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航海圖》
一
早期海圖多為航海所用。中國地處世界最大陸亞歐大陸東部,東臨世界最大洋太平洋,具有綿長的海岸線,這樣的地理位置決定了歷史上我國沿海人民很早就有航海實踐。史料記載春秋時代的孔子曾感嘆其思想難行于中國,曾寄希望于乘著小筏子渡于海,將其傳播四方。戰國時期中國沿海出現吳、越、齊等強大的諸侯國,造船業在廣泛應用中得以迅速發展。秦代之前船上已經使用的風帆利用自然風力作為船舶動力,為船舶航行提供動力資源,使之更便于海上遠距離行駛。秦漢時期有許多著名的造船基地,能建造載人逾千的大船,并開辟了一些固定航線。徐福東渡的史實說明秦代不僅有近岸航行,更有對遠航的期望和試航。據史料分析,徐福最后一次東渡,秦皇帝“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谷種種百工而行”,說明徐福當時率領的是一個大型的船隊。章巽通過對《漢書·地理志》中有關東南沿海航行途中地名的考證發現,兩千年前就存在著一條由我國南海沿岸的徐聞、合浦等地出發,沿中南半島和馬來半島南下,轉過馬六甲海峽北上,繞孟加拉灣而至印度半島南部以及斯里蘭卡島的航線。現存漢代馬王堆地形圖已可以找到南海的蹤跡。南海貿易的研究也佐證,早在公元三世紀來自馬來世界的林產品被運往中國各個港口,在宗藩國向宗主國朝貢的名義下進行貿易。
古代的航?;顒舆€可從歷史沿革地理得到佐證。至遲,到西漢末年已經在閩江口和靈江口各設置一個縣城,一個是閩江口的治縣(今福州市),一個是靈江口的回浦縣(今臺州市),兩個縣城皆孤懸海濱,與內地往來全靠海路。此后,唐、宋、元代的海上運輸也非?;钴S,留下許多記載,學者也進行了一些研究。北宋時期成圖的《九域守令圖》上一艘行進在今海南島東部海域驚濤駭浪中的帆船,以及南宋時期刻石的《輿地圖》上標注在今淮河口東側的海洋面上的“海道舟船路”的文字皆是宋代海上運輸的圖證。元代定都大都,每年都要從南方調運大量糧食,南糧北運先是采取水陸聯運的方法,從1283年開始海運,開辟了多條從劉家港到大沽口的航線,海運成為元代主要運輸方式。明代更有眾所皆知的鄭和下西洋的壯舉,至今仍是中國航海史上一個值得濃墨重彩的事件。有學者把中華海洋文明的演進劃分為先秦東夷百越時代中華海洋文明的興起、秦漢到明代宣德年間傳統海洋時代的繁榮、1433年罷下西洋到1949年海國競逐時代中華海洋文明的頓挫、以及1949年以來的復興四個階段。由此可見,從先秦到近代,我國海洋活動的歷史連綿不斷,史料中也有許多關于航海的記載,但是與文字資料相比較,留傳至今的實物航海圖卻很晚,這是因為我國古代航海圖作為“舟子秘本”,故世所罕見?!逗5乐改蠄D》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實物航海圖,成書年代或為永樂九年(1411年)至十三年之間。
二
目前有關中國海圖史研究很少關注海圖定義及分類問題,使得已有海圖史研究缺乏全面性和系統性,筆者認為,理清這個問題將有助于海圖史研究的深入。按照《地理學詞典》的定義,海圖是專題性地圖。“根據航海和開發海洋等需要測制或運用各種航海資料編制的地圖。包括海岸圖、港灣圖、航海圖、海洋總圖、專用圖等。一般采用墨卡托投影,著重表示海岸性質、海底地貌、底質、海洋水文、航海要素(如沿岸顯著目標、航路標志、航行障礙物、地磁偏角)等。”該定義言簡意賅,同時充分考慮到海圖的內容,但是也要看到,這是對現代海圖的定義,并不完全適合歷史時期尤其是古代的中國海圖。因為海圖是地圖的一種,而地圖隨著時代和社會的演進,尤其是科技進步,地圖載體、繪制方式、內容及用途皆處于不斷變化之中。海圖與地圖一樣,其定義、繪制方式、內容及用途等亦會隨著人們對所處地理環境認知的深入、科技的發展、社會的進步而不斷變化的,早期的海圖主要與航海和海防有關,故主要為航海圖、航海指南和海防圖等。理查德•弗萊德勒對航海圖的定義較為全面,“海圖是以海洋及其主要特征為主要描繪對象的一種特殊的地圖類型,海岸線是描繪海洋邊界的一個重要特點,陸地的地位退居其次,往往留著空白;海圖覆蓋的范圍或大到可以囊括一個大洋,或小到一片海灣甚至一個海口,但不管其描述范圍大小,描述內容一般都相同。這些信息包括海岸線的形狀及類型、水深數字、航行危險的地方、表示方向或位置的指示物,如玫瑰羅盤或經緯度的比例尺等。這些海圖技術含量很高,其主要目的一般都是為了保證從一處海岸盡快安全地航行到另一處海岸。”
近幾十年來,受海洋資源開發動力的驅動,海洋工程迅速興起,而海圖的內容也呈現更加豐富多彩的趨勢,出現許多歷史時期沒有的內容,如海底地質構造圖、海洋重力圖等。與海圖的發展相適應,不同歷史時期,不同地區或國家對海圖亦有不同的分類方法,在只有航海圖的漫長歷史時期,只能對航海圖進行分類,如俄國從18世紀初到19世紀末,把海圖分成總圖、分圖和平面圖三類。我國到20世紀50年代仍為航海圖分類法,將其分為總圖、航洋圖、航海圖、海岸圖及港灣圖五類。這些海圖又被稱為普通海圖,當時出現的一些航海圖以外的海圖新品種則被稱為特種海圖或專用海圖。現代海圖的內容已遠超出傳統海圖的范疇,其利用范圍也得到很大的拓展。海圖按不同的標準有不同的分類方法,目前按照用途可分為通用海圖、專用海圖和航海圖三類,其下又分為若干類,如圖1所示。
圖1 按照用途劃分的海圖類型
按照內容則可把海圖分為普通海圖、專題海圖和航海圖三類,如圖2所示。
圖2 按照內容劃分的海圖類型
由上面的分類可知,無論是以用途還是以內容為標志的分類皆以航海圖為獨立的一類地圖。同時,也要注意到,按照目前海圖分類,許多種類以前是沒有的,它們的出現是近百年或幾十年的事,故在談中國海圖史研究現狀前,我們還需要先對我國海圖史的發展有一個分期。
樓錫淳、朱鑒秋的《海圖學概論》把中國海圖發展簡史分成五個階段,即中國早期的海圖,這種山嶼島礁圖是我國古代原始類型的航海圖;明代《鄭和航海圖》、海防圖及海運圖,《鄭和航海圖》綜合運用多種定位方法,把航海技術提高到一個新的高度;清代的海圖,與明代相比,出現了體現世界地域觀念的《四??倛D》,而沿海形勢圖的內容比明代海防圖更加詳細、準確,清代中期出現了外國人在華測繪航海圖的情況;民國時期海圖的測繪于民國十八年(1929)發生了重大變化,即民國政府正式成立海軍部,測繪科隸屬海政司,同年11月公布“海道測量局暫行條例”,從此中國水道測繪統一由海軍部海道測量局主持;最后一個階段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海圖繪制向標準化、國際化發展。這種分期方法充分考慮到中國海圖史上幾個重要的發展階段,但是也要看到,中國海圖史的發展并非直線式上升發展,即便早期分成古代、明、清等時代,但是在缺乏國家行政干預,實行統一的標準化之前,海圖的繪制并沒有發生本質性的變化,繪制特點也呈現多樣化特點。筆者認為,或可以1929年海圖繪制實現標準化為界,把中國海圖史分成前后兩期。這種時代劃分,還考慮到傳統海圖繪制對近代西方測繪方法的接納過程,這個過程是從最初的模仿到學習,并逐漸摒棄應用海道針經和山形水勢的傳統方法改用經緯定位方法的過程。故本文主要評析已有有關1929年前繪制的航海圖、海防圖以及方志海圖等的研究。除了分期,還需要對中國海圖史研究范圍進行界定。筆者認為,中國海圖史研究范圍指以中國沿海及近海地區為主的區域,研究內容包含海圖本身及其外延的相關研究,如航海史、貿易史及海防史等的研究。
三
據鄒振環研究,拉開近代鄭和研究序幕的文章是發表在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初十日(1903年9月30日)出版的《大陸報》上的《支那航海家鄭和傳》一文。其后,梁啟超也對鄭和航海展開研究。由此角度看,中國學者對航海史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相比而言,中國學者對于航海圖及圖經的研究要晚半個世紀。徐玉虎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梳理過之前國內外學者對鄭和航海圖的研究,認為菲力卜思(Philips)在其論文The Seaports of India and Ceylon中首次轉載《鄭和航海圖》,系對該圖研究最早的學者,繼有伯希和等,而國內最早對之進行研究的是1943年出版的范文濤的《鄭和航海圖考》。他還根據《鄭和航海圖》用了近一半長度地圖表示中國沿海的情況推測,繪圖者一為中國人,一為熟悉中國沿海地理者。范氏的研究由鄭和之生平、航海確期、航海圖說明、釋航海圖、結論及附錄組成。利用相關資料考證了鄭和生平、鄭和七次下西洋出發及返京的確切日期,此外就航海圖中個別字眼如“取”、“平”及“丹”的含義進行詮釋,考證了馬來半島一帶四十處地名意義及今地地名,指出這些地名命名規律有自創、音譯、意譯,音意合譯者。
若以范文濤首開中國海圖史研究之濫觴,至今中國海圖史研究已逾七十年,取得許多豐碩的成果,這些成果特點及內容簡述如下:
其一,研究對象相對集中。目前開展的海圖研究對象主要是航海圖和海防圖兩類。航海圖研究最多最深入的非鄭和航海圖莫屬。據筆者統計,到2003年為止,包含該圖名稱的文章至少有50多篇,之后又發表一些相關成果,以中國知網為例,若以“鄭和航海圖”作關鍵詞,2003年后可檢索到11條文獻,近期研究除了繼承傳統的對圖中地名的今地復原外,還探討了鄭和當時所用的導航技術。由于中國留傳至今的古航海圖數量十分匱乏,故每當發現新圖,便會掀起一陣關于研究海圖的熱潮。如章巽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意外發現的一套古海圖的研究,近年分別在耶魯大學和牛津大學發現兩種海圖,也引發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這兩幅海圖進行研究。此外,是對諸如《海道指南圖》或相關的航海手冊的零星研究和整理,國內學者向達整理出版的《兩種海道針經》首開風氣,《兩種海道針經》包括《順風相送》和《指南正法》兩書,原件藏于英國牛津大學的鮑德林圖書館,向達先生發現后將其抄錄下來,帶回國內、整理校注,1961年由中華書局于出版。除了航海圖和指南外,中國沿海地區的海防圖、方志中的地圖構成中國海圖的另兩個重要體系,但直到最近才引起學者的關注,形成海圖的另一個研究熱點。
其二,研究內容與方法以古地名的考證為主。梁啟超首啟這項工作,他通過對《瀛涯勝覽》和《星槎勝覽》中記載的40國國名的考證,推定鄭和航線從中國南海出發,經越南、秦國、馬來西亞、蘇門答臘群島、斯里蘭卡等地,“掠馬達加斯島之南端回航”。根據其他文獻分析,鄭和足跡亦達臺灣、呂宋、文萊等地。盡管這只是對文獻記載的考證,實開啟了古地今釋之風,只不過后來學者考證的對象變成海圖上的地名而已,如范文濤對馬來半島的地名考釋,章巽對現存古海圖上的地名考釋等,地名考證及今釋仍然是目前中國海圖研究的主要內容。陳佳榮等的《古代南海地名匯釋》系南海地區地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其三,除了對地名考證之外,對圖面內容的研究還集中在圖名、成圖時間及繪圖人員的研究?,F存多數中國古代繪制地圖的圖名、繪制時間和繪圖人員的信息往往是缺失的,海圖也不例外,故對這些內容的考辯也是海圖研究的內容。如最早被發現的耶魯藏航海圖,隨著研究人員視角和關注點的不同,分別被賦予《中國古航海圖》、《中國古航海圖集》、《十九世紀中國航海圖》、《東亞海岸山形水勢圖》、《清代唐船航海圖》、《中國北直隸至新加坡海峽航海針路圖》以及《清代東南洋航海圖》等名稱。由于航海圖冊畫出了在海中航行的船體從不同角度下觀察到的近岸山形和海中島嶼等目標物的輪廓特征,并注記了水深和海底底質等情況,故該圖又被賦予《耶魯藏中國山形水勢圖》的圖名。這些論著在對該圖命名的同時,也對該圖繪制的時代和制圖人進行了探討。
2008年來自美國的巴契勒(Robert Bachelor)在英國牛津大學鮑德林圖書館發現了一幅中國航海古地圖,因捐贈人約翰•雪爾登(John Selden)得名《雪爾登地圖》(或稱《塞爾登地圖》)。該圖由錢江率先引介于國內,他建議更名為《明中葉福建航海圖》,認為系中國現存最早手工繪制的彩色航海圖。隨著研究深入,郭育生等學者結合地圖描繪的區域,建議更名為《東西洋航海圖》,認為該圖繪制時間在1566-1602年之間。陳佳榮把該圖命名為《明末疆里及漳泉航海通交圖》,認為該圖繪制于1624年,并對圖上所有海外交通地名進行了初步的注解,隨后又依據該圖中國部分源自《二十八宿分野皇明各省地輿全圖》以及收錄此圖的《學海群玉》的刊刻時間,認為該圖成圖不可能早于萬歷三十五年(1607)之前。龔纓晏根據圖上注記和地名的考證,把該圖的成圖時間修正為1607-1624年間,圖名相應更正為《明末彩繪東西洋航海圖》。卜正民的著作主要探討了該圖的來歷及產生的時代背景,以及與地圖密切相關的人員及其故事。有學者認為,該圖表示海區與相關陸地的概貌,供研究海區形勢和制定航行計劃之用,其比例尺應大略為1:500-1:400萬之間,皆小于今日航??倛D1:300萬的標準,指出該圖系中國古代航??倛D的首例,這是很有創見的看法。除此之外,最近興起關乎港區圖出版日期、作者、刊者及影響的研究。
其四,有關海圖的通史研究。前述樓錫淳、朱鑒秋的《海圖學概論》把中國海圖發展簡史分成早期、明代、清代、民國及新中國成立以來五個階段。在另一篇文章進一步闡述了中國古代航海圖由明代以前、明代及清初三個階段構成的觀點,肯定明代的《鄭和航海圖》是我國航海圖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清代早期的航海圖可以“舊抄本古航海圖”為代表。除了對航海圖的通史研究,還有對特定區域海圖發展史的介紹,如汪家君按照時間順序分別介紹了自清嘉慶(1796-1820)到清末浙江海區的近代海圖發展簡史。
其五,方志海圖是我國特有的海圖類型,直到最近才引起有關學者的注意,但主要是對這類海圖的收集整理,其深入研究還有待開展。方志海圖指方志中主要描繪海洋及其毗鄰陸地的輿圖,分為專門的海圖和陸海圖,前者又分海疆圖、海防圖、海島圖、港口海道圖、海塘圖、遷海展界圖,以及海洋的境圖等,后者描繪重點在陸不在海,這類輿圖給出的海洋部分不多,但包含了一些重要的海洋信息。據統計,方志海圖中海防圖最多,其次是海島圖、海疆圖和海塘圖。海防圖內容包括沿海府縣、衛所、墩汛寨臺以及海中重要的島礁。
其六,利用海圖進行相關問題研究,這是近年海圖史研究的一個新興領域。如丁一和鄭永常在考釋圖中地理名詞的基礎上,借助GPS定位諸山與島嶼現今相對位置,復原圖中顯示的航線,并藉此海圖與航線,勾勒出明代中葉以降,中國海商移民東亞各港口形成的東亞海域貿易網絡。廉亞明通過考察《鄭和航海圖》上對宋代第一次被提到的阿曼的海岸線上羅列了一大批地名的事實,推知中國在15世紀初已經對該地的地理情況有了相當全面的認識。周鑫通過對宣統元年石印本《廣東輿地全圖》中《廣東全省經緯度圖》中“東沙島”、“西沙群島”的資料來源的考訂反映晚清以來中國海疆理念、海疆知識的活力與不足。龔纓晏利用《鄭和航海圖》、《章巽航海圖》、《清代東南洋航海圖》等古航海圖和文獻來破解2014年在浙江省象山縣漁山列島的小白礁附近發現的一艘清代沉船的航行之謎。他還認為,《雪爾登中國地圖》的出現迫使我們要重新研究中國沿海民眾對海外貿易的反應問題,重新審視中國在世界貿易體系形成初期所起的作用。在楊國楨的帶領下,周志明的研究按照先圖后說,嘗試用圖來研究中國古代海洋文明,他的方法是在介紹歷史海圖的基礎上,提取圖中的航海文明、海洋貿易、海洋開發管理信息,并利用歷史海圖討論海洋生存發展空間的問題,期望從觀念深處提升讀者的海洋意識。此外,一些繪制有爭議地區島嶼的“海圖”為各國學者爭取本國海洋權益的訴求提供寶貴的歷史圖證,我國學者也曾利用這類“海圖”和更路簿為釣魚島、黃巖島以及南沙群島的歸屬問題進行了富有現實意義的探討。
四
早期中國地圖史研究中,由于研究人員多采用陸地視角,海圖往往是缺失的內容。如在中國地圖史的開山之作《中國地圖史綱》中,王庸除了在《緯度測量和利瑪竇世界地圖》一章里提到《鄭和海圖》和《廣輿圖》中的《海夷圖》的圖名外,再看不到其他海圖之名,更談不上利用專篇來討論海圖了,此后成書的《中國地圖史》也無專篇討論海圖史的繪制。放眼世界的李約瑟博士,把《中國的航海圖》作為單獨的一節,對鄭和航海圖產生的時代背景和內容也只是作了非常簡要的介紹。直到本世紀出版的《中國測繪史》,才開辟專門章節,并按時間順序介紹自先秦至今歷代航海測繪的情況以及相關的地圖資料。與三十年前的研究相比,中國海圖史近年來取得十分顯著的成績,進步迅速。由于古代中國航海圖沒有使用經緯坐標或直角坐標,航海圖的地理位置全部由圖中的島礁名及表示近岸地形或地物等小地名來定位,因此,除了通過地名定位的方法,幾乎別無他法,故對近代西方測繪方法傳入前繪制的海圖中島礁小地名的考證、復原研究仍然是今后海圖主要的研究方法和重要內容。但是也要看到,以往這些研究多專注對某種圖或某幾幅圖圖面內容的考證或分析,盡管這種研究從多方面展開,每個研究人員針對圖的某個或幾個要素進行研究,可以立體全方面復原該圖的繪制背景、內容、作用等,但是我們也看到,由于缺乏對長時段、多源海圖的綜合研究,以往研究缺乏全面性和系統性,或規律性的總結,近來有學者開始注意到此問題。
基于前人的研究,本人對今后中國海圖史研究提出以下幾點不成熟的思考或建議,供大家討論斧正。
其一,在對現存1929年前中國海圖分類基礎上,對海圖開展收集整理和命名工作。海圖的收集整理長期以來一直落后于陸上地圖的整理,或者成為陸圖的附屬品。當代匯編的古代地圖集或以時代為序,如《中國古代地圖集》,《中華古地圖珍品選集》,或以地區為分類,如《輿圖要錄》是北京圖書館(現改為國家圖書館)藏6827種中外古舊地圖目錄,其編纂方式先按照地圖表示的地區排列,再按照地圖內容排列,由此分為世界地圖和中國地圖兩大類,世界地圖按世界總圖和各洲總圖及各國分圖順序排列,中國地圖下分中國總圖和六大地區,同一地區地圖依普通地圖、專題地圖順序排列,專題地圖再按照自然、社會經濟、政治軍事、歷史、名勝古跡等順序排列。同一地區、同一種類地圖按照年代先后順序排列。按照該分類,《鄭和航海圖》被列到世界地圖的亞洲總圖之下,而像《萬里海防圖》、《七省沿海全圖》等皆列入中國地圖的總圖之下。最近出版的《輿圖指要: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國古地圖敘錄》開始對編纂的地圖分類,分成全國總圖、歷史地圖、區域地圖、專題圖等,在卷四專題圖下,分河流、海洋和水利圖,列入《中國沿海圖》、《七省沿海全圖》等海洋圖,故海圖仍未單獨成為一個體系。近來已開展一些有關港口、特殊島嶼或近海區域的海圖整理工作。目前整理出版的地圖集有《釣魚島圖志》,編者從古今中外歷史、地理資料中,選擇整理有關釣魚島的重要地圖400多幅,并對地圖內容及歷史背景加以簡要說明。《南海地圖選編》系我國首次以地圖為主論證南海歸屬問題的成果,書中搜集、整理了古今中外與南海相關的代表性地圖,共200余幅?!恶傁驏|方—全球地圖中的澳門》,以及續圖《明珠星氣白玉月光—全球地圖中的澳門》系統收集了世界各地繪制地圖中含澳門的系列地圖,與之相應的還有《16-19世紀西方繪制臺灣相關地圖》,收錄臺灣相關地圖300多幅。牛津大學珍藏明代海圖錄見《針路藍縷—牛津大學珍藏明代海圖及外銷瓷》,主要收集了包括《明代東西洋航海圖》、《鄭和航海圖》、《坤輿萬國全圖》等在內的明代海圖和海道針經等。
已有海圖整理相對我國現存海圖數量、種類是很不夠的,也不成系統,我們需要對整理工作有個長期規劃,筆者覺得,開展在海圖分類基礎上的全面整理有助于我們達到這個目的。為此,我們可以1929年分兩個階段,先對海圖繪制實行標準化前的海圖進行整理。前期海圖主要與航海和海防有關,故主要為航海圖、航海指南和海防圖等。航海圖又可分為海區總圖、航行圖和港灣圖,航行圖又可按照航行的距離和地區細分為遠洋、遠海航行圖和近洋、近海圖,以及沿岸航行圖等。由于有的海圖具有不同特征,可同時分屬不同類型。以此劃分,則《鄭和航海圖》既屬沿岸航行圖,也可歸為遠洋航行圖。以哪種為主,還需要進一步討論。就我國而言,海圖還包括方志海圖和海防圖。方志中的海防圖可以劃出,歸入專門的海防圖。分類好后,再對海圖進行分門別類的整理。除了對我國繪制的古海圖進行分類外,還應廣泛收集外國人繪制的中國沿海及中國海域的總圖及航海圖等,它們很早就采用與今日相同的測繪理論,完全不同于我國傳統繪制的方法,并對我國海圖繪制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事實上,1929年前的中國海圖就包括一部分向西方學習測繪方法或者直接模仿西方繪制的地圖之后產生的地圖,而這方面的研究還較少,需要加強。
此外,鑒于上述耶魯大學藏圖和牛津大學藏圖的圖名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同一幅海圖往往會有眾多圖名,既不便于海圖的研究。筆者認為,學界今后應該就類似海圖的命名問題進行研究,并提出眾人認可的規范,相信隨著交流的增多,沒有名稱的海圖還會不斷涌現,這樣將有助于對這些海圖的命名。
其二,在分類整理海圖的基礎上,加強對相同譜系的海圖進行比較研究。所謂地圖譜系指的是不同時代的地圖由于同源性產生在內容和繪制風格上相似的特點構成的地圖系列。海圖的繪制如同陸圖繪制一樣,在未實行標準化的年代之前,其方向、內容、繪制方法等沒有一定規律好尋,故對這些地圖繪制特點進行總結歸納,注定會遭遇尷尬的局面。如曾有學者根據鄭若曾的海防圖方向是“以海居上、地居下”,且以鄭若曾的話證明海防圖因考慮到內外有別,故歸納出海上陸下的方向的規律。事實上,這個結論并不完全正確,因為明清海防圖方向并不完全一致,而且如果我們考慮到受印刷格式的限制,以及古代由右到左的讀圖習慣,那么,海防圖的方向應該更多地受制于繪制的起點,鄭若曾的海防圖以廣東為起點,即右為南,故海居上;有的海防圖以遼東為起點,即右為北,則陸變而為上。但是針對同源性的地圖,我們是可以總結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只要我們判斷的方法和選擇的要素得當,則可以對同源地圖進行研究,發現相互之間的繼承性,并從中找出變化的特點,再結合時代特點分析這些變化,既可以豐富海圖史研究,而且還可以從海圖的變化反映當時的一些歷史背景。尤其歷史時期的航海圖,因它們有著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實用性,海圖繪制雖然沒有官方的規定,但是實用性使得不同的人繪制的海圖朝著實用的目的、航海的目的和長期固定的路線,使得這些跨越不同時期的海圖具有相同的特點,構成一定的承前啟后的譜系。所以,如果從實用性的角度去研究這些航海圖,則可期待一些規律性的發現。事實上,已有學者將譜系的研究方法引入地圖史研究和海圖史的研究。但是如何判斷不同時代、不同作者繪制的海圖之間是否存在承繼關系,亦或是同一譜系的海圖時,需要細化同一譜系的獨特之處。
其三,關注歷史時期海圖與沿海地圖的界定,這也是目前很少涉及的問題。如何界定歷史時期的中國海域?海洋廣袤無垠,古代中國除了沿海極少數居民外,其他絕大多數人并不直接與海洋產生聯系,故不會想到給海洋劃界的問題,只有受到來自海洋其他居民的物質誘惑的引力或者武力掠奪的壓力之后,為了防御或者貿易的需要,才會對海洋產生劃界的想法,由此產生航海圖和海防圖的類型。早期中國對東部海區只有“東海”、“東北海”或“南海”等大方位的概念,并沒有專門明確對某一海域的劃定。宋代出現“南北洋”、“南洋”和“北洋”的專稱,或以長江口為劃分南北洋的分界。明代在“南洋”、“北洋”之外出現了“東西洋”、“東洋”、“西洋”、“內洋”、“外洋”等海域名稱,且有更加明確的方位和空間范圍,但是并不統一。如東、西洋或以文萊所在加里曼丹島為界,其以北、以東為東洋,以西、以南屬西洋,但也有以福建的漳州和泉州為界的,南北洋的分界或以山東半島的成山角為界,或以浙江的嵊泗列島為界。清代把接近大陸海岸和島嶼的海域由近及遠劃分成內洋、外洋以及深水洋或黑水洋。清代方志輿圖中也把關于中國領海內的界線分為三種:一是省、府、州、縣的轄境海界,一是水師營汛的巡防海界,另一種是內外洋界,主要用來劃分地方與水師、內洋水師與外洋水師管轄和防御的界線,規定不同界線是為了明確不同官員的職權。
由上可知,明代開始慢慢形成有空間范圍的海疆的認識,并出現相應的海防圖,目前有人把中國歷史上繪制的王朝疆域圖直接等同于海疆圖,因此,宋代《禹跡圖》變成了“最早最精確的海疆地圖”,康熙時期繪制的《皇輿全覽圖》也成為了中國古代海洋地圖。這種把陸疆等同于海疆的看法很成問題,既不符合歷史發展規律,就現實意義而言,亦與《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相背,大大縮小了我國的海洋權益,按照1994生效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中國擁有領海海域38萬余平方公里,專屬經濟區300萬平方公里。所謂領海指與海岸平行并具有一定寬度的帶狀海域,沿海國對領海擁有全部主權,領海的寬度為12海里;專屬經濟區是在領海之外并接領海的海域,從領?;€起算不超過200海里,相當于371公里。清朝的內洋有點類似于今日的領海,外洋似專屬經濟區,外洋之外才是公海。那么我們如何來區分早期的海圖與繪制了部分海域的地圖?首先依據海圖的分類來確定;對于無法明確分類的海圖,采用圖名中是否含有“海”字來界定較為可行;對于面狀的繪制海洋的地圖總圖和方志海圖應該視圖面上海面占據的百分比來定,若這個比例超過50%,則屬海圖;但這個比例需依照該圖重點表示的內容來定,如果重點表示海陸形勢,則這個比例或可適當縮??;對于線狀的航海圖,只要以中國為起訖點的線狀航線圖皆屬中國海圖史研究范圍。
其四,開展與東南亞以及世界海圖史的比較研究。航?;顒佑绕涫沁h洋航行都是跨界的,我國與東南亞一帶很早就有貿易往來,雖然中國海圖史研究區域有側重,但是如果把我們的視野放到東南亞甚至世界范圍內進行同類海圖的比較分析,通過他人視野和比較的方法,就同一海域的繪制特點進行同時或歷時的比較,既可深化海圖史研究,亦可借助海圖的研究發現新的歷史。
最后應加強海圖史研究在歷史學及其他學科中應用的研究,范文濤曾在半個多世紀指出,研究地圖的意義在于“吾人自今溯昔,按昔推今,是圖又為一橋梁焉”,故研究海圖史不止于海圖本身,而應在此基礎上推動其他相關的歷史研究才是海圖史研究的意義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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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韓昭慶,作者單位: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來源:“海洋史研究”微信公眾號,原文刊載于《海洋史研究》第十五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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