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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早期必然要實行“高積累、低消費”。世界各國工業化前期，都毫無例外地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

英國原始積累和工業革命時期，工人階級以及殖民地人民承受了巨大社會苦難與犧牲；美國工業化早期直到19世紀仍存在殘酷黑奴制度，開發西部時期對印第安人的血腥滅絕運動；一些發展中大國更是導致了貧民窟和惡性的兩極分化[1]。

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中國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初期，就建立了低水平、廣覆蓋的基本保障，雖然水平不高，但是保證了大多數人能夠吃飽、穿暖、有房住、有基本的醫療和教育，同西方國家相比，這一條更加人道、代價更小的道路。

這條道路的核心就是，工業化的成本由全體社會階層比較公平地分擔，以便在高積累、低消費的格局下，能夠保障各個階層、特別是工人和農民的基本生活。用當時的話說，就是“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這種制度的基本特點是：

基本生活資料實行定量配給。1953年起，我國實行農產品統購統銷，城市口糧定量供應，后來定量供應的辦法也逐步擴大到副食品、服裝、日用工業品等生活必需品，憑票證購買。

在消費結構上，大量發展公共消費，限制私人奢侈消費。城市建立了包括醫療、教育、住房、養老、工傷、撫恤等在內的勞動保障制度，農村也依托人民公社建立了基礎教育和合作醫療、五保戶等保障制度，以廉價或免費向公民提供醫療、教育和住房服務。這些做法的目的是，降低社會保障的成本，解除城鄉居民的后顧之憂和不確定性，可以最大程度地積累重工業建設所需的資金，也促進了基本醫療和教育的普及。

同時，這一時期還營造了平等優先的社會文化。經過土地改革和社會主義改造，社會階層的差距縮小，過去作為富裕階層身份標志的奢侈性消費，成為批判的對象。在社會上大力倡導人人平等、勞動光榮、工農偉大的文化，使勞動者在經濟發展水平不高的情況下煥發了勞動積極性。

在人們的印象中，計劃經濟時期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快、“平均主義”、“消費品幾十年一貫制，花色款式沒有變化”，這是計劃經濟的缺點。但是從歷史的角度看，實行“票證經濟”又是必要的。

改革開放之前，我國處在工業化起步階段，消費水平低是整體資源約束和發展階段決定的，只有等重工業化基礎具備之后，才有條件發展輕工業，解決人民的吃飯穿衣問題，這是一個先后繼承的過程。沒有重工業時期的節衣縮食，就沒有迅速建立的重工業基礎，也就沒有改革開放之后輕工業的爆發式發展。正如1953年9月，毛澤東在《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后的任務》中所說：

“所謂仁政有兩種：一種是為人民的當前利益，另一種是為人民的長遠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設重工業。前一種是小仁政，后一種是大仁政。兩者必須兼顧，不兼顧是錯誤的。那么重點放在什么地方呢？重點應當放在大仁政上。現在，我們施仁政的重點應當放在建設重工業上。要建設，就要資金。所以，人民的生活雖然要改善，但一時又不能改善很多。”[2]

統購統銷、“票證經濟”并不是計劃經濟的本質特征，而是服務工業化戰略的一個階段性的措施，這是從設立這個制度開始就明確了的。

1954年9月23日，陳云在全國人大一屆一次會議上作題為《關于計劃收購和計劃供應》的發言，對計劃收購與計劃供應的實行期限作了明確解釋。

對于計劃供應，陳云認為：“計劃供應只能是一種暫時的措施,只要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增加了,消費品的生產增加到可以充分供應市場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辦法就應該取消。”但陳云又清醒地意識到，“取消糧食、油料、布匹計劃供應的日子，并不會很快到來”[3]。

也就是說，票證制度的實施，與其說是為了限制高消費，還不如說是在總消費水平低的情況下，通過票證來保障人人都能獲得最基本的生活資料，只能實行接近平均分配的辦法。

對此，吉爾伯特·羅茲曼在《中國的現代化》一書中評價說：“與其說這是平均分配財富，不如說這是平均分配貧窮，如果中國能夠在不損害這種公平的前提下實現現代化，那將是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成就[4]”。

后來，隨著我國重工業基礎的具備，人民的基本生活資料逐漸豐富，到20世紀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逐步取消了票證。這是經濟發展的自然結果。如果不實行票證制度，中國只會重演歐美國家工業化早期出現的貧富對立狀況。

從這一意義上說，對我國這樣基礎落后的農業國，“平均主義”是工業化起步階段最科學、最人道的分配政策和必然選擇。當然，到了一定經濟發展水平之后，這一制度就應該改變，這是后話了。

縱觀世界其他發展中國家，就更容易看到，新中國通過農產品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和“票證經濟”解決重工業資本積累的問題，對中國啟動現代化起了多么關鍵的作用。

發展中國家資本存量低、人民收入有限，消費能力也有限，形成惡性循環，始終達不到啟動工業化需要的起碼的資金規模，這就是“貧困陷阱”。

1953年，美國發展經濟學家納克斯提出“貧困惡性循環論”，認為要打破“貧困惡性循環”，就必須出現一個大的飛躍，在短期大幅度提髙儲蓄率，大規模地增加投資，加速資本形成。

美國經濟學家納爾遜（R.Nelson）等人也提出類似思想，提出需要一個“臨界最小努力”，認為發展中國家要實現工業化，首要的障礙是資本形成不足，在增加資本形成的過程中，必須達到足夠的規模，而分散的、小規模的、個別部門的投資是不能形成經濟發展的氛圍，給工業化帶來足夠的動力，為此必須實行資本形成的“大推進”戰略，即同時在各個工業部門全面進行大規模投資，使各個工業部門之間相互創造需求，提供市場。

從世界上看，中國是所有大國當中唯一一個通過平穩的方式實現“大推進”的發展中國家。這就得益于統購統銷、農村合作化和“票證經濟”這三個基本制度。依靠這些措施，中國既實現了重工業資金的積累，也避免了蘇聯那樣農業產量急劇波動的狀況，更避免了西方國家工業化早期殘酷的階級斗爭和社會動蕩。

這里就有一個方法論問題，那就是如何系統地而不是孤立地看待計劃經濟時期的制度。

誠然，如果把統購統銷、農村合作化和“票證經濟”這三個制度分開來看，無疑每一個制度都有不足的地方：統購統銷壓抑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村合作化容易出現平均主義和大鍋飯，“票證經濟”不利于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但是，如果綜合起來看，既要實現重工業優先發展和國家安全，又要保證人民的基本生活，除了這樣的政策組合，還有其他更好的辦法嗎？

在當時的歷史條件約束下，中國已經做了最可行的選擇，不能用今天的標準來苛求前人，不能要求前人做出超越歷史條件允許的事情來。

[1] 何新. 社會主義的選擇與歷史評介--紀念鴉片戰爭150周年[J]. 科學社會主義, 1990(7):52-56.

[2] 中央檔案館.共和國50年珍貴檔案(上冊).中央檔案出版社,1999:280－281.

[3] 陳云.陳云文選(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261-262.

[4] 羅茲曼.中國的現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