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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東德人談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下不同生活的感受
點擊:6608  作者:CCNUMPFC/編譯:劉榮幸    來源:“WorldCommunistParties”  發布時間:2021-07-16 15:40:41

 

美國共產黨機關報《人民世界》圍繞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下的民主德國公民的生活差異這一話題,對參加加迪恩·里德(Dean Reed)的年度紀念活動的部分民主德國公民以及紀念活動的演講者之一維克多·格羅斯曼進行了采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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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一群人聚集在柏林的巴比倫劇院,參加迪恩·里德(Dean Reed)的年度紀念活動。迪恩·里德是美國的“叛徒”、搖滾明星和電影制作人,他在1972年叛逃到“民主德國”(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簡稱GDR)。在場的人都是里德最狂熱的粉絲,1986年他去世時,在民主德國有成千上萬的粉絲。

 

柏林墻倒塌時,那些20歲左右的、在社會主義制度的民主德國生活和接受教育的人,在民主德國停止存在后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里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另一個德國。他們年紀很大,能回想起民主德國的生活是什么樣子,完全適合對這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進行比較。在迪恩·里德的紀念會上,我有機會與他們中的一些人交談。

 

這些前民主德國公民,現在被稱為“Ossies”,是德語“ost”的縮寫,意思是東方,他們說了一些并不令人驚訝的事情,但也有一些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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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點也不關心政治。”

???middot;扎斯特羅(Heike Zastrow)在1989年柏林墻倒塌時正好20歲,我和她交談時,她正在切準備在中場休息的時候端上來的蛋糕。

 

 “我一點也不關心政治,我不喜歡領導人喋喋不休地談論政治。”她說,“我也討厭我不能旅行,不能去我想去的地方。”上世紀60年代初,民主德國中部的西柏林的邊界一關閉,大多數處于退休年齡的民主德國公民就不能再自由前往西方了。有了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的許可當然可以,但這不是規定。

 

 扎斯特羅又說:“但我不得不說,我在民主德國過得很好,我在那里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我請她詳細解釋一下。

 

“我們從不擔心沒有地方住,沒有工作,或者被驅逐。人們對于生計沒有擔驚受怕,在大多數時間,文化和消遣的方式都有很多,并且大多數都只需要很少的成本甚至免費。

 

她說: “人們總是努力于不僅使你有一份工作,而且是你能做的最好的工作,只要有可能,就是你真正喜歡的工作。”

 

扎斯特羅解釋說,她不喜歡技術方面的學校教育,盡管這些教育確實給她提供了相當有用的技能。“我喜歡動物,”她說,“并且真的想找一個能和它們在一起的工作。”她描述道:“民主德國對所有東西都有需求,包括那些能做各種事情的人,他們給我找了一份我愛的工作,在一個大型農業乳制品集體里工作, 在那里,我和300多頭牛一起度過了美好的時光!”

 

她說,不幸的是,當民主德國并入西德時,經濟進行了重組,許多民主德國的工業和農業企業被解散。她在現在的資本主義德國的一家褐煤發電廠找到了一份質量檢驗員的工作。“雖然我更愿意像在民主德國那樣和動物一起工作,但由于在民主德國接受了扎實的教育和培訓,我能夠找到一份好的新工作。”

 

"我從未想過要擺脫社會主義"

我采訪的另一位民主德國公民有著完全不同的故事。她來到民主德國時還是個三個月大的孩子,從那時起就一直是德國人。“我不知道還有別的國家,”她說。

 

她也贊揚了民主德國的免費教育制度,說這為她選擇印刷和出版領域做好了準備。在很小的時候,她就開始并一直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的主要報紙《新德意志》(Neues Deutchland)從事排版和設計工作。

 

然而,她對民主德國生活的方方面面有怨言。其中一個原因是,她覺得學校雖然具備了培養知識和技能的條件,但沒有足夠的條件來處理有特殊問題的兒童。

 

她小時候就有行為問題,而在她的學校里,當涉及到行為問題時,強調的是一致性,而不是尋找解決方案。她說:“如果學校能提供更多的幫助我的情況會好一些,但我還是挺過來了。”

 

她抱怨的另一點是“經常有太多的官僚主義,太多本可以簡化但復雜化的問題。許多工作人員我都不喜歡,他們要么無能,要么腐敗。”

 

然而,她的任何疑慮似乎都沒有使她對社會主義思想產生反感。

 

“我想強調的是,雖然我們很多人想要改變一些像這樣的小事,但我也從來沒有想過要擺脫社會主義。我想要一些改變,但不是最終發生的事情,不是那個。”

 

我想讓她進一步解釋一下。

 

“你看,我不像很多德國人那樣膚色白皙、金發碧眼,”她說。“我知道任何制度都有漏洞。在民主德國有一些人有種族主義情緒。但在民主德國,表達種族主義是非法的。如果你是種族主義者,你不能表現出來。你不能因為一個人的種族、膚色或信仰而去攻擊他。”

 

她進一步解釋道:“在克羅伊茨貝格(柏林分裂時位于西德的一個社區),我12歲的兒子遭到了納粹的騷擾和攻擊,這些年輕人表達來自他們父母的納粹思想并且按照這個思想行事。他身體上還好,但這會對孩子造成心理傷害。這在民主德國是不可能發生的。”

 

她說她去里德紀念館是因為她是他在民主德國的忠實粉絲。“他走遍世界各地,推動反抗不公正和和平。今天我想在這里唱一首來自拉丁美洲的斗爭之歌,里德曾在那里度過了幾年時光。”

 

在德國舉行的選舉中,像許多德國人一樣,她羞于宣布誰是她的支持者。她說她還不確定自己會投什么票。“不過,我要告訴你的是,我要投的一定會是一個致力于社會主義的人,”她說。“我夢想一個真正的民主社會主義,”她說。“我知道,這是可能的。我們有過一個不完美的社會主義,但我相信我們下次能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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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再到資本主義

紀念活動的演講者之一維克多·格羅斯曼(Victor Grossman)與里德有私交,作為歐洲事務的專欄作家和記者,他被《人民世界》雜志的讀者所熟知。

 

格羅斯曼在朝鮮戰爭期間應征入伍時,是紐約州布法羅的一名年輕的工廠工人。他曾駐扎在德國,在那里他得知作為一名左翼活動人士,他將在軍隊的麥卡錫主義運動中被捕入獄,而這一行動與美國國內的歇斯底里情緒相當。

如果不列出他所屬的涉嫌顛覆組織的名單,他將被判入獄五年及罰款一萬元。事情很復雜,但他逃離了陸軍基地,并且最終像里德一樣生活在民主德國,并一直留在德國。

 

格羅斯曼的經歷非常獨特。他人生的前20年生活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美國,接下來的40年生活在民主德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最后27年生活在統一的德國的資本主義體制下。

 

在這次特別的采訪中,我們主要關注格羅斯曼對這兩種體系中的生活的比較。“在布法羅有1300名工人的工廠里,”他說,“我們沒有衛生間和儲物柜,也沒有餐廳。這些東西我們在民主德國的工廠里都有,我們中午能吃上一頓熱飯,這是德國一天的主食。”

 

據格羅斯曼所說,最大的差異在于工作保障。“在布法羅,飛達仕公司出乎意料地解雇了我們200人。就這樣,我們失業了,沒了生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你永遠都不用擔心會被趕到大街上。即使一份工作被淘汰了,體制也會全力幫助你找到下一份工作,而不會讓你遭受工資、養老金或其他損失。你無法想象擺脫這種經濟焦慮有多好。”

 

在那些短暫但輝煌的年代,民主德國正在達成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的目標。他們不想讓人們知道真的有一個這樣的世界,在那里人們對失業的恐懼已經消失,貧困已經消除,婦女享有平等,種族主義是非法的,沒有孩子挨餓。

格羅斯曼在美國上學的時候,學費比現在低得多。然而,他說,學校,包括民主德國的高等教育,不僅是一流的,而且是免費的。“你不必去工作來支付賬單,你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你的學習中去。”

 

格羅斯曼就是這樣做的,他畢業于卡爾馬克思施塔特大學,成為了一名訓練有素的記者。他從那時候開始在民主德國教書并寫了幾本書。

 

格羅斯曼最為稱道的是民主德國在住房和脫貧方面所做的工作。“每個人都有家,”他說。“房租很低,你永遠都不會被趕出去。這是聞所未聞的,而民主德國確實是第一個徹底消除貧困的地方。”

 

社會主義也確實有它的問題

 

格羅斯曼說,這并不意味著沒有問題,在周六晚上的采訪中,他提出了一些最尖銳的批評。

 

他說:“他們從來都無法接受對領導層的任何公開批評。你可以批評你的老板的工作,事情安排的方式,你可以批評拖延或官僚主義的小毛病。當然,在美國,你可以批評政治領導人,但是如果你批評你的老板或經營你公司的人,你就要小心了。”

 

他也承認,在西方,國家安全局史塔西(Stasi)無處不在,無孔不入,令人生畏。“在我的大樓里,有兩名史塔西特工,”格羅斯曼說。“每個人都知道他們是誰,但沒有人真正在乎。如果你不抱怨昂納克(當時民主德國的國家元首),你就永遠不會聽到他們的消息或看到他們。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不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我們一直知道他們就在那里。”

 

 格羅斯曼對官方報紙沒有任何善意的評價,他說:“它們很糟糕,枯燥乏味——讓人昏昏欲睡,而且由于它們很少討論真正的問題,人們也不相信它們,即使它們經常說真話。”

 

當然,格羅斯曼說:“就像任何體制中都存在的那樣,這里也有腐敗。”他說,在民主德國的最后幾個月里,他曾寫信給柏林執政黨(社會統一黨)的領導人,并去見了他。他敦促該黨發起一場運動,向人們解釋為什么加大資本主義宣傳是有問題的,以及找到優秀的年輕演講者來談論社會主義的好處是多么重要,正如格羅斯曼所說,“社會主義必須保留”。

 

格羅斯曼說,他對該黨領導層在解決危機方面不夠努力的擔憂被置之不理,而柏林墻倒塌后,“柏林黨的領導人自己倒向了另一邊。他是個叛徒。”

 

然而今天,在民主德國滅亡四分之一多個世紀后,在這里及所有西方國家都有反對那個國家的持續運動。柏林的每一次官方訪問肯定會包括一些反民主德國的信息。

 

“你認為這是在干什么呢?”,我問格羅斯曼,為什么要一直中傷一個消失了幾十年之久的國家和政府呢?

 

“這很簡單,”他說。“在那些短暫但輝煌的年代,民主德國正在達成越來越多的社會主義的目標。它已經根除了貧困。社會主義是唯一一個做到這一點的制度。當權者們害怕的就是這個。他們不希望新人和年輕人看到這一點。他們不想讓人們知道真的有一個這樣的世界,在那里人們對失業的恐懼已經消失,貧困已經消除,婦女享有平等,種族主義是非法的,沒有孩子挨餓。最重要的是,他們害怕重新回到一個劃了一條線的社會,一條克虜伯、西門子和德意志銀行無法跨越的線,一條他們無法逾越的線。”

 

(編譯:劉榮幸,湖北中醫藥大學外國語學院2019級英語專業;來源:“WorldCommunistParties”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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