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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無縹緲的“反對票”

點擊：作者：思目來源：百年風云從頭閱微信號發布時間:2024-06-11 12:03:26

毛澤東、周恩來、李濟深在第一屆政協會議上。（圖片取自網絡）

虛無縹緲的“反對票”

思目

謹以此文，悼念共和國的締造者、人民領袖毛澤東！

【摘要】1949年9月21日至9月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隆重舉行。中國共產黨及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等單位的代表（含候補代表）共662人，參加了會議。

此次大會各項議程進展順利，但在最后一天選舉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和主席、副主席計票時，工作人員發現毛澤東少了一票！此事大大出乎工作人員及監票人的意料，因此便重新計票，結果仍然是少了一票。毛澤東聽問此事后說，代表們有權利選毛澤東，也有權利不選毛澤東，缺一票就缺一票，沒有關系。依據時任大會秘書處工作人員的王仲方回憶：“選舉結束，會議秘書處工作人員按規定清理票箱，封存全部選票。”（注1）

此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此事就像一顆小石子被投進湖中引起的微瀾，很快便消失的無影無蹤。令人呀然的是多年后，突然冒出一種說法：這一票系張東蓀所為！甚至有“好事者”，將此后張東蓀所犯之錯誤，歸結為毛澤東對他的“報復”。一時間眾口鑠金！其中影響最為廣泛的，莫過于戴某所著《在如來佛掌中—張東蓀和他的時代》一書。隨即，各種迎合的文章蜂擁而至，可謂甚囂塵上不一而足！

筆者注意到，在這一邊倒的“潮流”中，似乎只有歷史學家楊奎松先生對戴書中明顯的“傾向性”有所保留，并對張投毛澤東的“反對票”的證據提出質疑：“戴書中在這個問題上唯一有些分量的一份間接證據，出自當年在政協投票現場參加計票的干部幾十年后的回憶。……。但一來這證明不了那張票就是張東蓀投的；二來這種回憶的說法到底也還是太過間接，不足以拿來做證據；三來這一回憶中的說法如同那位支部書記的說法一樣，都存在著不那么合乎情理的地方。”（注2）

令人遺憾的是，楊奎松先生此文主要是對“張東蓀‘叛國案’”進行再研究，因此對投票一事著墨不多。而眾多的文章著述則眾口一詞，大有不將“張東蓀頭毛澤東反對票”一事不坐實，誓不罷休的的勢頭！故筆者勉為其難，進行簡要辨析及考證。

關鍵詞：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選舉 “反對票”毛澤東張東蓀王仲方

張東蓀（圖片取自網絡）

1949年9月30日政協選舉會上那張票，究竟是“反對票”還是“棄權票”？這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戴某在其所寫的《張東蓀和他的時代—在如來佛掌中》一書中，采取“漸進”方式，將未投給毛澤東的那一票（“棄權票”），通過張東蓀的女兒張宗燁的嘴，巧妙地演變成為“反對票”——“何祚庥跟我說，當時他印象非常深刻：那時剛解放啊，無論如何沒有想到會有人投反對票——敵人這么快就鉆到這么小的圈子里邊來了。”（注3）

所以，要想知道“馮京”是如何被變成“馬涼”的，還得從頭說起。

凡是看過魔術表演的大都曉得，在表演之前，魔術師總是要利用各種眩人耳目的手法來迷惑觀眾，通過分散注意力的手段達到其目的。該書著者當然明白，要在歷史中施展移花接木的空空妙手是很難的，所以故弄玄虛的手法是一定要采用的。十分可惜的是，該書著者卻是個并不那么高明的“歷史魔術師”——明明可以直接引述卻刻意轉化成自己想要表達的意思，可如此一來，難免露出藏在身后的“狐貍尾巴”。

該書甫一開篇，便借著《宋云彬日記》中相關記載的名義，說自己的話：“宋云彬在日記中，對此有詳盡說明。他提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選舉，是依據二十九日全體會議的決定，以無記名聯記法投票，代表在選舉時有權捨棄名單中的任何一人或若干人而另選，選票上每一候選人姓名下都留有空白，如代表不愿選某人，可在某人姓名上加一‘×’，在下面另寫上想要選舉的某人姓名；只‘×’去某人，不另寫他人也可。”（注4）

該書著者為什么不直接引述宋云彬原話的用意筆者不予揣測，但其原話卻有意無意被省卻了一大段——“中央人民政府之選舉，依據二十九日全體會議決定以無記名聯記法投票，而全國委員由一百八十人之多，若以無記名聯記法投票，則開票手續至繁，為時間所不許。然此中尚有以重要原因：名單中有章士釗，為多數代表所不喜，若不以整個名單付表決，章必落選無疑也。中央人民政府之選舉，依選舉法規定，代表在選舉時仍有權舍棄名單中之任何一人或若干人而另行選舉。故選票每一候選人姓名之下均留空白，如代表不愿選某人，可在某人姓名上加一×，而于其下另填所欲選舉之某人之姓名（僅‘X’去某人之姓名，不填他人姓名亦可）。”（注5）

宋云彬的原話言簡意賅，戴某為何非要加以取舍不得而知。爾后，大概是意猶未盡，緊接著又不厭其煩地描繪道：“周恩來則對選舉辦法作扼要說明。事實上，面對年齡、經歷各異的投票人，為防止出現廢票，周恩來的說明還真不算「扼要」。比如，他簡直像對小學生一樣，就選舉方法對投票人諄諄叮囑：‘要用鋼筆，沒有的我們秘書處會送上毛筆。在要選的人名字上打圈，要重重的圈。不要選的打叉，叉要重。折疊的方法是這樣的…… ’他還特別說明，代表們可以圈選自己。”該書著者為何對這些大家都熟知的選舉方法，絮絮叨叨做了如此多鋪墊？當然不會是無故而為之！

行文至此可能有人會提出疑問，該書著者為何要不完整引用宋云彬的原話以及刻意描繪“周恩來則對選舉辦法作扼要說明”？到底是何用心？

我們可以繼續跟隨該文著者的筆觸，從中一窺其良苦用心：“事實上，面對年齡、經歷各異的投票人，為防止出現廢票，周恩來的說明還真不算「扼要」。比如，他簡直像對小學生一樣，就選舉方法對投票人諄諄叮囑：「要用鋼筆，沒有的我們秘書處會送上毛筆。在要選的人名字上打圈，要重重的圈。不要選的打叉，叉要重。」他還特別說明代表們可以圈選自己。”（注6）

這個簡單地選舉畫票方法，對于留學東洋多年的張東蓀而言有任何困難嗎？

宋云彬在其1949年9月29日——也就是政協選舉頭一天的日記中，是這樣加以記敘的：“執行主席為彭真、張東蓀、陳銘樞、章乃器、周恩來。今日通過之議案為：……（三）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關于選舉全國委員會與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規定。”（注7）對于具體的選舉過程，宋云彬在其日記中是這樣描述的：“余在選票上‘X’去張治中、張東□。”（注8）日記中最后的這個“□”是省略，至于為何省略、此人是誰，大概還不至于太難猜，況且這又是該日日記的最后一句。由此可見，如果連宋云彬都知道如何填寫，想來擔任執行主席的張東蓀教授也不會有什么困難。

那么，未投毛澤東的那張票，到底是“反對票”還是“棄權票”？這在時任大會秘書處工作人員的王仲方在其回憶里說得分明：“于是又重新計票，結果仍然是毛澤東少一票。大家認為，這很可能是某投票人一時疏忽，忘記畫票，可以作為廢票，讓毛澤東全票當選。”（注9）。這段話無可辯駁地證明，這不過是一張“忘記畫”的票，而不是什么“在毛的名下劃了「X」的票”！

那這張“忘記畫票，可以作為廢票”的票，是張東蓀所為嗎？

為了更加清晰起見，我們可以通過史料來進一步仔細分析一下，那是張“忘記畫”的票到底是否由張東蓀所投。

關于劃票的方法，宋云彬日記中交代的很清楚：“故選票每一候選人姓名之下均留空白，如代表不愿選某人，可在某人姓名上加一×，而于其下另填所欲選舉之某人之姓名（僅‘X’去某人之姓名，不填他人姓名亦可）。”如前所述，宋本人就是如此劃得——“余在選票上‘X’去張治中、張東□”（出處見上）。而王仲方在其回憶里言之鑿鑿證明，在這張“票”上，毛澤東名下的選項是空白——并無“X”！

可在戴某的生花妙筆之下，經過一番煞有其事的鋪陳之后，突然筆鋒一轉，將其隱藏已久的“殺手锏”祭了出來：“一個是確實在自己名字上邊，鄭重地畫了圈的毛澤東；另一個人就是沒有投他票的那名代表，唯一的一名——本書主人公、時任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注10）于是，張東蓀先生便義無反顧地成為了“反毛英雄”——“主人公的故事將告訴你，那一張連投票者自己都知道絕對不會對結果發生任何作用的、在毛的名下畫了「X」的票，為什么會在這時候投出去。”（注11）

那么，證據何在？胡適先生曾經說過，有一份證據說一份話。

于是，該書著者言之鑿鑿說，是張東蓀的女兒張宗燁告知的：是聽何祚庥三十多年以后所說。其實該書著者自己也明白，這說法極端地不靠譜的——無論從法律還是從歷史考證的角度，這都算不上是有效的“證據”。于是又不得不妝模作樣、自作聰明地來了一回“畫蛇添足”：“如果讀者（特別是歷史學界）依舊認為這也屬於不可盡信的‘孤證’，我們只好寄希望何祚庥和別的一些為黨所信賴的好同志站出來作證；8（敬請注意這個注8，筆者注），如果他們不肯，而普通人對政協與人民政府檔案的查詢權仍不見任何松動…… 就請讀下邊的故事吧。”（注12）

這就有點兒奇怪了，既然張東蓀的女兒張宗燁是聽何祚庥說的，按照最基本的常識，至少也應去找何祚庥核對一下吧？那該書著者為何要以“我們”的名義，偏要“只好寄希望何祚庥和別的一些為黨所信賴的好同志站出來作證”呢？這就有點兒未卜先知的味道了！似乎是感覺到了，張東蓀的女兒張宗燁的這番說辭不太靠譜。

從邏輯上推斷，如果確有其事，即使何祚庥出于某種原因不敢或不予承認，總還有別的知情人吧？！如果連當年僅是清華大學一名學生的何祚庥都能聽得到的傳達——“她估計是反右期間傳達下來的”（指張宗燁，見該書），那許許多多其他清華學子們當然也能聽到傳達。此外，既然能在清華大學傳達想必也會在其他高校傳達，但奇怪的是竟然從未聽任何人說過也沒有人站出來證實！按照該書著者的說法，這只能有一個解釋——所有這些人都屬于“沒良心”的行列！

那么，何祚庥先生到底是如何回應此事的？

在其《我從未“猜”過“張東蓀投毛澤東‘反對票’”—讀楊奎松先生談“張東蓀是否投毛澤東‘反對票’”》一文里，何祚庥先生鄭重其事地說：

我見到戴睛此書如此說法以后，當即找張東蓀的女兒，女婿核實。我說“我從來沒有和你們兩位說過這樣的話，更不可能在那時就會‘猜’到張東蓀身上！”他們兩位都認同，我確是沒有說過這樣的話。我曾寫過一篇《一個靠道聽途說靠“估計”、“編織”出來的“洗冤錄”》，公開澄清此事。我在文章中還說，這是很容易弄清楚的事情。我在北京工作。戴睛女士和我還有一二面之緣。戴睛女士也很容易找到我核實。不想“這位支部書記‘猜’張東蓀投反對票”的說法仍在網上流傳。所以只好公開聲明：有關“何祚庥‘猜’張東蓀曾投‘反對票’一事，純系有人造謠。”“至于這里的造謠者是誰？是戴睛？是張宗燁？還是余友文？這就不是由我來回答了！”（注13）

實際僅從戴書之后的描述就不難看出，該書著者早已料到會有如此結果，于是信誓旦旦地說道：“有沒有板上釘釘的證據，可能并不是最主要的。因為證據會失落（甚至會篡改或偽造），但由思維主導著的行為，卻會在一個接一個歷史時刻，爆發出耀眼的道德與智慧光彩。”（注13）這樣一來，該書著者這“由思維主導著的行為”神通廣大，竟然通過沒有任何證據證實的虛無縹緲“史實”，瞬間“爆發出耀眼的道德與智慧光彩”！

吊詭的是，不但相信此謠言者趨之若鶩，而且還有人“添油加醋”——如有人（據說此人為名人之后）在接受某電視臺采訪時竟然信口開河（大意）：是張東蓀在一次宴會中自己吐露的！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如確有其事，還不早就傳遍大江南北！？作為“耗時八年，遍訪人物，廣擷史料，精心辨析”的戴某，還犯得上用“想來”、“比方”、“推測”、“例如”、“估計”這一類詞，喋喋不休地反復訴說？！

這從戴某借助已故張東蓀之口，說出的一段表白可得到佐證：“終其一生，關于這張選票，張東蓀沒說過一個字——無論對他的摯友、兒孫、他以沫相濡的老妻，以及在最后時刻到頤和園想他‘交底’的‘圣人’張瀾。他不說，因為投票，這是屬于他個人的神圣權利；他不說，是因為突然明白，原來這樣一件普通的事情里，竟蘊含著毀滅性的危險——他不想給他已經掙扎在生活邊緣的親人再加以無以抒解的驚懼；他不說，可能根本就沒想到這一層：不就是投票嗎，怎么了？”（注14）

該書著者為什么非要一口咬定這張子虛烏有的“反對票”是張東蓀投的？這當然是為了達到其反毛的目的。可選舉前還是毛澤東座上賓的張東蓀，為什么一定要投毛澤東的反對票呢？！于是戴某含糊其辭地弄出個“一邊倒”的理由，但其時反對“一邊倒”外交政策最起勁的是羅隆基——打著民盟的旗號直接上書反對！所以實事求是地說，如果因此言獲罪的首先也應該是羅努生，大概還輪不到張東蓀吧！

注釋：

注1：見王仲方“特別時刻的特殊記憶—我親歷的新政協籌備會”，《同舟共濟》月刊2009年第10期，第56頁。

注2：見楊奎松著《忍不住的關懷》，“第一章張東蓀‘叛國案’再研究”前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第006頁。

注3、11、12：見戴晴著《張東蓀和他的時代—在如來佛掌中》，香港中文大學2009，第6頁。

注4：見戴晴著《張東蓀和他的時代—在如來佛掌中》，香港中文大學2009，第1、2頁。

注5：見宋云彬《紅塵冷眼—— 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二ＯＯ二，第170頁

注6：

注7、8：見宋云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二ＯＯ二，169頁。

注9：見王仲方“特別時刻的特殊記憶—我親歷的新政協籌備會”，《同舟共濟》月刊2009年第10期，第55頁。

注10：見戴晴著《張東蓀和他的時代—在如來佛掌中》，香港中文大學2009，第4頁。

注13：見我從未“猜”過“張東蓀投毛澤東‘反對票’”—讀楊奎松先生談“張東蓀是否投毛澤東‘反對票’”-何祚庥的專欄 - 博客中國 https://post.blogchina.com/p/2351427

注14：見戴晴著《張東蓀和他的時代—在如來佛掌中》，香港中文大學2009，第43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