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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天宇：人工智能挑戰背景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時代化審思

點擊：694  作者：于天宇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  發布時間:2025-03-23 16:21:46

 

 

        【內容提要】當前，人工智能因其類似于人的智慧能力，逐漸呈現出對人類勞動者全面替代的可能性。有觀點認為，這不僅是對人類勞動主體性的挑戰，更試圖通過否定勞動創造價值，挑戰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事實上，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產物，是人類勞動的結果，雖然在某些領域可替代人類完成具體生產，但無法從根本上取代人類，更不能徹底消解抽象勞動，改變人類勞動創造價值的事實。所謂人工智能證偽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觀點，是對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轉化的忽視，對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混淆，以及對人工智能生產主體身份的錯誤解讀，更是對人工智能原理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片面認識的結果。因此，在人工智能飛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一方面應堅持并深化認識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另一方面應運用不斷發展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面對時代變化，回應時代問題，彰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時代意義。

 

關鍵詞：勞動   價值   剩余價值   人工智能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

 

勞動與價值的關系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理論內核。馬克思認為勞動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他在《資本論》第一卷中指出：“一切勞動，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然而，在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今天，出現ChatGPT、Sora等人工智能，導致一些觀點認為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已不再適用于人工智能時代，并就此指摘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這種觀點的立論核心在于，將人工智能理解為一種機器發展史上前所未有的“質變”，這種“質”體現在機器對人類勞動的替代程度。從人類發明工具以來，經手工業、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工具、機器等技術產物滲入生產過程的程度不斷增強，人類勞動的具體內容與性質也隨之不斷變化，但人類勞動始終是價值的唯一來源。然而，由人工智能發展帶來的生產主體“機器化”、生產過程“無人化”等全新生產景象，似乎將人類勞動徹底“驅逐”出生產場域。

 

認為人工智能的出現改變了“勞動創造價值”這一原則的觀點遵循了兩條相互遞進的思路：第一，在生產過程中人工智能從體力和腦力兩方面所展現出的絕對優勢，使其不斷替代人類勞動者，試圖徹底霸占生產主體地位，這種局面并非突然形成的，而是自工場手工業以來機器在不斷應用于生產過程中量的積累所形成的質的變化。第二，在人工智能可能徹底替代人類勞動獨立從事生產之后，將由改變價值創造主體這一前提出發，改變價值形成過程與分配過程，否定“勞動創造價值”，從而徹底瓦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假設人工智能的出現真的可以顛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那么其后果就不僅是人對于資本這個“自動的物神”的狂熱崇拜，更使人本身陷入一種“過剩”“多余”“無用”的境地。對此，必須在科學認識人工智能本質的基礎上分析挑戰、回應挑戰，堅守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時面對時代問題不斷發展。

 

一、自工場手工業以來機器應用生產的量變質變過程

 

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指出，“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在人類社會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勞動方式的不斷變化使勞動在生產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也不斷轉變，這根源于不同的社會條件與技術發展水平。人工智能對人類勞動的全面替代，本質上是人類勞動在生產過程中地位的降低與勞動權力的喪失，這與由分工造成的生產技藝整體性瓦解相伴隨。具體而言，機器替代人類勞動的過程經歷了三個階段。

 

1.工場手工業時期：工人成為“總體工人”的片面“器官”

 

伴隨資本主義發展對勞動生產率提高的迫切需求，在分工的促使下生產形式由手工業逐步過渡到工場手工業。與手工業時期相比，一方面，工場手工業將多種傳統手工業的技藝結合為同時服務于同一商品的勞動形式，這種結合使懷揣不同技藝的工人彼此間的相互協作成為生產過程中的主要內容，也促進了復雜技藝商品的出現。另一方面，工場手工業又將以往同一手工業的生產過程拆分為若干環節，使每一個工人在其勞動動作的專門性上得到進一步發展，并固定為其“片面的職能”。馬克思認為，造成這種形式的原因是，在工場手工業中“手工業的熟練仍舊是生產過程的基礎，所以每一個工人都只適合于從事一種局部職能，他的勞動力就轉化為終身從事這種局部職能的器官”。

 

在一定意義上，工場手工業是以時間和空間的規定性為原則對手工業生產過程的集合，“產品所經過的每一個局部過程都必須能夠作為局部的手工業勞動來完成”。工場手工業帶來的深層次改變是，對于生產一個產品而言，再不能由一個獨立的工人來完成，哪怕他的技藝再高超，也必須依據分工的規定性，就此，生產活動具有了一種整體形式，工人的性質也在其獨立性的基礎上抽象出了總體性，即形成“總體工人”。馬克思認為，“總體工人”是由片面的局部工人組成的，其實質是“結合勞動人員”，每一個“局部工人”都以“器官”的形式組成“總體工人”。由工場手工業發展形成的“局部工人”與“總體工人”之間的矛盾雖未直接表現出機器對人的替代性，但卻在提升勞動生產率的同時，改變了勞動因技藝而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勞動的獨立性被打破，生產再不只依賴于某一個人。同時，這種結合的生產形式也為機器大工業“流水線”生產形式的出現打下了基礎。

 

2.機器大工業時期：工人成為機器的“有意識肢體”

 

在工場手工業階段，傳統技藝的復雜勞動被還原為若干簡單勞動，勞動工具也隨之簡單化、專門化，這是工具機出現的重要前提，其實質是將被分解的復雜勞動的各個簡單環節在機器上重組，“在真正的工具從人那里轉移到機構上以后，機器就代替了單純的工具”。此時，工場手工業中以分工為基礎的協作表現為各個局部工具機的結合。勞動工具的完善程度將直接影響勞動生產率，在工具機、傳動機、動力機的共同配合下，機器體系生成，資本主義生產進入機器大工業階段。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的出現使工場手工業和手工業中工人對工具、機器的利用關系顛倒為工人服侍機器，“工人要服從機器的連續的、劃一的運動，早已造成了最嚴格的紀律”。其一，資本家通過機器化大生產簡化工人的勞動內容，這在一定意義上可視為工人勞動能力的“犧牲”。其二，在機器化大生產過程中，“主觀的分工原則”被“客觀的局部過程”代替，工人的勞動必須以機器運行的“科學性”為前提，工人逐漸喪失了對整個勞動過程的主導權。其三，機器化大生產推動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城市化進程，同時也重建了工人的生活方式。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詳細描繪了工人們的生活場所與等級制度，生活世界的重建直接影響了工人的心理結構與思想觀念。在此意義上，工人的肉體淪落為機器的組成部件，意識則同步于機器的運動規律，成為附屬于機器的“有意識的肢體”。

 

馬克思認為，“在工場手工業和手工業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廠中，是工人服侍機器。在前一種場合，勞動資料的運動從工人出發，在后一種場合，則是工人跟隨勞動資料的運動。在工場手工業中，工人是一個活機構的肢體。在工廠中，死機構獨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當做活的附屬物并入死機構”。在工場手工業階段，工人仍占據生產過程的主導性，只是每個個體的工人要從屬于“總體工人”；在機器大工業階段，全體工人已經逐漸喪失生產過程中的主導地位與“技藝”優勢，成為機器的附庸，因為人類的體力勞動與技藝嫻熟度逐漸難以追趕機器的工作效率。由“總體工人”的局部“器官”到機器“有意識肢體”的身份轉變，既顯示了工具、機器在其資本主義應用過程中所帶來的生產力發展，又說明了在其不斷滲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同時造成的工人身份地位的降低。在此過程中，工具、機器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逐步擠壓人類勞動者，這是機器替代人類勞動的局部質變。

 

3.人工智能時代：人淪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無用階級”

 

在機器大工業時期，機器相較于人的體力優勢已充分顯現。機器體系的資本主義應用也在不斷替代人類勞動的過程中激增了相對過剩人口，人類勞動者雖感受到了來自機器的威脅，但此時，人類勞動中的一部分簡單勞動者必須以“輔助”的身份繼續介入機器生產過程，而另一部分復雜的腦力勞動者則需要投入機器生產、研發的生產過程之中。這說明，機器雖然擠壓人類勞動，但人類勞動仍具有不可替代性。馬克思認為，“勞動資料經歷了各種不同的形態變化，它的最后的形態是機器，或者更確切些說，是自動的機器體系”。在人工智能時代，作為自動機器體系與人類智慧因素的融合體，人工智能因其“類人智能”與自主系統在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領域飛速發展，逐漸呈現出對人類勞動者完全替代的趨勢。其一，人工智能的機器屬性替代體力勞動。人工智能進一步強化了機器屬性的物性邏輯，作為自然產物的人類身體因其自然機能的生理上限，將逐漸被機器體系的勞動效率碾壓，不能更好地滿足資本對價值增殖效率的要求，在此意義上人工智能可能徹底替代人類體力勞動。其二，人工智能的智慧因素替代腦力勞動。傳統人工智能需要在海量數據存儲的基礎上單向性地滿足人類需要，其運行原理是樸素的經驗方式。伴隨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現，基于算法、模型、規則生成文本、圖片、聲音、視頻、代碼等內容的技術被極大強化，使人工智能可從單一的語言生成逐步向多模態、具身化快速發展，在深度學習的過程中生成新的原創知識內容。這個“經驗論者”，“卻顯示出驚人的‘思維’能力”。

 

相較于人類而言，人工智能的另一個優勢在于其“完美勞動者”的形象。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物屬性使其沒有人類勞動者的各類身體問題與心理問題，工作效率更高且易于管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的經濟性使其在應用過程中更利于資本增殖，人類勞動者將因無法繼續滿足資本無限增殖的欲望而被驅逐出生產場域，喪失勞動權利。在機器時代，由于資本有機構成提高激增了相對于資本增殖需要的相對過剩人口，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技術性失業”。在人工智能時代，這種由技術發展帶來的失業問題將繼續擴大，在資本權力的作用下，生產過程的無人參與并非一種對勞動者的解放，反而將使他們成為社會的“無用階級”。人工智能對人類勞動替代的徹底性，標志著人類勞動完全“離場”的可能性，這是自工場手工業以來機器替代人類勞動量的積累所引發的整體質變。

 

二、從改變價值創造主體到否定“勞動創造價值”

 

人工智能使人類勞動“離場”，這在全面排斥人類勞動的意義上也帶來了一系列深層次問題：當人類勞動全面撤離生產領域，如何定義人類勞動的意義與出路？價值又是怎樣被創造的？這是人工智能挑戰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第二條理論根據，即通過否定人類勞動這一價值創造的前提，否定“勞動創造價值”。在具體過程中，這條線索通過對現實生產中價值創造主體（勞動主體）的挑戰，試圖改變價值形成過程、消解價值剝削，進而通過顛覆“勞動創造價值”這一原則挑戰馬克思勞動價值論。

 

1.試圖改變價值形成過程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認為，價值的形成“不在流通中進行，因為流通只是為價值增殖過程作準備，而這個過程是在生產領域中進行的”。具體而言，在資本投入生產時，預付總資本G分為不變資本C與可變資本V，不變資本用于購買生產資料Pm，可變資本用于購買“活勞動”A，即勞動力商品。勞動力商品的特殊性在于，其使用價值在被使用的過程中能夠創造出比其自身價值（工資）更大的價值，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G-W與W-G＇的過程都遵循等價交換原則，但在G-W-G＇的完整過程中卻出現了增殖，因為在生產W的過程中，由于工人勞動的參與使W事實上發展為W＇，即W-P-W＇。勞動力成為商品是貨幣轉化為資本的前提，貨幣與資本的區別就在于資本是能帶來價值增殖的貨幣，而其之所以能帶來價值增殖就是因為在生產過程中，總資本中的可變資本與“活勞動”相交換，不變資本只發生價值轉移，可變資本所交換的“活勞動”才能創造新價值。

 

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現似乎使預付總資本中的可變資本消失了，因為在生產過程中人工智能對人類勞動的全面替代，使人類勞動完全“離場”，因此整個生產過程中不再有“活勞動”參與。由此造成的問題是，假設G-W-G＇還成立，那么將產成兩種可能性。一是新價值（價值增殖）產生于流通領域，即W-G＇的過程中。這種可能性首先肯定人工智能的不變資本屬性，認為其在生產過程中只是發生價值轉移，并未產生新價值，W也不能再劃分為Pm和A。總資本（貨幣）交換為生產資料（生產原材料與人工智能機器），在整個生產階段完成生產原材料與人工智能機器價值損耗的價值轉移，形成商品W（非W＇）。如此一來，G＇的出現只可能發生在W-G＇的商品售賣階段，但這種推論雖然在購買階段遵循了等價交換原則，卻在售賣階段違背了等價交換原則。二是如果必須保證G-W和W＇-G＇的過程都遵循等價交換原則，那么第二種可能性則是新價值（價值增殖）仍然產生于生產領域，即W-P-W＇的生產過程仍然成立。我們假設此時W劃分為Pm和AI（人工智能機器），作為生產原材料的Pm只完成價值轉移，而AI則替代工人（活勞動）完成價值增殖，即AI可以創造“剩余價值”。以上觀點，試圖在抽離人類勞動的基礎上對價值形成過程進行徹底改變。

 

2.試圖否定價值剝削原理

 

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生產資料私人占有與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作為資本的人格化，資本家不斷追求剩余價值，勞動者因自由得一無所有而必須出賣自身的勞動力商品以維持生計。工人將勞動力交換給資本家，資本家因其對勞動力商品的“所有權”天然獲得其在使用過程中創造的剩余價值，“剩余價值只是v這個轉變為勞動力的資本部分發生價值變化的結果”。

 

當人工智能使人類勞動者徹底“離場”后，資本對人類勞動者的剝削似乎也將一并離場。因為在W分為Pm和AI的假定公式中，勞動力商品不再是人類獨有的存在，人工智能代替了“活勞動”，而“剝削”是專屬于剝削階級與被剝削階級的，是對資本家與工人之間存在狀態的描述。如果說此時仍存在剝削，那我們只能勉強地解釋為資本家在剝削人工智能，這不但改變了“剝削”的屬人特性，而且顯然也是不合邏輯的，因為事實上此時人工智能已經成為資本的一部分（固定資本），因此不能得出總資本在剝削部分資本的結論。這造成了兩方面理論的困難：一方面，人工智能以“機器工人”的身份出現，替代人類從事生產勞動，這模糊了價值產生的來源與邊界，使價值剝削是否仍然存在成為難題。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背景下“無人工廠”這種新型生產場域的出現改變了以往價值分配的基本邏輯，即價值似乎不再需要分配了。因為在傳統生產過程中，工廠是價值形成的現實場域，工廠的組織結構與工作分配也是價值分配在既定生產關系下的主要依據，然而，價值分配的對象無論是資本家、管理者還是工人，始終是以人為前提的。

 

馬克思認為，不同屬性的資本家收入本質上來源于對剩余價值的分配，是剝削的收入。他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資本家階級的各個成員把這全部剩余價值在他們自己中間進行分配”。但是，當被剝削主體消失后，對價值分配結構的重塑使得資本家的收入看上去成了“無剝削收入”。這將否定馬克思的剩余價值論與價值剝削原理，從而徹底顛覆對資本主義社會生產方式與社會性質的認識。

 

3.試圖顛覆“勞動創造價值”

 

勞動價值論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根基，這一理論的基本原則是“勞動創造價值”。正是在勞動價值論的基礎上，馬克思深刻揭露了剩余價值的存在與生產過程，完成了其偉大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在揚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在《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恩格斯率先肯定了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中的觀點，認為“勞動是生產的主要要素，是‘財富的源泉’”，他同時指出勞動“是人的自由活動，但很少受到經濟學家的重視”。受《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的影響，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已經表現出對勞動與價值問題的關注，他指責“國民經濟學把工人只當做勞動的動物，當做僅僅有最必要的肉體需要的牲畜”，也提出了工人的貧困化與“他的勞動的產物和他生產的財富的產物”相關。但此時，馬克思更為在意的是勞動本質與異化勞動的問題。在《神圣家族》中，馬克思恩格斯明確分析了價值與勞動時間的關系，認為 “在直接的物質生產領域，確定某物品是否應當生產，即確定這種物品的價值，這主要取決于生產該物品所需要的勞動時間”。

 

在《資本論》及其手稿的寫作過程中，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日趨成熟完善。在《資本論》第一卷的開篇，馬克思就從商品這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最核心元素出發，分析了商品二因素與勞動二重性的深刻關聯，從抽象勞動的視角揭示了價值與勞動關系的內在邏輯，充分論證了“勞動創造價值”。

 

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形成經歷了具體歷史的發展過程。馬克思不僅區分了資本、機器、人類勞動等要素在生產過程中的不同職責與功能，同時清晰完整地向我們呈現了價值形成過程和價值增殖過程。然而，人工智能的出現使得勞動主體的身份愈發模糊，通過對價值創造主體、價值生產過程以及價值剝削過程的挑戰，形成了一種無人參與勞動、無人剝削、無人被剝削的生產“景觀”。這不僅試圖否定人類勞動的必要性，更可能顛覆“勞動創造價值”，具體而言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在對價值形成過程的挑戰中我們發現，假設在人類勞動徹底“離場”的前提下仍有新價值產生，那么依據現有的推論，新價值絕不可能由人類勞動所創造，“勞動創造價值”這一原則將可能被改寫為“機器創造價值”或“人工智能創造價值”。從人工智能的生產資料屬性分析來看，假設這一觀點成立，則不僅是在人工智能所帶來的新變化下否定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終結其科學性，更可能將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認定為一種“一直以來”的偽命題。另一方面，在對價值剝削過程的挑戰中我們發現，即便我們不贊同人類勞動徹底“離場”后仍有新價值產生，也就是說堅持價值是由人類勞動創造的，認為人工智能從事生產活動只是價值轉移。但是我們也必須同時承認人類勞動必要性瓦解與資本剝削邏輯的消失，且無法解釋在只是價值轉移的生產活動中，生產的意義與資本的目的。否則，我們就必須站在人工智能不變資本屬性的立場上，得出“資本創造價值”的結論，這將使“自動的物神”從觀念中的存在成為真實的存在，在更深層次威脅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理論。

 

三、基于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對人工智能挑戰的理論回應

 

如上所述，人工智能挑戰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這一假設遵循了兩條理論思路，自工場手工業經機器大工業到人工智能時代，生產的機器化程度的量變質變過程是人工智能試圖取代人類勞動生產主體地位的前提，這是人工智能徹底替代人類從事生產這一假設的支撐。在此基礎上，由人類勞動全面“離場”這一假設前提而得出價值形成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中的邏輯悖反，進而試圖顛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與歷史唯物主義。第一條根據是第二條根據的前提，第二條根據是第一條根據的目的，這種觀念的目的是資本發展的渴望，也是資本統治權力的表征。對這一觀點的理論回應必須從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本身出發，將重點聚焦于“勞動是否是價值創造的唯一源泉”這一根本問題，直面支撐這一錯誤假設的兩條線索，從根本上化解“人工智能挑戰馬克思勞動價值論”這一理論困境，捍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事實上，即便人工智能再智能化，它本身也是人類勞動的產物和結果，歸根到底離不開人類勞動。人類勞動不僅包括體力勞動，也包括腦力勞動和智力勞動，尤其在人工智能時代腦力勞動的地位更加重要和突出。人工智能不能成為獨立的勞動主體，更沒有顛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

    

1.人工智能并未使人類勞動徹底“離場”

 

人工智能使人類勞動徹底“離場”這一假設的理論依據在于，人工智能因其自動機器屬性與類似于人的智慧因素的雙重加持，可實現對人類體力和腦力的全面替代。但事實上，至少在現階段，這種推論是不成立的。“人工智能”一詞來源于英文“artificial intelligence”（簡稱AI）的直譯，指人工的、人造的、人為的智力，同時引申為虛假的（人類）智力。《辭海》將其解釋為用機器模擬類似于人類的某些智能活動和功能。目前，從人工智能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的應用表現來看，仍未改變在生產研發過程中的人造屬性與人為因素。質言之，人工智能仍依賴于人類勞動和人類智慧。因此，人工智能尚無法逼迫人類勞動徹底“離場”。認為人工智能可能使人類勞動徹底“離場”這一觀點的錯誤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對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轉化的忽視。《在〈人民報〉創刊紀念會上的演說》中，馬克思在批判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時說：“我們的一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但隨后，馬克思繼續指出：“要使社會的新生力量很好地發揮作用，就只能由新生的人來掌握它們，而這些新生的人就是工人。”人工智能的發展恰恰證實了馬克思的觀點，作為人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產物，其不可能徹底脫離人類“自由生長”。雖然人工智能高度發達的自動機器屬性替代了大面積的人類體力勞動，但其類似于人的智慧能力同樣是人腦力勞動的對象化體現。“人工智能‘創造’的價值根本上是研發和使用它的工人創造的。”腦力勞動可理解為復雜勞動的一種，“少量的復雜勞動等于多量的簡單勞動”。在社會發展過程中，人類的體力勞動也不斷向腦力勞動轉化，這是伴隨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必然趨勢，也是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現實表現。“隨著機器在同一生產部門內普遍應用，機器產品的社會價值就降低到它的個別價值的水平，于是下面這個規律就會發生作用：剩余價值不是來源于資本家用機器所代替的勞動力，而是相反地來源于資本家雇來使用機器的勞動力。”

 

第二，對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混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認為，具體勞動生產使用價值，抽象勞動生產價值，價值的實體就是人類抽象勞動的凝結。認為人工智能可能徹底替代人類勞動這種觀點，本質上是對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混淆。對于生產性勞動而言，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不是兩次或兩種勞動，而是同一勞動過程的一體兩面。在體力勞動向腦力勞動轉化的過程中我們知道，目前人工智能不過是改變了具體勞動的形態，原本從事具體生產的具體勞動在人工智能的協助下轉變為管理、指揮、應用人工智能的勞動。具體勞動存在，抽象勞動也同樣存在。個別生產過程中具體勞動的消失現象，并不能等同于整個社會抽象勞動機制的消失。人工智能以勞動主體的形式掩蓋了其勞動工具的實質，通過對具體勞動形式的改變，試圖營造出人類具體勞動消失的景象，遮蔽抽象勞動，進而試圖否定人類勞動創造價值，這是對現象與本質的錯誤認識。在馬克思看來，勞動是人的本質，同時“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這就是說，勞動既從屬于人，又必然存在于人與自然的交往過程中。因此，只要人類仍然存在，仍然與自然交往，勞動就仍然存在。

 

第三，對人工智能生產主體身份的錯誤認識。“技術是實現人的目的的一種手段”，是人類改造自然的中介，人工智能作為人類技術水平的現實表現，卻展現出多重身份，遮蔽了其本質屬性。自工場手工業以來，機器應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比重不斷加大，并因類似于人的智慧能力的加持，使人工智能呈現出可能徹底替代人類從事生產的假象。因此，一些觀點賦予了人工智能生產主體的身份，這是對人工智能身份屬性的錯誤認識。在生產過程中，人工智能事實上具有三方面身份：其一，作為生產資料的人工智能；其二，作為資本的人工智能；其三，作為商品的人工智能。在應用人工智能生產商品的環節中，其屬性為生產資本，但在此之前，人工智能是上一個商品生產環節的“結果”，是商品資本。“商品首先是一個外界的對象，一個靠自己的屬性來滿足人的某種需要的物。”正是因為人工智能在自動機器體系的基礎上又融入了類人智能，所以被廣泛研發應用。由此可見，人工智能本身就是人類勞動的產物或結果，不能自己創造自己，必須依賴人類勞動。人工智能替代人類創造價值這一錯誤觀點，本質上沒有認識到其作為生產主體的虛假性。這是對人類腦力勞動的忽視，以及對勞動本質與生產過程的錯誤認識，并不能夠成立。至少在現階段人工智能不可能真正成為生產主體并完全替代人類勞動。

 

2.人工智能不能改變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

 

在以上回應中我們發現，目前人工智能仍無法徹底替代人類勞動，因此勞動是價值的唯一源泉這一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原則并未被打破。接下來，我們仍需解決兩個問題：其一，如果人工智能在生產過程中本身不創造新價值，那么它在不斷擠壓人類勞動的過程中對價值形成和價值剝削造成了哪些新影響？其二，目前階段的人工智能的確不能使人類勞動徹底“離場”，但未來通用人工智能（AGI）的出現是否會改變“勞動創造價值”？

 

第一，人工智能的固定資本屬性加速價值形成。馬克思認為：“固定資本的發展也表明財富一般發展的程度，或者說資本發展的程度。”在資本主義競爭邏輯的主導下，優勝劣汰的生存法則滲透于社會生產生活的各個維度，生產者必須不斷利用高新科技提高勞動生產率，實現生產加速以維持其競爭力，這造成“資本有機構成和資本技術形式的變化速度也不斷加快”，更多的人類勞動被作為固定資本的人工智能替代。這一方面造成了更多工人成為相對過剩人口，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價值形成，這種現象的出現是與資本的增殖本性直接相關的。在馬克思看來，“生產剩余價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在此意義上，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加速了價值形成，這是資本的目的，更是資本的本性，因為加速價值形成是加速價值增殖的前提。

 

第二，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加劇資本剝削。人工智能對人類勞動的擠壓本質上是資本對人的排擠。資本權力規定著勞動者的勞動能力，這個標準只有一條：最大限度滿足資本增殖。“只要工人的活動不是［資本的］需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為多余的了。”在增殖過程中，資本需要盡可能地減少工人的必要勞動、增加剩余勞動，“提高勞動生產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勞動，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是資本的必然趨勢。勞動資料轉變為機器體系，就是這一趨勢的實現”。而如今的人工智能同樣如此。因此，人工智能本身可視為解放勞動（對異化勞動的消除，而非消除勞動本身）的手段，是人對自然力的征服，但卻因其資本主義應用，成為控制人、宰制人、剝削人、奴役人的手段。作為“高階自動化”，人工智能并未服務于人而是最大限度地服務于資本增殖，因為在資本權力統治下，某些新技術本身就是因資本增殖需要而出現的。總之，在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中，雖未直接創造剩余價值，卻在客觀上加速了資本增殖，不僅沒有消解資本的剝削邏輯，反而加劇了資本對人的剝削，因為剩余價值率本身就是社會剝削程度的表現，這一后果才正是自工場手工業以來工具、機器、技術資本主義應用量的積累所產生的質變。

 

第三，未來人工智能的生產應用與未來社會。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入發展，一些觀點認為，作為人工智能終極目標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出現似乎已指日可待。通用人工智能旨在創建具有與人類相當智力的機器，在解決特定問題的基礎上，還可自主學習、推理，可理解復雜的科學概念、創作出具有人類水平的藝術作品，并且具備跨領域的認知能力。那么我們可否理解為不是人工智能不能徹底替代人類，而是當前人工智能的“質變”程度還不夠，當通用人工智能出現時，人類再無立身之所？

 

即便通用人工智能的智慧程度再高、應用范疇再廣，我們仍需明確其生產研發是否依賴人類勞動，這是任何一種人工智能試圖挑戰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基礎性問題。假設未來人工智能果真實現了對人類智慧的徹底超越，且不再需要依靠人類完成自主研發，那么我們需要追問，此時人工智能的服務對象是誰？如果人工智能繼續服務于資本，那么將經歷兩個階段。

 

首先，資本繼續通過平均利潤率獲取剩余價值。“一個在本生產部門內完全不使用可變資本，因而完全不使用工人的資本家（事實上這是一個極端的假定），會像一個只使用可變資本，因而把全部資本都投到工資上面的資本家（又是一個極端的假定）一樣地關心資本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并且會像后者一樣地從無酬的剩余勞動獲取他的利潤。”也就是說，雖然在某一個生產部門內沒有人類勞動介入，但在社會總生產領域中仍存在人類勞動，因此某一生產部門內的資本家將同其他資本家一道瓜分社會總勞動創造的總剩余價值。

 

其次，當整個社會內部都不存在從事生產的人類勞動，在這種極端假設的情況中，人工智能可以替代人類的生產主體性，但不能替代人類的消費主體性。因為在人工智能從屬于資本的前提下，這種情況是資本的“自產自銷”，看上去是在完成資本循環積累，但實際上商品交換的雙方都從屬于資本，所以并不具有任何增殖意義，這也將在深層次上瓦解現有的商品經濟，進而造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崩潰。因為所謂資本的自動增殖，這種“自動的物神”的存在形態，其本質上仍然依靠對外在的剝削，當沒有任何“外在”存在時，資本也就喪失了繼續增殖的動力燃料。正如馬克思所言：“如果機器消滅了整個雇傭工人階級，那么這對資本來說將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因為資本沒有雇傭勞動就不成其為資本了！”資本、雇傭勞動與商品價值都是社會歷史發展的階段性產物，也終將在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消失。

 

在馬克思所暢想的未來社會中，當機器真正服務于人之時，“人不再從事那種可以讓物來替人從事的勞動，——一旦到了那樣的時候，資本的歷史使命就完成了”，而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歷史任務也就完成了。彼時，勞動的目的將不再是被迫地維持生計，而是每個人主動地自我實現的方式。“這種無法估量的生產能力，一旦被自覺地運用并為大眾造福，人類肩負的勞動就會很快地減少到最低限度。”人工智能可能實現對人生產活動的替代，但無法實現對人自由自覺勞動的替代，因為勞動與生產不是同一的概念。勞動是人的本質，從異化勞動到自由勞動，這是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

 

四、人工智能背景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深化發展與時代意義

 

勞動價值論作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組成部分，承載著重要的歷史使命。它不是固化的、僵死的理論，而是伴隨時代發展、把握時代脈搏、回應時代之問的理論。這不僅體現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行規律的深刻揭示，還體現在對資本剝削愈發隱匿化、復雜化、多樣化的清醒預見。在面對時代新問題的過程中，我們更應該對這一理論深入認識，靈活運用，不斷創新發展，同時挖掘其時代意義。

 

1.深化發展時代化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

 

在人工智能的時代背景下，人類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一源泉沒有改變，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仍能科學地指引我們認識當今世界復雜的經濟形式，正確理解勞動與物質生產的深層關系。我們在堅持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科學性時代性的基礎上，也要根據社會經濟條件的重大變化，對馬克思面對工業化初期的蒸汽機時代所提出的具體概念范疇進行合理延伸，深化認識，不斷發現新問題，并通過實踐檢驗使理論發展前進。

 

第一，對生產性勞動范疇的認識發展。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等多部著作中都談到了生產勞動問題，他認為：一方面，“這種生產的雇傭勞動也就是資本的基礎，資本存在的基礎”。另一方面，“生產勞動是直接同資本交換的勞動”。具體而言，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區別在于其生產性，這并不特指生產活動的外在形式，而是針對其內在本質，即是否帶來資本增殖。因此，在馬克思勞動價值論中，判斷一種勞動是否為生產性勞動的兩個標準是：其一，該勞動是否有助于資本增殖；其二，該勞動是否存在雇傭性質。

 

在人工智能時代，因智能技術的廣泛應用，在數智領域中出現了許多新興的“無酬勞動”或“免費勞動”。這些勞動仍由人來完成，只不過勞動的內容主要是為數字領域的人工智能或者“數字智能”提供數據原材料。這種伴隨數字資本與平臺資本發展所出現的新勞動形式，很多時候使勞動者自身都處于一種不知不覺的狀態，隱性地服務于資本增殖。英國學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在《數字勞動與卡爾·馬克思》一書中將這種狀態描述為一種“隱藏在‘玩’背后的剝削”。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根本限制下，由于認知水平的差距與數字、平臺資本的霸權形式，使資本剝削愈發隱匿，這種隱性的勞動難以被定義為生產性勞動，因為我們雖然可以推導出其在資本增殖過程中的具體作用，但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勞動不具備明確的雇傭關系。這使得許多來自人類的勞動成果被資本與作為資本的智能技術占有了。因此，我們應當正確認識因人工智能發展所帶來的諸多新勞動形式，準確分析在新勞動形式下價值形成的具體過程，對生產性勞動作出新的界定，對所謂的“無酬勞動”作出新的判斷。

 

第二，對科技人員勞動貢獻的認識發展。在《資本論》第一卷關于“總體工人”的論述中，馬克思指出，“總體工人的各種職能有的比較簡單，有的比較復雜，有的比較低級，有的比較高級”。其中，“比較復雜”“比較高級”的職能就包含腦力勞動。馬克思一直肯定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都具有重要意義，認為很多時候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是相互協作的，“勞動過程把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結合在一起了”，但此時馬克思重點研究的是物質生產領域的體力勞動。伴隨社會生產力發展，分工不斷細化，職能的專門性也不斷增強，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已經形成了明確的區分。在人工智能背景下，與科技研發、技術創新高度相關的腦力勞動（復雜勞動）愈發重要，在一定意義上，其所創造的價值要高于體力勞動（簡單勞動）。因此，應充分明確科技人員在生產過程中所付出的腦力勞動的重要性，肯定其在價值創造過程中的重要貢獻，深化對其勞動性質的認識，并在分配方式上與之相匹配。

 

第三，對價值創造過程的認識發展。價值創造始終來源于人類勞動，形成于生產領域，但因人工智能的資本主義應用，使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愈發模糊。人工智能在資本權力的作用下，試圖以“智能勞動者”的身份介入生產過程，取代人類勞動，使價值轉移過程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價值生產過程。這是資本權力統治下的一種虛假“景觀”，對此，要正確認識人工智能的“智能勞動工具”本質。在生產過程中，“智能勞動工具”的出現的確極大提高了生產效率，提升了生產力，但就其本身而言，同樣具有商品屬性，即“智能商品”。人類勞動在生產“智能商品”的過程中，對價值的創造是清晰明確的，這個環節同樣需要被置于整體價值創造過程之中去理解。因此，應深化認識人工智能背景下價值創造的過程，在此基礎上完善價值分配機制。

 

第四，對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的認識發展。自機器時代以來，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使其不僅服務于資本，甚至被作為資本，這顛倒了機器、技術與人的關系，并一直延續到人工智能時代。人工智能作為現代技術的最新表征，不僅沒有實現對人類勞動的解放與緩解，反而成為擠壓人類的異己力量，這是因為在資本權力的統治下，人、機器、自然都成為資本增殖的工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使勞動條件和勞動產品具有的與工人相獨立和相異化的形態，隨著機器的發展而發展成為完全的對立。”從機器時代到智能機器時代，不僅機器的先進程度得到發展，更使機器與人之間的矛盾加劇，這是機器資本主義應用的必然后果，也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對此，我們必須透過現象看到本質，明確矛盾的對立兩面，科學預見其運動過程，否則將盲目地陷入人與機器的對立，而忽視隱藏于“景觀”背后的資本邏輯。正如馬克思所言：“機器本身對于工人從生活資料中‘游離’出來是沒有責任的……因為這些矛盾和對抗不是從機器本身產生的，而是從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產生的！”深化對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的認識，是我們正確認識資本、正確認識人工智能以及人工智能時代主體困境的重要前提。

 

2.人工智能背景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時代意義

 

在人工智能背景下，生產的形式與勞動的樣態等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是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沒有過時或失效，其理論價值與理論意義在實踐的檢驗中愈發凸顯。對于這一理論的堅持與時代化運用，既可以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新形態、新特征，又可以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繁榮發展保駕護航，更能夠在面對人工智能挑戰時正確處理、良性發展人機關系。

 

第一，堅持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有助于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新特征。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雖然在某些方面考察并揚棄了古典經濟學家如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等人的相關理論，但其理論的直接目標仍是資本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剝削關系。這一理論有助于認識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特征。其一，從應用機器到利用機器。在機器大工業時代，資本應用機器提高勞動生產率，在人工智能時代，資本利用機器擠壓人類勞動。資本的目的從不在于人的發展，而在于無盡的價值利益，因此將利用一切條件實現自身的增殖。其二，從剝削剩余價值到剝奪勞動權力。資本通過剝削由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價值實現資本增殖，在此階段，人類勞動者雖然“自由得一無所有”，但仍具有被剝削的資格。當人類勞動無法滿足資本對剩余價值增長的渴望時，資本就利用人工智能排斥人類勞動，重新定義勞動能力，剝奪人類勞動權利。雖然目前人工智能不能徹底替代人類，但其卻使更多的“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一部分無事可做”。其三，從資本權力到技術權力。權力可理解為一種統治的力量，表現為一種支配關系。“資本家擁有這種權力并不是由于他的個人的特性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資本的所有者。”在此意義上，資本權力就是資本所有者或操控者所擁有的支配或控制他人的力量，技術權力就是技術所有者或操控者所擁有的支配或控制他人的力量。在人工智能的技術加持下，資本權力不斷利用技術權力實現對人的支配和控制。隨著技術發展與應用的普遍化，資本對人的統治愈發根深蒂固，凌駕于個體權力之上的資本權力，試圖發展成為一種無限權力，以維護資本的無限增殖。

 

第二，堅持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有助于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時代化，對于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其一，有助于正確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不等于計劃經濟。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揭示了商品經濟一般規律，這對理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適用。習近平認為：“我們對資本性質的理解逐步深化，對資本作用的認識更趨全面，對資本規律的把握更加深入，對資本運行的治理能力不斷提高。”中國經濟社會的有序發展充分證明了，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生產關系對資本的合理駕馭以及對勞動的充分協調。其二，有助于預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風險。在立足馬克思勞動價值論認識資本主義本質的過程中我們發現，當資本的力量足夠強大并陷入自身的邏輯時，就再沒有任何力量能凌駕于資本之上，資本成為最高權力，這必然激化社會矛盾。對此，我們應當科學借鑒，在發展社會主義經濟的過程中，既要利用資本的文明面，又要規制資本的野蠻面，更好地駕馭資本，合理利用資本，防范經濟發展風險。“依法規范和引導我國資本健康發展，要加強新的時代條件下資本理論研究，深入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用科學理論指導實踐，促進各類資本良性發展、共同發展。”其三，有助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在堅持國家主導的基礎上充分激發了市場活力，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的重要成果，也是在揚棄私有資本運行機制的過程中逐步完善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所揭示的關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一般理論，對于我國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宏偉目標，具有重要現實指導意義。

 

第三，堅持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有助于構建和諧的人機關系。人工智能是當今技術發展的時代化標志，也是人類本質力量對象化的具體表現，技術發展的直接目的在于幫助人類解決生產生活中的各類問題，滿足人類歷史性的需要，人類總是利用新技術解決新問題。但是，在不同形態的人類社會中，技術服務的主體卻不總是人或全體人。在階級社會中，技術服務的是統治階級所代表的絕對力量，這也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通過技術統治人的原因。

 

事實上，技術不過是對客觀規律發現、整合、運用的結果，本不具有任何傾向性。反觀人工智能等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發展中的應用，我們可以看到與其資本主義應用的本質區別，這種區別來源于不同的應用方式、原則，根本上在于不同的社會制度本質。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是絕對權力、資本增殖是唯一目的，技術、人、自然資源都是資本增殖的工具，當技術可代替代人時，人就喪失了存在意義，這是由資本增殖邏輯決定的。與資本邏輯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社會相比，社會主義制度始終服務于全體人民，技術、資本、自然資源都應該以人的全面發展為前提。當然，在社會主義現階段的發展過程中資本同樣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保障下，資本不再是統治人的權力，而應是促進人與社會發展的力量。在科學引導資本健康良性發展的過程中，技術也不再是資本增殖的同謀，無論技術發展到怎樣的高度，都不會成為排擠人的手段，而將會成為解放人的方式。技術發展的目的不是使資本最大限度完成增殖，而是使人最大限度解放，獲得充分的自由時間以全面發展自身。因此，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也不會使人類無用，更不會抹殺人類勞動的意義和價值。

 

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科技發展與科技創新具有重要作用。在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了人工智能等科學技術的重要性，他指出：“要瞄準未來科技和產業發展制高點，加快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領域科技創新，培育發展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在以科技創新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過程中，人工智能應發揮“頭雁”作用，堅持以人為本、智能向善，更好地促進經濟增長、拓寬就業環境、助力科學分配等，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科學技術發展的使命和初心。

 

總之，解決人機矛盾的根本性問題在于使技術回歸其中介屬性，這是在資本邏輯與人本邏輯的博弈過程中實現的。明確技術的服務主體，才能使技術的發展更有利于人的發展，積極推進人工智能等技術的綠色轉型，從而促進人類社會與機器技術的和諧共生。所謂人工智能證偽了馬克思勞動價值論，是因片面理解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得出的錯誤結論，在某種意義上，也是資本權力試圖掩蓋勞動創造價值、抹殺人主體性的手段。人工智能不能代替人的主體地位，更不能代替人創造價值。堅持時代化的馬克思勞動價值論可有助于正確認識機器、人、資本之間的復雜關系，明確人機矛盾的問題根源，進而在一定程度上為實現和諧的人機共生關系提供方法論指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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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天宇，吉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