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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旭東:被雇傭的“主人”,我國農村正在發生的生產關系變革
點擊:  作者:朱旭東    來源:半月談網  發布時間:2015-06-17 21:5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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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農村的生產力還是生產關系都一直在發生著變化。但是長期以來,主流話語在高歌生產力變化的時候,卻對生產關系的變化只字不提。然而近期農村悄然出現的生產關系上的變化,正在逐步進入公眾視野,官方媒體也開始提及農村“生產關系”的革變了。 

以江蘇啟東為例,對農村生產關系變化,地方政府有兩個相互矛盾的看法:啟東市農委黨委書記的看法代表了現在相當主流的看法:放手讓農業資本化,不管資本的人格化身是農村大戶還是市民、職業經理人。實際上,這樣的進程早已開始,已經導致三農的分離,即農業和農民分離;農民與農村分離,把農業、農村、農民打包在一起的“三農”政策在現實中已經遭遇利益群體的挑戰。 

  在文中,這一挑戰就體現在種植大戶(租地農場主)對國家惠農補貼政策惠及農民卻沒有惠及種植大戶的不滿。但是,文中南陽鎮黨委副書記則道出了農業資本化的進程帶來矛盾的另一面,這一面往往被主流遮蔽:當承包戶成為某個村子的種地主力、甚至壟斷村里的發言權時,村集體和村民的聲音就會很弱,農民的利益就會受到影響,原來的農民還是農村的主人嗎?生產關系的改變已經在對農村社會產生影響,當下的高齡農民工尚能返鄉種地,但以眼下農業資本化這種突飛猛進式的發展,新生代農民工到了無法打工的年齡,還能回得去嗎?

 

  職業化農民的產生,讓“誰是種地者”的概念模糊化了。一些村民不種地,通過讓渡土地經營權獲得固定租金,同時還能受雇于職業化農民,獲得一定的勞動收益。租地耕作的職業化農民賺取經營土地獲得的差價,卻拿不到政府發放的種地補貼。村民是土地名義上的主人,通過租地方式獲得經營權的職業化農民,一定意義上成了打工者;而職業化農民如果雇用村民為自己勞作,則又形成另一層雇傭關系。農村的生產關系正在發生微妙變化。

 

  這一變化,在江蘇省啟東市南陽鎮光明村表現得十分明顯。光明村村民曾經靠經營大棚蔬菜致富,但這并沒能阻擋村民外出的步伐。一代一代村里人往外流失的同時,一批一批外地人前來租地耕作。地沒有荒,種地的人,卻換了。

 

傳統農民去哪了

  滾滾長江從上游帶來大量泥沙,到了喇叭形的寬闊江口沉積下來,年復一年,逐漸形成了一塊又一塊的沙洲。沙洲在不斷延伸,沙洲與沙洲、沙洲和大陸相連,大陸不斷向外延伸,就逐漸形成廣袤肥沃的沙地,啟東便是這塊沙地中最年輕的一塊。1928年設縣時,以“啟吾東疆”之意,命名為啟東縣,1989年撤縣建市。

 

  光明村地處南陽鎮最東部,距離廣袤的黃海直線距離不足10公里。一年四季的景色,因農作物的更替和成長發生顯著變化。方正的耕地周邊,點綴著橫平豎直的村落和道路。

 

  57日,晴,暖暖的春風,拂過正醞釀豐收的大地,油菜籽已經很飽滿,大片的麥子正在悄悄泛黃。目前還沒到收獲時節,大型農機這些天仍然“躺”在倉庫里“無事可干”。面對即將到來的夏收,52歲的曹燕飛顯得心事重重。

 

  “今天本來想找3個人打藥水,找了半天,只有一個人愿意來。”黝黑的曹燕飛無奈地說。愿意攬這份活的是位60歲的男性村民,一上午用機動噴霧器打了56桶水,下午還得接著打。“按桶付錢,每桶4元,他一天能賺兩三百元。”曹燕飛說,打藥水是為防止小麥患赤霉病,沒人打水,小麥很可能發病。

 

  曹燕飛和59歲的袁洪興是當地的種田大戶,兩人合伙種地230多畝,其中有100畝在光明村。“打藥水要人工,種西瓜要人工,摘豌豆同樣需要人工。”袁洪興說,摘豌豆時最多每天要雇傭200多人,但現在人越來越難找了,“種田人越來越少,農民越來越老,光靠機械化,也不行啊”。

 

  種地的農民都去哪了?光明村黨總支書記包湯兵算了一筆賬:全村1105戶,2475人,有1000多人常年在外,其中近一半出入建筑工地,做木工、泥工、鋼筋工等,干的都是力氣活。“這些年,我們村每年都有十七八個孩子考上大學,幾乎沒有回轉的,‘農’字對他們來說,是沒有任何吸引力的。”

 

  光明村18組村民組長陸冠球也掰著手指頭數給記者聽:“我們組共98人,正好有一半人在外。經商13人,工地打工21人,企業上班13人,海邊養殖2人。”和全村的情況一樣,18組留下的都是老人、婦女和孩子。光明村老支書袁兵今年59歲,是18組種地人中最年輕的。“10年以后,還會有多少人種地?那時候我估計也種不動了。”袁兵說。

 

出去打工的農民還會回來嗎?“那些在工地打工的,過了60歲肯定回來,因為工地不會再雇傭他們。回來后他們肯定會種地,只是‘白相相’地休閑種,不會以此為謀生手段。”袁兵說,那些在鎮上、城里買了房子的村民,肯定不會回來種地了。

 

陸冠球又掰著手指頭數了數:“我們組一共有13個人在匯龍鎮(啟東市政府所在地)、近海鎮、南陽鎮買了房子。他們基本上在哪里做生意,就在哪里扎根了。”

 

職業化農民登臺亮相

 

  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大部分農村勞動力正逐漸離開土地和農業,轉變為城市非農勞動者,其余的小部分則轉化為新型職業農民。這樣的職業農民將保持較低的數量規模,并逐步脫離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狀態下的生產生活方式。但總體而言,我國的農民職業化水平仍然非常低。

 

  光明村共3900畝耕地,其中1000多畝托管給了5個職業化農民。除了本地的袁洪興和曹燕飛托管的100畝地外,其余均被來自連云港的外地人托管,均以種糧為主。

 

  袁洪興和曹燕飛原來是附近農場的職工,兩人合伙種地10多年。與外地人相比,他們的耕作更精細。“外地人許多時候是粗放型的,大量使用化肥,土地容易板結。我們是輪換使用有機肥和化肥,更注意保護土壤肥力。鄉里鄉親的,把土地種壞了會被人家說的,外地人卻可以不在乎,拍拍屁股就走人。”袁洪興說,收成正常的話,每畝每年能賺1500元。10多年的種糧大戶,顯然已經掙了不少錢,但袁洪興樸素如常,頭發上沾滿灰塵,手上滿是老繭,似乎生活并沒有多少改善。

 

  “當然有改善了,房子蓋得比別人大,家電比別人家齊全……農民還能圖啥?”袁洪興為自己辯解。但他們顯然不會理財,手頭有多少錢,都是一個糊涂數。每次給農戶發租金或工資,也是兩人各掏一半,從不記賬。

 

  “每年最開心的是什么?年底數錢嗎?”“數錢?拿到錢就要考慮來年怎么投資,根本沒想過存起來或者怎么花。”袁洪興似乎對掙多少錢沒啥感覺,只是一輪又一輪地往土地里投入。開心的事不多,擔心的事倒不少。“種地靠天收,什么時候能不操心呢?每年收麥子的時候,我們這里是梅雨;玉米收獲時,經常刮臺風。”袁洪興嘆了口氣,“農民啊,就是勞碌命!

 

  “他們的確掙了點錢,但我真的不羨慕。”包湯兵笑著說,如果他不是光明村黨總支書記,寧愿到企業打工或做做零活,也不愿以種地為生。“我們晚上睡覺的時候,袁洪興他們還在地里轉悠呢。”

 

  對于外來戶潘廣時來說,操心的事更多了。當年為了躲避計劃生育管理,他攜愛人和女兒到啟東種地為生,至今已有15年。托管了1000多畝耕地,其中有600多畝在光明村。“去年在海復鎮安東村種的西瓜,長得挺不錯,可最后基本上給偷光了,都不知道找誰去理論。”潘廣時一臉無奈地說,“原本打算每家每戶送兩個……今年,我在那里種了麥子。”

 

種地者誰

 

  傳統農民逐步退出,職業化農民逐漸成為種地主力,暫時解決了無人種地的問題,維持著一種平衡,但很多問題也開始顯露出來。

 

   出租土地的農民不種地,卻照樣拿著國家的補貼。潘廣時說,土地的租金這幾年一直在長,如果單獨與農戶簽約,零碎的土地每畝年租金在400元左右,如果村里將土地歸攏成片出租,租金就可能上升到600元甚至800元,但種地的他卻拿不到補貼。面對一些村民可能繼續提高地租,南陽鎮有一個不成文的說法,托管大戶可以與農民協商,理由就是村民已經拿到補貼。但潘光時依然郁悶:“前幾年我種的小麥遭遇臺風,上級財政發放的小麥補貼,照樣打到了土地承包戶賬上,我分文沒有。種地人不享受補貼,不種地的人卻因天災而拿補貼,這不公平。”

 

   死人有耕地,活人卻沒田。“這一問題現在很突出,很多人戶口在農村,卻沒有責任田,因為沒地可分。”包湯兵解釋說,政策規定以家庭為單位的土地承包權30年不變,這是高壓線,沒人敢碰,“在我們村,1990930日以后出生的人至今沒有責任田,這樣的村民有355位。”

 

第二輪土地承包時,由于種地收益有限,一些農民不想繳納稅費,耕地撂荒嚴重,也因此成就了勇于冒險的種糧大戶。還有些農民選擇外出打工或經商,明確提出不要責任田。光明村18組的劉鑫星兄弟三人,放棄了名下的10畝承包地,一起外出創業。如今,看到責任田不僅有補貼,還有固定的租金,他們很想要回來。

 

  “每個村民小組,都有5戶以上的人家提出調整土地承包權。我們不知道如何是好,這個問題很麻煩。”包湯兵說,1998年農村集體土地確權時,那些農民拋棄的田畝,明確當時誰種就歸到誰名下,這樣的地約占30%左右。“如果能夠5年或10年進行一次微調,矛盾就不會這么突出了。”袁兵說。

 

  顯然,職業化農民的產生,讓“誰是種地者”的概念模糊化了。一些村民不種地,通過讓渡土地經營權獲得固定租金,同時還能受雇于職業化農民,獲得一定的勞動收益。租地耕作的職業化農民賺取經營土地獲得的差價,卻拿不到政府發放的種地補貼。村民是土地名義上的主人,通過租地方式獲得經營權的職業化農民,一定意義上成了打工者;而職業化農民如果雇用村民為自己勞作,則又形成另一層雇傭關系。農村的生產關系正在發生微妙變化。

 

  面對這樣的情況,南陽鎮黨委副書記陸健不禁擔心:“當外地承包戶成為某個村子的種地主力時,他們就可能提出新的利益訴求,甚至壟斷村里的發言權,村集體和村民的聲音就會很弱,農民的利益就會受到影響。”的確,當“土地保姆”成為主人,原來的農民還是農村的主人嗎?那時候,地肯定會有人來種,但種地的人是誰、什么是農民、農村是什么,估計都得重新定義了。

責任編輯:昆侖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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