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路在三個根本點上超越了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所走過的道路：
首先是中國道路堅持和平發展取代了資本主義現代化血腥的掠奪和戰爭道路；
其次是中國道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堅持國家宏觀調控、堅持金融監管抵制了“華盛頓共識”鼓吹的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
再次是中國道路堅持獨立自主、不干涉別國內政的方針抗衡了西方列強輸出民主、顛覆別國政權的“顏色革命”。
長期以來，西方世界有些人一直鼓吹說，通向現代化的道路只有一條，這就是西方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道路，舍此之外，別無它路。即使有的國家在推進現代化的具體步驟上有所變異，那也是過渡性的、轉型中的變異，最后仍然是殊途同歸，還得走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的道路。產生這種西方中心主義的背景，是西方世界、主要是歐洲先于世界的其它地區實現了工業化，這使得他們產生了一種“先天優越”的幻覺，并且想在思想理論上塑造歐洲人的心理優越感，以服務于歐洲國家的對外擴張。隨后，他們又給這種優越感穿上“普世價值”“普世道路”的外衣，以此來影響和束縛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對發展道路的選擇，似乎非西方國家只有采用了西方的道路和價值觀，才能夠獲得發展。
然而，中國卻以自己的實踐表明，中國走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不是在一些具體步驟上，而是在根本之點上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道路，它從一開始就超越了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因為它是人類追求文明進步的一條新路。
正如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的馬丁·雅克在2010年發表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中所說：西方現代化只是現代化道路中的一條。現代性模式絕非只有一種，事實上有很多種。因此我們得出的現代性概念，不能僅僅建立在北美和歐洲的經驗的基礎上，這就是要把中國發展的獨特性放到現代性發展的多譜系上，從而證明中國模式也是一種現代化發展模式。因為每個國家由于自身特殊的自然和人文條件必然會走上具有自己特色的發展道路。在這方面，根本不存在千篇一律的普世道路和普世價值，而只有不同國家和地區面對不同的自然和人文條件必然走出不同發展道路的普遍規律。那么，中國道路究竟是一條什么樣的道路，又是如何超越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
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中國道路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超越，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中國道路以和平發展超越了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血腥的掠奪和戰爭道路
從15世紀以來，西方主要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都是通過對內剝奪農民和剝削工人，對外掠奪、擴張、海外殖民乃至發動侵略戰爭來實現其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的。例如英國，它對農民的剝奪主要表現在，為了養羊以發展毛紡工業，“圈地”驅趕農民的“羊吃人”上面。不同的是，在18世紀以前，這種“圈地”還只是零星地、非法地進行，在18世紀以后則以國會立法的方式進行公開的、大規模的掠奪。僅僅在1761—1801年的40年間，英國國會就通過了2000個法令，圈占了農民318萬畝耕地；1801—1831年的30年間，農民又被奪去了511770英畝公有地，最終導致連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農民也都淪為短工和雇工。如果說，圈地運動為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準備了大批雇傭工人和國內市場的話，那么，對外掠奪和殖民地擴張則為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準備了巨額貨幣財富和國外市場。英國的海外擴張始于英國商人和冒險家的海外掠奪：他們先是拿了英國王室發給的特許狀，在英皇的積極支持下，搶劫葡萄牙裝載東方香料的船只，以及西班牙人裝載美洲白銀的“白銀艦隊”。16世紀中葉以后，隨著英國經濟實力和海上力量的日益強大，它又開始對葡萄牙、西班牙發動公開的殖民地爭奪戰，并在17世紀初成立掠奪印度和壟斷遠東貿易的東印度公司，隨后英殖民勢力進入北美和西印度群島，在那里建立了第一批殖民地。從19世紀開始，英國進一步加強了對外侵略和殖民地掠奪，其殖民地面積在短短幾十年中擴大到2250萬平方公里，人口達25190萬人，使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國。英國殖民者還把大量鴉片偷運到中國，在遭到抵制時，便在1840—1842年和1856年發動兩次鴉片戰爭，迫使中國割地賠款，淪為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到1914年，英國擁有的殖民地占全球面積的四分之一，而英國本土所占面積還不到英帝國總面積的1%，它使印度、埃及成為其棉花產地，使加拿大成為其糧倉，澳大利亞成為其畜牧場，使撒哈拉以南非洲成為其重要的礦產原料和貴金屬產地。英國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就是在這種不斷地對外擴張、掠奪和侵略中發展和完成的。又如美國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在國內，它是通過驅趕和殺戮北美土著印第安人，販賣和奴役非洲黑人來實現的。自從歐洲殖民主義者登上美洲土地以后，就經常與那里的土著印第安人發生沖突：有時，他們放火焚燒土著印第安人部落，然后開槍射殺從火中跑出來的印第安人，不甘心于被消滅的印第安人奮起反抗，于是遭到種族滅絕式的屠殺。1703年，殖民主義者甚至在立法會上作出決定：每剝取一張印第安人的頭蓋皮，或每俘獲一個印第安紅種人，就給予獎賞40磅；1720年，立法會又把這項懸賞提高到100磅。事情的發展連被印第安人稱為“毀城者”的美國開國元勛華盛頓也都感嘆說：【“他們給我們帶來很多的不幸，但請記住，他們深有苦衷，我們蠶食他們的土地，可以不受現行的或即將制定的法律的制約，而這些可憐的人連可以傾訴心頭積怨的權利都沒有。”】【“自有大地以來，從未聽說過在和平時期，在對待自己的同盟者和被監護人時，有哪個民族如此背信棄義，蔑視正義，對于乞求憐憫的弱勢群體如此置若罔聞”。】直到1924年，印第安人才獲得美國公民資格。在1492年時，在美國境內還有120萬印第安人，經過一次又一次滅絕種族的大屠殺，到1910年時印第安人只剩下22萬了，與此同時，美國資產階級還掠奪了印第安人1500萬畝土地。雖然黑人和歐洲的殖民主義者差不多同時登陸美洲，但美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蓄奴國家。美國南部的奴隸主起初驅使黑奴在其侵占的土地上種植煙草、水稻和藍靛，因勞動生產率低，種植園經濟漸趨衰落。當著18世紀采用了新發明的軋棉機、特別是蒸汽軋棉機后，大幅度提高了黑奴的勞動生產率，也刺激了美國南部種植園大都改種棉花。與此同時，從非洲大量販入黑奴，使美國的黑人人口從1790年的69.7萬人，一下子增加到1860年的400萬人。在1500-1800年間，約有1200萬黑人從非洲被販運到美國。在1750年的美國殖民地人口中，幾乎有四分之一是黑人奴隸。一個曾從事販運黑奴生意的牧師約翰·牛頓說過：【“美國之取得今天的成就，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通過殘酷榨取黑人身上每一滴血汗所得來的。”】美國的資本主義現代化，在國外主要表現為通過強行購買、武裝顛覆、發動侵略戰爭等手段，從別國巧取豪奪了大片土地。例如，1803年，美國利用法國與英國爭奪海上霸權、在海地慘敗的時機，以每英畝4美分的地價，從法國手里購買了擁有200多萬平方公里的路易斯安娜，使美國的領土一下子擴大了一倍多；1810年，美國種植園主入侵西班牙屬地西佛羅里達，并派兵占領；1818年，美國又派兵占領東佛羅里達；1819年，美國政府以500萬美元的代價強行購買了佛羅里達半島，完成了這樁“轉輪槍口下的買賣”，并宣布它為美國的第27個州；1835年，美國南部奴隸主策動美國移民在墨西哥得克薩斯搞武裝暴動，推翻當地政權而建立得克薩斯傀儡國；1843年，美國將這塊土地合并為美國的第28個州。而對于墨西哥政府提出的抗議不僅置之不理，還趁機擴大事態挑起對墨西哥的侵略戰爭，奪取了格蘭德河以北的墨西哥領土。連同得克薩斯，美國這次從墨西哥總共掠取了共計23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1846年，美國又從英國手中拿走了北緯49度以南的奧勒岡地區。這樣，美國的統治階級就通過巧取豪奪等手段，在數十年內使美國的領土從大西洋擴展到太平洋；從美國建國時的13個州90多萬平方公里擴大到了777萬平方公里。1867年，美國又利用俄羅斯在同土耳其的戰爭中失敗的機會，以每平方公里不到2美分、總共720萬美元的代價從沙俄手中購得阿拉斯加；1898年，美國通過美西戰爭兼并了夏威夷；1898年2月，美國又以“緬因號”戰列艦在哈瓦那港口爆炸為借口向西班牙宣戰，迫使西班牙放棄對古巴的主權，割讓菲律賓給美國，美國還獲得了關島，控制了加勒比海域。這樣，美國就在建國后100多年的時間里，由13個州擴展為50個州、1個特區和一些海外殖民地，國土面積擴大到了930萬平方公里。“后起之秀”的德國和日本，更是通過發動赤裸裸的侵略戰爭，挑戰國際秩序、掠奪別國人民來實現其現代化的。德皇威廉一世1883年即位后，就推行以殖民主義和建立海上霸權為兩大支柱的侵略擴張的“世界政策”。在19世紀末西方列強掀起的瓜分世界的狂潮中，德國截至1914年掠奪到的殖民地面積是290萬平方公里、人口1230萬。但與老牌殖民主義還有很大差距：那時，英國的殖民地面積已達3350萬平方公里，相當于英國本土面積的110倍，沙俄霸占的殖民地面積已達1740萬平方公里，法國擁有的殖民地面積已達1060萬平方公里。對此，當時已成為歐洲霸主的德國極為不滿，迫切要求重新“洗牌”，而英、法、俄等列強力圖壓制和排擠德國在全世界的爭奪和滲透，并為此而結成了一個以對抗德國為基礎的帝國主義軍事集團。德國力圖通過戰爭來擺脫這一聯盟的噩夢，于是以薩拉熱窩事件為導火索，在1914年發動了一場世界大戰，德國以戰敗而告終。戰后，勝利國把不平等、不公正的《凡爾賽條約》強加于德國，傷害了德國的自尊心，激起了他們強烈的復仇愿望。于是，在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和世界大蕭條、德國民族主義勢力增長的特殊氛圍中上臺的希特勒，利用這種形勢矢志奪取世界霸權，建立“大德意志帝國”。在1938年，希特勒突然吞并奧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又在1939年吞并波蘭、挪威，隨后就全面打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但在世界性反法西斯大聯盟面前，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又以在1945年5月8日宣布無條件投降而告終。和德國一起在二戰中成為戰敗國的日本，其現代化更是同侵略中國、朝鮮等國家緊密交織在一起的。1894年日本發動了大規模侵華的甲午中日戰爭，迫使滿清政府在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侵吞我國的臺灣和澎湖列島，迫使滿清政府繳納2.3億兩白銀賠款，日本正是利用這筆賠款在甲午戰爭后的10年即1894—1904年間，在擴軍的同時，又剌激了其紡織工業、以軍事工業為中心的重工業和交通運輸業的迅猛發展，也帶動了其鋼鐵、造船、煤炭等工業和鐵路以及銀行貿易的大發展。1904年2月，日本軍國主義又開始進攻俄國在中國旅順、大連和朝鮮的軍事力量，并在英、美的支持下，打敗了沙俄，在1905年簽訂《樸茨茅斯條約》，促使日本國內再次出現來勢兇猛的辦企業高潮。經過這兩場戰爭，日本侵占了包括臺灣、朝鮮、庫頁島南部相當于日本領土76%的外國領土。1915年1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1931年9月18日，日本又對我國東北發動軍事侵略，開始實施其長達14年的征服中國的狂妄計劃；1941年12月8日，日本又發動太平洋戰爭，妄圖實觀其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它還采取突然襲擊的手段，在六個月內就侵占了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緬甸、印度等國的大片領土，直到在以中國為東方主戰場的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聯合打擊下，在1945年8月14日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無條件投降。與資本主義國家現代化所走這種掠奪和侵略戰爭道路相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一條通過和平發展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道路。和平發展是貫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外建設的標志性特征，這既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使然，也是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使然。我國通過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己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也嚴格約束自己即使在發展起來以后也永不稱霸；我國堅持與其它國家和民族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遵循聯合國憲章和國際關系準則，在國際事務中弘揚民主、和睦、協作、共贏精神，倡導國與國之間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在經濟上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在文化上相互借鑒、求同存異，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強幫助、協力推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說，【“我們在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時并不諱言國家利益，我們理直氣壯地聲明要毫不動搖地捍衛我們國家的核心利益”
“我們要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但決不能放棄我們的正當權益，決不能犧牲國家的核心利益。任何外國不要指望我們會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們會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和平發展道路，在國內則表現為科學發展、和諧發展，它把發展作為主題，把結構調整作為主線，把改革開放和科技進步作為動力，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為根本出發點，把可持續發展、人的全面發展以及社會和諧作為追求目標。正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和平發展超越了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掠奪和戰爭道路，因此正如德國的貝特霍爾德所說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給人們指出了一條擺脫全球資本統治的破壞性進程的出路”。
他說，當今的資本主義越來越明顯地暴露出其無能，它已無法解決日益嚴重的全球問題。例如越來越多的國家發生社會劫難、暴力和戰爭頻仍，南北之間鴻溝加深，環境遭到破壞，對地球資源不負責任的隨意開采，“現在世界越來越明確地要求塑造一個資本主義的對立面，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意義以及今天所發生的一切，其意義也正在于此”。
二、與美國“華盛頓共識”的對立
15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通過掠奪和戰爭實現資本主義現代化，但這并不適合于由它們自己來作大張旗鼓的宣傳推廣，再加上幾個世紀以來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也不允許新興國家再去重復老牌資本帝國主義走過的老路，于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把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當作走向現代化的方案推薦給它們。所謂“新自由主義”，是指當代西方經濟學中那個以宣揚經濟自由主義為特征的思潮。經濟自由主義原本是資本主義自由競爭吋代的一種經濟思潮，在18世紀和19世紀初，這個以亞當·斯密經濟思想為主要代表的思潮，對內主張放任自由，對外主張自由貿易，而反對國家的干預和保護。在當今新的歷史條件下，在這種古典自由主義思潮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包含有多個流派。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在里根任總統的美國和撒切爾夫人任首相的英國，大行其道的是新自由主義思潮中以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主要代表的現代貨幣學派，和以拉弗和弗爾德斯坦為主要代表的供給學派。新自由主義思潮形成于20世紀30-40年代，但只是到20世紀70-80年代，當西方經濟發生了“滯漲”（即經濟發展的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發生），而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凱恩斯主義卻應對乏力時，新自由主義才打著反對國家干預的旗號，以“對凱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而廣泛流行起來。里根在競選美國總統期間，多次公開聲明自己信奉供給學派經濟學，并據此而制定其競選的經濟綱領，當選總統以后更以要職委派給這個學派的代表，又以這個學派的觀點作為主要理論依據去制訂其“經濟復興計劃”，使新自由主義的供給學派成為其“官方經濟學”。
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則以新自由主義現代貨幣學派的經濟觀點，作為處置經濟生活中種種問題的指導思想。新自由主義思潮的這兩個流派在應對英美經濟“停滯膨脹”時，以減稅政策和赤字財政政策去對付“停滯”，而以嚴格控制貨幣供給量的貨幣政策去對付“膨脹”。這種兩面作戰的政策，在一定時期內提高了經濟增長率，壓低了物價上漲率，使英、美兩國進而也使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走出了“滯脹”。于是，新自由主義在西方經濟學中便取代了凱恩斯主義而獲得主導地位。美國在發生了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以后，新當選總統羅斯福曾引入社會保障體系。在龐大的社會福利計劃和針對富人和企業集團的增稅措施的相互作用下，美國此前貧富非常不均的資本主義社會變成了相對均衡的資本主義社會。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二戰以后。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工人運動的國際力量推動這種社會秩序朝著相對有利于經濟發展和群眾生活條件有所改善的方向發展，20世紀50-70年代的“資本主義黃金發展期”就發生在這個時期。而當新自由主義崛起和掌握了資本主義的主導權以后，就開始逆轉在收入分配和生活條件方面己實現的相對均衡，降低對富人和企業集團的稅率，開始全面解除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使美國資本主義又重新變成那種貧富差距極大、資本家的利潤和工人的工資有天壤之別的資本主義。
20世紀80-90年代，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西方經濟學中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流派，又演變成為美國的國家意識形態和主流價值觀念，被美國資產階級當作其用來在世界范圍內推行其經濟、政治、文化體制“一體化”的工具，這集中表現在所謂“華盛頓共識”中。所謂“華盛頓共識”，指在1990年，美國總統老布什授意由美國共和黨政府控制的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出面，發起在華盛頓召開一個研討會，討論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拉美的經濟調整和改革。
參加會議的有：美國財政部等部門的官員、企業界代表，以及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代表，部分拉美國家的政府官員，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經濟學家。最終，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約翰·威廉姆遜聲稱，經過討論，與會者就在拉美國家已經采用和即將采用的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達成了十個方面的華盛頓共識。這十個方面的共識是：
1、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
2、把政府開支重點轉向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和有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文教衛生和基礎設施）；
3、開展稅制改革，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
4、實施利率市場化；
5、采用一些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
6、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
7、放松對外資的管制；
8、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
9、放松對政府的管制；
10、保護私人財產權。美國哲學家喬姆斯基在《新自由主義和全球秩序》一書中，概括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特征說，新自由主義，就是在古典自由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的理論體系。亞當·斯密被認為是其創始人，該理論體系也被稱為是“華盛頓共識”，包含了一些有關全球秩序方面的內容；而所謂“華盛頓共識”，指的是以市場為導向的一系列理論，它們由美國政府及其控制的國際組織所制定，并由它們通過各種方式實施———在經濟脆弱國家，這些理論經常被用做嚴厲的結構調整方案。其基本原則簡單地說就是：貿易自由化、價格市場化和私有化。綜上所述，可以看出，“華盛頓共識”推薦給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基本方針有三：一是私有化；二是市場化；三是經濟自由化，特別是金融自由化。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正是在發展中超越了“華盛頓共識”這三條基本方針，從而展開了中國的改革開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首先，是搞國有企業私有化，還是搞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混合經濟。“華盛頓共識”主張對國有企業實行私有化，以此來推行國民經濟結構的改造。反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雖然把發展生產力提升到社會主義的首要的、中心的、根本的仼務的地位，反對離開了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去盲目追逐“一大二公三純”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但卻堅持認為“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2］111；我們“在改革中堅持了兩條，一條是公有制經濟始終占主體地位，一條是發展經濟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終避免兩極分化”［2］149，并依照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和初級階段的國情，確立了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由于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必須堅持公有制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始終保持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國有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如果失去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就不可能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但是，又由于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而在積極促進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同時，還需要鼓勵個體、私營、外資等其它經濟成分的發展，作為公有制經濟的補充，以充分有效地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對堅持基本經濟制度這兩個方面都必須堅定不移，決不能動搖。這是我們黨對建設社會主義的長期實踐的總結，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堅持。從總體上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主要體現在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資產在社會總資產中占優勢，體現在國有經濟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體現在國有經濟對國民經濟發展的導向作用上，就是說，主要體現在國有經濟的控制力上。而且，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可以多樣化，例如，股份制是現代企業的一種資本組織形式，有利于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有利于提高企業和資本的運作效率，所以也可以成為公有制多種實現形式中的一種。在這里，關鍵是通過所有制實現形式的改革，使國有企業得以吸引和利用更多的社會資本，形成新的發展優勢，提高國有經濟的控制力、影響力和帶動力。我國實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保障我國經濟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取得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奇跡。反之，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的俄羅斯，由于根據美國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按照“華盛頓共識”提出的“休克療法”去實行經濟轉型，結果帶來了生產的不斷滑坡。僅在1990-1994年間，俄羅斯的工業產值就下降了一半多，其中機械工業的產值下降了60%，基本建設投資下降了95%。在這三年多的時間里，俄羅斯生產下降的幅度，大大超過了它在反法西斯衛國戰爭中生產下降23%的幅度。在此期間，俄羅斯的農業生產減少了60.4%，物價上漲了6000倍。在俄羅斯，10%最富有者和10%最貧窮者之間的收入差距由1991年的4∶1提高到2010年的41∶1。而在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在1989—1993年間，國內生產總值的下降率：保加利亞為40%，羅馬尼亞為32%，捷克、匈牙利各為21%，波蘭為15%，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居民達到總人口的20%—30%。所以，世界銀行的報告指出，原蘇東國家的這種“轉型蕭條”，要比20世紀30年代那次的大蕭條所造成的后果更為嚴重。直到2009年，俄羅斯大部分工業部門的產出仍沒有恢復到1991年的水平，整個工業的增加值只達到1990年的72%，其中紡織、皮革等輕工業的產出水平，只達到1991年的20%多一點，降幅達到77%，重工業的產量則減少了50%，格魯吉亞、摩爾多瓦的經濟總量只恢復到1990年水平的51%和66%。如果說，在1989年時，俄羅斯的GDP是中國的兩倍多的話，那么，在10年之后，就僅為中國的三分之一。而在匈牙利1998年私有化結束時，原來屬于國有資產的生產資料，已有80%轉屬私人或外資，國家僅保留了總資產的20%。在原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中，有4個國家的銀行業資產，65%屬外國資本所有，其中，愛沙尼亞達80%，克羅地亞達85%。俄羅斯只是在2000年普京當選總統以后，才斷然取締了這種新自由主義政策，逐步扭轉了它給俄羅斯社會造成的嚴重破壞局面。中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俄羅斯走”華盛頓共識”道路，兩種不同方針指引下造成的不同后果，直到20年以后還被人們當作典型案例在廣泛地運用著。例如，印度的中國和美國研究所國際商務研究室主任丹·斯泰因博克在2015年7月12日的香港《南華早報》網站上，發表題為《為什么在國企改革過程中實施激進私有化不適合中國》一文指出：【“上世紀90年代，西方的‘休克療法’顧問提倡通過國企快速私有化來讓生產力效率最大化。在葉利欽統治下的俄羅斯，這條建議受到認真對待。它的實際結果是一場時至今日仍在抑制俄羅斯增長潛力的經濟災難。在中國‘休克療法’主張者的建議被無視。相反，改革者更青睞漸進式的改革。在實施過程中，國企對工業產值的貢獻從上世紀70年代末的75%下降到了今天的25%左右，其實際效果是一場被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廣為學習的經濟成功。”】其次，是實行完全市場化的自由市場經濟，排斥國家干預，還是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地發揮政府對市場活動的宏觀指導和調控。“華盛頓共識”竭力推崇市場機制的作用，把市場機制視為完美無缺，唯一能高效率地調節經濟活動的機制，否認它具有的局限性和缺陷，而把“政府調控”當成經濟不穩定、效率低下以及社會不公平的總根源。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道路對于政府與市場關系所持態度則不同。改革開放以前，我們長期實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這種經濟體制曾經起過重要作用，但由于它存在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端，存在忽視甚至排斥商品經濟、忽視甚至排斥市場作用的弊端等等，越來越不適應現代化生產發展的要求，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以致往往把整個經濟搞死，使之失去生機和活力。所以，鄧小平在總結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指出，要發展生產力，靠過去的經濟體制不能解決問題，【“在某種意義上說，只搞計劃經濟會束縛生產力的發展。把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結合起來，就更能解放生產力，加速經濟發展。”［2］148-149】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們黨的十二大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十二屆三中全會指出商品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十三屆四中全會后，我們黨提出建立適應有計劃商品經濟發展的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既包括完善的市場體系，又包括完善的國家宏觀調控體系，這兩者是相互結合、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我們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又要看到市場存在自發性、盲目性、滯后性的消極一面。因此，必須更好地發揮社會主義國家對市場活動的宏觀指導和調控，以彌補市場的弱點和不足，那種認為市場經濟可以不需要國家的宏觀調控，可以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隨心所欲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在當今世界的現實生活中是根本行不通的。正因為我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既發揮了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又發揮了國家宏觀調控這只看得見的手的作用，使兩者協同發力，推動經濟發展，這才使我國從改革開放以來贏得了32年年均兩位數高速增長，在進入經濟新常態以后，又還以中高速穩步平穩地繼續增長。與此相反，20世紀90年代以后，按照美國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苛刻的附加條件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進行經濟改革的拉美國家，不僅沒有解決失業、分配不公和貧困三大社會問題，反而接連不斷發生前所未有的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和貨幣危機，經濟增長幾近停滯。在1992-2001年的10年中，拉美國家年均增長率為1.8%，2001年拉美國家外債近8000億美元，比20世紀80年代的外債翻了一番，失業率大幅攀升。1994年拉美國家的貧困人口為2.09億，2003年為2.27億人，2004年的貧困人口占拉美總人口的43.9%，其中19.4%約1億人為極度貧困人口。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給阿根廷帶來的禍害尤為典型。例如，在推行國有銀行私有化，允許外國銀行收購本國銀行以后，阿根廷本國控制的銀行資產比重，由1992年的82%降至1997年的48%、1997-2001年的33%。截至2001年，阿根廷最大的10家銀行中被外國資本控股的已達8家；在農業方面，阿根廷本是拉丁美洲的糧倉，但到2001年12月，阿根廷的食品消費減少了19%，2002年1月又減少了12%，僅僅在2001年10月-2002年3月間就有150萬人加入貧困大軍，失業率急劇上升到占總人口的25%，截至2002年10月，社會貧困人口的比重已達57%。再次，是搞經濟自由化、資本市場自由化、金融自由化，解除對金融的監管，還是加強金融監管，堅持金融服務于經濟。在1929-1933年世界經濟危機期間，美國羅斯福總統有鑒于危機開始于信用、金融危機，因而在1933年就頒布了加強金融管制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即《1933年銀行法案》），規定銀行必須分業經營，銀行不得經營投資、證券等金融業務，迫使金融資本盡量把資金借貸給實體經濟部門的企業，規定銀行只能從事指定類型的業務而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去追逐利潤最大化。但在新自由主義盛行以后，美國國會卻通過法案解除了對金融機構的管制，使銀行等金融機構可以去自由追逐最大利潤并從事投機業務。1987年初，美聯儲投票放松了《格拉斯—斯蒂格尓法》禁止商業銀行從事華盛頓投資業務的限制條件；1999年美國國會投票完全廢除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而出臺了《1999年金融服務法》，允許美國銀行、證券、保險業之間的混業經營，實行全能銀行模式，對商業銀行擁有投資銀行職能的限制完全解除；《2000年商業期貨現代化法案》還從立法上限制政府的金融防范能力。于是，在股票、債券、匯票等初級虛擬資本的基礎上，又創新出了各類金融資產的期貨、期權合同以及諸如利率、股指等各類指數的期貨、期權合同，使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據統計，在2007年，美國的實物經濟為3.5萬億美元，而美國的金融衍生品卻高達320萬億美元；全球的實物經濟為10萬億美元，而全球的金融衍生品卻高達681萬億美元。在這種情況下，大量資本從生產領域流入流通領域，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嚴重分離，發達國家資本市場迅速泡沫化。在資本再分配機制中，越來越多的實物資本轉化為貨幣資本，貨幣流通領域的投資超過了物質再生產領域的投資，有價證券的增殖率超過了利潤率，貨幣借貸資本超過了產業資本，投機大股東控制了再生產職能的資本經理人，市場活動的短期行為超過了長期行為，到處滋長撲不滅的泡沫經濟，而一旦金融泡沫破裂，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就不可避免，它不但會引起金融體系的徹底崩潰，也會給實體經濟帶來巨大的破壞。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7年的美國次貸危機、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都是在經濟、貿易自由化，解除金融管制的情況下發生的。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度重視金融處于現代經濟的核心位置，強調金融搞好了，一著棋活，全盤皆活；同時又強調從根本上講，經濟決定金融，金融服務于經濟，金融不能脫離經濟盲目無序地發展。因此，必須強化金融法治和金融監管，依法整頓和維護金融秩序，把一切金融活動納入規范化、法治化的軌道。特別是中央銀行要依法加強金融監管和貨幣調控，維護金融業的安全穩健運行；強調金融工作的主要任務是要努力實現金融監管和調控高效有力，金融企業經營機制健全，投資質量和經營效益顯著改善，金融市場秩序根本好轉，金融服務水平和金融隊伍素質明顯提高，我國經營競爭力全面增強。正是這些與新自由主義嚴格區別開來的基本方針，使我國的經濟避免了1997年東南亞那樣的經濟危機和2007年美國那樣的次貸危機，又率先走出了2008年由美國在世界范圍內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與此相反，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不但沒有幫助任何地方的任何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反而使它們陷入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危機而不能自拔。
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所長尼夫·霍雷什2015年7月21日在香港《南華早報》上發表的文章，不僅澄清了在西方經久不衰地存在的所謂中國接受了新自由主義模式，所以發展如此神速的神話，文章強調指出“這絕對是錯誤的。迄今為止中國獲得的成功是因為它按照自己的主張進行了改革”，強調在實際上“中國模式旨在成為糾正西方新自由主義的解藥”。同時，文章又明確地闡述了中國“致力于追求另一條發展道路，以取代以西方為首的新自由主義模式”，所以“當發展中國家將目光投向西方時，它們看到的是公民不斷加劇的幻滅感、財政緊縮和日趨嚴重的不平等。對于亞非拉發展中經濟體而言，西方對自己未來的不確定感甚至美化了中國的成功經歷”。
三、中國道路以獨立自主、不干涉別國內政、不把自己意志強加于人的方針，抵制美國推銷西方民主的“顏色革命”
美國一直把推銷西方民主作為推進現代化和維護世界和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而在20世紀90年代推銷華盛頓共識的私有化、市場化和自由化遭到失敗之后，又在21世紀初以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手段提出和踐行了推銷民主的“顏色革命”。所謂“顏色革命”，并不是什么真正意義上的革命，而是美國在別國通過那里的反對派發動游行示威等街頭政治活動，以和平的方式顛覆別國政權的活動。
例如，在21世紀初，美國在獨聯體國家和中東北非地區，在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三國策動的“顏色革命”。之所以稱作“顏色革命”，是因為在這類事件中，示威者或者揮舞著象征和平的紅玫瑰，或者以自己城市的市花如橙色的栗子花、郁金香為標志來從事顛覆政權的活動，因而被稱為“玫瑰色革命（格魯吉亞）”“橙色革命（烏克蘭）”“郁金香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美國向別國推行顏色革命時，所奉行的理論支柱是“民主和平論”。這種理論鼓吹國家的政治結構同國與國之間的和平存在著因果關系：實行同屬民主制度的國家之間通常不會打仗，因而它就把輸出和推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當作維護世界和平的前提和保證。
2003年2月，美國總統小布什在一次講話中說：“推廣民主的價值觀明顯地符合世界利益，因為穩定、自由的國家不會培養出謀殺的意識形態，它們鼓勵人們以和平的方式追求更幸福的生活”；
2005年1月20日，小布什在其第二任期的總統就職演說中，更把輸出民主當作其戰略重點：“我們獲得和平的最佳途徑，就是把自由擴散到全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并據此把反恐戰爭的重點從其第一任期內所說的“邪惡軸心”擴大到“暴政據點”。美國主要是通過其大量的“非政府組織”（NGO）挾各色美元“基金”到別國去策動“顏色革命”的。
1、他們所到之處，以制造顛覆現政權的輿論為先導，收集現政權的錯誤、弊端，盡量夸大，把現政權加以丑化和妖魔化，以激起群眾的不滿和反抗情緒；
2、同時，又向群眾灌輸美國價值觀，誘使他們認同美國的經濟政治制度，為日后扶植親美政權打下基礎；
3、隨后就建立反對派組織，物色有影響的自由主義分子去接受培訓，再派回來充當反對派的領袖，聚集力圖推翻現政權的各種力量；
4、他們抓住政府換屆選舉或可以利用的突發時機，通過各種街頭政治活動，強行奪取政權，以建立親美政權為最終目標。美國通過輸出民主去策動”顏色革命”、顛覆別國政權這一整套理論和實踐，就是在西方國家也遭致廣泛的批評：一是批評說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應該建基在保衛國家核心利益上面，而不應該去追求把自己的價值觀強加給其它國家。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指出，小布什的“民主化”戰略強制輸出民主將會帶來復雜局面，引發地區動蕩，使美國維護地區穩定的成本不斷增加。二是揭穿所謂（西方）民主化能解決一切問題的神話，指出民主國家之間不打仗是因為它們之間有共同利益，而不是因為它們有類似的政治體制。2003年9月10日的美國《國家利益》雜志發表題為《信仰療法》的文章指出，共同的民主制度并不足以成為集體行動的基礎，認為民主能解決一切問題只會導致災難。三是揭示西方民主也有不光彩的一面，強調美國不應把促進民主作為其外交政策的重點。2005年3月25日的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文章，以1932年德國在民主選舉中把希特勒選上臺為例，指出民主通常也會引發許多問題，有時民主可能會導致專制。四是指出強行輸出民主去改造世界，會造成我們時代的野蠻性。英國歷史學家E.霍布斯鮑姆發表文章指出，20世紀的發展歷程證明，一個國家是無法改造世界或簡化歷史進程的，它也不可能越境向國外輸出制度和機構，輕而易舉地實現它國的社會變革。而從輸出民主的實施情況來看，由于任何國家的民主體制，都是在自己國家本土上成長和發展起來、具有自己獨特的歷史條件和民族特性，因此雖可供別國借鑒參考，卻又具有別國不可照抄照搬的不可復制性和不可移植性。在發展中國家強制移植西方民主，所帶來的只能是政黨林立、政局動蕩、社會分裂和經濟倒退，而決不是什么現代化和世界和平。以烏克蘭為例，烏克蘭在領土面積上是歐洲第二大國，有肥沃的黑土地，號稱“歐洲的糧倉”，又有深厚的工業基礎，許多先進的軍工產品都是烏克蘭生產的。1991年烏克蘭的人均GDP比中國要高5倍，而現在只有中國的一半。在2004年美國策動的“橙色革命”中，“我們的烏克蘭”派尤先科開始時曾以近52%的支持率戰勝“地區黨”亞努科維奇，并和“天然氣公主”季莫申科組成雙頭政治組合。但尤先科上臺任總統以后，卻不抓民生，而抓“大饑荒”“烏克蘭起義軍”歷史問題，翻歷史的舊賬。不久之后，尤先科同當總理的季莫申科發生激烈的沖突，導致國內經濟凋蔽、腐敗激增。以致在5年以后的2009年，經濟嚴重萎縮，貨幣貶值一半，國家債務纏身，面臨破產的局面。影響所及，在“顏色革命”后舉行的2010年大選中，尤先科只獲得了5%的支持率，在總共18名候選人中名列第5，遠遠落在亞努科維奇之后，于是在2004年“顏色革命”中被推翻的亞努科維奇又重新上臺任總統。2014年，由美國和西方國家支持的示威游行又導致至今尚未結束的動亂，克里米亞全民公決加入俄羅斯，烏克蘭東部還出現了兩個國家宣布獨立。再以2003年美國策動“玫瑰色革命”的格魯吉亞為例，在“顏色革命”后曾被專門造訪的美國小布什總統稱贊為歐洲地區的“民主明燈”，但由于在南奧塞梯、阿布哈茲兩個共和國的問題上，薩卡什維利總統在美國的支持下，輕率決策挑起格魯吉亞同俄羅斯的戰爭，招致普京的強烈反制，使格魯吉亞遭到了重創，完全喪失了對上述兩個共和國的控制，致使全國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再以吉爾吉斯斯坦為例，在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后，吉爾吉斯斯坦在1991年宣告獨立，總統阿卡耶夫曾按三權分立、自由市場經濟模式對國家進行全面改造，但阿卡耶夫政權還是在2005年3月被美國策動的“郁金香革命”所顛覆推翻，由巴基耶夫上臺當總統。但“郁金香革命”所帶來的卻是連續不斷的社會動蕩，代表南、北不同地區的政治勢力陷入了內斗，使吉爾吉斯斯坦的經濟遭到重創，在5年不到的時間里又爆發了另一場“革命”，巴基耶夫政權被顛覆，引發了暴力沖突。從政治法律的角度上看，美國推行輸出民主、顛覆別國政權的“顏色革命”戰略，更是違反《聯合國憲章》和現行國際法關于國家主權和不干涉別國內政的一系列明確規定的，是與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馳的。
事實說明，在經濟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極化的歷史條件下，只有尊重世界的多樣性，才能保證各國相互尊重、和睦相處，一個國家的經濟政治制度，歸根到底要由各國的人民根據自己的需要來選擇和改變，而不是由別國去越俎代庖。美國輸出民主，到別國去搞“顏色革命”的戰略，絕不是什么推進現代化、保證世界和平的戰略，而完全是帝國主義霸權主義干涉別國內政、推行新殖民主義的戰略。與美國在別國策動“顏色革命”的這種戰略相反，中國道路對內一心一意致力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對外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獨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內部事務的原則，維護地區與世界和平。世界是豐富多彩的，各國文明的多樣性是人類社會的基本特征，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動力。應尊重各國的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承認世界多樣性的現實。世界各種文明和社會制度應長期共存，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每個國家都有權根據本國的國情，獨立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和生活方式，各國歷史背景、文化傳統、社會制度和價值觀念上存在的差異，應該得到尊重，而不應成為發展正常國家關系的障礙，更不應成為干涉別國內政的借口。戰后國際關系的演變表明，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已越來越行不通，企圖把自己的政治經濟模式和價值觀強加于別國是注定要失敗的。中國道路恪守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原則，也決不允許別人侵犯自己進行歷史選擇的神圣權利，堅持主張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世界各國互不干涉內政，每個國家的獨立和主權都應受到尊重，每個國家的人民都應享有選擇自己認為合適的社會制度、發展道路和思想道德的自由。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其它方面的不同，不應成為國與國之間發展友好關系和進行經濟文化往來的障礙。打著“自由”“民主”“人權”的幌子，侵犯別國主權、干涉別國內政、破壞別國的統一和民族團結，這是當今世界不安寧的一個主要原因，必須消除這種以大欺小、恃強凌弱、以富壓貧的現象，書寫國際關系史的新篇章，形成自主選擇、求同存異的國際和諧局面。正因為這樣，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才能不僅在社會穩定的環境中快速推進國家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而且還能在整個進程中彰顯中國道路的優越性，超越資本主義現代化，與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相對立，與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顏色革命”相抗衡，成功地避免了1997年的東南亞經濟危機，率先走出2008年以來的國際金融危機，并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偉大征程上，在2020年迎接小康社會的全面建成。
參考文獻：
［1］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夯實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基礎［N］.人民日報，2013-01-30.
［2］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徐崇溫，1930年7月生，江蘇無錫市人，黨員。1952年畢業于東吳大學法學院，曾任人民法院審判員、人民檢察院檢察員。1956年考入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博士研究生，留所后，先后從事歷史唯物主義、現代西方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民主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史、鄧小平理論和科學社會主義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中國科學社會主義學會顧問，北京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學術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1991年起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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