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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文章談到，“票證經濟”是特定歷史下的必要選擇。在總消費水平低的情況下，票證制度的實施能保障人人獲得最基本的生活資料。在國家層面，“票證經濟”有助于解決重工業資本積累的問題，對中國啟動現代化起了關鍵的作用。既要實現重工業優先發展和國家安全，又要保證人民的基本生活，在當時的歷史條件約束下，中國已經做了最可行的選擇。

發展重工業，除了需要資金、勞動力之外，還需要科學技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依托計劃經濟建立了以真實需求為導向、全國大協作為主要特點的科研體制，實現了快速的技術進步，在一些尖端領域達到了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歸結起來，這一時期的科研體制有幾個方面的特點：

首先是社會真實需要所牽引的創新導向。同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中國科研單位的主要目標既不是利潤，也不是發表論文，而是服務于工業化的真實需要。這一階段有代表性的科技創新，如兩彈一星、牛胰島素、雜交水稻、大型飛機、計算機以及斷肢再植等，當時都處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這些創新，大部分都是著眼于國家戰略發展的需要以及滿足最普通的人吃飽、穿暖、健康、發展的需要。現實需求牽引使得創新資源能夠更多地集中到基礎性、戰略性、長遠性的領域，從而容易在基礎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也容易獲得更加長遠的經濟利益，最終達到“求其大兼其小”的效果。

以真實需要牽引的創新導向，典型代表就是20世紀20世紀70年代研制成功、2015年獲得諾貝爾獎的青蒿素提取技術。瘧疾是人類最古老、傳播最廣的傳染病之一，至今在非洲依然危害很大，但由于瘧疾主要是“窮人的病”，發達國家的醫藥企業對其投入相對不多。而中國從國際主義的理念出發支持第三世界國家抗擊瘧疾，從而產生了對抗瘧藥物的需求，影響了科技進步的方向。這就是從真實需要出發的科研路線。

其次是全國協作的“大科學”體制。主管我國科技工作的聶榮臻早就認識到：

“現代科學技術同十八、十九世紀有很大的不同。那時的科學研究往往是個人獨立完成的，一個人一生可以有多種發明創造。今天的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雖然有些基礎理論和技術研究，比如某些數學理論的探索，還可以沿襲過去的方式，但是對于運用現代實驗手段進行的重大基礎理論、重大工程和重大設備等方面的研究和制作，個人和單位，甚至行業和地區的力量都不夠了，需要國家的力量才行。我們制造導彈、原子彈、飛機、艦船、計算機等，需要許多新型材料，需要精密的儀器、儀表。當時國內沒有，國外也買不到。我們就組織自己的力量下達任務，分工合作，限期完成。當時需要一萬三千多種新材料，都是國內從來沒有生產過的，結果在集中統一領導下，大力協同，在短期內陸續試制成功，達到國家規定的質量標準。隨著科技工作發展的需要，我們還組織全國力量試制“九大設備”，以解決制造特厚、特薄、特寬、特長、特細等特種型號材料的設備。[1]”。

中國實行大科研體制，是為了在國家的領導和統籌下，“迅速壯大我國的科學技術力量，力求某些重要的和急需的部門在十二年內接近或趕上世界先進水平[2]。正是由于建立了全國大協作的科研體制，中國才能夠在工業化剛剛起步、經濟發展水平很低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開拓創新，并且在一些領域達到了當時國際的前沿。

例如，雜交水稻研究就離不開全國大協作的科研體制[3]，20世紀60年代，湖南全省開展了由專業人員和農民相結合尋找不育系的群眾運動，不久席卷全國，各省成立了雜交水稻科研協作組，形成了一個全國范圍的大協作網，在長江流域、華南、東南亞、非洲、歐洲等地的1000多個品種里進行篩選，如果僅僅有袁隆平等少數科學家，沒有全國各地的協作，就不可能取得雜交水稻研制的成功。我國自主研發的大型噴氣式客機“運十”，共有21個省、市、自治區300多家工廠、科研院所、大專院校參加。在計劃經濟體制和集體協作文化的作用下，盡管不能說如臂指使，但確實相對于在分散的情況下靠企業自發協作，有更小的交易成本和更高的效率。1975年，中國成功預報遼寧海城地震，也得益于專群結合、群防群控的觀測和預報體系。

科研領域的集體協作，還有另外一個方面的成果，那就是以“鞍鋼憲法”為代表的普通工人和科研人員相結合的制度，使得科學研究從少數科學家的專利擴展到一線工人中間，這發揮了科學技術的外溢效應，提高了一線工人的研究能力和素質，造就了一代高素質的產業工人。倪志福[4]、郝建秀[5]等從一線產業工人成長起來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曾經是工人中的發明家。科研上的集體協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也是科學研究本身的規律。今天提倡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不應該丟掉這個優勢。

最后，“大科學”體制不僅表現在科學研究，也表現在技術傳播上。當前世界上通用的專利制度，固然有利于激勵創新，但又會阻礙新知識和新技術的傳播，因此即使在西方國家，也存在著專利制度存廢的長期爭論，需要在激勵創新和傳播創新成果方面取得一個平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一樣，把專利制度看作私有制的產物予以批判，實行了把知識作為公共產品的制度。無論是科研機構還是科研人員，研究成果產生之后，可以獲得一定的報酬和獎勵，但是并不擁有對科研成果的排他性使用權，而是由國家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使用科技成果，這使得科學技術普及速度大大加快，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農村依托集體經濟建設的農技推廣站，實行了多次推廣新型農具和良種運動，一旦有先進農具和良種出現，就可以很快推廣到全國適宜耕種的地方，農民并不需要花錢去購買專利和高價種子，這使得農業科技也能迅速得到傳播。

注釋：

[1] 光明日報社.聶榮臻同志和科技工作[M].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4:10-11.

[2] 中共中央.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綱要(修正草案)[A].中央文獻研究室.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9):436.

[3] 李晏軍. 袁隆平成功之路回眸[D].廣西大學,2004.

[4] 倪志福，（1933—2013），1933年5月4日生，江蘇省川沙縣(今屬上海市浦東新區)人，1953年創造三尖七刃麻花鉆，被稱為“倪志福鉆頭”，大大提高了鉆頭的使用性能和切削壽命，在國內外切削界引起重大反響。第十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七屆、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

[5] 郝建秀，女，漢族，1935年11月生，山東青島人，13歲進廠當工人，不到16歲摸索出改進整個紡織業技術的“細紗工作法”，1951年，該工作法在全國推廣，整個紡織企業的產量大幅提高。2003年3月在全國政協十屆一次會議上當選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

本文節選自《大國新路——中國道路的歷史和未來》，江宇著，中信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

（來源：“共和國經濟史”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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