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回歸過渡期后期的中英交接談判中，為未來的香港特區打造一個好家底，是中方孜孜以求的一個重要目標。然而，復雜的國際形勢，英方特別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攪局，為中英關于過渡期財政預算案的談判帶來重重迷霧……

 

20世紀80年代末，在烏云壓城“國際制裁”的形勢下，英國在香港接連打出三張不與中方合作的牌：

 

首先是推行“居英權計劃”——秘密地給22.5萬香港各界精英人士及其家庭成員一個密碼，這些人隨時隨地可以在任何一個英國使領館取得英國本土公民護照。

 

繼而又通過“人權法案”——把兩個連在英國都未完全適用的國際人權公約適用于香港，企圖凌駕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之上。

 

更得寸進尺的是，不向中方作任何通報，突然拋出了一個跨越1997年、耗資達1247億港元（一說2000億港元）之巨的“機場及港口發展策略”，動用幾乎所有財政儲備和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舉債，巧妙地使大把大把的香港金錢流向英國。

 

末代港督彭定康自上任起，更成為香港后過渡期最大的攪局者。1992年他所公布的所謂政改方案，讓中英之間已經達成的政權機構平穩過渡安排化為泡影。

 

這一切，為香港回歸前的中英交接談判帶來重重障礙。

 

見證歷史的堅尼地道28號，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談判樓大門。

 

一、英方的小算盤

 

財政預算案是現代政府理財的重要工具，是政府收支計劃和經濟政策的集中體現，對經濟民生影響重大。

 

按香港的慣例，每個財政年度從當年4月1日起，至次年3月31日止。顯然，97/98財政年度將跨越歷史性的回歸，前三個月為港英政府管治，后九個月將由中國香港特區政府管治。這個年度財政預算案的編制理應由中英雙方共同完成。又由于財政政策、收支計劃具有連續性，前一個財政年度的預算案必然對后一個年度的預算案產生重要影響，因此在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尚未產生前，由中國中央政府代表未來特區利益，與英方就97/98、96/97兩個過渡期財政年度的預算案編制進行合作，既是香港政權交接的應有之義，也是實現香港財政政策平穩過渡的客觀需要，符合《中英聯合聲明》精神。

 

中方要為香港回歸后新成立的特別行政區打造一個好的家底。

 

對于這一平穩過渡的設計，英方表面上不持異議，實際上卻想獨自把握，以便配合其“體面撤退”的實施。

 

二、突然的“慷慨”

 

1995年歲末，關于96/97年度預算案的編制工作漸近尾聲。中英雙方商定于11月28—29日在北京舉行第5次專家小組會議。

 

11月14日，港英政府社會福利署署長、愛爾蘭人冼德勤公開發表了一篇題為《香港的社會福利制度——世界頂尖的制度》的演講。他驕傲地說，目前香港社會福利的提升速度超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1995年的社會福利開支是五年前的2.5倍，年增幅達27%。根據政府現行規劃，到2000年香港的社會福利服務將達到第一世界國家的標準——這番旨在為末代港督歌功頌德、標榜香港福利“驚人增長”的演講，的確令人十分震驚。

 

對于香港的社會福利問題，中方一向認為應在財政穩健的條件下，隨著經濟發展和實際需要不斷提高，但此時港英政府突然加速擴大福利支出，我認為絕非福音。

 

首先，它單方面地對1997年后香港福利開支進行規劃，明顯是越俎代庖，嚴重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其次，即使有關政策不會推行至1997年后，但福利政策在某種意義上具有上易下難的剛性特點，港英在撤退前大撒金錢，將福利推至與財政收入和經濟發展不相匹配的高水平，那么日后新成立的特區政府很可能在慣性軌道上難以為繼，更遑論遇上內外經濟形勢不景氣或政府賣地等非經常性收入不理想等意外情況。

 

早在9月的第4次專家小組會議期間我就注意到，英方在公共開支方面削減教育和大型基建等長線投資，曾經呼吁英方要“瞻前顧后，不可急功近利”，看來對方是置若罔聞了。

 

我立即請有關同事收集資料，對港英的社會福利政策詳加研究，發現英方早已將擴大香港的福利開支納入其實現“體面撤退”的重要部署，有關政策已不再著眼于香港長遠利益。彭定康于1992年出任港督后，從93/94財政年度起福利開支便迅速上升，五年間在經常性公共開支中，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增長竟達66.5%。若按照冼德勤用社會福利署開支的口徑計算，每年的平均增幅就達27%。

 

1995年10月，這個曾在英國撰文反對福利主義的保守黨前主席彭定康在施政報告中表示，要在繼續提高香港福利開支的同時，實行減稅和凍結收費。他的“節源開流”嚴重背離了《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規定的量入為出、審慎理財原則。

 

在專家小組第5次會議上批評港英臨撤退前大幅提高社會福利，一個比喻引發“車毀人亡論”的大風波。

三、“車毀人亡論”的由來

 

我帶著以上憂慮飛返北京，于專家小組會議舉行前的兩天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魯平府邸匯報請示。魯主任聽后表示，這個問題抓得準，港英當局大幅度提高福利是在給特區政府挖陷阱。為突出中方對事態嚴重性的高度關注，我決定利用閉門會議開始前的記者拍照時間闡述中方立場。

 

11月28日上午，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財政預算案編制第5次專家小組會議如期在釣魚臺國賓館7號樓舉行。一俟所有成員在長桌兩旁入座，我首先鄭重發聲：

 

中方專家組一向重視和欣賞港英以往多年的理財原則，那就是寫進基本法的量入為出原則；當然不會贊成當今港英政府擴大赤字預算，在過去五年里實行經常性開支中福利支出在扣除通脹因素后增長竟達66.5%的做法，更不贊成港英有關官員公開揚言，用這樣的高速度來提升今后五年的香港社會福利。這么重要的跨1997年的政策性規劃，過去從來沒有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的任何大小會議上討論過，更不存在雙方共識。

 

中方曾一再表明，香港的社會福利有必要隨著經濟的發展不斷改善和提高，這個精神也寫進了基本法，可以相信，1997年后香港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一定會比現在更好。

 

但是，人們現在看到的是自從這位港督上任后，港英的各項社會福利開支突然變成了一輛在崎嶇道路上飛奔的高速賽車，如果繼續這樣往前開，不用多少年，將會車毀人亡，而車上坐的正是600多萬香港老百姓??！誰也不難判斷，這種只顧眼前、不顧將來，企圖在一日內把所有好事都完成的嘩眾取寵的做法，要么是居心不良，要么是政治上的不成熟！

 

中方真誠地希望，通過雙方進一步努力，能夠在財政預算案的編制上取得更多一點的共識，使得香港過渡期最后兩份預算案的原則能夠同基本法的規定相銜接，為香港的平穩過渡和經濟社會的長期繁榮穩定做出應有的貢獻。

 

這番開場白可能讓英方代表團始料未及，現場氣氛很快從秋寒轉向嚴冬的肅殺。

 

英方代表鄺其志沉下臉來進行反駁，他只字不提我列舉的五年來的事實和數據，不提港英政府社會福利署署長的那篇講演，而是詭辯香港政府開支增長不會超過經濟增長，不同環節增長率會有所區別，可以理解，并指責我說照此下去會“車毀人亡”的形容“過分一點”。

 

當晚，在香港的彭定康親自出馬，率領一眾高官對我發起聲勢浩大的“反擊”。他先把自己的陰謀掩飾起來，再斷章取義，把我形容是他駕駛“高速賽車”，偷換概念成“港人是最好的司機”，危言聳聽地謊稱中方“把所有福利開支計劃削減得體無完膚”，“港人對此決不受落”！

 

這番極盡歪曲之能事的“高論”雖然經不起推敲，但在當時很多人不明真相的情況下具有很大的蠱惑性，一下子將我推至“漠視港人利益、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孤立境地，并在彭定康和他某位新聞官的“胡蘿卜加大棒”的引領下，迅速形成了香港的“主流輿論”。

 

短短一個多星期，上千篇五花八門的文章，通過文字、電波、視頻鋪天蓋地對我進行聲討譴責；港英扶植起來的反華反共勢力還煽動了一些老頭老太，舉著破輪胎來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處“游行”。

 

四、“大獨裁者論”火上澆油

 

 

返觀內地，身在北京的我對于港英當局發起的反撲起初竟還毫不知情，沒有任何前方輿情摘報或指示傳來，倒是鐘仕元、方黃吉雯兩位老成練達的顧問于28日當晚在招待鄺其志一行的晚宴上悄悄提醒我，香港對我上午的開場發言“反響很大”，但說得比較含蓄；而我又疏忽大意，過去聽說“反響大”也并非一兩次，就沒細問下去。直到29日下午會議結束時，我的盲點依舊，并沒有山雨欲來、如臨深淵的感覺。

 

在會后的傳媒吹風會上，有記者就香港福利問題提問，我繼續闡述立場，說中方一再表示，香港的社會福利有必要隨著經濟發展和實際需要不斷提高，1997年后一定會更加好。但中方反對搞福利主義，一些西方國家已經嘗到苦果，即使當年身為英國保守黨主席的彭定康也曾在報紙上寫文章反對。我之所以對冼德勤署長的演講作特別回應，首先是因為他無權為1997年7月1日至2000年的事情作規劃，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從未討論過，港英政府至今也沒作澄清。

 

這時另有一位記者插問，港督昨晚說“開高速賽車的司機是香港人”，“香港人是最好的司機”，你的看法如何？

 

我回答，港督是英國女王派來集大權于一身的英國人，跟未來由港人選舉產生的特區行政長官相比，他是一個獨裁者，他不僅沒有資格躋身“港人”，也更不會領到未來香港特區的“駕駛執照”。

 

我與記者的答問基本上是28日發言的進一步闡述，卻猶如一佛出世，二佛升天，被渲染的“大獨裁者論”立即成了“車毀人亡論”的火上澆油，甚至憚赫千里，一直燒到了倫敦。報載，12月1日，英國外交部副國務次官安德魯·伯恩斯約見中國駐英使館代辦王其良公使，指責我近日對香港社會福利開支所發表的言論以及針對彭定康的“人身攻擊”是不能接受的。

 

明眼人一看就知，這種交涉的理據十分蒼白。

 

中方代表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層面就香港跨九七的問題表達看法，究竟哪里不符合《中英聯合聲明》的規定？至于我對彭定康屬“大獨裁者論”的表述也是“引經據典”于英國的《皇室訓令》和《英皇制誥》，這兩部大法規定港督作為英女王的全權代表，在香港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權于一身，統率三軍，還享受交稅豁免。

 

如果說要從外交層面對違反中英兩國共識的行為認真進行交涉的話，那受到譴責的應該是這位“手眼通天”的末代港督彭定康。眾所周知，他與首相梅杰的關系非同一般。據香港報載，1992年里約熱內盧的“地球峰會”上，梅杰首相曾對李鵬總理說，彭定康是他的代表，今后有關香港事務，中國政府“和他說等于和我說一樣”。

 

末代港督彭定康

 

五、經得住時間的驗證

 

無論壓力多大，我自己仍須一如既往地投身每天的工作，出席各種公開活動，從從容容地面對香港社會。為減輕輿論對我的誤解、最大限度爭取支持，我在維護中方立場的同時，繼續不卑不亢地進行一些針對性解釋。

 

令人感動難忘的是許多熱情支持我度過那段時光的人們。記得就在第5次專家小組會議結束后返回香港的航機上，我剛走進公務艙入座，后排一位素不相識的先生走來說：“你是陳代表？在電視里常常見到你。你講得好，尤其這次講彭定康開車要‘車毀人亡’講得好！我們香港市民支持你！”

 

回到香港不久，有一次搭計程車去辦公室，司機從后視鏡里認出了我，先是驚喜、后是激動地說：“陳代表，你說得好！英國佬想在走之前把錢用光，你可要為香港‘看住這筆數’呀。我們信你！”

 

我還曾收到由新華社香港分社、文匯報、大公報等機構轉來的具名、不具名的香港市民支持信，其中一封落款為“一位保障人員上”的信中寫道：“先生所言‘車毀人亡’一矢中的”，“現在福利開支之雪球已越滾越大。英政府是刻意留下此一大包袱。若將來特區政府縮減開支，便會民怨民憤，危險！危險！”

 

我還記得國務院港澳辦魯平主任、新華社香港分社張浚生副社長在我承受巨大社會壓力甚至來自內部的一些誤解時，公開表態支持我。香港友好協進會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以及香港商界、專業界的朋友們也用各種不同方式對我表達理解和支持。

 

隨著時間的推移，是非對錯已被后來香港發生的許多重大事件所驗證。

 

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后，為香港掌舵的特首董建華、特區財政司司長曾蔭權以及后任梁錦松、唐英年等要員都曾動情地當面感念我，在中英共同編制跨1997年的財政預算案時為香港的未來把住了關，他們都還記得并贊賞當年“車毀人亡”那句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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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原常務副主任，十一屆全國政協常委、港澳臺僑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港澳研究會創會會長。時任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中方代表；來源：“瞭望智庫”微信公號，本文由中國文史出版社（ID：wspress1980）摘自《縱橫》2019年第7期，原題為《香港永不再離開祖國母親的懷抱——回眸回歸前中英談判的臺前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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