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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宇｜重讀《送瘟神》

點擊：作者：江宇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編發】發布時間:2022-04-20 18:20:15

我國的歷史證明，成功的公共衛生措施，無不是“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專業知識”三位一體的結果。沒有專業知識固然不行，但是如果只有“專業知識”（不僅僅是公共衛生的專業知識），沒有黨的領導、群眾路線，只靠專業知識，就什么也干不成，美國和歐洲死亡上百萬人，難道是因為沒有公共衛生專家嗎？

原編者按：

在關于上海疫情的討論中，有些流傳很廣的觀點把政治和科學對立起來，把“動態清零”看成是“政治正確”，和科學對立起來。這種觀點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非常危險的。

任何專業人員，都不應該把自己的專業看的高于一切。防疫當然是重大的政治問題。防范疫情，是重大的社會系統工程。現代醫學分工很細，即使在醫學內部，也沒有哪個醫生敢說自己包治百病，即使是臨床醫生，也常常通過多學科會診才能診斷疑難雜癥，有很多疑難雜癥現有知識還解決不了。那就更遑論公共衛生和疾控專業呢？

病毒傳播不僅是一個生物學事件，更是有重大經濟、政治、社會和國際影響的事件，僅憑公共衛生專業，無法給出完整的、相對科學的防控措施。更不必說，我國多年來醫學界存在著一種唯西方馬首是瞻的空氣，他們認為西方“躺平”我們只能“躺平”，而瞎著眼睛裝看不到我國以最小的經濟代價、至今最有活力的經濟發展成果，實現了世界上最低的發病率和死亡率。

防治血吸蟲的成功，得益于建立了從中央到村莊嚴密的組織體系，得益于健全的基層黨群組織，得益于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得益于黨的領導、專家、群眾三結合。

正文：

愛國衛生運動，是通過群眾運動提供公共衛生服務的制度。公共衛生是指預防、保健、環境衛生、傳染病防治等，具有較強的公共產品屬性。建國初期，中國疾病譜以傳染病為主，公共衛生服務就顯得更加重要。

但是，當時中國并不具備大量專業化公共衛生隊伍，因此，像其他許多領域一樣，通過群眾運動和大量經過簡單培訓的衛生人員，依靠基層組織開始環境治理、疾病防治、預防保健、健康教育等公共衛生活動，這就是“愛國衛生運動”。

愛國衛生運動起源于抗美援朝期間。1952年，美軍對我國東北、青島等地投放細菌武器，34個縣、市傳播了鼠疫、霍亂等病原體。中央人民政府發起反對美帝細菌戰、滅蟲、消毒的防疫運動，國務院于1952 年3 月14 日成立以周恩來為主任的中央防疫委員會，領導和組織反對細菌戰工作，全國城市和鄉村迅速開展以消滅病媒蟲害為主要內容的群眾運動。1952 年底，中央防疫委員會提升為中共中央的機構，更名為“中央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

從50年代起，中共中央多次部署在全國開展愛國衛生運動。1957年2月毛澤東要求，“中央和國務院應聯合發一個指示，號召全民動員，講衛生，除四害，立即動手，分步進行”，“內容要把人人振奮、改造國家，帶動消滅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講清楚”[7]。

1958年中共中央發布《關于在全國開展以除四害為中心的愛國衛生運動的通知》說，“除四害布置，城市一定要到達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工廠、商店、機關、學校和每一戶人家，鄉村一定要到達每一個合作社、每一個耕作隊和每一戶人家[8]”。

一九五八年三月四日，毛澤東批轉的福建省一個報告指出，開展愛國衛生運動的體會是：廣泛深入地發動群眾，采取多種多樣的方法展開宣傳活動，真正做到家喻戶曉，“戶戶動員，人人動手”。

領導親自動手，書記掛帥。大部分地區的黨政軍負責同志親自帶領廣大干部和群眾投入運動，提高了群眾除四害的信心。

1958年1月上旬，毛澤東檢查了杭州市小營巷的衛生情況。

在黨和政府號召下，依托城市企事業單位和人民公社，開展了全黨動員、全民動手的愛國衛生運動。依托完善的三級醫療服務網和廠礦、企事業單位、人民公社，建立了包括防疫站、地方病、婦幼保健以及國境防疫在內的公共衛生機構，調查研究常見病多發病，上下呼應、通風報信，不少地方還開展了對農民的全面體檢，定期發動群眾服藥，預防地方病，宣傳隊到家家戶戶宣講開窗戶、曬衣被、大掃除的習慣。

到1959年，愛國衛生運動取得巨大成就。天花、鼠疫、霍亂等烈性傳染病基本絕跡，血吸蟲病、絲蟲病、鉤蟲病、瘧疾等幾種嚴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也得到了有效的防治。

同時，愛國衛生運動還起到了移風易俗的作用，使人們逐步養成了講衛生光榮、不講衛生恥辱的社會風尚。

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1960年2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人民公社衛生工作幾個問題的意見》，但并未引起大多數省、市、區黨委的重視，為此1960年3月18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信中說:“衛生工作，這兩年因為忙于生產大躍進，有些放松了……中央現在提醒同志們，要重視這個問題，要把過去兩年放松了的愛國衛生運動重新發動起來……由黨委第一書記掛帥……”。

60年代后期，隨著農村合作醫療和赤腳醫生的普及，愛國衛生運動在農村得到更大范圍的開展。在一些瘧疾、絲蟲病、黑熱病、克山病疫區，于70年代初開展了大規模的普查普治工作。大批醫務工作者和赤腳醫生深人田間地頭、工礦車間，為群眾免費檢查，送醫送藥，注射疫苗。經過幾年的努力，我國的大部分急、慢性傳染病得到有效控制。

同專業化的公共衛生干預措施相比，愛國衛生運動最顯著的特征是廣泛發動群眾。一個典型例子是消滅血吸蟲病運動。

血吸蟲病，是解放初期流行于我國南方的主要傳染病。江西余江縣1919年到1949年先后有29000多人死于血吸蟲病，42個村莊瀕臨毀滅，原有500多戶，2200多人的薦頭村，在解放時只剩下了八戶。

1953年，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沈鈞儒致信毛澤東反映血吸蟲病狀況，毛澤東批示“血吸蟲病危害甚大，必須著重防治”。1955年毛澤東在杭州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血吸蟲病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它關系到民族的生存繁衍，關系到生產的發展和新農村的建設，關系到青年能不能參軍保國,我們應該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并向全國人民發出“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的號召。1956年四次就召開防治血吸蟲病會議做出批示[9]，推動這項工作。

但是，在一段時間里，衛生部門認為，農村缺乏安全的醫療設備，工作的重點應當是在縣城開辦正規的現代醫院[10]。“日本進行了近20年的研究，他們的灌渠都是水泥建造的，而且疫區很少，即便如此，也沒有徹底鏟除這一疾病”，有的負責人也不支持通過群眾運動的辦法防治血吸蟲病[11]。

這些使得中央認為，僅僅依靠衛生部門的專業知識分子，不能實現防治血吸蟲病的目的。于是，1955年，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蟲病領導小組，直接領導全國的血防工作。1956年，毛澤東數次接見醫學專家，詢問防治辦法。1957年4月國務院和中共中央先后發布《關于消滅血吸蟲病的指示》和《關于保證執行國務院關于消滅血吸蟲病指示的通知》，形成了全國政治動員的格局。

在中央動員下，江西省開展了規模浩大的“群防群治”活動。經過試驗，先后排除了購買進口藥物、中藥滅蟲、火燒滅蟲、水田改旱田、發動群眾查螺檢螺等辦法，最后確定了“開新溝填舊溝，土埋滅螺”的辦法。

從1955年冬到1958年春，余江縣共發動了3.6萬多人滅螺，填老溝347條，長382華里，開新溝87條，長334華里，填舊塘503口，搬動土方416萬立方。在生產隊開設醫療點，對患者進行免費治療，農忙時節還派醫療組下地治療，醫藥費減收或免收。發動學生在疫區宣傳普及衛生知識，醫生走家串戶教會農民使用藥物處理糞便，或收集糞便統一處理。疫區范圍內，耕牛禁止下水，家犬全部宰殺，切斷一切傳染途徑。

經過這些工作，1958年，余江縣釘螺被全部消滅，并保持了30多年未復發。在隨后的24年中，余江先后大規模查螺23次，參加查螺群眾累計超過3萬人次。在這樣的力度下，到1958年底，全國血吸蟲病人由解放前的1169萬降為84萬人；12個流行省份已有5個省先后消滅了血吸蟲，433個流行縣鄉區有260個達到傳播阻斷標準，63個鄉達到傳播控制標準[12]。

防治血吸蟲的成功，得益于建立了從中央到村莊嚴密的組織體系，得益于健全的農村集體組織，得益于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中央血防領導小組包括水利、農業、衛生等部門，一聲令下就能使得各行各業齊動員。農村基層組織有強大的組織能力，可以組織大規模集體行動，這是中國公共衛生事業的成功模式。

而且在公共衛生干預項目的實施過程中，充分發揮了居民的主動性和參與精神，把公共衛生事業和移風易俗、社會管理結合起來。防治血吸蟲病的成功，表明愛國衛生運動是中國共產黨的群眾路線在醫療衛生領域的成功應用。通過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嚴密有效的社會組織，做到了以較低的成本實現了較高的健康績效。

1958年，余江縣消滅血吸蟲后，毛澤東寫下了《七律·送瘟神》，其中“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就是表達的對單純依靠專業技術人員（“華佗”），忽視社會動員和群眾工作的批評。

雖然愛國衛生運動也出現過偏差，例如一度把麻雀作為“四害”消滅，破壞了生態平衡。但是總的來說，愛國衛生運動符合中國國情、符合醫療衛生規律。實現了“預防為主”，以較低的成本避免疾病，節約了患病后的大量醫療支出。國家集中社會力量，發揮制度優勢，組織實施的龐大又復雜的社會衛生工程，不僅蕩滌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污泥濁水，而且改變了民族的形象，振奮了民族精神，創造了中外社會衛生史上的奇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