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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報整版刊發戴旭文章：走在戰爭前面

點擊：  作者：戴旭    來源：解放軍報  發布時間:2015-06-13 18:38:58

 

 

　　【編者按】“在這場世界新軍事革命的大潮中，誰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誰就會錯失寶貴機遇，陷于戰略被動。”習主席的話，深刻說明觀念更新對于軍事改革創新的決定性意義。

　　觀念更新來自于哪里?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思想文化戰線的積極推動。實踐表明，軍事文化越是富有開拓性和進取性，其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就越是強大，對于軍事力量建設的貢獻就越明顯;反之就可能在軍事競爭中陷入被動、造成難以挽回的敗局。

　　曾多次被拿破侖軍隊擊敗的普魯士軍隊，為什么在短短幾十年間便成為歐洲最強大的軍隊?晚清的北洋水師、法國的“馬其諾防線”都曾耗費巨資并被寄予厚望，但為什么終究功虧一簣?其中緣由都隱藏著一個重要規律：在軍事競爭過程中，誰占據軍事思想文化的制高點，誰就可能點燃軍事力量迸發的引線，并最終贏得主動。

　　只有把眼睛永遠盯在桅桿剛剛冒出地平線的時候，才能始終走在戰爭前邊。今天，在世界各國都在抓緊推進新軍事變革、戰爭形態和戰爭觀念都在不斷更新的背景下，我們打造強軍文化，就是要在千帆競發、百舸爭流的態勢下，勇于到中流擊水，讓軍事思想文化的最新成果成為強軍事業不斷邁進的強大推動力。

　　                                                  ——編 者

 

 

軍報整版刊發戴旭文章

 

走在戰爭前面

——近代以來大國軍事興衰的文化反思

    

習主席曾經用“三個前所未有”和“三大危險”概括中國當前的時局。這一論述深刻表明，機遇與風險并存，如何將風險視為砥礪、把機遇化作成功，正是時代對大國崛起和民族復興的真正考驗。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如何洞察世界軍事發展的特點，創新軍事理論，激勵軍心士氣，打贏新型戰爭，以軍事戰略保障國家戰略突破各種內憂阻礙和外患伏擊，是當代中國戰略家和軍隊必須回答的緊迫課題。而近代以來世界大國軍事興衰的經驗與教訓，對于思考這一課題頗有價值。

 

　　1、思想是歷史的脈動

德國是歐洲大國中實現現代化較晚的國家，也是近代中國的“軍事教官”，頗具他山之石的“端詳”價值。

 

在雄圖大略的腓特烈大帝死后，統一的普魯士仿佛失去了靈魂。全社會到處彌漫“軟乎乎的幸福主義”和“懶洋洋的樂觀主義”，軍隊將演習變成演戲，將軍事文化“文藝”化，結果在1806年與用新式建軍思想武裝起來的法軍對陣時一觸即潰。拿破侖在大軍團的第22期公告中寫道：“像是秋天的薄霧遇上了冉冉升起的陽光，普魯士軍隊就這樣消散了。”

 

形式主義的背后是老氣橫秋的惰性。普魯士素有尚武傳統,但在長期的和平歲月中，軍官隊伍已經非常老化。有資料顯示，當時142名普魯士將軍中有4名年逾八旬，13名將軍79歲，  60歲以上的將軍有62名。而打敗普魯士這一年，拿破侖才37歲。在法國大革命和軍功制度激勵下，年輕的法軍軍官充滿了建功疆場、爭當元帥的豪情。

 

26歲的上尉克勞塞維茨在這次戰役中做了俘虜。對照生龍活虎的法軍，他看到自己國家軍隊戰敗的主因：中高層軍官很少認識到戰爭樣式已發生根本性變化;軍官們更在意自己的軍銜和社會地位而不是作戰;在演兵場上無休無止地重復操練，只會使“軍隊的精神”變得“完全不好戰”。

 

80多年后，幾乎和普魯士一模一樣的悲劇發生在晚清中國。甲午戰爭失敗后，北洋水師將領反思：“我軍無事之秋，多尚虛文，未嘗講求戰事。在防操練，不過故事虛行”“徒求其演放整齊，所練仍屬皮毛，毫無裨益”。

 

普魯士比晚清中國幸運的是，在軍隊和國家慘敗中涌現出的戰略家很快受到國家重視，臥薪嘗膽以圖東山再起。克勞塞維茨從戰俘營出來，進入普魯士軍事改革委員會，參與設計新型軍隊，并在7年后參加了打敗拿破侖的滑鐵盧戰役。之后，他以畢生的精力研究戰爭，試圖以軍事理論創新和精神激勵，破除曾經導致自己國家蒙羞的軍隊思維僵化和意志低迷。曾任德軍參謀長的施利芬說，“通過它(《戰爭論》)造就了整整一代杰出的軍人”。

 

站在克勞塞維茨思想的山峰上，老毛奇設立參謀本部，大大提高軍事效率，并把最新技術革命成果引入戰爭。軍事制度的劃時代創新與“普魯士的鐵路政治”相結合，為德國贏得了歐洲第一軍事強國的地位。在原有軍官團精通軍事理論、嚴格訓練、意志堅定等軍事品格的基礎上，重視戰略家和最新技術革命的軍事應用，成為德軍的新傳統。

 

2、是誰造成了晚清“公事以文牘相往來”“人才以資格相限制”

 

晚清在甲午戰敗后一蹶不振。被八國聯軍趕出紫禁城之后，光緒在《變法上諭》中說“我中國之弱，在于習氣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公事以文牘相往來，而毫無實際。人才以資格相限制，而日見消磨……”說得頭頭是道，但通篇竟沒有一字自我批評：是誰造成了“公事以文牘相往來”“人才以資格相限制”?

 

日本明治初期外務大臣副島種臣曾一針見血指出：“蓋中國之積習，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絕無行法之人;有絕妙之言，而絕無踐言之事……彼止貪虛有其名，豈必實證其效哉?又何曾有欲與我日本爭衡于東海之志哉?”晚清軍事變革，一會兒學英國，一會兒學德國，一會兒又學日本，至死未能完成現代化學業，根本便在于“積習”不改。

 

“資格限制”下的晚清人才什么樣?咸豐年間，曾國藩就曾向皇帝陳述，官場“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人才循循規矩準繩之中”“守者”多而“有為者”少。“京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有此四者，習俗相沿，但求茍安無過，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其實，這哪是乏才的問題，根本就是官場死氣沉沉、生氣已無的氣象。當過乾隆朝翰林院編修、嘉慶朝軍機大臣、道光朝宰相、被視為帝之“股肱心膂之臣”的曹振鏞，教他的門生如何平步青云時說，“無他，但多磕頭、少說話耳”!

 

晚清并非沒有如克勞塞維茨一樣見解深刻、胸懷大志之人，只是未被目光短淺、愚蠢自大的統治者重視而已。曾國藩有一位幕僚叫趙烈文，在洋務運動剛開始、一切貌似欣欣向榮的1867年，就預言“本朝”將“抽心一爛”“土崩瓦解”“方州無主”“人自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44年后，結果如趙烈文預言的一模一樣。但高瞻遠矚的趙烈文終其一生只能是一個隱秘的預言家，根本無緣參贊國家軍機。為怕直言惹來滅門之禍，他關于國家命運的思考也深藏箱底。

 

同樣是留學英國、胸懷大略，伊藤博文當了日本首相，而嚴復只能成為無足輕重的旁議學者。此外，北洋水師還有個小官叫姚文棟，處處留心研究日本，并懷遠征日本之志，但至死都處在體制的邊緣。孫中山屢次給“李中堂”建言獻策，但終無一用，被迫反清創立民國。

 

3、技術推動時代進步，思想則引領時代發展。思想的產生首先需要有一批“仰望星空”的人

 

晚清中國GDP約占世界1/3，人口、兵員數量為世界之最，并一度購得大量先進武器且開始改革開放，但空有縱橫世界的物質力量，最終只留下一句“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訓。

 

大清國與同時代大國的差距看起來似乎是在技術形態上，但其本質卻在戰略思維層面。

 

號稱“中國近代睜眼看世界第一人”的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同時代的美國國務卿西華德已開始實施“太平洋商業帝國戰略”，預見到繞著地球不同方向擴張的美國和俄羅斯，未來將在中國“相撞”。魏源看到的是眼前別國的堅船利炮，而西華德看到的則是世界大舞臺上美國的百年未來。

 

　　晚清中國與初興美國后來的發展曲線，其實就是兩個國家戰略家的視線。晚清奕和李鴻章等洋務運動的操盤手，念叨的是“外需和戎，內需變法”，而同時代的西奧多·羅斯福卻看到“商業主義只是民族偉業的必要組成部分之一”“沒有哪個國家是純粹靠物質繁榮而真正強大的”“如果我們要成為真正偉大的民族，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在國際事務中起巨大的作用”。

在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中葉的百年內，中國被肢解成碎片，無數戰爭發生在本土;而美國獨立之后本土只發生過兩次內外戰爭，其余戰爭全部是在國外進行。中國千余年財富積累被掠奪一空，美國卻積攢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大帝國的財富基礎。這是雙方戰略能力直接導致的結果。

 

沒有正確戰略思想的引領，國家建設就容易步入盲人摸象的狀態。由于沒有洞察到19世紀世界正處于軍事帝國主義的時代特點，晚清中國因此沒有及時吸納世界核心技術和先進制度，以用于激活國力、煥發民志，進而爭天下、開太平。一場攸關國家命運的大變革，最后竟演變為官員貪污、全民腐敗、“上下交征利”和外部大哄搶的鬧劇。

 

晚清時期國家戰略迷失，與此相應的軍事變革更不得要領。當時最大的軍事決策失誤是配備重巡洋艦卻不賦予其遠程打擊宿敵、驅逐外敵、奪取勢力范圍的戰略任務。盡管這中間日本一再挑釁、英法屢次尋釁送來機遇，但大清國主政者卻只把昂貴的軍艦當唬人的道具和自娛的玩具。若只為防御外敵入侵本土，何不在沿海大修鐵路?一來發展沿海經濟，二來提高陸軍機動能力，一如革故鼎新后的新普魯士軍隊。國家戰略與軍事戰略相脫節和錯位，該建陸軍卻大買軍艦，海軍該主動出擊消除外患卻蝸居本土港口坐待小敵聚殲。大清國國民用血汗兌換白銀，換來的鐵甲艦卻變成廢鐵堆，令人扼腕!

 

清朝統治者僅滿足于“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致使本來可以爭衡世界、捍衛地區和平的國家力量，就像地下的礦藏一樣被深埋、被沉睡、被閑置、被荒廢，最后被搶奪。

 

思想是一個民族真正的質量，對戰略家的態度則體現著一個民族的文化眼光。英國國王重用海盜德雷克開世界海軍之先河，奠定日不落帝國之根基;美國總統重用馬漢，戰略紅利享用至今。19世紀前后，世界處于“戰國時代”，整個西方如中國春秋戰國時代一樣，大批涌現世界級的哲學家、戰略家，而無知加傲慢、懦弱且貪婪的晚清統治者，在政權和社會的各個角落都擠滿了腐敗，卻不能給微乎其微的戰略家和憂國憂民者以容身之地，敗亦屬當然。

 

技術推動時代進步，思想則引領時代發展。思想的產生首先需要有一批“仰望星空”的人，以先進的戰略思維先行一步，在時代的前面趟開傳統觀念的雷區，開辟通往勝利的道路。

 

習主席強調，“始終把選人用人作為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的關鍵性、根本性問題來抓”。中國軍隊需要大批具有愛國心和榮譽感，有血性、有擔當的青年將領，更需要戰略家催開軍事理論的創新之花。普魯士軍隊的再生和晚清的冥頑不化，對今天人民軍隊正在大力開展的反腐行動提供了不同方位的參照。除貪官，更要掃腐氣、育新人，為中國的克勞塞維茨們創造合適的成長環境和建功條件。

 

4、衡量一個國家、一支軍隊是否先進的根本標志，不僅看它有多少性能優良的現代化武器，更要看它對思想和精神的重視程度

 

習主席強調：“一個政權的瓦解往往是從思想領域開始的，政治動蕩、政權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間發生，但思想演化是個長期過程。思想防線被攻破了，其他防線也就很難守住。”這一論述深刻說明，牢固的思想防線對于國家安全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晚清中國先是閉關鎖國，后來則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國門大開，開放無度，連海關也交給外國人管。這時候涌進來的已經不只是外國商品和軍隊，更有西方宗教、政治思潮等文化入侵。1887年，來華傳教士韋廉臣與控制中國海關的英國人赫德在上海創辦“同文學會”時說：“設立這個組織的動機，是要在思想上‘解除中國人的武裝，使他們俯伏在我們的腳下’。”

 

衡量一個國家、一支軍隊是否先進的根本標志，不僅看它有多少性能優良的現代化武器，更要看它對思想和精神的重視程度;否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史便無法理解。抗日戰爭中，用現代化武器和武士道武裝起來的日軍曾經不可一世，讓擁有數百萬大軍和國際軍援的蔣介石一退再退。而無槍無糧人數極少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隊卻迎敵而上，以先進的思想動員組織民眾，將日軍團團包圍。在戰后總結的《華北治安戰》中，日軍無奈地寫道：“在中共方面，他們擁有共產主義的強大思想武器。于1944年靠毛澤東思想統一了黨內思想，對于黨外，以‘抗日’思想團結大眾，以嚴厲的除奸工作加強統一戰線……在宣傳教育工作方面，也以黨為核心，全體黨員、全體戰斗員均作為思想戰線的戰士進行活動。  思想戰并沒有界線，所以贊成中共的人也廣泛出現于中共游擊隊戰區以外的地方。”

 

毛澤東被西方學者稱為“把沙子擰成繩子的人”。以思想的威力真正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中勝利的重要原因，也是中國共產黨軍隊留給當代世界軍事史獨一無二的偉大遺產。正是秉持著這一特質，中國人民志愿軍后來揚威抗美援朝戰場;正是因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不僅有朱總司令還有“魯總司令”，才未雨綢繆地擋住了美國和西方的和平演變，避免了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自行解體的悲劇，并至今發揮著意識形態“防波堤”的作用。這也是國內外敵對勢力至今仍然拼命攻擊毛澤東思想的原因。

 

5、思維如果停滯，則必敗在新型戰爭開始之前

 

晚清之悲令人惕勵，但在世界大國之悲的記錄中，它卻并不是“孤案”。拿破侖死后的法國幾乎不會打仗，在后來的歐洲混戰中屢遭敗績。在傾全力打贏毫無戰爭藝術的第一次大戰后，法國居然又傾全力按照上次戰爭的經驗，修造了一條昂貴而無用的“馬其諾防線”，成為世界戰爭史上永遠的笑話。

 

半個世紀后，前蘇聯軍隊又栽倒在思維停滯的深淵里。有資料顯示，這是1990年蘇軍常規力量基本數據統計：總人數300多萬人，洲際彈道導彈2千余枚，重型轟炸機160多架，各軍種戰斗機8000余架，坦克、裝甲車10多萬輛，核潛艇和包括航空母艦在內的大型艦船有上百艘。蘇聯按照第二次世界大戰大兵團決戰的模式，動用主要工業體系和大部分的經濟實力，建設了一支多么“強大”的軍隊!

 

但是，美國對按照陳舊戰爭思維、使用最新技術打造的前蘇聯“國防力量”卻不以為然。二戰前，美國就有學者提出：由于工業化軍事力量的毀滅性，大國間軍事征服將不再可行，世界正在由軍事帝國主義轉向經濟和文化帝國主義。二戰剛結束，美國就制定了戰略攻心戰瓦解社會主義國家的全套戰略。

 

前蘇聯曾經創造了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國家奇跡，也創下了衛國戰爭的軍事奇跡。但是，它卻沉浸在巨大的輝煌中不再前進，一如蘇聯黨政軍高官們在富麗堂皇的別墅里忘掉理想、不思進取一樣。朱可夫在剛剛結束二戰、占領德國期間就已經開始腐敗，而赫魯曉夫剛一接任蘇聯黨政軍領袖就立即否定前任，對靠理想信念起家的蘇聯共產黨造成嚴重的“腦內傷”。

 

而與此同時，美國和西方針對蘇聯軍事佯攻、經濟側攻、文化主攻的秘密戰略卻開始實施。

 

沉浸在國內革命和衛國戰爭勝利輝煌中的蘇共和蘇軍不知道，在以文化和經濟為核心的新帝國主義時代，具有決定意義的軍隊除了戰略火箭軍和陸海空軍，還有文化大軍、產業大軍。

 

蘇軍對領土、領空、領海的防衛十分警惕。但是，他們對自身英雄人物和蘇共歷史的被攻擊——這種最致命的釜底抽薪卻沒有引起足夠重視。他們一直在準備大規模鋼鐵戰爭，直到蘇共、蘇聯和蘇軍整體活著被“消滅”的時候，其最新式的航空母艦“瓦良格”號還在烏克蘭造船廠加班趕造。

 

俄羅斯學者將蘇聯解體稱之為“第三次世界大戰”。二戰結束至今，大國之間沒有發生過一次軍隊對決式的戰爭，但世界政治和軍事格局卻徹底地被改變。這正是文化帝國主義和經濟帝國主義開始影響時代的證明。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真正了解其中的戰略原因，否則他們就不會只把鋼鐵平臺當做國防建設的主要方面，只把軍隊間的交戰當做軍事院校的主要課程。

 

兵者，國之大事。習主席關于國防和軍隊建設重要論述，通篇貫穿創新精神，聲聲激勵雄風再起，我們應該悉心領會。

 

6、網絡時代，信息思想戰已成大國博弈主戰樣式

 

二戰結束70年間，美國和西方從機械化到電子化、信息化、網絡化完成社會形態的進化。美國的國家權力形態，也由冷戰時的電子化同步升級為網絡化“版本”，其發動戰爭的觀念和樣式也隨之發生質變。那些沒有及時察覺這一戰爭特性變化的國家，很快成為時代的犧牲品。

 

在1991年被信息化武器殺死的伊拉克“軍事遺體”旁邊，躺著的是2010年被“茉莉花革命”擊倒的突尼斯。美國媒體稱“它立即創造了歷史——突尼斯成為阿拉伯世界首個通過公民暴動推翻其領導人的國家，或者更確切地說是網民，這依賴于突尼斯先進的現代通訊基礎建設、互聯網的普及和手機移動網絡的數字化”。這“是一個網絡攻擊性行為上升至多形態戰爭層級的例子”。

 

從1991年的“沙漠風暴”到2011年的“網絡風暴”——網民暴動成功推翻國家政權的背后，是世界進入網絡時代后，戰爭形態從戰場信息化到社會網絡化的巨大變遷。

 

2001年，美國戰略司令部從佛羅里達的地下指揮室隨心所欲地指揮阿富汗山區的無人機攻擊塔利班藏身的山洞;2011年，通過網絡的無形手，西方國家已經可以輕易操縱中東一些國家的民眾起來武裝反對他們的政府。這種策動別國民眾攻擊自己政府，并同時通過強勢經濟工具絞殺對手的戰爭，讓那些按照以往軍事教科書準備以軍隊對軍隊進行戰爭的人又一次不知所措。

 

持續發生著的“顏色革命”不僅是政治危機，還是永遠變化著的現代戰爭的最新輪廓。

 

在這種新型戰爭中，傳統陸海空軍的坦克、飛機、導彈成為最后出場的演員。正如波蘭騎兵在德軍排山倒海的坦克集群面前仍不肯丟掉心愛的馬刀一樣，摸慣了鋼槍的軍人們也很難說服自己——戰略性大戰場已到了虛擬網電空間。而網電空間和心理空間的開辟，使國家傳統的地理和物理邊界名存實亡，思想戰線心理攻防如火如荼，戰爭意識形態化和意識形態戰爭化趨勢明顯。殘酷的歷史和現實表明，在劇烈的時代變化中，那些思維落后、反應遲鈍的民族和國家，將像悲慘的印第安人和晚清中國一樣又一次面臨生存危機。

 

大約與美國戰略東移，中東、中亞顏色革命相同步，中國網絡上連續發生多起惡意攻擊新中國開國領袖、丑化新中國道德楷模和軍隊英雄，篡改、虛無中共歷史，圍攻宣傳正能量的軍事專家和社會人士等眾多惡性事件。一些外資控制的商業網站以無中生有、斷章取義、移花接木、借刀殺人等手法興風作浪;一批肩負顛覆中國戰略使命的“第五縱隊”以各種掩護身份嘯聚網絡。二者以不斷推陳出新的新媒體技術形式和極具迷惑性的“戰術”手段互相配合、遙相呼應。敵對勢力通過專門塑造英雄的文化公司，把自己的英雄傳播到全世界，培育西方崇拜;同時卻不遺余力地抹黑對方的英雄，并以各種方式鼓勵“東方叛徒”揭露自己民族的丑陋，摧毀自己國家的英雄群體，以毀滅目標國家青少年的道德人心……種種跡象預示，網絡時代攻心為上的新型戰爭已經兵臨中國城下，而有關部門尚未完全將這些“以鍵代劍”的敵人套進準星。那些還在故紙堆里和歷史的幻覺中沉湎于“聯合作戰”和超視距攻擊的職業軍人們，已經到了更新戰爭知識系統的時候了。

 

習主席指出，“意識形態工作是黨的一項極端重要的工作”“互聯網已經成為輿論斗爭的主戰場”“政治工作過不了網絡關就過不了時代關”。這些論述深刻揭示了當今時代的基本特點。今天中國無論軍人還是民眾都已經進入互聯網時代，我軍士兵則主要是使用網絡、微信的一代青年。由于曾經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國內互聯網的疏于管理，敵對勢力和負能量利用這一大眾信息管道對我國青年已經進行了長時間的思想侵蝕和輿論轟炸。如果不能加緊治理這一混亂局面，后果將難以設想。借鑒主要戰略對手的做法，我們在加強傳統軍事體系建設的同時，應該與國家相關部門共同構建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和政治安全戰略，實施國家戰略層面上的網絡意識形態攻防戰。打贏網絡時代的新型戰爭，已是當務之急。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戰爭形態。由于昧于世界大勢，19、20世紀的中國幾乎是世界所有新型戰爭的試驗場，讓中華民族付出了慘重犧牲。21世紀的中國不能重演歷史悲劇。