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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市民在市政廳前集會，抗議非洲裔青年弗雷迪·格雷之死。在示威現場，不少人聲討美國貧富差距和社會等級問題。（新華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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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近日發布的報告顯示，目前經合組織成員國收入分配不公程度已達近30年來之最。經合組織秘書長安赫爾·古里亞說：“我們已經達到一個臨界點，經合組織成員的貧富懸殊創下了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貧富差距加大不僅阻礙了西方發達國家走出經濟低迷，也為高失業率、盜竊、搶劫等一系列社會問題的集中爆發埋下“定時炸彈”。

　　經合組織地區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已是最貧困的10%人群收入的9.6倍

      根據經合組織的這份報告，目前在經合組織地區，最富有的10%人群收入已是最貧困的10%人群收入的9.6倍，而2000年這一比例是9.1倍，上個世紀80年代則為7.1倍，貧富差距正在拉大。

　　成立于1961年的經合組織，是一個以促進成員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為宗旨的政府間國際組織，目前有包括美國、日本和多數歐元區國家在內的34個成員國。

　　作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較為突出，在經合組織此次發布的報告中被點名。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在去年年底的一份報告中就指出，美國的貧富差距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不僅貧困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低于其他發達國家，中產階層也同樣落后。多種衡量指標都指向同一個結論：美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的這一趨勢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便沒有停止過。

　　意大利貧困人口近年來增加了3個百分點。報告顯示，意大利最富有10%人口的平均收入，比最貧窮10%人口高出11倍左右；占整體人口比例20%的最富裕人群占據著61.6%的社會財富，而最貧窮的20%人口僅享有0.4%的社會財富。社會財富分配不均愈發嚴重。

　　盡管德國的經濟發展狀況良好，但經合組織在報告中指出，過去幾年，財富分配不平等程度在顯著提升。有40%的德國家庭沒有從國家發展中受益。此外，10%的最富有德國人占據60%的家庭凈資產。包括中產階級的底層，例如技術工人，也處于社會財富金字塔的底層。而恰恰是這些被拋在后面的中產階級，長期以來被視為德國經濟的增長引擎。

　　長期性收入不平等現象，將影響經濟長遠發展，還會帶來社會與政治問題

       經合組織警告稱，長期性的收入不平等現象，不僅將影響經濟長遠發展，還將帶來社會與政治問題。在一些西方國家，由于經濟低迷和貧困人口增多，盜竊、搶劫等刑事案件不斷增加，對社會安全造成嚴重威脅。

　　美國總統奧巴馬拋出“中產階級經濟學”，提出要進一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讓更多經濟政策向中產階層傾斜。但新政需要國會的配合，兩黨經濟理念上的分歧以及當前政治僵局的大環境，使各項措施面臨巨大的政治阻力。特別要指出的是，從長遠來看，貧富分化將直接導致教育資源的差異，寒門子弟受家庭經濟條件限制而無力負擔良好教育。貧富差距導致教育機會的分化，教育機會的差異將導致整體勞動力素質的下降，進一步拉大收入不均。經合組織也指出了這一原因，稱教育差距大導致勞動力素質參差不齊，獲得的收入差別較大。

　　貧富分化還有政治上的后果。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政府治理研究項目主任達瑞爾·韋斯特在對美國的超級富翁群體進行分析后認為，財富的集中讓占據金字塔塔尖的1%群體擁有對選舉、公共政策和政府治理超乎尋常的影響力。

　　初入社會的意大利年輕人則“當仁不讓”地成為貧富差距擴大影響最嚴重的“受害者”。意大利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由于無法獲得穩定的收入和就業機會，近700萬35歲以下意大利年輕人仍然與父母生活在一起。本報記者在采訪中發現，大多數20歲至45歲的青壯年人群形成了“共識”，選擇“背井離鄉”前往他國尋求更好的發展機會。意大利媒體對此感嘆，“意大利正在失去未來的臂膀和大腦”。

　　稅收和福利制度未能有效發揮調節作用，是貧富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曾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勞拉·泰森指出，收入增長陷入停滯是美國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最主要原因，美國中產階級的工資水平增速在上世紀70年代達到峰值后便陷入長期緩慢增長的狀態。

　　雖然美國經濟已走出衰退，但中低收入階層依然生活在陰影中。當前經濟復蘇雖然創造了新的就業機會，但這些崗位工資水平較低。

　　經合組織指出，稅收和福利制度未能有效發揮調節作用，是貧富差距拉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西方發達國家已經意識到貧富差距拉大帶來的危害，正努力采取措施解決這一難題。經合組織表示，各國政府應及時采取措施減少貧富差距。經合組織建議采取的措施包括：確保就業中的性別平等，實行男女同工同酬；通過稅收杠桿，重新分配收入；增加教育和技能培訓投資，提高國民受教育程度等。

　　德國工會聯合會董事會成員斯特凡·科茨爾表示，德國應該調整政策，解決弊端，引入法定最低工資標準就是一個開始。此外，德國還需要建立一個公平的稅收系統，讓富人更多參與到公益事業中來。特別必要的是，政府要向教育與培訓領域增加投資，給普通勞動者的職業發展帶來幫助。

　　（本報布魯塞爾、羅馬、柏林、華盛頓5月25日電 記者吳剛、韓秉宸、鄭紅、陳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