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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文庫歷險記：近兩萬份機密文件是如何 “完璧歸黨”的？

點擊：作者：陶亦君來源：檔案春秋微信號發布時間:2021-03-13 08:50:51

1931年4月下旬，由于顧順章的叛變，國民黨對上海的中共地下黨進行了大搜捕，在萬分嚴峻的危急關頭，周恩來派人緊急將中央文庫的全部文件迅速轉移保管。

次年，中共黨員陳為人臨危受命，接過二十多箱機密文件，成為“中央文庫”的守護人。為了保護這些文件，陳為人與妻子韓慧英冒著生命危險，幾度更改藏匿之處，還曾親手抄錄整編。在完成使命之后，長期勞累過度的陳為人于1937年3月12日在上海病逝，時年38歲。

陳為人之后，又有多位中共地下黨員承擔起了保護中央文庫的重任，直至上海解放，將這批珍貴的檔案全都完好無損地交還給了中共中央，書寫了一段“完璧歸黨”的傳奇。

陳為人（上海市檔案館藏）

一式三份的文件

夜深人靜，不時有輕微咳嗽聲從一家湘繡店的三層閣樓里傳出，在被遮得嚴嚴實實的屋內，消瘦的陳為人正在薄紙上抄寫著什么，旁邊還有一個無論四季更迭還是晝夜交替都火種不熄的火爐。火爐的存在是便于燒毀藏匿于這里的二十多箱文件資料，因為一旦不慎被敵人發現，陳為人寧可與文件共焚，也決不讓它們落入敵手。

什么文件如此重要？原來，這些就是原本存放于中共中央秘書處文件保管處的文件，包括中央下發和各地上報的資料、會議記錄、電報指示以及中共早期領導人的手稿等，屬于黨的“一號機密”。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瘋狂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隨后，在武漢的汪精衛也公開反共，對共產黨人和愛國進步人士進行迫害。同年 10 月，中共中央機關從武漢遷回上海，黨的活動被迫轉入地下。1929年2月，秘密工作委員會在上海成立，“文件不能和機關在一起，各地的文件向保管處集中”的通知也從委員會發出。中共中央秘書處文件保管處就此建立。

1930年6月6日，中央發布《關于建立秘密工作的通知》，規定“不需要的文件，必須隨時送至保管處保存”

最初，文件保管處位于上海戈登路（今江寧路）恒吉里1141號，1930年底時文件保管處已經集中了大約20余箱的文件資料。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央機關精簡機構，中共中央秘書處文件保管處改為中共中央秘密檔案庫，中國共產黨第一座秘密檔案庫也就此誕生，后來習慣上被稱作中央文庫。

文件越來越多，只是隨收隨登記，沒有條理清晰的歸整，給地下革命工作帶來一定危險性。那時直接領導中央文庫工作的周恩來讓秘書處負責人去請瞿秋白編寫文件管理的相關方法。很快，瞿秋白便起草了一份《文件處置辦法》草案。瞿秋白在草案的最后加了一個總注，他表示如果可以的話，這些文件最好一式兩份，一份用來存閱，以備調閱；一份放入庫中，交給將來中國共產黨的黨史委員會。

瞿秋白

當時的上海，正處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的雙重統治下，憲兵特務到處橫行，革命遭到殘酷鎮壓，黨組織不斷遭到破壞。為在艱難的地下斗爭環境中生存下來，中央文庫的文件實際上實行了“三份制”：一份放在中央文庫保管，一份送交共產國際代為保存，還有一份由中央特科處理。

東躲西藏險中求存

1931年4月24日，時任中央特科負責人的顧順章被捕，并很快叛變，供出了中共武漢地下機關的秘密，還要求面見蔣介石密報中共上海地下黨的詳情。4月28日，國民黨對上海已經進行了連續三天三夜的大搜捕，警車呼嘯聲、打門聲在上海晝夜不息。根據顧順章供出的情報，中共中央秘密電臺、中央辦公廳、共產國際駐遠東辦事處等幾十處秘密機關，包括周恩來等人的住處都遭到了軍警和特務的搜捕，然而敵人卻撲了一場空。

原來，長期潛伏在國民黨諜報頭子身邊的中共情報人員錢壯飛，在得知顧順章叛變消息后，25日晚就讓自己的女婿乘末班火車趕往上海送情報，第二日清晨，情報就已經層層上傳至周恩來。在陳云等人協助下，中共地下機關迅速采取一系列反制措施，緊急疏散了中央機關二百多人。當國民黨反動派到達秘密機關時，絕大多數都已是人去樓空。

錢壯飛

與此同時，周恩來派人緊急通知中央文庫的首任保管者張唯一，讓他立即將中央文庫全部文件轉移。從戈登路到法租界愷自邇路（今金陵中路），張唯一連夜雇兩輛黃包車將文件運送到自己家中。同年年底，張唯一調任中共上海執行局秘書處負責人，難以兼顧中央文庫的工作。1932年，33歲的陳為人從張唯一手中接過接力棒，將二十多箱文件資料運到家中小閣樓保管。

出于對文件藏匿安全性和調閱方便性的考慮，陳為人親自將本來寫在厚紙上的文件重新抄錄，用小字謄寫在薄紙上，裁掉紙張四周的空白寬邊，然后按地區、時間、問題重新分類裝箱。無數個不眠之夜的剪抄、歸類、裝訂后，原有的20多箱機密文件被壓縮到6箱，最后成了4箱。有一段時期，陳為人夫婦還將文件混在家具里一起搬到霞飛路一個俄國人家里去住。

白天，陳為人就以湘繡店老板的身份示人，布置得簡單氣派的客廳實際上是為了掩人耳目。為了文庫的安全，文件的進出調動等，都由其妻子韓慧英與張唯一進行交接。然而，天有不測風云，經歷顧順章的叛變一事，潛在的危險無時不在靠近中共地下黨員和中央文庫。

1935年，陳為人租下小沙渡路合興坊15號（今西康路560弄15號），作為中共中央地下檔案庫的保管場所（上海市檔案館藏）

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秘書處機關遭到敵人的襲擊，多位中共地下黨員被捕，秘書處負責人張唯一也在其中。按照往常慣例，張唯一會去陳為人家里與韓慧英送取文件，變故發生一天后，韓慧英怎么也沒等到張唯一的身影，而手中恰好有文件急需送出的她，決定次日前往張的住處查看情況。那天，韓慧英來到上海中央局秘書處機關樓前，向上望去，看到二樓窗口的窗簾依舊揚起一角，這是用來表示安全的信號，但她不知道的是，那時的張唯一來不及放下它就已被捕。

于是，上前敲門的韓慧英被特務抓捕，隨即被押送到法租界巡捕房。被捕和審訊時，韓慧英操著一口河北老家的方言，咬定自己不認識什么機關聯絡點，敵人從她身上和口中搜集不到證據，審訊無果。1935年底韓慧英獲釋。

為護文庫三人犧牲

韓慧英被捕后，陳為人與黨組織失去了聯系。為了文庫的安全，他佯裝木材老板，租下一幢免鋪保的二層樓房，將中央文庫轉移。實際上，早年陳為人曾在獄中受過苦并患上了肺病，在沒有黨的經費資助下，不便露面的他早已是個吃不飽飯還帶著三個小孩的窮病人。

韓慧英（右）與妹妹韓慧如的合影。韓慧英被捕后，韓慧如曾參與了保護中央文庫的工作

保管文庫的幾年時光里，數不盡的是心酸。當時，陳為人最大的孩子只有六歲，紅薯充饑是家常便飯。家里唯一的一塊干魚片還常常被他蓋在飯碗上，從一樓端上二樓，偽裝表面富有，這一塊魚片一用就是一個月，還要避開孩子的視線，不然孩子就會吵鬧著要吃。一次午飯，沒吃飽的大孩子看見鍋里還有粥，哭鬧著要吃，陳為人哄他說：“我們是吃點心，點心，就是只吃一點點，不能吃飽的。”孩子接著問為什么每天都是吃點心，陳為人只好轉移話題給孩子跳舞，直到把孩子們逗笑，不再嚷著要吃粥。實際上，鍋里的那點粥是陳為人打算留著當晚餐的。

1936年的一天，陳為人與中央特科負責人徐強對上了暗號，終于聯系上黨組織，在多次深入交談后把徐強帶回家中。6月，陳為人抱病寫下《開箱必讀》。年底，他親自將檔案送到法租界順昌里7號的石庫門房子，移交完文件回到家后他突然大口吐血，昏倒在地。本就患病，長期營養不良仍費心費力保護文庫，勞累過度的他其實已經病入膏肓。1937年3月，在床榻上，年僅38歲的陳為人走完了他的一生。

陳為人起草的《開箱必讀》

陳為人之后，徐強、李云、周天寶、劉釗等多位中共地下黨員相繼承擔起保護中央文庫的重任。1940年秋，保管工作交到了繆谷稔的手中，中央文庫隨后被安置在了康腦脫路（今康定路）生生里一處石庫門房子里。

繆谷稔是黨的老地下工作者了，早年曾以教師職業為掩護，后因叛徒告密被捕，出獄后，繼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與陳為人相似，繆谷稔同樣患有肺病，常常體力不支，但即便如此，在一開始接管中央文庫時，他仍舊雷打不動地早出晚歸，走不少里路去到文件的存放地，翻曬文件，避免文件受潮損壞。后來，因為房東不再租借房子，繆谷稔獲得上級批準后，就將文庫運到自己家中。

繆谷稔

1942年的夏天，一個壞消息傳到繆谷稔家中：鄭文道被日本憲兵隊抓捕后自殺了。鄭文道是黨組織安插入日本高級情報機關的一名中共黨員，為求工作上的絕對保密，鄭文道與家人斷絕聯系，而眾人也以為他投靠了日本，紛紛與他劃清界限，不知情的戀人還斥責他是“賣國賊”。在被捕前，鄭文道還充當著繆谷稔與中央文庫上級領導者之間的交通員。

被押送至漢口路附近時，鄭文道突然一個縱身跳出了車廂，身負重傷的他當即昏迷。隨后，在醫院養傷期間，日本特務也不忘對他進行酷刑逼問，軟硬兼施下，他仍未松半分口，日本特務只好將他從審訊室押回病房。途中，鄭文道提出要去廁所，趁敵人不備之際，從四樓病房窗口跳下，28歲的他就以這種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1981年，上海市人民政府追認鄭文道為革命烈士。

鄭文道去世兩年后，時年39歲患有肺病的繆谷稔終因積勞成疾，在家中病逝。

鄭文道

中央文庫“完璧歸黨”

接過繆谷稔手中重擔的陳來生是中央文庫最后一名保管者。

當時，抗日戰爭進入了嚴峻時期，日本侵略者用瘋狂的屠殺來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街頭巷尾處處都布置有敵人的明崗暗哨。為躲過盤查，陳來生組織親人一起將兩萬余份文件暗藏在竹籃、面粉袋里面，一次搬運一點，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終于將中央文庫安全運送至家中。之后，中央文庫還被多次轉移。1946年夏秋之際，其中部分文件由正在進行國共和談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帶回延安。

1942年7月，陳來生將中央文庫的檔案分批轉移至新閘路944弄庚慶里內的一間閣樓保管。圖為解放后該處房屋的照片（上海市檔案館藏）

1943年，陳來生將中央文庫轉移至成都北路974號一間沿街的房子，上面閣樓存放檔案，下面店面開設一家面粉店作掩護。圖為解放后該處房屋的照片（上海市檔案館藏）

1945年，陳來生將中央文庫轉移至新閘路488號后面的廚房保藏。1946年又搬回成都北路974號。圖為解放后新閘路488號房屋的照片（上海市檔案館藏）

1949 年9月初，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門前，押著膠輪車的陳來生將中央文庫送到此。上海市委組織部當即開具證明：“茲收到陳來生同志自1942年7月起所負責保管的從我黨誕生時起至抗戰時止的各種文件、資料，計104包，共16箱”，“未受到霉爛、蟲蛀、鼠咬等半點的損傷”。上海市委將檔案轉交中共中央華東局辦公廳，華東局將其運送至北京，上交中共中央秘書處。至此，中央文庫全部庫藏歸還中共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