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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歷史回顧說明了一個道理，那就是，我國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不是某一兩個領導人主觀選擇、設計的產物，而是面對中國作為落后農業國要救亡圖存、實現工業化的迫切歷史任務，所做出的科學的、理性的選擇，是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和中國社會發展歷史邏輯的統一。

歷史往往需要經過歲月的風雨才能看得更清楚，只有理解歷史的縱深，才能不被一時的潮流所迷惑。如果我們回到20世紀上半葉的歷史情境，就會有一種強烈的感覺，那就是，中國走上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道路，具有深厚的歷史依據，也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

20世紀中葉，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帶來的兩次世界大戰和經濟金融危機，面對資本主義擴張給發展中國家帶來的災難，全球興起了反思自由資本主義的潮流。20世紀初，美國掀起了一場“進步運動”，在“大蕭條”之后又實行了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這些做法的共同特點是，加強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干預、增進社會公平、完善社會保障，解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帶來的需求不足、貧富差距、生態破壞等問題。二戰之后，許多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也接受了結構主義的經濟學，主張欠發達國家的政府應當組織資源進行工業化，實現經濟趕超。這一輪加強政府干預的思潮，是對20世紀初以來全球化、市場化弊病的糾正。

20世紀初以來，不僅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各界的有識之士，也認識到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孫中山先生年輕時在歐美游歷，當時正值壟斷資本主義在全球擴張，歐美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尖銳，“富者富可敵國，貧者無立錐之地”，歐洲國家為進行社會革命、彌合階級差距，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孫中山認為，中國當時還沒有實現現代化，還沒有大資本家，沒有形成貧富分化，因此進行社會革命比發達國家要容易。所以，要“社會革命先于經濟革命”，在進行經濟建設之前，就解決好社會公平的問題，為此，他提出了節制資本、扶助工農、平均地權、大資本國有等措施。實際上晚年孫中山已經成為社會主義者，他自己在多次演講中闡述，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他說：

“中國雖然將民族、民權兩革命成功了，社會革命只好留以有待。英美諸國因文明已進步，工商已發達，故社會革命難；中國文明未進步，工商未發達，故社會革命易……中國原是個窮國，中人之家已不可多得，如外國之資本家更是沒有，所以行社會革命是不覺痛楚的[1]。

當然，孫中山逝世之后，國民黨并沒有實現他的設想，他的設想是由中國共產黨實現的。正是從這個意義上，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

另一位有代表性的人士是現代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他年輕時是毛澤東的摯友，今天人們往往關注他在1953年和毛澤東關于工業化道路的分歧，但沒有看到，梁漱溟作為研究儒家和佛教的著名學者，對社會主義有著高度認同，而且身體力行地在國民黨政府時期組織過農村合作化運動。

梁漱溟晚年在同美國學者艾凱的訪談中從佛教說起，談到對社會主義的看法，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在解決人和自然界的關系上獲得巨大成功，但是也導致了競爭和沖突，并沒有解決“人和人彼此相安”的問題，而“中國自從西洋強大的勢力過來，中國已經沒有走資本主義的路的余地了，不能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不能讓個人的福利壓倒社會福利。所以共產黨在中國的出現，并且成功，那是很合理的、不特別、不奇怪的[2]”。

這些并不是個案。1933年，上海《東方雜志》在全國征求兩個問題的答案：（一）先生夢想中的未來中國是怎樣？（二）先生個人生活中有什么夢想？收到的回答能夠體現當時中國知識精英的看法。

作家郁達夫回答“沒有階級，沒有爭奪，沒有物質上的壓迫”，清華大學教授張申府認為理想中的中國“是能實現孔子仁的理想、羅素科學的理想與列寧共產主義的理想的”。

天津女子師范學院教授韋叢蕪“夢想著未來的中國是一個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凡成年人都是社員，都是股東，軍事、政治、教育均附屬于其下，形成一個經濟單位，向著世界合作社股份有限公司的目標走去”。

中央研究院總干事楊杏佛的夢想“是一個物質與精神并重的大同社會”。復旦大學商學院院長李權時“理想中的未來中國是須合乎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的一段事實的”。

失業人員周毓英夢想“主辦一個月刊定名《社會主義》，與全國青年作思想上的往來，毫無顧慮的討論一切學術問題”。

這些發言表明，即使是共產黨之外的知識分子，也有許多從當時的社會環境出發，憧憬著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物質自由、精神自由的新國家，這些理想根植在古老中國對大同社會的理想中，具有中國文化的深厚積淀[3]。

1922年，英國哲學家羅素來中國游歷之后，出版了《中國問題》一書，提出了給中國發展開出的三劑藥：第一，有序的政府；第二，中國支配下的工業化，第三，普及教育。

這些問題看似簡單，實際上每一步的實現對中國來說都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清政府和國民黨政府并沒有實現“有序的政府”，原因之一是統治階級自己有特殊利益，脫離人民群眾，從而難以得到擁護。這個問題，中國共產黨是通過領導社會革命，并深入發動群眾而解決的。“中國支配下的工業化”，一方面要求中國主導，另一方面中國卻缺乏必要的資本和技術支持。如果靠外部輸血進行工業化，那么中國就無法主導這個過程，東歐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只能靠勒緊褲帶，走“高積累低消費”，幾億人民自己完成了工業化所必須的積累過程，這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代表人民長遠和根本利益的政府，需要執政黨和人民同甘共苦，中國共產黨做到了。工業化的過程需要大量的熟練技工和先進知識，教育和醫療就顯得尤為重要，正是依靠社會革命之后建立的公平的社會基礎和強有力的組織能力，實現了基礎教育、醫療的普及，通過“邊干邊學”（learning by doing）的模式實現了位居發展中國家前列的教育和醫療成就，為工業化以及后來的改革開放、建立世界工廠奠定了基礎（見本書第二、第三章）。可以說，新中國的前30年把羅素所說的三個要點統統解決了，以至于20世紀20世紀60年代羅素在修改《中國的問題》時候對他自己當時的看法都贊不絕口。

歷史表明，中國能夠啟動現代化進程，離不開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徹底的生產關系變革，構建了一個新社會。中國走向社會主義，是“問題導向”的，是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邏輯所決定的。

中國正是由于進行了社會變革，才建立了強大而穩固的政權，結束了舊中國山頭林立、軍閥混戰的局面，在近代以來首次實現了對大陸全部國土的有效治理，為構建全國統一市場創造了條件，拯救了面臨瓜分和亡國危機的破碎的中國。也才能夠在人民的高度支持下，不依賴任何外部霸權主義，完成了建立獨立經濟、保護本國市場的歷史任務。

中國正是由于進行了社會變革，才打破了小農經濟的約束，使得國家可以集中資源發展重工業，建設了在發展中國家中領先的基礎設施和工業基礎，同時避免了土地兼并、高利貸和壟斷資本對小農的剝奪，在為工業化提供資金的同時確保了農村穩定和民生改善，也超越了歷史上周期性土地兼并的歷史周期律。正是由于中國體制能夠集中分散的資金、資源和經濟力量，才能對抗國際上經濟實力強大、技術先進的壟斷資本，實現獨立自主的工業化。

中國正是由于進行了社會變革，才對歷史上的等級思想進行了蕩滌，為現代化提供了強大的凝聚力。大力宣傳人民當家作主、人人都是國家的主人和社會公平的理念，是針對階級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精英主義和等級制文化而進行的一場群眾性思想解放運動。“人民創造歷史、勞動者最光榮”的理念，改造了傳統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文化，使勞動者產生“為自己勞動”的主人翁心態，讓千百年來被侮辱被損害的平民百姓有工作、有尊嚴、有安全感、有希望，這是現代化進程的強大動力。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才讓中國人真正從思想上站起來了。

中國正是由于進行了社會變革，才形成了國家和人民之間的新型關系。正因為有一個公平的社會，所以黨和國家有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新中國依靠強有力的組織和民主集中制，開展了大規模的集體協作，有效地集結了傳統社會形態下處于無序分散狀態的社會力量，從而比較迅速和大規模地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的現代化運動。這一切都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選擇的基本經濟制度和發展道路，具有歷史的依據，符合現實的需要。

不過，建立一個新制度，僅僅是萬里長征的第一步，新事物的成長總是充滿曲折，前進的道路上還會存在著新的風險和挑戰，新制度自身也面臨著不斷鞏固和完善的需要。從1956年起，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中國道路又要面臨著更復雜、更艱巨的挑戰。

注釋

[1] 孫中山.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1912年3月31日).廣東省中山市孫中山紀念館藏資料.

[2] 艾愷、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M].北京:東方出版中心.2006:23.

[3] 本段所引內容參見闞和慶編《八十年前的中國夢——一九三三年〈東方雜志〉中國夢主題征文選》，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