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歌》自1871年由法國革命詩人鮑狄埃作詞、1888年由法國工人音樂家狄蓋特譜曲,到現在已經100多年了。它不僅是一首老歌,同時也是一首耳熟能詳的流行歌曲。在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時,很多主旋律影視劇比如《革命者》《1921》等,主題曲都是用的《國際歌》的旋律。同時,很多音樂類電視綜藝節目也在翻唱這首歌曲。這首歌最大的特色在于,這是一首在一個“去階級化”的世界中頑強保留著鮮明階級特色、在和平的年代中執著地保持著斗爭精神的歌曲。《國際歌》是一首頌揚“國際社會”的歌曲嗎?似乎不是,聯合國大會上沒有放過這首歌。那么,“國際”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從詞源上來看,“國際”起源于英語,最早是英國哲學家邊沁在1780年創造出來的。他在原有的“national”之前,加了前綴“inter”,于是就有了“international”這個詞。由于這個新詞非常精準地概括了國與國之間需要遵守的規則,于是逐漸流傳開來,慢慢通過音譯的方式進入其他語種。比如法語和德語中的“internationale”,就是在原詞后面加了一個后綴“e”。1864年,馬克思和恩格斯用international這個詞來命名他們在倫敦創建的一個工人組織,叫“國際工人協會”(InternationalWorkingMen'sAssociation)。最開始的時候,馬克思恩格斯把這個組織簡稱為“國際協會”,后來因為這個組織影響力太大了,簡稱也進一步簡化,直接叫“國際”(International)。1868年,在該組織第四年度的報告中,第一次用“國際”來指代國際工人協會。到1871年,國際工人協會的正式章程中也開始直接用“國際”來指代“國際工人協會”。同一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寫文章時,“國際”一詞更是直接出現在文章標題中,比如馬克思的《紀念國際成立七周年》、恩格斯的《桑維耳耶代表大會和國際》等。1876年,國際工人協會解散。18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100周年的時候,恩格斯又主持創建了一個新的國際工人組織,叫“社會主義國際”。這個國際組織的成員是歐洲各國的社會民主黨。這些政黨的領導人認為,這個新組織是之前國際工人協會的繼承者,于是把國際工人協會叫做“第一國際”,把這個新組織叫做“第二國際”。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第二國際中的各國社會民主黨紛紛倒戈,轉而支持本國政府的對外戰爭政策。列寧為此說,第二國際已經“破產”,我們應該建立一個新的國際組織,名稱就叫做“第三國際”(也就是1919年成立的“共產國際”)。“國際”這個詞,從最開始的形容詞,經過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這些革命導師的推廣應用,變成了一個名詞,特指共產主義運動的國際組織。那么,《國際歌》里的“國際”,指的哪個國際組織呢?1870年,歐洲發生了一件大事,即普魯士和法國兩個強國之間發生了戰爭。普魯士主政者是“鐵血宰相”俾斯麥,法國主政的皇帝是拿破侖的侄子拿破侖三世,即路易·波拿巴。戰爭的結局是法國戰敗,路易·波拿巴被俘虜,法蘭西帝國隨之垮臺。法國人接著成立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第三共和國對外推行投降政策,這引起了法國巴黎工人的不滿。他們一舉發動起義,趕走了第三共和國國防政府,成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巴黎公社(1871年3月18日成立)。巴黎公社中的很多重要人物是當時國際工人協會法國支部的成員,在思想上接受馬克思恩格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所以,恩格斯有一句一針見血的話,即“巴黎公社是第一國際的精神產兒”。巴黎公社存在了72天,后來在內外敵人的鎮壓下失敗。巴黎公社存在期間,法國很多革命詩人寫下了贊美國際工人協會也就是“第一國際”的詩歌。比如拉叔賽的《我們要兄弟般友好》,副標題是“獻給‘國際協會’的和平歌”;特勞爾姆的詩歌標題直接叫做《國際之歌》,其中有一句“美好的日子將隨著偉大國際到來”,這個“國際”就是指國際工人協會;此外,還有勒洛亞創作的《無產階級之歌》,其中更直白地寫道:“來領導我們吧,‘國際’!在你的紅旗下,我們會勝利。”以上三首詩歌都沒有流傳下來,沒有形成很大的影響。不過,有一個人寫的詩歌流傳至今,成為不朽的經典,那就是巴黎公社革命詩人鮑狄埃寫的《L’Internationale》。它的標題在法語里就是“國際工人協會”的意思,這首詩歌也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國際歌》。所以,我們在說到《國際歌》的時候,其中的“國際”既不是指“國際社會”,也不是指的國際關系、國際法等,而是指“國際工人協會”,即“第一國際”。鮑狄埃一開始寫的是一首詩,后來怎么就變成了一首歌曲呢?中間有一個演變的過程。1871年5月巴黎公社失敗后,鮑狄埃開始流亡。大概6月左右,他在巴黎近郊的一個閣樓里創作了詩歌《國際歌》的初稿。此后鮑狄埃又流亡到了美國,直到1880年才回到法國。1887年初,鮑狄埃對之前創作的《國際歌》進行修訂,并整理出版。1887年底,鮑狄埃去世,但是他創作的《國際歌》卻流傳了下來。列寧曾經稱贊鮑狄埃是“一位最偉大的用歌作為工具的宣傳家”。現在學術界有種觀點,認為鮑狄埃創作的《國際歌》是新詞填舊曲,用的是《馬賽曲》的詩律,這其實有一定道理。對于《馬賽曲》,大家并不陌生,它是由法國青年軍官魯熱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創作的一首愛國歌曲,影響力非常大,現在是法國的國歌。鮑狄埃修訂后的《國際歌》和《馬賽曲》一樣,都是六節再加上一個疊句(也就是副歌)。在詩律方面,兩首歌也很相似,都是交叉韻,也就是第一句和第三句押韻,第二句和第四句押韻。在疊句部分也是如此,像第一句句尾的finale和第三句句尾的internationale是押韻的。這種押韻方式在法文里非常好聽,但是在翻譯成其他文字時卻很難完全翻譯出來。所以,瞿秋白翻譯《國際歌》的時候,說這種詩歌只能意譯,不能直譯,直譯過來如果遵從文意的話,就很難保持韻律一致;如果保持韻律一致的話,文意又很難保持一致。《國際歌》最早由法國音樂家皮埃爾·狄蓋特譜曲。1888年,法國工人黨里爾支部為了紀念剛剛去世的鮑狄埃,準備組織一個音樂會,其中一個節目就是演唱鮑狄埃的《國際歌》,譜曲任務交給了支部黨員、工人音樂家皮埃爾·狄蓋特。狄蓋特來自社會底層,沒有上過音樂學院,沒有進過專業樂團,也沒有寫過交響樂,但因為他出身于工人階級,音樂風格很接地氣,所以創作的很多歌曲廣受工人們的歡迎。狄蓋特接受任務后,和弟弟阿爾多夫合作,在一夜之間就基本完成了《國際歌》的譜曲工作。在這一點上,《國際歌》和《馬賽曲》也有點像,都是在一夜之間完成的偉大作品。其實,兩首歌還有很多相似點。兩首歌都是氣勢雄渾的戰歌,但《馬賽曲》是資產階級號召大家保家衛國的戰歌,《國際歌》是無產階級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戰歌。《國際歌》被譜曲之后,很快在法國里爾地區傳唱開來,深受工人階級的喜愛。1896年,在法國工人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時,法國當局派了一些臥底混進大會,在會場起哄高唱《馬賽曲》,工人階級就合唱《國際歌》。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國際歌》發揮了戰歌的作用,在氣勢上壓制住了《馬賽曲》。經此一役,《國際歌》在法國迅速傳唱開來。1889年,在第二國際成立大會上,法國代表高唱著《國際歌》進入會場,這讓《國際歌》在歐洲其他國家也迅速傳唱開來,并出現了很多外文譯本。現在有據可查的是,1890年出現了西班牙語譯本,接下來挪威語、捷克語、英語、意大利語等各個語種的譯本也都出現了。作為第二國際的支部,歐洲很多國家的社會民主黨逐漸把這首歌作為舉行重大活動時必唱的曲目。根據法國歷史學家多芒熱的記載,1900年,在第二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召開時,法國代表領唱了《國際歌》的所有段落,全體與會者跟著合唱副歌,由此確認了這首歌的重要地位。它后來成為第二國際每次代表大會的必唱曲目。從多芒熱的記載中,我們可以確認一個信息,那就是狄蓋特為《國際歌》所有段落都譜了曲。我們現在傳唱的《國際歌》只是其中第一、二、六節,有人就認為狄蓋特最初創作時就只譜了三節的曲子,這其實是不對的。譜曲后的《國際歌》被印發出來,現在還能找到當時的曲稿,可以作為《國際歌》全文被譜曲的證據。我們再說回1900年的這次代表大會。由于《國際歌》在這次大會上影響很大,于是引起了一位俄國革命者的注意,這個人就是革命導師列寧。同年,即1900年底,列寧創辦著名的報紙《火星報》,并在創刊號上報道了這次大會的盛況,其中提到與會代表高唱《國際歌》這件事。并且,在報道中,作者把歌詞中的“國際工人協會”用俄文直譯過來,又用俄語解釋了副歌部分。這是俄文宣傳品中較早介紹《國際歌》的案例。兩年以后,即1902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有一名叫柯茨的黨員,他在僑居法國期間也注意到了這首歌,并且把這首歌翻譯成了俄文。不過柯茨只翻譯了其中第一、二、六節。為什么只翻譯了三節呢?據柯茨自己講述,主要是因為想把這首歌改得短一點,方便歌唱,讓歌中那些著名的口號易于在工人群眾中傳播。后來到了1931年,也就是將近30年后,柯茨才又進行了全文的翻譯。雖然柯茨后來補充了全文翻譯,但是他此前翻譯的三段歌詞版本借助十月革命的巨大影響力很快在各個國家流傳開來,我們現在傳唱的就是這個版本。很多國家的革命運動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這些國家看到俄國布爾什維克只唱三段,他們也跟著唱三段。所以就造成了這樣一種情況,即直接從法語翻譯過來的版本一般都是六段,從俄語翻譯過來的版本一般都是三段。當然也有例外,英國無產階級政黨一開始翻譯的是六段,后來受蘇聯的影響就改成了三段。其實,在流傳過程中也有四段或五段的版本。在俄國1905年革命期間,《國際歌》又得到廣泛傳唱,而且在傳唱過程中又進行了修訂。比如,為了突出頌歌雄偉寬廣的氣勢,這首歌的拍子從二四拍改成四四拍,這樣在氣勢上更加雄偉豪邁。1913年,為紀念鮑狄埃逝世25周年,列寧專門寫了一篇紀念文章《歐仁·鮑狄埃》,其中就提到這首歌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歌”。此后,列寧在多處文章和著作中都引用過《國際歌》的歌詞。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臨時政府上臺后指定了一首代國歌。這首歌不是《國際歌》,而是改編后的《馬賽曲》,也叫《工人馬賽曲》。當年4月,列寧回國后號召無產階級不要唱《馬賽曲》,而要唱《國際歌》。這又是《國際歌》和《馬賽曲》之間的一場對決。結果,十月革命中俄國布爾什維克正是唱著《國際歌》沖進冬宮的。十月革命后,俄國布爾什維克建立新政權,把《國際歌》作為代國歌。1922年蘇聯成立以后,這首歌又成為蘇聯國歌,一直到1943年被《牢不可破的聯盟》取代。1928年6、7月間,蘇聯領導人聽說《國際歌》的作曲者狄蓋特還在世,于是邀請他訪問蘇聯。狄蓋特在蘇聯待了一兩個月,蘇聯方面安排他參加了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在第二次會議召開的時候,狄蓋特來到會場。當時的會議記錄中有這么一段話;“會議主席向會議代表介紹《國際歌》的作曲者狄蓋特同志,會議代表向狄蓋特同志熱烈歡呼并高唱《國際歌》以示敬意。”與會代表在唱這首歌的時候,用的都是自己的語言,狄蓋特聽了特別激動,說這是他一生中最高的榮譽。接下來,狄蓋特又參加了少共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而且親自指揮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合唱《國際歌》。后來,蘇聯方面表示可以負責狄蓋特今后的生活,狄蓋特婉拒了。他后來回到法國,于1933年去世。蘇聯把《國際歌》作為國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里就相應地有很多語種的版本。但不管是哪個語種,當唱到副歌中internationale的時候,發音大部分都是一樣的,這就是《國際歌》的中文譯者瞿秋白所說的“異語同聲”。也正因為如此,瞿秋白在翻譯internationale時,便直譯為“英德納雄納爾”。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國際歌》陸續經由法文和俄文譯到中國。從目前可見的文獻看,最早的譯本是1920年底的《勞動者》雜志發表的《勞動歌》,作者署名為“列悲”。“列悲”應該是廣東無政府主義者區聲白和黃凌霜的筆名。這個版本譯自法文,所以保留了全六段的內容,因為沒有同時翻譯曲譜,所以不能演唱。這個譯本對副歌部分的譯文是:“最后的奮斗!快聯合,將來之世界只有人類全體!”同樣是在1920年底,《華工旬刊》上發表了署名“張逃獄”的《勞動國際歌》,也是譯自法文,六段全文翻譯。在譯文末,還注有“國際歌六章,通行勞動界已久,措辭壯而用意深”字樣。這個譯本對副歌的譯文是:“是最后一戰爭,團結我們,明朝的國際,才是人群。”接下來的譯本出現在《民國日報》副刊《覺悟》(1921年5月27日)上,作者是耿濟之和鄭振鐸兩位先生,譯名為《第三國際黨頌歌》。與前兩個譯本不同,這個譯本以柯茨1902年俄譯本為底本,只翻譯了《國際歌》的第一、二、六節和疊句,基本保持了柯茨譯文的原意。根據介紹,譯者在1920年7、8月間得到了海參崴“全俄勞工黨”出版的《赤色的詩歌》作品集,其中就有《國際歌》。耿濟之先生俄文功底好,鄭振鐸先生文學功底好,兩人合作翻譯了這個譯本,旨在希望對俄國革命文學研究有所助益。可能因為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太大了,而且第三國際已經于1919年成立,所以兩位先生把歌詞中的“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ом”(國際工人協會)誤譯為“第三國際”。譯稿原定刊載于《人道月刊》,后來因為經濟問題轉投到《覺悟》,同年9月的《小說月報》也刊登了這個譯本。2011年,國內有部主旋律電影《建黨偉業》,影片最后是“一大”代表合唱《國際歌》的情景。影片中《國際歌》歌詞版本,主要內容正是來自耿濟之和鄭振鐸兩位先生的譯本。之所以說“主要內容”而不是“全部內容”,是因為影片中出現的副歌部分不是耿、鄭翻譯的,而是來自后來瞿秋白的譯本。這個譯本副歌部分是:“這是最末次的、最堅決的戰爭。人類都將同著第三國際黨,一塊奮起!”接下來的重要譯本是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瞿秋白同志翻譯的。1920—1922年,瞿秋白以《晨報》記者的身份赴蘇俄采訪,先后寫成了兩本游記《餓鄉紀程》和《赤都心史》。他在《餓鄉紀程》中記載了自己第一次聽到《國際歌》的場景,時間大概是在1920年12月初。根據記述,有俄國友人邀請他參加慶祝會,會場是哈爾濱工黨聯合會預備開勞工大學的新房子,“看臺下擠滿了人,宣布開會時大家都高呼‘萬歲’,哄然起立唱《國際歌》,聲調雄壯得很。——這是我第一次聽到《國際歌》,到俄國之后差不多隨處隨時聽見,蘇維埃俄國就以這歌為國歌”。(《瞿秋白游記》,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62頁)1923年左右,瞿秋白回國后綜合法文版和俄文版開始著手翻譯《國際歌》。他最后定稿的譯本和俄文版一樣,都是三段內容。和之前的三個譯本不同,瞿秋白這次不光翻譯歌詞,還同時和曲譜搭配起來,希望達到能演唱的效果。所以副歌部分的“internationale”(國際工人協會)如何翻譯是一個令人頭疼的問題。如果按照意思來翻譯,那漢語中就是“國際”兩個字節,沒辦法和旋律搭配起來,更沒辦法演唱。最后,瞿秋白給出了神妙的翻譯,即直接音譯為“英德納雄納爾”。正如瞿秋白在《譯者注》里所說:“詩曲本不必直譯,也不宜直譯,所以中文譯本亦是意譯,要緊在有聲節韻調能高唱。可惜譯者不是音樂家,或有許多錯誤,然而也不拘泥于書本上的四聲陰陽,但愿內行的新音樂家矯正譯者的誤點,令中國受壓迫的勞動平民也能和世界的無產階級得以‘同聲相應’。”這個精彩的翻譯方式被后來的各個版本保留,只是“英德納雄納爾”改成了“英特納雄耐爾”。瞿秋白譯本的副歌部分的譯文是:“這就是我們階級最后的決死戰。同英德納雄納爾,人類方得重興!”瞿秋白譯本發表在1923年6月15日《新青年》雜志的“共產國際號”上。瞿秋白的譯本發表時,中國共產黨正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結束后,代表們到廣州黃花崗烈士墓前舉行悼念活動,瞿秋白帶領大家唱自己新翻譯的《國際歌》。這是中共黨史上第一次在全國代表大會結束后演唱《國際歌》。瞿秋白譯本是第一個將這首歌定名為《國際歌》的譯本,也是中國第一個可以傳唱的譯本,其神妙的翻譯讓中文版《國際歌》與其他語種的《國際歌》形成“異語同聲”的效果并傳唱至今,這是瞿秋白同志很大的貢獻。1923年,還出現了蕭三和陳喬年合譯的版本,這個版本也叫《國際歌》,傳唱度更高一些。根據蕭三同志回憶:“1923年夏,在莫斯科附近華西慶樂村蘇維埃農場歇伏時,我和陳喬年同志在農事及學習之余,根據法文和俄文開始重新翻譯一遍。國內這十多年來所唱的《國際歌》,就是我們那時候所譯的。”蕭、陳這個版本,譯文更加通俗一些,后來革命運動中傳唱的大都是這個版本。這個版本最早發表在1925年《工人讀本》的第36—38課上。1926年,《中國青年》雜志發表了這首歌的曲譜。1939年,《八路軍軍政雜志》主要以蕭、陳譯本為基礎,吸取了冼星海和呂驥等著名音樂家的權威意見,綜合其他譯本,公布了重新修訂的《國際歌》歌詞。這成為此后相當長時間內的權威譯本,也叫“延安譯本”。但是,這個譯本中有幾處與現在的通行版本有區別。這個譯本首段的第二句是“起來,全世界的罪人”,而現在通行的是“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首段中的“莫要說我們一錢不值”,現在通行的是“不要說我們一無所有”。根據目前可見的材料,這兩處修改與彭德懷和毛岸英有關系。兩人討論《國際歌》時,曾經提到“全世界的罪人”這個翻譯,認為不如用“全世界受苦的人”更恰當,“一錢不值”不如用“一無所有”更恰當。1962年,為了紀念鮑狄埃逝世75周年、狄蓋特逝世30周年,國內召開了一個隆重的紀念大會,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周揚發表了講話。其后,《人民日報》在4月28日公布了中央最新審定的《國際歌》,也就是我們現在傳唱的《國際歌》。可以說,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走過的每一步,都伴隨著《國際歌》的歌聲。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在井岡山上,在瑞金,在長征路上,在遵義城頭,在延安,在天安門,都有《國際歌》在奏響。從中共“三大”開始,奏唱《國際歌》成為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閉幕時的保留項目,一直延續至今。這首歌在工農群眾中傳唱也很廣。如在1925年安源路礦工人俱樂部編寫的教材中,有一篇課文就是《國際歌》。另外,同年省港大罷工時期的《工人之路》也刊登了《國際歌》。在現有的史料中,廣東的《少年先鋒》雜志有關于《國際歌》的報道:“海陸豐的孩子們都學會了唱《國際歌》,年輕的工農還愛唱《少年先鋒隊隊歌》和《勞動歌》。”當時廣東農民運動領導人彭湃同志也喜歡唱《國際歌》,而且他是唱著這首歌走向刑場的。在1926年的北伐戰爭中,為紀念巴黎公社55周年,國民革命軍第三軍政治部曾經發過一個傳單,內容是《國際歌》的歌詞和曲譜。1927年,武漢中央農民運動補習所也曾經印發過《國際歌》。這些文獻目前都留存下來,可見這首歌在工農運動中傳唱之廣。1927年10月15日,毛澤東同志在為陳士榘、賴毅、鄢輝等6名戰士主持入黨宣誓儀式時指出,以后“舉行入黨宣誓儀式還應加唱《國際歌》一項議程”,“各營連舉行入黨宣誓儀式,都有唱《國際歌》一項”。從此,入黨宣誓儀式上唱《國際歌》成為一個重要環節。此外,《國際歌》的歌詞還融入革命根據地的地方戲曲中,受到農民群眾的歡迎。比如1928年湘贛邊區的戲曲節目《羅偉就義》,其中就有《國際歌》開頭的兩句“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1930年9月,毛澤東在退兵長沙的途中創作了《蝶戀花·從汀州向長沙》,其中一句“國際悲歌歌一曲”就是指的《國際歌》。毛澤東為什么要用“悲歌”來形容《國際歌》呢,這里有個故事。延安時期,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曾經問毛澤東,為什么聽中國人唱《國際歌》和歐洲人不同,中國人唱得悲哀一些。毛澤東解釋說,我們的社會經歷是受壓迫,舊中國社會黑暗,民生多艱。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有種說法認為《國際歌》曾經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國歌。對此,筆者目前還沒有找到權威的證據,至少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中對此沒有明確的規定;1934年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關于國徽、國旗和軍旗的規定中,也沒有對國歌進行明確的規定。所以筆者認為,當時《國際歌》在各個蘇區的傳唱肯定是很廣的,在重要場合也會演唱,有可能是把這首歌當作代國歌唱的,但是沒有明文規定。長征期間,《國際歌》也伴隨著紅軍的腳步,唱響在長征的征途中。目前就發現有長征時期紅軍戰士手抄的《國際歌》。革命時期《國際歌》一次極為悲壯的唱響,是1936年在瞿秋白同志慷慨就義的路上。當時的《大公報》有這樣的記載;“一路上,瞿秋白顧盼自如,緩緩而行。沿途唱《國際歌》,呼‘中國共產黨萬歲’‘中國革命勝利萬歲’‘共產主義萬歲’口號。”另外,根據記載,在1938年延安的除夕晚會上,毛主席曾經提議大家一起唱《國際歌》。《義勇軍進行曲》在詞曲創作上也受到過《國際歌》的影響。《義勇軍進行曲》的詞作者聶耳曾經說過,他的寫作吸收了《國際歌》的創作手法。《義勇軍進行曲》的第一句歌詞“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借鑒了《國際歌》的第一句歌詞“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從此兩首歌曲相互呼應地一同在中國大地上唱響。1964年上演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就是以合唱《國際歌》作為結尾。這個版本氣勢雄渾,也受到年輕人的喜愛。1971年,毛主席就《國際歌》曾作過一個指示,說不僅要唱,而且要講解,還要照著去做。《國際歌》在中國的譯介和傳唱,并不是簡單地被“復制”或“翻譯”,而是在中國這個特定的社會政治空間中被中國化、時代化地“解讀”,或者說是“意義的再生產”。它與中國本土的革命歌曲融為一體,喚起人民大眾思想上的共識、情感上的共鳴和行動上的共進。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國際歌》在中國的譯介和傳唱,其實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一個最生動的寫照。當你唱起這首歌,你的敵人會發現你,你的朋友也會發現你列寧曾經說過一段著名的話:“一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里,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言語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國際歌》的熟悉的曲調,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列寧這個表述,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可以找到真實的案例。1945年8月10—11日,朱德總司令發布七道命令,命令華北、華中、華南三個解放區的抗日軍隊迅速前進,收繳敵偽武器,接受日軍投降,并令冀熱遼等解放區的部隊迅速深入東北,配合蘇軍收復全東北。時任冀熱遼第十六軍分區司令員的曾克林,帶兵挺進東北。蘇聯紅軍因無法判斷部隊歸屬,嚴令曾克林部不準前進。在雙方劍拔弩張之際,曾克林部有人靈機一動,讓大家唱《國際歌》。蘇聯紅軍那邊一聽,知道是自己人,于是也用俄文唱起《國際歌》,雙方熱烈地擁抱在了一起。此后,曾克林部一路高唱《國際歌》挺進東北平原,從蘇聯紅軍手里接收了大批軍事物資,為后來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另外一個例子是,在西班牙內戰期間,世界各國有識之士前往西班牙組成國際縱隊,抵抗法西斯力量的擴張。在1936年的一個夜晚,有一路支援西班牙革命力量的志愿部隊在當地人的帶領下,翻越西班牙和法國邊境的比利牛斯山,向西班牙境內挺進。當領隊宣布腳下就是西班牙領土時,來自各國志愿部隊的成員幾乎不約而同地一起唱起了《國際歌》。其中一個戰士回憶說:“二十幾國語言一起唱著同一首歌,我們就像親兄弟一樣。這是我一生中最激動的時刻,以后我再也沒有這種體驗了。”在中國革命史上,也有這樣感人的故事。1928年廣州起義失敗后,中共黨員周文雍和陳鐵軍被捕。兩人本來是革命伴侶,但是為了革命工作一直隱藏著身份。被捕之后,知道馬上就要就義,兩人決定在刑場上舉行婚禮,讓敵人的槍聲作為婚禮的禮炮。他們高唱著《國際歌》走向自己人生的終點。另外關于《國際歌》的悲壯一幕與李大釗先生有關。李大釗1927年被北洋軍閥殺害。1933年,北平各界為李大釗先生舉行公祭,其中送葬的隊伍就唱起了《國際歌》。現在的電影創作或者是綜藝節目中,大量出現《國際歌》的歌詞或者旋律因素。電影《建國大業》中有一個橋段,是“五大書記”聽到淮海戰役勝利的捷報后喝酒高唱《國際歌》的場景。另外,《建國大業》的主題曲《追尋》,在旋律上和《國際歌》也非常契合,副歌部分的旋律就是對《國際歌》開頭兩句的旋律做了藝術加工。另外,筆者參與創作的國內首部馬克思傳記動漫《領風者》,它的同名主題曲也是用《國際歌》的旋律切入的。中宣部原副部長周揚曾說過一句話;“世界上沒有任何一種理想比共產主義的理想更偉大,沒有任何一種感情比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感情更崇高,而《國際歌》就正是這種理想、這種感情的一個集中的深刻的表現。”這是對《國際歌》最好的概括。
(作者:盧剛,中國礦業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書記,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柯鑫,中國礦業大學(北京)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微信公眾號,原載“《縱橫》2023年第7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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