土面積的一半），可以前出印度洋和太平洋。以現在的實力，中國在半個地球上的“海權”不也是杠杠的嗎？

如果把中國看成只是或主要是陸權國家是片面、局限的，在戰略視野的層面可能產生誤導作用；這與中國近年來成功實行的海陸并進的“一帶一路”的理論和實踐也是相悖離的。此外， 過分強調中國作為“陸權”國家而去“整合世界島”，近不利于統戰南海周邊的東南亞諸國、遠不利于交往和團結非洲和拉丁美洲。而只能分別通過西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路所到達的這兩塊大陸從外交和經濟戰略的角度對中國都十分重要。在可以看見的將來，這些地區的國家在全球博弈的大棋盤上可以有力地幫助形成對美國霸權的戰略反包圍。

二、即使是在“單純軍事觀點”的層面談地緣政治，也要隨著科技和制造能力以及客觀需求的發展而與時俱進。

1，地緣空間的某一“權”（power）的度或維度本身是可以擴大的：譬如，高速公路、高鐵、特高壓輸電、涵洞掘進和高難度橋梁架設方面強大的基礎和交通建設能力使得中國的“陸權”向各處、特別是西南（西藏、云南、貴州、老撾、泰國等）和西北方向（新疆、中亞、西亞及歐洲）有力地伸展。又譬如，隨著對可達一萬多米的深潛、深海勘探和3000-4000米深海開采技術的掌握，我國“可下五洋捉鱉”，不但南海海底豐富的石油及可燃冰蘊藏已經成為我國能源戰略可觀的供給來源，多個大洋的深海海底也成為我國核潛艇隱蔽駐屯、集結、和作戰的翱翔之地。

2，“權”或與之相關的“維”是可以增加的。早期西方地緣政治里主要考慮的強權之“維”是海洋和陸地，但航空業在二戰前后的大發展和日本的機群偷襲珍珠港，使“空中優勢”的理論或“空權論”在美國大行其道。一戰時以擊落14架德國戰機驕人戰績的俄國王牌飛行員、隨后成為美國飛機出色的設計師和成功的制造商的塞維爾斯基（Alexander P. Seversky）在1942年再一次華麗轉身，創造并狂熱地向美國政、軍界推銷他的理論：“在制空權掌握在敵人手中的情況下，任何陸地或海上行動都是不可行的。” 塞氏認為，空中力量本身就是一種戰略武器，遠程轟炸機深入敵后的陸地和海洋，將摧毀敵人的首都、政府機構、工業和重要地區，痛擊其要害。在他眼中，海上力量已經過時，并強烈反對建立龐大且昂貴的艦隊。因此，美國許多陸、海軍指揮官特別討厭塞維爾斯基，稱他為“瘋子”。然而，這個“瘋子”的理論在兩年后的諾曼底登陸被證實是正確的：逾8000架的盟軍戰機為史上少有的大規模登陸組成了幾乎不可逾越的空中保護屏障，一舉粉碎了納粹德國的頑強抵抗。在此之后，美國更是大力發展航空母艦和各種飛機，成為并保持“空中霸主”的地位至今。

衛星、反衛星武器、天基反導武器、載人航天器、空間軌道戰斗機等可在外層空間使用的力量，事實上已經在海、陸、空之上加了個“天”字號的“權”或“維”。

而網絡、電子、電磁、激光和量子等戰術和戰略武器也成為可以影響和決定戰爭勝負的另一“權”或“維”，也許我們可以將之稱為電磁權、光電權、或網絡權？

3，實際上，物質空間是多維或多權的。在陸、海、空、天、電的權或維之間的確有“緣”有關系，可以相生、相克、相支持、相制約、相轉化。最簡單的例子之一：中國陸基的超高音速中程導彈是美國航母的殺手，因此能夠以陸控海、以陸控空，當然也能以陸控島。例子之二：中國成功地填礁造島，在浩瀚的南海里憑空建成了七個巨大、永不沉沒的“陸地航母”，不但具備了對周圍的海域和空域的監控和打擊能力，為中國不斷擴大的航母編隊獲得更安全、隱蔽的訓練和作戰的關鍵區域，進出自如地西扼印度洋、東扼太平洋，對于全球25%的海上航運量、中日韓等國85%以上的石油進口、以及美國從亞太地區進口的90%各種重要原料的主通道也掌握了一定的控制權。不僅如此，南海水深浪高、海域寬廣、氣候復雜，且處于第一島鏈的下端，是中國彈道導彈核潛艇在此進行隱蔽訓練和突然出擊的理想之域：由此可以向東經巴士海峽或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之間的狹長地帶前出進入南太平洋，從而繞過重點防御北冰洋和北太平洋的北美導彈防御系統從美國南部方向發動攻擊，可以向西經馬六甲等地進入印度洋，對印度構成威懾；甚至還可以潛航更遠，將打擊力量延伸到歐洲或完全沒有導彈防御的美國南大西洋方向。

綜上所述，不斷發展和豐富的地緣政治學說關注地理學和擴大了的維、維度的物質空間等因素對國家自身、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的影響，可以借此幫助分析、預測世界或者地區范圍內的戰略形勢以及相關國家的政治、軍事行為和走向。

僅此而已。

三

西方國家一直把地緣政治學說用以影響、制定甚至決定國家的戰略決策和外交關系，但是中國不能。

如前所述，這種理論再發展、再豐富，也只是把對物質空間的分析和綜合運用在人類社會有機體（國家、民族等等）的彼此關系上，缺失了人文（道義、經濟政治、歷史等）方面的考量。

之所以對在我國國際政治話語體系里使用西方地緣政治的敘事應該十分警惕，有如下理由。

1，西方地緣政治理論與生俱來的屬性是擴張、侵略和霸權。

其鼻祖拉采爾在提出“國家有機論”后，又發表“生存空間”的概念，認為向鄰國擴張領土是國家生存的基本法則。 

其始作俑者契倫從瑞典抗衡沙俄的目的出發，認為德國向外侵略是“人類的使命的責任”。 由于他一再鼓吹“無論從地理上或者從文化上看，德國都是當然的指導者”， 其理論也被法西斯德國用來為其對外擴張和侵略服務。 

麥金德提出陸權論的本意是想提醒英帝國主義正面臨著陸權國家興起的嚴重挑戰，需要修改戰略和外交政策。然而由于德國所處的地緣位置，德國地緣政治學家如卡爾·豪斯霍費爾（Karl Haushofer）就借用了麥金德的理論為希特勒第三帝國的擴張和侵略提供了依據和支持。 

馬漢明確提出：“自有史以來，海權都是統治世界的決定性因素，任何國家要稱霸世界，并在國內達到最大限度的繁榮與安全，控制海權為首要之務。” 他的“海權”理論不但成為推動十九世紀末及二十世紀初美國海外擴張的理論基礎，并為以后美國歷屆政府推行對外政策和制訂戰爭計劃、謀求世界霸權地位產生了重要影響和指導作用。

斯皮克曼赤裸裸地賦予了地緣政治理論可以“缺德”和“無道”的豁免權。他認為所有國家都傾向擴張，強調，國家領導人對于道德價值的考量不能干擾國家的權力目標。雖然可以用道德作為追求權力的辯護，但在道德帶來弱點時就要放棄道德。國家并不是為達成道德價值來追求權力，而道德價值是國家用來獲取權力的。

2，地緣政治理論一直在影響和主導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國家的行為方式和話語體系， 直到今天。

遠的不說，1941年，德國在未擊敗英國的情況下突然進攻蘇聯就是一個明證。有資料證明，希特勒很明白多線作戰的弊端，可還是忍不住，下了決心東進犯蘇，因為按照陸權論特別是豪斯霍費爾的思想，東歐在領土、資源的重要性、以及對于德國作為陸權國家的“適戰性”遠超英國。

阿富汗不但貧窮，而且地理、人文因素都十分復雜，對其實行占領、控制和管理在經濟上明顯是得不償失的，近代史上強大的英國對阿富汗的侵占遭到了可恥失敗，也是滿滿的前車之鑒。但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為了謀求世界霸權，在那里相繼投入重金、重兵，結果都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因為按照“地緣政治”的邏輯，那里是“世界島”的“心臟地帶”，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

冷戰期間，以美國為首的‘北約’，也正是根據“邊緣地帶”的理論，包圍并瓦解了蘇聯。前蘇聯在瓦解之后，俄羅斯的歷任領導人包括早期的普京都親美親歐，并心心念念地希望加入歐盟和北約。但是，基于“地緣政治戰略”以保持其世界霸權的原因，美國將俄羅斯繼續視為寇讎，不斷孤立、擠壓、和蠶食，直至俄烏戰爭的爆發后也一直不收手。君不見，為了斷掉歐盟國家與俄羅斯重回談判桌的念想，美國甚至對歐洲最主要的能源動脈——北溪管線都不惜狠下國家恐怖主義的毒手嗎？

美國在中國周邊尋找和扶植盟友，戰略包圍中國，也是以其霸權主義的地緣政治理論為指導原則。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論》寫道：“中國將毫無疑問地成為遠東地區的統治性強權，前提是它能夠獲得真正的統一并且日本的軍事力量被徹底摧毀。而能夠平衡中國大陸強權的只有北部的俄羅斯。如果西方各大強權還想在這一地區保持影響力，它們就必須為自己的海上力量尋求島嶼基地。” 斯皮克曼主張二戰中不要完全消滅日本，用以平衡中國的影響；不要滅亡德國，用以平衡蘇聯的影響。美國的國家戰略果然依計而行：美國在中國附近海域尋求對島嶼的控制，比如第一和第二島鏈，就是為了平衡中國的影響。中國的臺灣省處于第一島鏈的重要位置， 美國一直、也一定會繼續變本加厲地想方設法地將其用作重要棋子來求饒和圍堵中國。

3，西方地緣政治理論是列強的，而不是被壓迫民族、國家和人民的話語系統。

當一個概念或理論在歷史上出現和發展后，它本身自然地帶有某些符號特征，“胎記”或“烙印”，而這些胎記或烙印隨著概念或理論在重復不斷的使用下得到不斷的強化。

我們看到，由于地緣政治理論最基本的起源和內核是“強權”，最多運用這種理論的就是西方帝國主義國家，雖然也有原來是殖民地，但是后來“崛起”并具有強烈擴張主義色彩的某些地區大國。因此，對于飽受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霸凌的弱小國家和被壓迫人民來說，他們對于這種理論和觀念有強烈的反感，對在國際關系中持這種敘事方式的國家有出于本能的警惕。

“缺德”和“無道”的西方地緣政治理論一直被用以掩蓋世界上領土擴張、殖民擴張和侵略戰爭的本質和根源，混淆國際斗爭的實質。如將其套用在和平崛起的社會主義中國，不但可能在國人中滋長強權思想、讓敵對勢力把中國的崛起等同和歪曲為新的霸權崛起、還有可能引起歷史上蒙古帝國在歐亞大陸上鐵血擴張的所謂“黃禍”的聯想，對于中國在國際傳播和國際話語權上的正面和正義形象十分不利。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曾對當時法國和英國貴族階級一些人等“裝模作樣”地對資產階級進行“控訴”的“封建的社會主義”作了這樣的嘲諷：“每當人民跟著他們走的時候，都發現他們的臀部帶有舊的封建紋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所以，我們能夠不加思索、隨手拈來地使用西方的地緣政治理論和概念嗎？ 

警惕！

四

進入今天“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大爭之世，中國的整體國際政治和外交戰略，只有立足于“鐵肩擔道義”的道德高地，方能立于不敗之地。

作為世界戰爭和戰略學說的瑰寶，我國兩千多年前的《孫子兵法》里的第一篇“計篇”里，把“道” 列為“五事”之首，排在“天”（天時、氣候、晝夜等）、“地”（地理、地勢、地形等）、“將”（將帥、謀略、指揮等）、和“法”（組織、管理、軍紀等）的前面。

“道”就是道義、正義、民心和軍心。有了道，就有了道德高地，戰略上就可取得“氣”和“勢”；有了道，就容易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得道多助”；有了道， 就可能“軍民團結如一人”， “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因此，道義是政治、戰爭和勝利的基礎和根本。

筆者認為，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高屋建瓴，就是貫穿中國外交關系和全球戰略的“道”，即指導思想。

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核心本質是高度的人民性。其中心詞“人類”作為一個集體名詞，就是指世界上絕大多數的民族和人民。把全人類的共同和長遠利益作為出發點和目標，不但超越了國家、民族、種族、宗教、文化、語言和意識形態的異同，同時體現了中華民族兩千多年來“民為先、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文明精粹，也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所秉持的“為人民服務”的信仰和精神。

二、強調“共同的命運”，就強調了世界人民的共同出發點和目標。作為同在這個星球上的人類，各個國家和各個民族和人民彼此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關系，這就有了溝通、商議和談判的共同基礎。人類社會里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都需要安全、需要管控和應對戰爭、瘟疫、自然災害和氣候變化等挑戰，也需要發展民生和經濟。只有堅持早年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溝通和商議，才能避免沖突、增進合作，改善經濟和安全的全球治理體系。

三、這一理念所倡導的是中國“天下大同”的集體利益和價值，與美西方所信奉和推行的帝國主義、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理念是絕然相反的。千百年來，這些殘害人類的叢林原則和行徑，諸如白人至上、西方中心、極端利己、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瘋狂擴張和鐵血殺戮，被掩蓋和粉飾、被偽裝和標榜成為一套所謂自由、民主、人權的“普世價值”敘事體系。

四、這一理念是復興中華民族的使命和實現“中國夢”的理想在世界范圍的對接、擴大和延伸。把“不忘初心”和“共同富裕”等目標從中國擴展到整個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黨人、社會主義中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宏大心胸和所秉持的信仰、信念與信心。

五、“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雖是長遠的目標，卻不是空談，而是有著近十年腳踏實地的踐行內容。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一帶一路”的跨國經濟帶方略，其范圍涵蓋了中國歷史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行經的中國大陸、中亞、北亞和西亞、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南美洲、大西洋地區的國家， 開通了中巴、中蒙俄、新歐亞大陸橋等六條走廊，利用絲路基金、亞投行等金融支持系統，通過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組織和RCEP等多邊協作組織，在亞、非、拉和歐洲建設了中歐班列、歐亞高鐵、蒙內鐵路、泛亞鐵路、匈塞鐵路、尼泊爾水電站、科威特巨型煉油廠等許多大型項目。截至2022年3月，中國已經與全世界190個國家中的149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成就輝煌。

相對西方地緣政治理論中強權、擴張、侵略和霸權的歷史事實、中心價值和現行邏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所體現的中國立場、中國態度和中國解決方案是截然不同的。

五

筆者認為，要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崇高理念，毛澤東主席在上世紀70年代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在今天依然具有偉大的現實意義、依然是今天強大而有效的戰略思想武器。

1974年2月22日，毛主席在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明確、完整地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觀點。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1974年4月10日，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闡述了毛主席的這一新的戰略思想：“從國際關系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系又互相矛盾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于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他繼續說，“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也是一個發展中的國家。中國屬于第三世界。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貫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斗爭，這是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

一、“三個世界”的劃分：與五十年前十分相似的時代挑戰。

中央黨校國家安全研究所孫東方所長最近談到毛主席“三個世界”劃分理論的正確性時，對五十年前的世界形勢做了一個精辟總結：“世界上各種力量經歷大動蕩、大分化、大改組的深刻調整，冷戰格局呈現新的戰略態勢。美蘇軍事力量對比發生重要變化，從以往美國對蘇聯占有明顯優勢轉向蘇攻美守；中國成為國際舞臺獨樹一幟的戰略力量，中美關系開啟正常化進程；美國在西方聯盟中的統治地位有所削弱，東歐國家對蘇聯的離心傾向也在發展；亞非拉國家的力量和影響力進一步增長，美蘇難以再像戰后初期那樣掌控世界。”

我們看到，今天的國際形勢與五十年前相比的確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超級大國的前蘇聯瓦解成為地區大國俄羅斯，在三十年來吃盡美西方苦頭后終于絕地反擊，成為反美的猛張飛、急先鋒和中國的同盟軍；亞非拉包括東南亞和中東等許多國家的力量和影響力大幅增長，特別是在經濟層面上；美國成為一超獨霸后繼續驕橫霸道，但已內外交困，顧此失彼，其起主導作用的西方聯盟如歐盟和北約越來越離心離德、分崩離析。最引人矚目的當然是中國的快速崛起，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科技、軍事強國，同時也成為自詡為全球霸主的美國的最大眼中釘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歷史是螺旋形發展的。今天的世界大勢與五十年前相比，有這樣幾個基本的相似之處。

2，俄烏沖突的發生，導致了俄羅斯對烏東的反噬；發生在東歐的這場戰爭已經持續八個多月，一系列的進攻、反攻、和恐怖襲擊環環相生、冤冤相報，沒有消停征兆，正在繼續升級。隨著北溪海底天然氣管道和克里米亞大橋的爆炸，歐洲45個國家的三分之二以上，特別是作為歐洲經濟支柱的德國，已遭遇前所未有的能源、糧食和工業生產的嚴重危機，這些危機正在引起全球性的通貨膨脹、金融風暴、和經濟衰退的連鎖反應和秩序洗牌。一言以蔽之，就是當年所說的“天下大亂”。

3，197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鄧小平在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時說，“正如毛澤東主席所闡明的那樣， 新的世界大戰的危險依然存在”。今天亦當如是：俄烏戰爭爆發后，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危險以新的可能性在人類眼前陡然出現。更有甚者，核戰爭即將發生的風聲雨聲不絕于耳。隨著中小型核武器技術和制造的發展，現在的“核打擊門檻”已經很低，比起1962年導彈尚未上架的古巴導彈危機，陸基、空基、海基的核按鈕可以隨時按下；美國剛剛買下2億9千萬美元的抗輻射藥，俄羅斯也購置了500萬份的碘片…… 今日的核沖突更處于真實的、一觸即發的時刻！

習總書記指出，今日的世界面臨“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這與當年毛主席對世界“天下大亂”的研判，不是很相似嗎？

二．“三個世界”的劃分：考量全面和思維縝密的科學論斷。

如前所述，把西方地緣政治理論套用在世界國際政治戰略、特別是納入中國對國際關系的話語體系中會陷入負面的道德陷阱。不但如此，僅僅用地理或地緣關系來描繪國際政治的格局也不夠科學。譬如， “南南合作”指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基于共同歷史遭遇和面臨的共同挑戰而開展的相互之間的合作，這個用詞在國際上流行，而且經過聯合國認定。但是這種把南半球和北半球的南部劃為“南方陣營國家”（Global South）或發展中國家的劃分是不嚴謹的：中亞的所有國家、北非的多數國家和西北亞、東歐的不少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南半球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則不是。

完全使用傳統的“東西方”來進行劃分也有同樣的問題：不但因為圓圓的地球是以赤道為軸旋轉的，更是因為位處東方的前蘇聯是社會帝國主義，而日本這個東方國家明明白白地就是發達國家，而是霸權主義的幫兇。

以經濟發展水平作為分野同樣不夠嚴謹。首先，衡量的標準就是問題：到底應該用人類發展指數、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工業化水平和生活品質、多維度貧困指數， 還是用世界銀行使用的國民總收入？全世界就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還有一個誰說了算的問題。2022年9月21日，美國參議院以96票全票贊成，提出“終止中國的發展中國家地位”，也就是說中國是發達國家。我們是嗎？

毛主席“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把國家的經濟發展狀況、種族（白人和非白人，白種人中的昂撒和非昂撒等）、歷史（殖民和被殖民的過去）、地域、特別是在國際政治中的立場和訴求（現今的政權）等因素都囊括了，有必須堅持的原則性、有根據具體情況調整的靈活性，有主有次、有模糊有清晰、求大同存小異， 因而是高度科學和全面的理論。

三、“三個世界”的劃分：深厚的理論基礎和堅實框架。

毛主席“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和唯物主義的哲學辯證法在國際社會中的卓越運用，在當時和今天都有助于我們在世界范圍內辨明主次矛盾，分清敵我友、在斗爭—團結的全球運動中贏得主動的國際戰略地位。“三個世界”從哲學高度切入、抓事物的主要矛盾，從政治概念到經濟利益運動規律中找到了深層次的解決方案：即從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對立的政治矛盾，推導演繹為超級大國霸權主義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壓迫與被壓迫的經濟政治矛盾。最后，找到主要矛盾的突出方面：反對世界霸權主義。打出了這面旗幟，就可以在共同利益和共同訴求下，團結盡可能多的大多數國家，形成廣泛的國際統一戰線，孤立和打擊霸權主義的超級大國。

“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又是方法論，把中國共產黨在長期的國內革命斗爭中形成的統一戰線理論充分運用于國際舞臺，為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外交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提供了靈活的、有彈性的理論工具和思想武器。

在這個理論框架下，今天“三個世界”的“地圖”清晰可見： 廣大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利益上被控制、壓榨和制裁， 在政治上受欺辱、干涉和威脅，屬于第三世界，它們與第一、第二世界國家的矛盾激烈，仍然是社會主義中國反霸的天然同盟軍。歐、日、澳、加等資本主義國家經濟上發達、政治上是、或曾經是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國家，多數追隨美國但在不同程度上是美國霸權主義的挖坑、薅羊毛和打壓的對象，與美國有一定的矛盾，是可以分化、利用甚至聯合的力量，屬于第二世界。俄羅斯是上世紀80年代末前蘇聯被瓦解的產物，雖然軍事力量特別是核力量仍然可畏，但綜合國力已大大減弱。由于其與中國的友好睦鄰和經濟互補關系，特別是其面臨美國的敵視，以及咄咄逼人的打壓和威脅，可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現今可靠的、富有戰斗精神的盟友。至于把俄羅斯歸到哪一個世界，可以暫時擱置。

在近代史上，中國經受了帝國主義長期侵略、殖民、掠奪和羞辱的百年之恥，雖然國力不斷快速上升，在經濟上仍然是發展中國家，在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仍然繼續受到美西方帝國主義霸凌、欺辱、歧視和圍攻。社會主義中國代表了受壓迫、受剝削、受歧視、受欺負的弱勢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肩負著建立廣泛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維護世界和平，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使命，仍然屬于第三世界，應該是第三世界當仁不讓的核心和領頭羊。

四、 “三個世界”理論之精髓：中國進入與美國正面博弈時代的強大精神利器。

進入21世紀以來，和平崛起的中國發現自己日益被美國視為首要對手和敵人。現在，美國朝野一致、嘍啰云集、歇斯底里，對中國不斷地發動貿易戰、科技戰、生物戰、金融戰和輿論戰的進攻；挑起南海爭端、策動香港動亂、憑空捏造新疆種族滅絕的謊言；拋棄三個公報的承諾，支持臺獨升級，不僅屢派軍機軍艦進入臺海和南海水域，對中國進行軍事威懾，更是加大力度對臺提供武器，以圖在臺灣復制烏克蘭模式，成為其對華代理人戰爭的橋頭堡。此外，組織澳英美安全聯盟（AUKUS）、美日澳印四方安全會議 （QUAD）和芯片四方聯盟（Chip 4），對華進行戰略圍堵……  打壓和施壓的手段和力度前所未有，無所不用其極，端的是“黑云壓城城欲摧”。

享受了40多年的和平年月和改革開放的舒心日子，許多中國人不理解、不適應，甚至害怕今天面臨的美國的打壓、挑戰和威脅，認為中國應該繼續韜光養晦，委屈讓利，“不要跟美國對抗”，不要當“戰狼”。說得委婉一點，是“中國要引領世界，就要從世界格局出發，目標不是對抗美國，而是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說得直白一些，是“我們不是任何國家的敵人“，“要堅決避免與美國和西方滑向對抗”；還有一些人在面對俄烏沖突時，干脆就主張應該棄俄降美。這些人完全忘記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關于帝國主義本性的深刻論斷，完全看不到人民群眾的力量，喪失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立場，缺失了中華民族的血性。

在闡述毛主席“三個世界”理論時，鄧小平在聯合國如是說：“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兩個超級大國，而是團結起來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國人民”。“中國屬于第三世界。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一貫遵循毛主席的教導，堅決支持一切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爭取和維護民族獨立，發展民族經濟，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斗爭，這是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

敢于斗爭、敢于勝利，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革命和國際斗爭的精神利器。早年，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寫道，“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毛澤東又說，在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下，“這個軍隊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決不被敵人所屈服”。 就是秉持這樣的氣概和精神，在14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中、在長達三年面對美國陸海空絕對優勢的抗美援朝戰爭中，炎黃子孫、中國的無數英雄用鮮血和生命澆鑄出了民族精神的豐碑。

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抗日戰爭、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的歷史雄辯地證明，在中國全體軍民同心同德、同仇敵愾的銅墻鐵壁前，日本軍國主義、美帝國主義就是紙老虎。今天也同樣，君不見，佩洛西竄訪臺灣后，我解放軍團團包圍臺島進行軍演，而美國曾經在臺灣海峽不可一世、耀武揚威的航空母艦，忙不迭地就遠遠退至1000公里之外，惶惶如喪家之犬，充分證明了美帝今天還是一只紙老虎。君不見，美國面臨嚴重的內憂外患，已經明顯衰落，對中國的圍攻堵截不斷遭到失敗；君不見，今天的中國無論在經濟、科技、軍事的實力都遠超當年，不但得到不斷壯大的第三世界國家的擁護和支持，與中國有共同利益和合作需求的第二世界國家比起當年也大大增加。在這樣的形勢下，張皇失措地叫嚷“不要跟美國對抗”，是得了軟骨病，還是地地道道的投降派？

兩軍交戰勇者勝！

五、“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構建中國國際政治話語權體系的根本。

當談到中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問題時， 中國著名社會科學學者、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胡懋仁教授說：“所謂話語權的斗爭，多年來，我們都是被動地被西方媒體或者輿論所牽著鼻子走的。人家說什么，我們就應什么。人家問我們，我們就答什么。總是感覺比較被動。雖然近些年來，我們已經看到這種話語權沒有在我們自己手里，而帶來了很多問題，因此我們痛感需要改變這樣的狀態，需要建立我們自己的話語權體系。”

“痛感”一詞，表達了中國在國際話語權問題上面臨的嚴峻現實挑戰。

筆者認為，“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正是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爭奪和打贏話語權之戰的法寶。

美西方在世界上190多個國家里也就是三、四十個， 只占20%左右，卻一直掌控著國際政治的話語權和道德高地。他們標榜所謂的“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價值”，但這些普世價值的標準、解釋權和使用權完全掌握在他們自己手里， 根據自己的利益、需要和目的予取予奪。

·上世紀70年代, 智利的社會主義者阿連德通過正當的民主程序當選為智利總統，并成功地進行了一系列人民十分歡迎的國有化、土地改革、社會福利和外交獨立的政策。但由于動了西方的奶酪，美國即對智利進行經濟封鎖，三年后策動軍事政變，亂槍打死阿連德，把皮諾切特的極權軍人政權扶植上臺。美：其名曰，反對獨裁。

·1999年，美國攜北約13個成員國未經聯合國授權，對南聯盟進行了連續78天的狂轟濫炸，造成1800多人喪生，6000多人受傷，近百萬人淪為難民，我國大使館也被炸彈“誤中”，四位外交官被無端炸死。美：其名曰，保護人權。

·2003年，美國國務卿鮑威爾手拿一管白色粉末在聯合國安理會作證，稱伊拉克在研制“大規模化學殺傷武器”，隨后向伊拉克發動了長達八年多的戰爭。后來鮑威爾承認，那是一管洗衣粉。

·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在華盛頓舉行游行示威，并沖入美國國會；此前一年多，在中國的香港發生嚴重反華暴亂，襲擊警察、包圍政府、打砸搶燒。前者，美國說是暴亂；后者，美國眾議院主席佩洛西說，是自由和民主的一道“靚麗的風景線”。

·2001年至2021年，美國發動了對阿富汗長達20年的侵略戰爭，緣由是要“反恐”。而當“東突”恐怖主義勢力在新疆發動暴亂，殺人放火，中國政府采取了鎮壓和管制行動時，美國說，中國在新疆實行“種族滅絕”。

·中國的“一帶一路”為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低息或無息貸款，高效優質地建設他們國計民生和發展最需要的交通、醫院、港口、橋梁和電力設施，美國人說，中國是搞經濟殖民主義；而對于他們自己對亞非拉國家長期實行侵略、殖民、掠奪、和奴隸貿易的罪惡歷史，卻閉口不談，諱莫于深。

中國到至今的43年里，沒有在任何國際沖突里發過一槍一彈；美國自建國242年以來，只有16年沒打過仗，在近30年里對八個國家打了九場侵略戰爭。但“中國威脅論”充斥美西方的政府言論、書籍、報刊、電視、和網絡社交媒體，對中國的攻擊、誹謗、制裁、圍堵、威脅，變本加厲，了猶未了。

此外請注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向美國提倡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但美國從來或是顧左右而言他，或根本不予理睬。在他們的語境里，從來沒有道德、良心、和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詞匯。他們所行的，是公然的蠻不講理；他們的態度，是居高臨下、降維打擊； 他們秉持的，只有強權和霸道，即霸權主義。

所以，爭奪話語權，必先反霸權。

何謂話語權？話語之權力也。“權”從“力”而生、“力”從自尊、自強、大無畏而來。沒有大無畏的精神，在霸權的淫威面前就永遠沒有話語權。

作為中國現在極其需要的國際政治話語體系的根本，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的偉大意義在于：中國是代表受壓迫、受剝削、受歧視、受侮辱的弱勢國家和民族說話，這是一種在斗爭中追求自己和弱勢國家在世界上的位置與利益的自尊、自強、大無畏的話語體系，擺明了要挑戰霸權主義，擺明了要扶助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甚至擺明了要堅決支持美國國內黑人爭取權利的抗暴斗爭和美國青年反對侵略越南的反戰運動。惟其如此，才能得道多助；惟其如此，才能贏得第三世界、第二世界、甚至第一世界里同志、盟友和朋友的尊重和支持，才能贏得對手和敵人的尊重；惟其如此，才能徹底打敗霸權主義、推動“全球共同富裕”、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終極目標。

讓我們回顧一則歷史往事，作為本文的結束：

1972年2月21日，美國總統尼克松及夫人一行乘專機抵達北京南苑機場，這是中美自抗美援朝兩國交戰25年后的第一次交往。走下舷梯，尼克松先行與周總理握手，偌大的機場略顯冷清，沒有禮炮、沒有紅毯，連鮮花也沒有，一人多高的大幅標語牌卻赫然高聳，直入世界第一超級大國總統的眼簾：“全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團結起來！打倒美帝國主義及一切反動派！”

事后我們得知，毛主席說了，無論如何，這些字不換、不撤。

當日，毛主席在他的書房會見了尼克松，握手時，美國總統向毛主席彎下腰，行了個50度的鞠躬禮。 

一周后，中美簽署了劃時代的“上海公報”，開啟了中國進入聯合國、中美建交等一系列的歷史新篇章。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