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保證中國在未來的國際斗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就需要占國內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而不是少數“精英”的支持。但人民，一定是有組織的人群，能夠組織起人民并形成支持國家的力量并不主要來自國內生產總值(GDP)等物質條件，也不主要來自簡單的“惠民”施舍，而是實實在在的公共占有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反之，勞動人民一旦失去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由此產生的人民生產主導的市場條件，其身份則立即轉變為流民。流民人數的增長是歷史上社會動蕩乃至國家衰落的根本原因。例如，沙俄時期經濟高速發展并未能使其贏得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蘇聯的經濟進步卻使其贏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并由此成為聯合國的主要創始國。曾長期留學蘇聯的蔣經國對此看得明白，1945年他對斯大林說：“蘇聯在對德戰爭中取得勝利的主要原因，是沒有私有制。”西方反共老手丘吉爾于1959年12月21日在斯大林誕辰80周年時也無不感慨地說斯大林：“他接過俄國時，俄國只有木犁，他撒手人寰時，俄國已經擁有核武器。”人民不僅是歷史的創造者，同樣也是古今國家永葆活力的源泉所在。我們知道，后人常將秦國能夠“奮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解釋為秦之“嚴刑峻法”，這其實說不通。因為在刑罰的殘酷性上其他六國并不比秦國遜色，從某種意義上說，刑罰的殘酷性往往與國家獲得人民的支持程度呈反比存在。與其他六國比較，商鞅建立的軍功與土地獎勵相聯系的產權制度是秦王朝獲得人民（在當時主要是農民）支持的關鍵因素。這個以土地獎勵耕戰的制度使支持秦王朝的社會基礎擴大到最底層的廣大農民，這些人在其他六國只能從貴族手中而非國家手中獲得或租得土地。這樣，與將其支持力量建立在貴族基礎上而“嚴刑峻法”并不遜于秦的其他六國比較，秦國由此獲得的社會基礎就顯得廣大得多。如果沒有這樣廣大的社會基礎，那么，僅靠“嚴刑峻法”，只能更快地加速秦朝的滅亡。事實正是這樣。商鞅為秦王朝建立了小農所有制，這使秦朝獲得比其他六國更廣大的社會基礎從而統一了中國；同樣，小農經濟所具有的先天分散且易瓦解的脆弱性又使建立其上的王朝——如果沒有新的土地資源的擴充的話——難以長期維持。這是秦王朝，甚至是從古代直到現代中國的蔣家王朝滅亡的主要規律性原因。與此類似，世界近代史中能夠“充分表現了1789年新形成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拿破侖，之所以在其早期可以橫掃歐洲并由此開辟出一個“拿破侖時代”，其中重要原因不是所謂的“獨裁”，而是如毛澤東所說的“比較徹底地分配了土地”，即拿破侖將土地直接賦予法國和歐洲農奴，并由此使農奴轉變為小私有農民的新土地制度。恩格斯說：“對德國來說，拿破侖并不像他的敵人所說的那樣是一個專橫跋扈的暴君。他在德國是革命的代表，是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是舊的封建社會的摧毀人。誠然，他的行動表現出來是暴虐的，但是他的暴虐甚至不及公會的代表們可能表現出來并且實際上已經到處表現出來的一半，不及被他打倒的王公貴族們所慣于表現出來的一半。”與商鞅變法相似，一部《拿破侖法典》對于歐洲農民而言，就是將土地越過貴族直接交與農民的法典。拿破侖旗幟，對于歐洲農民，首先是法國農民而言，就是讓他們告別貴族制度和農奴身份的旗幟，是不再作農奴的制度保障。正因此，拿破侖獲得了首先是法國的全歐洲農民的擁戴。馬克思說：“拿破侖是充分表現了1789 年新形成的農民階級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農民階級把他的名字寫在共和國的門面上，就是宣布要對外國進行戰爭，在國內要為自己的階級利益進行斗爭。拿破侖在農民眼中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綱領。”1966年11月8日，毛澤東對到訪的越南勞動黨中央第一書記黎筍說：“把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當然還是民主革命的性質。過去法國的拿破侖政府就曾經做過。為什么拿破侖的軍隊能夠打遍歐洲呢？就是有農民支持。”同樣的道理，拿破侖與歐洲貴族的妥協也導致他最終失去了農民的支持，這是他失敗的政治原因。恩格斯分析說：“拿破侖最大的錯誤就在于：他娶奧國皇帝的女兒為妻，和舊的反革命王朝結成同盟；他不去消滅舊歐洲的一切痕跡，反而竭力和它妥協；他力圖在歐洲帝王中間取得首屈一指的聲譽，因此他盡量把自己的宮廷搞得和他們的宮廷一樣。他降低到了其他帝王的水平，他力圖得到和他們同樣的榮譽，拜倒在正統主義原則之前，因此很自然，正統的帝王們便把篡奪者踢出了自己的圈子。”毛澤東同志注意到并成功運用了這個規律。20世紀初中國農業及小土地農民大面積解體，毛澤東同志制定了正確的土地政策，將土地問題與中國革命前途聯系起來，中國共產黨由此獲得巨大的革命資源并建立了新中國，隨后又迅速將小農經濟歸并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并由此建立了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新中國。在此，對我們最有借鑒意義的，是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所選擇的將新民主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造為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時機。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6月26日美國總統下令美國遠東地區的部隊支援韓國軍隊作戰。6月27日杜魯門宣布他已命令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9月15日，美軍在朝鮮西海岸仁川登陸，9月28日，美軍占領漢城。與此同期，美國聯合整個西方國家對新中國戰略物資的“禁運”也全面升級。面對這樣的壓力，新中國需要更為堅固的社會支持力量。毛澤東同志首先從所有制而不像蔣介石那樣四處“發餉”（接近今天的“發紅包”）著手在國內組織共產黨政權的支持力量。1950年6月28日，也就是在杜魯門宣布第七艦隊進駐臺灣海峽的第二天，中國政府公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土改運動。新中國政府依靠貧農、雇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并在改造舊制度，用人民的力量肅清國內敵對分子的同時，團結了全國農民和發展了農業生產力。到1952年9月，也就是在朝鮮戰爭接近尾聲，中朝兩國人民取得了決定性勝利的時候，中國90%以上農業人口獲得約7億畝土地，使農民免除了3000萬噸糧食的地租，在新中國最困難的時候，中國共產黨獲得了中國主體人口即農民的政治支持。1951年5月，毛澤東對周世釗說：
我們志愿軍武器遠不如美帝，但常常把美帝打得狼狽逃竄。這是為什么呢？沒有別的理由，這是因為我們的志愿軍都是翻身的農民和工人，他們認識這個戰爭是為保家衛國而戰。可以說，我們這回抗美援朝的戰爭是打品質仗，是什么武器也不易抵擋的。
一個美國的記者說，美國的軍隊再花20年也打不到鴨綠江。我看再打200年，他們也沒有希望打到鴨綠江。
就在中國抗美援朝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毛澤東預見到西方不會甘心在朝鮮戰場上的失敗，必將對新中國經濟實施更大封鎖和壓力，而應對這樣的困難需要更為廣泛的人民基礎。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提出“黨在社會主義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及時對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所有制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造。到1956年中國在所有制方面基本完成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為1956年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基本沒有產權交易支出的經濟制度：生產資料完全掌握在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手中，國民收入不經私有產權之間的交易而純粹進入再生產領域，這既解放了中國國內的生產力，又避免了同期印度出現的因保留私有制而造成的產權支出過大、生產資金嚴重短缺，及由此產生的國家建設對國際金融的絕對依賴。毛澤東同志領導中國共產黨用社會主義制度團結全國人民，將西方在同時期實施的對華經濟禁運的外部壓力轉化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動力。反者道之動。今天回頭看，如果當時美國不對中國進行全面的經濟封鎖而是讓中國提前“融入全球化”、與西方“接軌”，那中國的所有制改造工程就不可能那么徹底，用于國家建設的資金就會被龐雜的產權交易大量截流和耗掉，從而使中國在建國之初就面臨同期印度面臨的GDP增長與兩極分化及由此產生的對海外金融絕對依賴同步擴大的困局。果真如此，那對正處于起步階段的中國國民經濟體系基本建設而言，無疑是比戰爭更為嚴重的國家災難：新中國的支持力量就容易潰散，有組織的人民就會由此轉化為無組織的流民，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及社會支持基礎就會由此解體。如此一來，中國就將再次陷入歷史上那周而復始的社會甫穩即亂的周期律之中。毛澤東那一代共產黨人用社會主義所有制團結人民，將外部壓力轉化為人民支持國家動力的治國經驗，今天的中國政治家，需要認真領會和學習。[1]《斯大林同志同蔣介石的私人代表蔣經國的會談記錄（1946年1月3日23時）》，參見［俄］A . M . 列多夫斯基著，陳春華、劉存寬等譯：《斯大林與中國》，新華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頁。[2] 轉引自［俄］費·丘耶夫著，王南枝等譯：《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新華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頁。[3]﹝漢﹞賈誼：《過秦論》，楊自伍編注：《古文經典》，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2015年版，第 92頁。[4 孟德斯鳩談到羅馬強盛的原因時也說到這一點，他說：“古代共和國的締造者是把土地平均分配的：只有這一點才能使人民強大起來，這就是說，造成一個井井有條的社會。這一點還能造成一支精良的軍隊，他們每個人都能同樣充分地關心保衛自己的祖國。”“正是土地的平分使羅馬擺脫當初的卑微地位，而這一點在羅馬已經腐化墮落的時候，就使人們特別明顯地感覺到。”［法］孟德斯鳩著，婉玲譯：《羅馬盛衰的原因論》，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第13、14頁。[5] 1950年6月29日，毛澤東就《關于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致信劉少奇：“資本主義國家，只有法國在拿破侖第一時代及其以前比較徹底地分配了土地。英國是經過資本主義侵入農村破壞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并不是我們這樣的土地改革。德國、意大利大體也是如此，但比英國還不徹底，還保存了許多封建遺蹤。日本則封建的土地制一直嚴重地存在，直至日本投降后才由美國人進行一種極不徹底的‘土地改革’，現在仍有嚴重的封建主義。美國則從來沒有封建主義，由歐洲移民進去一開始就生長資本主義的農業，故農村市場特別廣大，只有林肯時代解放美國南部幾州的農奴，是一種反奴隸制的斗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60頁。[6] 恩格斯：《德國狀況》（1845年10月15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638 頁。[7] 馬克思：《1848 年至1850 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1850 年1 月～11 月1 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29頁。[8]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頁。[9] 恩格斯，《德國狀況》（1845年10月15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36～638 頁。[10]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美國對華出口管制進一步升級。隨著中國參戰，美國對中國實行全面禁運，包括凍結中國在美資產。6月25日，聯合國在美國操縱下通過決議，要求會員國不對朝鮮提供幫助。6月28日，美國宣布對朝鮮實行完全禁運。6月29日，美國國務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對中國出口石油產品。接著美國又向英國、菲律賓和“巴統”國家提出類似要求。在美國的壓力下，墨西哥、委內瑞拉等非“巴統”國家也加入了對中國禁運石油的行列。1951年5月18日，美國又操縱聯合國大會通過第500（五）號決議，要求會員國對中朝兩國實行禁運武器、彈藥、戰爭用品、原子能材料、石油、具有戰略價值的運輸器材以及對制造武器、彈藥和戰爭用品等有用的物資。10月26日，美國國會又通過《1951年相互防御援助管制法》（即巴特爾法），其目的是“對于威脅美國安全之國家或國家集團，包括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及受其支配之一切國家在內，達到管制輸出及其他目的”。參閱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5、1007-1021頁。[11]《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于1950年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八次會議通過，同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法令,共6章40條。明確指出土地改革的目的是廢除地主階級封建剝削的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農村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為新中國的工業化開辟道路。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征收祠堂、廟宇、寺院、教堂、學校和團體等在農村的土地。富農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種的土地不得侵犯，其出租的少量土地一般也予以保留。土改中團結中農，保護農民的土地及其他財產不受侵犯。所有沒收和征收得來的土地和其他生產材料，除依法收歸國家所有的外，應統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貧苦農民所有。對地主同樣分給一份土地，使其自食其力，在勞動中改造成為新人。該法對土地分配的方法，土地改革中特殊問題的處理，以及土改的執行機關、執行方法等，也都作了具體規定。該法自1950年實施，1987年底失效。[12] 周彥瑜、吳美潮編著：《毛澤東與周世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2-123頁。[13] 詳見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4] 詳見張文木：《土地改革：印度國家發展奠基中最大的政治‘豆腐渣’工程》，張文木著：《印度國家發展及其潛力評估——與中國比較》科學技術出版社2005年版。（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張文木戰略”，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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